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所进行的理论思考，从30年研究的进步、经验和问题入手，结合近两年的理论研究亮点，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呼唤标志性成果与自己的学派、大师。

【关 键 词】新闻学与传播学 改革开放30年 理论思考 学术发展

回首30年：进步、经验和问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们试着从理论层次、制度层次对过往理论探索和研究，进行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反思。历史将证明，这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从1978年某些人认为“新闻无学”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并由专业学科目录标定新闻学与传播学为一级学科。从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只有一名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成员到独立组成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从1983年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高校共14所、教师364人、在校本科生1482人（仅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0。12％）、硕士生103人、进修生220人，到目前300余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点877个、教师1万余人、在校本科生13万人、研究生超过万人。从1980年全国出版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只有寥寥几种、发表论文只有几百篇，到目前全国每年发表论文数千篇、出版著作上百种。从恢复高考招生时全国无一所新闻学研究机构到今天全国高校有8个新闻传播学国家创新研究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众多省部级研究基地。这些数据足可以表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进步。

纵观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近30年的历程，基本经验有：

首先，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强支持，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巨变宏观大环境的全面支撑。上述所说的一系列数字就是明证。

其次，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放大胆子，走稳路子，当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促进派。学者们坚持对各种阻力的克服，对各种压力的排除，对各种陈旧、保守、落后甚至反动观点的消除，他们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中敢于碰硬攻坚，敢于冲击旧观念、旧体制，敢于引进被某些人称为“资产阶级黑货”的新学说新观念、新体制。

再次，打开国门，礼贤海外学人，广泛吸纳各种学说和成果，用以填补、修正、丰富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新闻学是较早打开国门，邀请海外学人来访，引进西方传播学，并广泛建立跨文化传播机制的学科之一。实行开放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极其有益。一方面，可以源源不断地传来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动向和最新成果的信息，使我们及时把握学术走向，能同海外在相近时刻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便于我们邀请甚至吸收海外学者到中国高校任教，参与国内课题合作研究，指导国内研究生，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海外一流教授学者，并在这种接触与协作中了解海外科研新信息和新成果，熟悉新的研究方法，推动国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同海外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体制的建立，便于我们派出自己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到海外一流学校一流专业进修学习。

第四，抓紧基础性研究不放，兼顾应用性研究，夯实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根基。过去30年间，新闻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范畴都曾经提到研究计划并被学者们认真研讨。新闻学原先停留在“五性一论”简单化的状态有了根本转变，“新闻无学”论已基本失去市场。1982年一批有识之士制定的对中国借鉴和引进传播学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十六字方针，既表明了中国传播学最先进入者的理论勇气，也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智慧。而抓紧基础性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们也一点不放松应用层面的研究。

最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改进研究方法，保障中国高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中国新闻学研究30年，每一个重要议题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完成的。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报道中，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展开的。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讨论的展开，是在党委犯错误新闻界如何不再跟着犯错误的思考中进行的。报纸和新闻的商品性争议，是在媒介产业化进程中逐步深化的。新闻写作可以学习借鉴散文写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建议，是为了克服新闻写作存在的呆板单调而发的。正是针对新闻改革的现实进行研究，所以由此得出的理论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新闻实践才会有真正的改进和革新。民意测验、舆情调查这些过去学术研究的禁区开始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并用之于社会实践，有力推动着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学术进步。

总之，经过30年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传媒生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新闻传播业、新闻教育和新闻科学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①

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

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

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

与此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在各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展开探讨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

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

第三，推进新闻改革缺少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主要是新闻传媒求新求变、做大做强的压力与动力。但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传媒缺少这种压力和动力。不像3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传媒有普遍的压力感，有迫切改变现状的要求。传媒集团化使相当一部分主流传媒取得了垄断地位，维护既得利益的愿望强烈。这样的集团和这样的集团管理层，总想维持原状，垄断市场，不思改变，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也就失去了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

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改革者重经验轻理论创新，研究者重书本轻实践经验，在同海外同行交流合作中，常常为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冲突而困惑。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业内与业外、传媒与学校、国内与国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热情和劲头少了许多。

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②

承前启后：近年来理论研究亮点

2007-2008年，中国大事不断，新闻媒体也在这些大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活跃、丰富、可圈可点的特征。其中的部分命题已经触及到新闻改革的“深水区”，既是对改革30年的较好总结，也给未来的新一轮发展起步开了个好头。

1.重大灾害报道

针对我国新闻媒介关于2008年春天冰雪灾害的报道，有研究者直言，媒体所显示的环境监守功能、传媒效应和应急功能令人感到欣慰。在雪灾的促发和激励下，媒体真正发挥了其环境监守功能，并最大限度地沟通和引导了民众。③

如果说雪灾报道还停留在灾害对民众影响和对我国公共危机预防机制和预警机制建设的反思上的话，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8。0级大地震再次把重大灾害报道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将永载中国新闻史册。原先只有五家中央媒体获准进入灾区采访，结果却有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记者集聚灾区，及时传递出大量信息。有学者指出，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闻遭遇战，也是新闻突进的良好契机。各路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自己的采访队伍，直击现场，及时报道灾情、民情、舆情，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各种报道模式，再现了事件的不同维度。⑤也有学者指出，在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和公众三者之间，围绕信息的发布、传播和接受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较之在正常情况下更凸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汶川地震中及地震后，三者关系从总体上说呈良性状态，为学理研究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正面典型个案。关于灾难性事件的信息，公开比不公开好，及时公开比延迟公开好，主动公开比被动公开好，充分公开比有限公开好。⑥

除了自然灾害外，今年下半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等食品安全风波中，媒体报道也比较踊跃，严格求证，用事实说话。⑦

2.北京奥运会报道

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主流传媒的相关报道仍密集在政治领域，而且以负面报道居多，这使得北京奥运会的信息传播成为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博弈的一个平台。有研究者指出，将奥运信息传播提升为文化传播，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达到建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目标。⑧更有研究者认为，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拿到多少金牌，不在于证明中国的强大，而应该成为我们完善自身权利、改变管理社会方式的契机。⑨而且，在这场体育盛会中，新闻媒体并没有“报喜不报忧”。2008年8月9日，两名美国游客在北京遇袭并导致一死一伤，行凶男子随后跳楼，当场死亡。这两名美国游客是美国男排一位教练的亲属。北京奥组委次日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了这一事件。国内外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3.境外记者的独立采访

国务院及国台办、港澳办制定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规定》、《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自2007年元旦至2008年10月17日施行。而就在这个规定行将失效前15分钟，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宣布延长外国记者在中国自由采访的规定。

新条例是本着改革、开放、进步的精神制定的。新条例将原《规定》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以长效法规固定下来，为外国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便利。新条例同1990年公布的条例相比有了重大变化。比如，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等。

另外，国台办2008年11月1日公布了《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办法》。获准在大陆驻点采访的台湾记者，可申请3个月以内的采访期限；如有需要，经批准可延长一次，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驻点期间可多次往返。台湾记者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的传媒管理体制将更加开放，更加充满自信。

4.学术界的活跃

（1）新观点、新见解层出不穷

在近期论及改革开放30年反思与展望时，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界更多地把视角深入到理论层次、制度层次。有学者认为，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改革至今在“事业单位”的定性上，没有领导人给出过明确的说法，即传媒到底是不是企业。因此，目前中国传媒模糊而尴尬的性质，已经成为妨碍传媒改革的最大障碍。此前，能够在原有体制内所做的改革，几乎已经挖尽了潜力。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既定目标，就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经过30年来的新闻改革，中国媒体从单一功能转向以传播信息为主的多功能，从单一属性转向双重属性，从单一结构转向多元结构，加上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技术的强大推动，在一步步走向新闻改革的既定目标。

有学者结合“新闻改革”的提法指出，一般所说的“新闻改革”是指党和政府对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涉及新闻自由制度的立法与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但是这样一种新闻改革的观念有着严重的缺陷。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新闻传播系统，简而言之就是增进公众的新闻自由，使公众的新闻自由权利（right）成为一种能有效控制社会进程和民主进程的新闻自由权力（power）。因此新闻改革从目标上来看所包含的范围远远大于体制。体制的改革可以为新闻自由打开大门，但是它并不能自动带来新闻自由的实现。而要实现新闻改革的目标必须依赖于各个层次的真实的社会传播过程，包括公众个体的新闻传媒使用习惯（usage），群体的新闻传播习俗（custom），从这些新闻传播习俗中硬化出来的新闻传播惯例（convention），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闻传播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从个体到体制的不断递进、相互适应的动态逻辑发展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制度（institution），让人们真实地共享着新闻自由的意义、遵循其规范，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法制，有学者认为，新闻法规建设，应以民主法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国情原则、渐进原则为指导思想，切实保障新闻自由权所应包含的媒体创办权、采访权、报导权、批评建议权；应当设计出中国特色的新闻评议会，用以协调法治、党治、社会监督和媒体自律。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大众媒体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从法的角度说，可以归结为十个字：“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

关于中国媒体公共空间的建构，有学者认为这宏观上源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情势，制度层面则与“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媒体政策不无关联。迄今为止，媒体的公共空间都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力所能及的“即兴表演”。但从社会层面看，倘若一个行业没有被赋予明确的职业定位，所有的一切不是萌于或基于从业者的自我意识，而是乞于某些政策的空间或者某个具体主政者的开明，是绝对难以支持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媒体不可能自然由量变导致质变，相反，结构上的突变才是关键。假若没有后者，忽紧忽松见机行事的“宽紧带”状态仍当长期存在。⑩

（2）学术会议密集举办

近两年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会议举行的密度相当高，主题基本上涵盖了当前急需解决的所有问题：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理论方面，除一系列国际性传播论坛、年会、研讨会外，也把视角对准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大众传媒与国家形象和政府新闻学与中国国际传播；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研讨中国社会与新闻传播教育；新闻实务方面，研讨新闻策划与新闻评论、新闻名篇与名记者；新媒体方面，更加异彩纷呈，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2008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纷纷举行；跨文化与交叉研究方面，第六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研讨会和第四届21世纪中俄大众传媒研讨会分别举行。

近两年的学术会议还诞生了很多“第一”：第一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首届中国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新闻学分会成立暨首届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等等。

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历史的总结和延续方面，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2008年4月15日恢复成立。2008年6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办的“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这是新闻教育界同新闻实务界联手，围绕改革开放30年举办的首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教育部系统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8个“国家队”，即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的8个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召开。

（3）交叉研究百花齐放

近两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呈现出不断丰富的态势，尤其是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互通有无，更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野，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展开说明了。

面对未来：呼唤标志性成果与自己的学派、大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有重大进步，有丰硕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和不足包括：

第一，在基本概念、范畴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建构上下力量不够。很多基本的新闻学重要概念到今天依然是莫衷一是。高校扩招使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设置过多过快，大批教师被安排超量上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

第二，学术自觉和理论胆略欠缺，致使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独立性不够，能够成为共识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至今还没有或者说缺少能够自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的独立学科体系，我们还没有完备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概念、原理、范畴和语言系统。新闻学关注了政治，但是我们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庸，也不能充当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概念范畴的“批发商”。

第三，学术水平上乘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显示新闻学和传播学界未来的学术发展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这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不够深刻，满足于教材编写，满足于低层次重复的著作或教材的出版，害怕因成果有独立见解和理论创新而承担风险，个别学者更是不遵守学术规范，学风败坏。

对于学科本身来说，今后几年我们期待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要下工夫做好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的规划。

过去30年，我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建设基本上由新闻院系独自谋划，很少同本校其他专业合作，发挥同一所高校文理交叉等综合优势，更少同全国其他高校的新闻院系合作交流，协同谋划。今后，要利用当前学科建设的大好局面，全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院系要加强沟通与合作，从国家需要和学科整体发展的目标出发，认真做好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做规划时，一要明确党和国家对本学科的要求；二要认清信息技术进步和媒介化社会建设对新闻传播业的新要求；三要了解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目标和主攻方向；四要研究国内高校联手开展学术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要完成的重大课题，以及今后若干年的主攻方向。

其次，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全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组织较强的联合学术团队，以构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理论框架为核心，集中力量深化对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核心体系的攻关研究。

厘清学科归属，方能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对专业教育而言，便于制定合适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有利于挂靠产业部门和预设就业方向。对学科研究而言，正确架构“学科树”，科学研究才有目标、有基础、有方位、有水平。在梳理30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争在三五年内能有一批更为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并提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初稿，再经过若干年努力，使这一理论体系更趋成熟和完备。

再次，要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学派和大师的脱颖而出。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术自觉、学者风骨、理论胆略、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更大的提升。首先靠学者们苦练内功，加强学术的自我修炼。同时要更加深入地推介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说中的带有普适性的概念、范畴、原理、个案，向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宣传，争取有一个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以激励理论创新，不断产出有个性、有特色、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现在30岁左右的研究者，普遍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外语水平较高，与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接触比较多，接受外来知识和观念无障碍，有很多机会“走出去”，成长在一片孕育大师的沃土上，有助于把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推向新的水平。

最后，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标志性成果的问世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个学科缺少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说明这个学科缺少大师，缺少优秀作品，缺少产出优秀成果必备的体制、机制和规范。因此，有无标志性成果以及标志性成果的多寡，集中反映着这个学科的成熟程度，体现着这个学科的总体实力和创新活力。在今后的岁月里，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入手，全面推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建设和理论创新，以更好更多更快出人才出成果为目标，改革业绩考核、成果评定、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机制与办法。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增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投入，争取有更多、更优秀的标志性成果问世。此外，要在30年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步伐，广泛开展同海外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当然，这里面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学术继承和创新。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不是研究方法的分类，而主要是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基础研究承担的任务是拓宽学术领域，深化认识层面，填补研究空白，推翻原有结论。而应用研究担负的任务是回答实际困惑，解决重大问题，创新运行机制，改换操作方法。因此，加强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仍然应该是不可动摇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研究报告，提倡以基础研究为首选课题。

继承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前人学术积累的平台上前进是这些年的突出表现。有一个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对前人的学术见解、已成定论的观点以及已经成为学术常识的概念，不应轻易地给予批判与否定，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读。这里既涉及学术规范的问题，也是对历史遗产的一种态度。对于学术研究过程中双方不同观点的讨论或争论，不要轻易给对方扣帽子。尽管新闻学与传播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但其中毕竟有大量有关新闻传播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规律的发现和论证，许多学术范畴和核心概念反映着数百年来新闻传播实践的经验总结。我们不应因噎废食，以“文化侵略”为理由拒绝跨文化传播，拒绝海外新闻传播学合理成果的进入。

除了传承和借鉴之外，如果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学术的任何发展进步。学术创新是分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提出新的观点、概念或理论体系；二是提出有价值、有科学意义的新问题；三是开拓前人尚未涉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或者从新的思维视角去发掘研究客体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潜在内容；四是运用人们所忽视的方法或者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课题；五是用新的材料去证明问题，弥补原有研究成果的欠缺，使之更全面和更充实，增强其科学性。（11）

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创新需要从主客观多方面努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客观上看，希望提供更为宽松的研究条件和和谐氛围，特别呼吁形成自由讨论、平等争论、不分官方和民间都能坐下来围绕学术问题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的和谐环境。但主观上的努力更为迫切。一是要下工夫做好学术史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二是不要使用高调词，把自己的论文抬得太高；三是要懂得一篇论文很难通篇都创新。而且，为使学术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块里程碑永不褪色，必须始终维护良好的学术规范。我们相信，第二个30年，一定会比我们将要送走的第一个30年更美好，更辉煌。

注释：

①童兵《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纪念中国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30周年》，《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②童兵《正确的抉择伟大的胜利——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年》，《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③李玲、熊欣《雪灾对媒体的考验》，《青年记者》2008年4月（下）。

⑤刘建明《大地震中新闻媒介的突进》，《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下）。

⑥丁柏铨《再论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与公众的关系》，《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

⑦简光洲《我为什么要率先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从“三聚氰胺”事件看市场化大潮中媒体的责任与操守》，《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⑧庹继光、黄基秉《北京奥运会信息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博弈》，《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⑨赵灵敏《北京奥运，中国变革的新起点》，《南风窗》2008年第18期。

⑩潘忠党、吴飞《“学术对谈”：反思与展望》，《传播与社会学刊》第6期。

（11）叶继元等《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