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要研究的主要是问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状况，遇到什么麻烦，遭遇什么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去寻找合理的答案是人文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文学理论领域说，寻找解决当下文艺问题的答案是建设文学理论的一个出发点。一味照搬古典，照搬马列字句，照搬外国，这都无济于事。必须是围绕自身问题，为了解答问题，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寻找古代或外国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些资源，经过深入的研究，然后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建设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有没有问题意识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不是说文学理论界没有问题、找不出问题，而是充满了问题。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也有很多中年的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一味地照搬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的理论，然后用他们的理论来剪裁我们的实践。其实，他们的理论是从他们国家的问题出发，去寻找答案、去建造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如果要学人家的话，首先要学人家这种针对自己国家问题，针对第一世界所发生的问题所作出的一种理论解答。我们要学的是这种精神，而不是把人家的理论观点、理论照搬过来，用来套我们的现实，这样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情况和第一世界国家相差太远了。美国不过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而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背负着历史的重担，同时我们又有悠久历史可供继承。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要搞市场经济，很多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才遇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对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觉得现在的理论界开始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比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力图想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如果9亿农民富不起来，我们怎能说我们多强大，如果我们长期处于这种水平，那么我们还是处在弱小的状态。今天有些年轻学者整天在喊消费主义，我们今天到了消费主义时代了吗？我们人均不过是1000美元，而在农村人均一年的收入只有6000-7000元人民币，这还是算好的（京津地区有的地方年收入还只有625元人民币）。他们什么都消费不了，连买件衣服都要考虑再三。我们现时就是这个状况。
文艺学是在“文革”十年极端僵硬的状况下走出来的。应该说我们文艺学是在一步一步解决自己问题的，首先解决的就是文学是不是刻板地从属于政治？文学有没有独立性？文学是不是要永远听政治的指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这个问题，当时发表文学从属于政治、还是反对从属于政治的论文几百篇，都是由《上海文学》的评论员的一篇关于反对文学作政治的工具的文章引起的，许多人群起而攻之，坚持要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也有许多文章反对文学当工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周扬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的讲话，也不再讲文学从属于政治，而是讲文学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胡乔木当时觉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彻底，是不行的。他认为以后不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了，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利多弊少，后来邓小平接受听了他的意见，在一次讲话中说以后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一下子就解放了文学创作的生产力了，因此，才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那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小说，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那是我们解决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接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人性、写人情。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吃尽了苦头。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他为此遭到了长期的批判，说是“黑八论”；王淑明提出了写人性，巴人提出了写人情，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有的人最后为了一篇小文章连命都搭进去了。当时，就要解决文学要不要人学作基础，要不要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是肯定人性还是否定人性，马克思是肯定人道主义还是否定人道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提文学从属于政治这种说法，文学创作就还没有坚实的基础，文学创作生产力的解放就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很多理论家，朱光潜、王元化，我的老师黄药眠、汝信，包括在座的钱中文先生等一大批人都出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最后周扬临死前写了篇文章，其中肯定了人道主义，结果遭到胡乔木的批判。周扬以前思想是比较僵化的，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才提出文学要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人的异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他自己有切身的遭遇。他在秦城监狱一住就是九年，称他是“阎王殿”的“二阎王”，遭到非人性、非人道的折磨。所以，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是肯定人性的。这个问题一直延宕了很多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还在遭批判，90年代中期文学的人性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
再进一步，我们又遭遇到了一个问题：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不再从属于政治之后，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于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这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了“文学是一种活动”，但没有解决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特殊性。于是，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情感”，但是，只是情感，能是文学吗？如果情感不能用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难道胸中的情感就是文学吗？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有人回答说语言是一种本体，用的都是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种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文学的本身，除了语言，其他都是文学的外界的看法，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文学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它的语言，还有里面的人物、情节，特别是里面的感情，所以这种理论是片面的，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这种理论很多。1984年，我和王元骧先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钱中文同时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什么讲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呢？从解答“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要在政治和艺术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同时也能够符合文学的实际。我们说“文学是一种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包含了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具有思想倾向的，哪怕是休闲作品也是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一点是无法逃脱的。第二个要素是：文学要让人愉悦，要让人欣赏，要让人精神上有一种超越感、自由感，这就是审美了。第三个要素是：文学是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因此文学是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是包含了三个要点的结合，它强调了文学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语言、审美和意识形态。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是力图实现在语言、审美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完整的结合，这是符合文学的本性的。这首先是由钱中文老师提出来，后来我接着写了两篇文章，《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再认识》。我比较了几种文学观念，认为这种文学观念是最好的。因为它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是大家也能接受的。当然，这个提法首先是符合文学自身的实际的。我们提出审美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回答文学的本质问题。这种回答兼顾了文学的几个方面，文学的形式、内容，周围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在这个思考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今天乌七八糟的反文明、反文化甚至反人类的东西。我们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有价值取向的，要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这就要和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文化现象保持距离，甚至抵制、批评它。所以说我们是有问题意识的。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怎么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呢？马克思理论已经经过100年，从卢卡奇到朱光潜，多少学者都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有人说审美和意识形态不配套，审美是康德的东西，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的东西，康德的东西和马克思的东西是什么关系啊。其实他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审美的确是从康德开始的，但在康德之后有很多发展，我就谈到过前苏联学者斯托洛维奇的艺术审美本质的观点，他已经不在康德那个意义上来用审美了，他是用马克思的价值论来讲审美，审美是一种评价，对象有价值性，人有情感评价的能力，人用情感评价这个对象，然后构成了一种活动，这就是审美评价，其实这个问题在1957年6月7日，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就发表了一个讲演：美就是评价。当时，6月7日提出这个问题，6月10日就被打成“右派”，他的那篇论文来不及发表出来，所以后来对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只讲三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的统一，蔡仪的美是客观的，以及李泽厚的美是实践的，而我的老师是讲美是评价，没有受到关注。我们是在解决问题，试图用我们思考的能力把马克思的东西、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给融会起来，来回答一个问题。现在也有人对钱中文老师的新理性精神提出批判，认为这个什么也不是。其实，钱老师的新理性精神包含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是相互关联的。钱老师提出文学的新理性精神就是为了回应现实的问题，现实文化当中的种种负面的问题，这些种种负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就要提倡新理性精神，这样才能起到制约的作用。后来，我把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理论教程》，用这个教材的学校已经接近千家了，另外据我们的统计，二十几本重要教材都采用“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逐渐趋于成熟的，里面可能有些理论的缝隙仍然没有完全论证好，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它论证好，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若干年后，中国会有一批既区别于古代，又区别于西方，是专门回答研究我们中国自己问题的理论专著出现。所以我觉得许明说得对，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要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各种资源的整合、改造、创造，回答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而最后我们对问题的回答是理论的形式，而这种理论的形式可能是自主的创新。
也有人提出疑问，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权宜之计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断然否认，并非是权宜之计。首先是从文学本身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个结论；其次，它能被大家接受，这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文化环境当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不是我的发明，这是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不过是整合马克思的理论，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我是一直相信马克思的。比如一般人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据我所知，马克思给共产主义有10多种定义，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另外一个定义是更具有本质性的定义，那个定义就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说的，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道主义就是人尽其才，自然主义就是物尽其用、地尽其利。我们的国家如果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认为共产主义本质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文学有意识形态性，就拿好莱坞的电影，没有一部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比我们的电影的意识形态还强。就是那些看起来是谈情说爱的东西，里面也都是有意识形态的，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什么权宜之计。至于审美更是我心中钟爱的东西，我对审美有多种概括，审美是人生的节日，或者说审美使人成为人，审美是和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决不是小事。没有审美，人不是人，人还是动物。有些青年学者提倡当下的文化主要是欲望，是欲望的满足。而我提倡审美。如果我们提倡精神的审美，提倡精神超越的审美的话，那么会使兽成为人；如果我们一味地提倡欲望的话，那就会使人变成兽了。这样看来，是要审美还是要欲望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审美是意识形态的变异，是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完全发自我的内心，怎么能是权宜之计呢？这是我对文学的一种理解。我对语言也是有感受力的。所以，审美意识形态的三点都是我的一种认识、理解，是我进入文学殿堂50年来从文学中感悟出来的。
也有人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讲文学本质论的问题，但文学概论没有必要讲文学本质论的问题。作为普通的文学参与者，包括作家、读者、文学专业研究者，不再关心文学是什么，而是关心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么，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不是会逐渐被边缘化？其实文学本质问题是任何一个学文学的学生都要关心的，而且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要关心的，不关心文学本质问题是假的。比如有人整天研究文学的形式，在他的观念中，文学的本质观就是文学是形式，如果你不是这样理解文学，为什么你专门去研究文学形式本身呢？这不是让人感到很困惑吗？文学本质是沉甸甸地深藏在每个文学教授内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任何人回避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