《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的经典著作，问世以来影响力持续不衰，它提出的思想命题以及对中国现代转型所做的极具洞见的解释，启发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该书中译本（以下简称“郑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9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据译者郑大华说明，再版并未做大的改动。作为该书唯一的中译本，一般论者都以它为依据。不幸的是，翻译非常粗糙、低劣，说是对原著的严重扭曲也不为过。

郑译本最刺目的问题，首先是大量的漏译，差不多到了任意删减的地步。据初版《译后记》，郑译本是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的三卷合订本翻译的，为了“节省版面”，删去了少量注释，索引也省而未译。姑且不论这本身就很荒唐，删减的内容其实远不止此。原著分为三卷，各卷相对独立，在合订本的卷首有一个总的前言，各卷又有各自的前言，第一卷又有单独的导论，每一卷又都附有参考书目，所有这些都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说明！学术著作的前言和导论对理解全书的旨趣是何等重要，何况列文森的这部著作本就以体大思精著称，许多关键命题和概念在前言和导论中都有提示性的说明，重要性更不待言。如第一卷第一部分题为“中国近代早期思想文化的状况”，何谓“近代早期”（early-modern，其实译作“早期现代”更准确），导论中已有交代，中译本的读者却一头雾水，我实在想不出译者有何正当理由将这些全部舍去。

译者说只删去了少量注释，这也是欺人之谈。原著第一卷第一章有三十四个注释，郑译本只有五个，第二章有一百十八个注释，郑译本只有二十一个！删去的是“少量”吗？恐怕译出的才是“少量”吧？原著各卷注释差不多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而郑译本总共三百七十三页，全部注释只有七页，遗漏之多可以想见。原著注释不只是标明引文出处或参考文献，还有大量引申和评述性内容，对理解列文森的思想非常重要，郑译本一概欠奉。

更严重的是，注释的删减往往还伴随着对正文的歪曲。如提到米芾对书画的看法（18页，以下所引均出自广西师大版），原著直接引用了米芾的原文，并注明了出处，而郑译本则去掉引号，将原文直译为现代汉语的撮述，出处也随之删去。译者便省去了还原原文和翻译注释的功夫，却让读者欲查考而不得。类似的例子是将原著中提到的具体文献的信息及相关注释省去，代之以含糊的“一篇文章”之类的提法。如“有一篇文章就把孔子与卢梭、孟德斯鸠相提并论，声称‘共和’是孔子的一大发明”（155页），原著交代了该文作者为Hsüeh Cheng-ch’ing，并注出了题目和出处，很容易查到是薛正清发表于《中国学报》1913年5月第七期上的《孔子共和学说》一文。又如“一本得到很高评价的明代著作在日本出版时”（239页），原著注出是谢肇淛的《五杂组》，并不生僻，译者却也含混过去了。这种情况遍布全书，令人咋舌。

郑译本对正文部分的删减也随处可见。某些章的开头有题记，引用一些经典文献中的短句，对理解全章有提示作用，郑译本除少量译出外，也都付诸阙如。某些章节的小标题，译者也擅自主张，译得七零八落，致使原本清楚的语义转而晦暗不明。如“反动与革命：近代古文经学”（70页），原文为“the modern ku-wen opposition，reac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to chin-wen reformism”，即“现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维新主张的反对、反动和革命”，译文则不知就里。又如“民族主义与文化至上论”（79页），原文为“culturalism and nationalism as competitors for loyalty”，后半句完全没译出来。

此外，译者有时还自作解人，在译文中加入原著没有的内容。如小标题“马克思主义意念中的井田制”（289页），原文为“Confucian sound in a Marxist sense”，哪里有“井田制”的影子？又如“放弃普遍的价值标准，而又不以牺牲历史的洞察力为代价，就能排除历史与价值的彼此对立”（329页），这句费解的话的原文是“Abdication of standards，far from being the price of historical insight，precludes it”，大意谓“放弃标准，远不是为了获得历史洞见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反而会阻碍我们获得这种洞见”，跟“历史与价值的彼此对立”何干？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大量的翻译错误。有些是误译极简单的单词，如“抗议与骚动”（第8页），原文为“protest and stability”；“如果没有实力的君主”（172页），原文为“If effective monarchy”；“他（按：指梁启超）不是一个反对排满的人”（255页），原文为“He was only an anti-anti-Manchu”。译者全部译成了相反的意思（最后一个例子明显违背史实），实在匪夷所思。

有些是译者选择了错误的义项。如“在他那篇杰出的循环论证的文章”（185页），“循环论证”一般都是贬义，怎么能和“杰出的”并用呢？查原文是“in his splendidly circular title”，circular固然有“循环”之义，但还有“流布”、“传播”的意思，其实汉语里面有一个现成的成语可以对译splendidly circular，即“脍炙人口”，译者未经思考，交臂失之，殊为可惜。

又如“从前，对儒教的信徒来说，共和主义似乎是一种人性的堕落；现在，正是对中国人人性的这种违背抵制了一位反共和主义者”（156页），什么叫“抵制了一位反共和主义者”？这是用机器翻译出来的吗？查原文“Now， it was a violation of the Chinese nature that repelled an anti-republican”，这里的repel显然是使人厌恶或反感的意思。译者的想当然造成语句不通，如“他（按：指胡适）的真正论敌都站在现代世界大门之外，并把他与其所有攻击经典的文章几乎没有触及的井田制混同了起来”（279页），胡适和井田制如何能够“混同”起来？查原文，后半句是“confounding Hu with ching-t’ien systems almost untouched by all his blows at the Classics”，confound有“混淆”之义，但这里应译作“使困惑”，原文大意是说，胡适论敌所谓的井田制几乎不为胡适对经典的攻击所动，这让胡适感到困惑，译文可谓差之千里。

义项理解的错误有时会使译文显得荒唐可笑，译者却毫无察觉。如“清朝授予儒家以满人的特权，明朝授予儒家以宦官的特权”（165页），如此违背历史常识的话，译者写下来没有觉得不安吗？查原文为“What Manchu prerogatives represented to Ch’ing Confucianists, the prerogatives of eunuchs may have represent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under the Ming”，represent一词很少被翻成“授予”，这句话稍难，但仔细体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意思是“对清朝儒家来说满人特权所体现的东西，对明朝儒家来说可能已经由宦官的特权体现过了”。又如“清（一个王朝）代替了‘满’（一个民族），并且汉族君主的名义（尽管是在文化上挣得的）也不会妨碍汉族反君主主义者对种族问题的强调”（241-242页），清王朝怎么会有“汉族君主的名义”呢？查对应的原文是“Chinese monarchical name”，Chinese显然应该译作“中国”。

还有些单词，译者很可能看成了形近而讹的其他单词。如“总之，不允许精英们改善他们单一的知识构成”（14页），原文是“The élite，in short，were not permitted （as Balázs puts it） to ‘impoverish their personalities in specialization’”，impoverish大概被看成improve了，原文是说不能让精英在专业化活动中丧失个性，译文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又如“浪漫主义并不是儒教信徒们的唯一辩护资源”（155页），原文是“The romantic apologia was not the only recourse of Confucianists”，译者显然把recourse看成了resource，前者意为“求助之道”。

有些误译明显使译文荒谬错乱，译者也掉头不顾，照译不误。如“顾颉刚就公开否认了章炳麟的‘古文经’之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他也公开否认了康有为的‘今文经’之存在的合法性”（76页），顾颉刚何曾公开否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查原文是“Ku confessed a debt to Chang Ping-lin. True, he confessed a debt to K'ang Yu-wei as well”，明明是“受惠于”（debt to）的意思，大概是被看成了denial。同一页还有“古文经学家赢得了将致自己于死地的胜利”，都“致自己于死地了”，还能叫“胜利”吗？查原文是“The ku-wen school had won a faded laurel”，是说古文经学家赢得了一顶褪色的桂冠，或者说是一场惨淡的胜利。译者很可能又把faded和fatal混淆了。

除了单词，译者在翻译一些短语时也望文生义，只要查一下字典就不会犯错误。如“当被孙中山称之为世界政治改革进程中之‘最新事物’的共和国公开禁止其他一切领域内的最新事物时”（147页），共和国怎么会禁止最新事物呢？查原文，“公开禁止”对应的原文是“opened the lid on”，lid诚然有“限制”之义，但和open放在一起，明明是“放开限制”的意思啊！又如“在咒骂帝国主义问题上，共产主义者与任何其他人的观点都不相同”（290页），原文是“The communists yielded to none in vitupera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yield to none意为“不输给任何人”。

郑译本的误译还集中表现在语法和逻辑关系上。如“胡适的井田论是软弱的，而持反对意见者的力量却很强大”（271页），前文还在说胡适对井田论的否定很彻底，这里怎么就变成“软弱”了呢？查原文“the ching-t’ien theory’s weakness to Hu Shih was its strength to his opponents”，意为“胡适眼中井田论的弱点，在他的对手看来正是其长处”，译文可谓离题万里。

还有些语法错误完全是译者对关键性的连词或短语的误译造成的。如“作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传统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对传统价值的赞美已日益失去其说服力”（94页），原文是“as traditionalist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ecome more self-conscious， their commendations of past values seems ever less convincing”，as在这里是连词，而不是介词，句子结构没弄对，译文也完全走样了。又如“要不是胡适和现代人指出了怀疑论的原因，这种怀疑自然也就成立了”（273页），原文是“The doubters， of course， were right， but for what Hu Shih and the moderns would consider the wrong reasons”，译者看到but for，就想当然地译成“要不是”，殊不知这里的for关联的是reasons，意为“怀疑者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怀疑的理由在胡适和现代人看来却是错误的”。

郑译本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把原文中一些补充说明的同位语或状语，生硬地纳入主句结构里。如“如果中国人一味追求‘有根据的儒学’，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永远不会取得进步”（63页），原文是“if they only went back to their authentic Confucianism， which had long and sadly been under eclipse”，引导同位语从句的which被翻成了“那么”，完全扭曲了原文。又如“这也就是掌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要比五四时期的革命者更能温和地对待传统的原因，即使那些在野或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亦如此”（345页），原文是“That is why Marxist revolutionaries in power could appear more tender with the Chinese past than May Fourth revolutionaries， Marxist or not and out of power， could be to the past in their generation”，当译作“这就是为什么掌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待中国的过去，要比五四时期未掌权的革命者——无论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过去的态度要温和的原因”，译文的“即使……亦”的语法关系完全是生造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了郑译本最明显的错误。书中漏译、误译及由此造成的缠夹不清和不知所云的段落随处可见，有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列文森的这部著作虽然号称难译，但若认真细读，小心从事，还是完全能够译好的。平心而论，郑译本的某些地方也译得比较妥帖，因而我不认为是译者的水平问题，恐怕更多是态度不认真所致。那种粗枝大叶、匆忙草率、胡乱译过而不肯回头检视的心态，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据《再版后记》，郑先生在征求版权的过程中曾给列文森夫人罗丝玛丽写信，她一开始不同意，说“列文森的书太难把握，与其被误读误译，还不如让中文读者读英文原著”，后经魏斐德的介绍和推荐，才同意授权。不得不说，郑先生辜负了罗丝玛丽女士和魏斐德先生的信任，交出的远不是一个合格的译本。既然版权来之不易，我们也希望郑先生能够对现在的译本做全面的修订，补上漏译的部分，改正错误的地方，贡献给读者与这部经典著作地位相称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