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传统社会属于统合制社会，其统合方式是四个纽带。该社会结构存在内生性危机，危机的来源之一是散流化。当统合制与外来的市场制结合的时候，散流化会增强以致威胁到结构的存续。要预防这种危机，需要与传统不同的创新性治理方式。

【关 键 词】社会结构/统合制/市场制/散流化

本文将讨论劳动就业领域的变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就业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体制上由行政指令配置劳动力转型为通过市场体制配置劳动力；在形态上，劳动就业趋向合同用工、灵活用工和非正规用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关联形式上越来越多样化，在关联性质上越来越灵活化，在关联时间上越来越短期化，这与另一些劳动者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关联形式单一、关联性质固定、关联时间长期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劳动就业的体制和形态改变，导致了全社会的结构变化，由一个组织性、联结性和控制性都很强的“整固型社会”，变成了一个组织性、联结性和控制性都比较差的“散流型社会”。

中国具有很鲜明的“统合型”社会传统，这与西方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契约型社会，即相对松散和流动的社会有很大不同。在中国，“统合”一向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与之相反，“散流”在中国则可能造成较为强烈的社会稳定威胁，尽管在西方契约制社会不一定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统合制及散流危机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其社会组织方式基本是统合制，其别名是中央集权、集权主义、威权主义或“总体性社会”。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讲的也是这种社会形态。统合制就是将全部人口都与统合体系连接到一起，纳入体系之内，封土建制，编户齐民，整合社会，统一指挥。其基本形态是“整固型”，将个人整合进入体系，成为整体的部分，个人与体制之间的联结相当固定，很少变动、流动、疏散。

(一)统合制的构建机理

统合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根据特定的组织方式和关系原则建立起来。其构建机制是“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四维一体。在这里，“机制”即为社会结构的“胶水”，它带有明显的箍合性质。

管控是借助行政强力(暴力、胁迫)进行组织、管理、控制。“组织”是建立纵向-横向一体化的行政组织，将人口都纳入这个条条块块的网状组织之内。“管理”是以行政权力将个体进行排列组合，制定法律和制度，约束个人的行动。“控制”是一套奖惩体系和资源支付体系，对于服从者予以奖励，对于不从者予以惩罚，对于反抗者予以镇压。

马克思指出过，自然经济中的农村家庭就像千万个分散、孤立的马铃薯，①而管控的实质是用麻袋把这些马铃薯“装在一起”，在个人与体系之间建立起组织和权力连接。“装在一起”的实现方式则是“箍合”。箍合的日常例子是农村用的木质水桶，这些水桶是通过几个铁条将作为组成单元的木板紧密箍起来的。箍合既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统治和控制方式，还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

宗法是借助于血缘、亲缘一类胶水，将各个个体联结为一体，具有家族粘合和朋党粘合两个层级。费正清曾指出：“中国的家庭像一个小宇宙，像袖珍型的国家，父亲是专制者”，在家庭中俨然像一个“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统领全家的生计，安排儿女包括婚姻在内的重大生活，秉承家法处置甚至处死不听话的儿女等。②家长正是通过宗法赋予的权威地位，通过感情和权力将全家人粘合在一起。传统社会的分封制，是夺取了江山的皇帝把家族成员分封到各地，担任地方统治者。这样，这个国就通过宗法统合在一起。宗法还进行扩展，进行拟宗法化，例如朋党、帮派、亲信等。

利益是由统合制体系给其中的人们提供好处。在韦伯看来，社会上有价值的好处主要有权力、财富、声望三大类。③拉斯维尔则认为是尊重、安全和收入三大类。④拉斯维尔的尊重指的是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即同样是权力。如果其尊重中还包括韦伯的声望的话，这与由权力位置相联系的社会地位和由收入决定的消费水平相联系。在传统中国，权力并不分给百姓，只分给统治阶级内部。拉斯维尔的收入与韦伯的财富含义是一致的，只是他比韦伯更强调安全这一价值物。这样分析的结果与统合制的实际做法基本一致。给百姓提供的好处主要是两类，一是收入，如劳动生产的条件，以取得生活资料；二是安全，诸如困难帮扶、危机救助、社会治安、防敌骚扰等。用当前的词汇来说，收入和安全都属于民生。

好处的实质是在个人与体系之间建立起利益连接。统合制实行主权、治权与财产权的合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控制，生产成果的集中支配，生产劳动也集中进行。个人可拥有财产的使用权，但没有财产的所有权。这就是集体主义。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则由这个体系提供。统合制的合法性即可被接受性建立在为民造福即利益的基础之上。

教化是将统合制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人们。所教化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伦理，也辅以道家、法家和释家的思想。对于百姓，儒家伦理主张修身养性，忠君尊父，三纲五常，遵礼守制，集体主义；对于统治者，主张天下为公，仁政德治，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教化建立起统合制管控的价值合理性，实现对百姓的心理和精神的联结和箍合。教化还强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宗法性质，强调宗法关系内自上而下的管控，成为权力管控的辅助力量。

拉斯维尔分析西方社会权威人物的涌现方式(即成为权威人物的方式)，所提出的四个要点分别是象征、暴力、物资，还有实际措施。⑤在中国，最高权威人物建构权力的方式也就是其构建统合制社会的方式。“管控”类似于拉斯维尔的“暴力”，“利益”类似于“物资”，“教化”类似于“象征”。至于“实际措施”，它是象征、暴力、物资的实施形式。中国比拉斯维尔多出的是宗法。

“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四维一体的集中概括是“管”。汉字“管”集中了管控、宗法、利益、教化四个含义。“管控”是管理、管束、管辖、管制、监管、看管、拘管、掌管等；“宗法”是家长管束、照管；“利益”是照管、负责供给等(例如，“我老了，政府得管我”；“农民遭灾了，政府就得管”)；“教化”则是“管教”。“管”字的这几个含义，并非是“无意”地走到了一起。“管”的建构机制，可称之为统合制的“箍合机制”。中国缺乏契约传统，没有西方基督教的《旧约》、《新约》。西方构建起来的是一个由个人主体自下而上彼此缔约的契约制社会，中国构建起来的是一个由自上而下的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统合制社会。

(二)统合制的联系质量

箍合效果决定着统合制的运作和存亡。箍合效果可以联系质量来衡量。箍合的目的是将个人与统合制联结起来，联结质量则是个人与体系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正向程度。联结质量可以通过四个标准进行衡量。

1.联结维度。形象地说，联结维度指个人与体系之间究竟是通过“几股绳”进行连接的，例如只是单一的管控，还是同时存在宗法、利益以及教化。也可能管控缺位，只存在宗法、利益，等等。联结的维度越多，一般来说个人与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密。

2.联结强度。这是联结物或联结胶水的量，例如个人从统合制得到了多少福利，统合制对个人的管控力度有多大。还有，联结的纽带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结的质量并非强度越大越好，而是取决于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均衡组合。当正向组合时，管控—宗法—利益—教化会引发个人对于体系的向心力，支持和拥护这个体系。如果管控过度，而宗法、利益缺位，教化失灵，则会引发不满、抵制和反抗。

3.联结时间。联结时间指的是联结的持续性，包括联结的持续时间和变动频率。联结的持续时间长、变动频率小，个人与统合制体系的联结质量一般较高。

4.联结同异。联结同异指的是不同个体与统合制之间联结质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如果不同个人与统合制之间的联系质量相近，差异不大，并且联结质量都是正向的，这个社会结构的整固性就比较强。相反，如果不同个人与统合制之间的联系质量差异很大，第一部分人是正向的、紧密的联结，第二部分人虽然是正向联结，但是很疏松，而第三部分人几乎没有正向连接，反而存在负面的性质，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具有不稳定的性质。

(三)统合制的散流危机

统合制存续和健康的关键是结构稳定。这个结构在纵向上由各个“条条”组成，每个“条条”分为上、中、下多个结点；横向上由多个“块块”组成，每个“块”成为一个结点；纵、横结点彼此会合和交织，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性网状结构。这些结点一般是一个“单位”(机关、企业、事业等组织)。单位内部同样立体性网状化，最终将一个个个人联结起来。统合制的结构稳定依赖于各结点与结构核心的联结质量，也依赖于个人与结点之间的联结质量。

统合制的主要威胁是结构的散流化。“散”是核心与结点、结点与个人之间的疏离、散开，彼此的联结质量变差。“流”是联结的持续时间短，变动频率快，个人不断变换所关联的结点。统合制的散流化一般是波纹式或同心圆膨胀式的，不仅分化为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层，而且各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是边缘其“散”的程度越高，“流”的频率也越高。散流化的一个特点是，这里的流动基本是边缘层内部在流动，以及由边缘向流民的流动，较少积极的向中间、向核心流动。一些个人被抛到边缘，处于自由电子状态，随时可能被另一个原子核吸走。散流化使统合制体系呈现出疏松、流动的脆弱状态。

散流化对契约制社会少有本质性影响，因为那里的个人可以通过订约自治性地连接起来。而散流化对于统合制的影响则很大。一旦散流到一定程度，统合制就难免会解体。中度的散流化可能是统合制解体的前兆。

统合制散流化的原因是管控—宗法—利益—教化机制遭遇梗阻。在这个自上而下性和网状结点性的结构中，障碍主要来自各个结点的上层以及中层。在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家伦理中，统合制的根本性条件是“圣人治理”。“圣人”有两个特质，一是“英明”，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形势判断和决策制定科学而正确；二是“公心”，仁政德治，勤政爱民，廉洁奉公。

拉斯维尔分析，西方权威人物的“涌现”条件主要是四个，即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技能”指的是智力、知识和能力，例如希特勒擅长演说和组织，墨索里尼兼有演说、新闻工作和组织工作三方面的特长。⑥这与“英明”基本一致，不过“技能”较偏向于“运作”和操作，而英明的内涵比技能高深。“人格”指的是坚定、仁慈、体谅多于残忍等人格形象，“态度”指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什么行为”，这两者与“公心”有相近之处。至于“阶级”，指的是权威人物是阶级斗争、阶级更替的产物，这与特定阶级的“技能”和“人格”、“态度”有关。总结起来，西方权威人物和中国社会结构各结点上的权威人物在条件上有一致性。不过，统合制得以建立和维系的个人条件比拉斯维尔所说的要高：不但要有技能，还要达到英明的水平；不但要有人格，还要达到“为公”的境界。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也是人”。其含义之一是，人是有弱点的。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人的一个弱点是“有限理性”。人的智能、知识、信息、时间资源等都是有限的，所做出的决定不可能是完美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人的另一个弱点是“自我中心”，较多地关注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强调自己的位置。自我中心的极端即是贪欲。有限理性会弱化英明，自我中心会弱化公心。

统合制的各个结点上的人物只受到从上到下的制约，其向“下”的行为基本畅通无阻。畅通有可能带来扩张。在有限理性的扩张下，一些人可能成为“昏君”，不英明；在自我中心的扩张下，一些人可能成为“腐君”，不为公。再加上有权力，就可能变为“暴君”和“暴敛”。这个时候，管控就会变成压迫，宗法就会变成营私，利益就会变为压榨，教化因为“上行下效”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压迫、压榨等又会造成社会的散流状态。权力和财富逐渐向核心层集中，中下层走向散流化，边缘性的流民增多，对朝廷失去依附，成为异质组织的成员而对抗社会。这就是统合制的危机，它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具有普遍性。

统合制+市场制(1840-1949)：社会散流与政治危机

中国自1840年以后“引入”了市场体制，但传统的统合制并未根本消失。体制的模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伴随市场化和初期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就业模式发生了转型，市场就业和灵活就业成为劳动者与用工者关联的重要方式。在特定国情下，市场就业和灵活就业成为社会散流的新增因素，与传统社会的旧有散流因素合流，以致更强的散流化强烈地冲击了统合“体”的上层建筑，导致了政治危机。

(一)统合制+市场制下的就业散流化

因为市场制的引进，中国在1840年以后逐渐兴起了市场性的就业方式，劳动者通过市场交易与用人者建立契约性的结合。但是，传统性的行政权力也强烈地支配和渗透进这一配置形式。由此，统合制+市场制下的劳动就业具有较强烈的散流性特征，即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层之间的疏离程度高，越是边缘，其流动频率越高。

核心-中间-边缘的散流化出现在当时社会体系的三个层面，即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和国家各地域、行业之间。以下分析的是民国时期的情况。

1.企业内部的就业分化

(1)企业的市场性经营造成就业散流。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尽力降低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导致劳动用工的散流性。以当时的码头运输业为例，鉴于轮船到达无固定时间，雇用固定工人不合算，且不同季节运费不同，结算麻烦，公司就把装卸搬运工作承包给包工头，由包工头承包业务，招收工人。包工头为了既能按时完成任务，又能约束工人、节省成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相对固定优质工人，其他则大量使用散工。⑦

(2)社会的宗法传统造成就业散流。工头制和把头制都来自中国传统。它部分继承了乡土的家长制，以及乡绅制、朋党制，但是又融入了新的市场交易、剩余索取的内涵。工头借助于亲属、同乡、帮派等社会关系招雇工人，关系亲密者多为长期工，关系较疏者多为散工。工头通过管控指挥控制工人，通过宗法笼络工人，通过给予工作、发给工资以利益联结工人，通过儒道等教化工人。另一方面，工头利用利益、朋党关系与官府和官员沟通，获得保护；利用利益、朋党关系从公司获得业务，也勾连当地的帮派组织获得保护。工头之间还分为大、中、小，层层分包。工头是一个中介性的剩余索取者，散工有利于其剩余索取率。

(3)政府的行政性管控造成就业散流。政府追求统治和财政收入，为此而对工人进行注册管理。在码头运输业，注册即发放“信牌”。码头务工者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信牌，而注册信牌须支付衙役或税费。官员们在统治和外财导向下限制信牌的数量，劳动者注册信牌须打通关节。码头的人手不够，一些与官员有关系者就冒领信牌，租给无牌者(替工)；一些公司则使用散工。替工的就业稳定性低于正式工，散工的稳定性低于替工。散工有活就干，没活回家；所做的多是正式工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工资低下，干一件得一件的钱。码头上一般以散工为主，只有少数工头和工人领有政府牌照。

企业内部的劳动用工散流性发生在当时的各类企业，在交通运输业(码头装卸)、煤矿业、纺织业都十分明显。其一般格局是：官府官员、资本家、资本代理人处于核心，把头、帮派首领处于中间，正式工人为次中间，散工为边缘。核心人物工作稳定、收入高，边缘层的散工处于严重散流化状态，工时不正常，时常失去工作，不得不在各个雇主之间频繁变换。

2.企业之间的就业分化

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用工方式存在很大差别。私人性企业以及个体性单位(例如人力车)，劳动用工散流化的情况普遍，而国有企业的用工相对稳定。这导致了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核心-中间-边缘”的同心圆型散流化。

与私人性的码头搬运相比，国有性质的邮局用工较为正式，工人的工作较为稳定。朱学范在回忆录中讲述其考入上海邮局的事情说，当父亲、哥哥和亲友得知消息时，都认为这是光彩的事。“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把考进海关做事的，叫做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做事的，叫做捧了铁饭碗。”⑧

国有的铁路系统工人与公司的联结程度也较高。在管控方面，公司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对工人的雇佣较为稳定，使用临时工较少。在利益方面，给工人的待遇整体上较优。工人有退休养老、抚恤救济、医疗住房、互助合作等福利。部分路局还建有工人宿舍，工人以较低的价格入住。在宗法方面，上下级之间有依附和庇护性特殊关照。在教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⑨

3.国家或地域范围内的就业分化

国家或地区层面也出现了普遍的同心圆型散流化。以民国时期的山东城市社会为例，其中大致分成了九大阶层。其中的下层社会人数众多，而且又分化为四个散流程度不同的群体：(1)就业相对稳定的人群。包括手工业者、商贩、小学教师、政府或公司中的下等职员等，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2)就业不够稳定的人群。包括产业工人、理发匠、修理匠、铁匠、店员、伙计、学徒等劳工群体。(3)就业很不稳定的人群。包括马车夫、人力车夫、街头摊贩以及建筑、运输、装卸、清洁等行业的季节工、临时工等苦力群体。(4)没有职业的游民群体。例如乞丐、娼妓、小偷、饥民等。⑩

(二)统合制+市场制下的联结质量散流化

民国时期所实行的统合制+市场制，引起了劳动就业的散流化，也就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的整固型结构，导致了传统的箍合机制的低效乃至失效。

1.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联结质量差。企业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结点。在市场机制进入后，企业与统合制的关系发生改变，外商和私营企业与统合制不再有行政和组织性的直接关联，同时企业与工人之间也较少有“整固性”关联。在联结维度上，散工不是企业组织的成员，而是工头的伙计。企业不负责对他们的组织、管理，不对他们直接发放工资，也不进行教化。他们与工头之间也缺乏稳定的用工关系、收入关系和教化，而是随时可以脱离，或者间歇性地就业。在联结强度上，散工从企业得到的好处处于最低水平，即他们出于生存需要而能够付出劳动时的工资水平，在此之上雇主拒绝支付。在联结时间上，散工的联结时间短，变动频率高。在联结同异上，“核心-中间-边缘”的差别很大。边缘群体处于不稳定状态，与社会结构的核心联结薄弱，甚至没有关联。

2.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结质量差。市场体制的推进改变了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方式，导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结质量变差。在联结维度上，很多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少有甚至没有联系。农民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政府并不通过社区或企业对他们编户齐民。政府与包工头之间不是行政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私人关系。政府并不对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即使有些地方提供职业教育，散工也不是实施对象。政府刚刚建立社会保险体系，对正式工人的覆盖率还很小，尚未覆盖到散工。一些地方的政府初步建立起社会救治制度，但救助对象是极度贫困者、老年人、儿童和灾民，散工们很少符合条件。政府的宣传和文化活动很少波及他们。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在工人中组织工会，但限于正式工人，不接纳散工。散工与政府、社区都属两层皮。这同时决定了，这些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结强度弱，联结时间短，联结的差异程度大。

另一方面，市场因素的进入冲击了传统结构的“圣人治理”。市场使社会复杂化、动态化，在传统社会就比较严重的“有限理性”在复杂化、动态化事物面前变得更加有限。市场的目的是金钱，以金钱作为交易媒介，这冲击了传统的“仁”、“义”价值观，使“公心”弱化，“私心”涌动，“贪欲”萌生。民国时期的政府走向“暴君”和“暴敛”。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与统合制的联结性质，管控变为压迫，宗法趋于淡漠，施惠变为压榨，教化因为没有客观事实支撑而无从谈起。权力和财富逐渐向核心层集中，中下层走向散流化，边缘性的流民增多，对国家和政府失去依附。边缘层与结构体系的联结因之具有了负面性。他们受到排斥甚至暴力性打击(抓捕、判刑)，以及强行收费、敲诈勒索。在包工头方面，政府官员往往与包工头、把头勾结，依靠帮派进行管控，让边缘工人成为食物链的最低端。

统合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制的变化，进行统合机制的联结

(一)适应市场体制的联结形式未能建立

市场体制是一个个人(市场主体)之间横向交易，彼此通过议价、契约建立联结的“商谈机制”。这与统合制的“箍合机制”有明显区别。在引入市场体制之后，统合制的“箍合机制”在市场层面必然失效，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也会受到冲击。要实现个人与体制的紧密联结，必须适时地建立“商谈机制”。商谈机制是解决自我中心和有限理性的制度和规则形式，可以促进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保证实质性联结的质量。同时，商谈机制和过程本身就是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联结纽带。但是在整个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商谈机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长期内进展不大。传统的统合制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商谈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商谈机制”在劳动就业领域主要有四种形式，即沟通、参与、协商、谈判。仅就集体谈判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30年颁布了《团体协约法》，规定工人团体与雇主可以进行团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但是，这一法律基本没有得到实施。(11)1946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实际是以行政权力替代了团体协约。

“商谈机制”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主要是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选举。孙中山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民之所有，民之所至，民之所享”的民主政治模式。其实现形式有集会、结社、议事、动议、讨论、选举、表决、计票等。(12)但是在实践层面也进展不大。到1943年，据夸大的估计，只有29%的县召集了参议会，18%的县召开了乡镇民代表会。(13)其实，进入这些民主程序的基本是核心层，中间层并不多，边缘层则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商谈机制缺位，自我中心和有限理性愈加膨胀，统合+市场的社会结构畸形发展，变成了一个层层压迫、压榨的体制。权力、收入和安全在企业层面愈加向资本集中，在社会层面越加向官府和高层官僚集中。无论企业还是社会都愈加散流化，边缘层与核心层的距离越来越大。(14)

(二)散流化与企业重组、政治重组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动。在散流化的结构中，边缘层最强烈地要求改变现实，增加安全和收入；中间层要求修改和完善制度，争取民主；核心层则顽强地维护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

因为联结少甚至负面性，体系中的边缘人即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与体系疏离。他们不能依靠这个体系，也就不再依恋，所以敢于挣脱和反抗。因为进入核心以及中间层无望，他们就对体系绝望，宁可与之同归于尽。边缘人被形容为一个赌徒，可以提上脑袋赌上一把。

1923年到1933年，中国进入了工潮期。发生工潮最多的是边缘工人。边缘工人最多、边缘性分化最强的交通运输业(码头工人)、货物贩卖业和服用品及饮食品业，是工潮的多发行业。

一些边缘工人沦为游民，进行抢劫、偷盗、绑票、诈骗。一些人参加流氓团伙，或者成为土匪。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山东“灾民之铤而走险，为土匪者，不计其数”。河北在30年代“大小股之土匪，几可以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毛泽东论述这种情况时说，“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了“游民”：“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5)1930年，毛泽东通过调查验证了流民的革命性。他在《兴国调查》中指出：这些游民“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16)

边缘人需要依赖和社会联结，往往形成自己的帮派，或者参加帮派，例如丐帮、青帮或红帮。武汉的港口工人在本省的有阳逻帮、黄孝帮(黄阪、孝感)、葛店帮、咸宁帮，外省的有江西帮、湖南帮、河南帮。上海码头几乎是青洪帮的天下。甚至李启汉、李立三也利用帮会身份，最后才取得了对工人的领导。(17)北伐战争时期，武汉码头工人显示出了极强的革命性，支援北伐战争，打倒封建头佬、推翻包头制度。(18)上海的码头工人则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

抗战胜利后，社会的散流性进一步加大，执政当局几乎失去了对于工人的联结能力。工人频繁罢工、游行、请愿，与经济萎靡恶性循环。结果，国民党的政权瓦解了。

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预言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并未完全实现。事实是，处于核心甚至中间的产业工人并不热心革命。在“核心-中间-边缘”的散流性同心圆中，越接近核心越保守，越不舍身革命；越趋向边缘越不满，越革命。“拥有技术的工人并不热衷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原因在于他们“因其职业有一种专门技术为之保障”。(20)铁路工人也不大支持共产党。(21)陶铸成据此指出，“在理论方面说，有业的劳工生活当可不发生问题，但数年来事实的表现，如各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罢工运动，工人请愿，等等，探究一切事件发生之内容，多数是由于不能维持生活而起。”(22)

不过，因为社会过度散流，当时的各个社会群体都与最核心群体疏离。所以，当抗日战争结束、与共产党内战的时候，几乎所有边缘层、中间层乃至接近核心的层都不支持当时的政府。大家认为，那是“蒋家”的事，一小撮官僚的事，不关我的事。“这个体系并不关心我，还压抑剥夺我，我凭什么要关心他？”由此，军队的士兵不再情愿给蒋介石当炮灰。树倒猢狲散，其实树往往因为猢狲离散而倒。(23)

一个散流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是一个易变的社会。这就像一座疏松的山脉遇到水流容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一样。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的企业和政治都发生了重组。

计划经济时期：重回统合制与政治稳固

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的大陆政权。毛泽东开始实施其“组织起来”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4)

(一)单位制与固定用工

共产党国家重组社会的基本方式是管控—宗法(“关系”)—利益—教化的四维一体。其实现方式则是计划经济体制，也称为“单位制”。单位制是将社会成员都组织在国家设立的各种组织中，并以此为中介发生多方面联系的制度。它是一种组织形式，一种统控体系，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方式，也是一种生产关系。(25)

1.管控。单位制是进行行政性组织和管控的制度形式。国家首先消灭了市场体制，既不存在产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各类资源都由国家通过行政指令进行配置。国家还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实行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由政府代表国家进行占有和调配。在国有化和计划性的基础上，把企业、事业等都改造为“单位”，置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央政府以行政指令管理各级政府，各级政府以行政指令管理各个单位，每个单位则以行政方式管理每个职工。每一个职工都被纳入这个体制，处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之下。政府和单位还管理职工的家属院、职工的家庭和娱乐活动场所。通过单位制，国家对于各类人进行了行政性直接联结。

管控的重要方面是劳动用工，即消灭灵活用工，转为固定用工。政府以行政指令对劳动者进行统包统配、统招统分。统包是将城镇户籍适龄劳动人口都包下来，由政府安排“充分就业”。统招是由政府制定招工计划，统一招收。统分是将所招收的劳动者分配到各个单位，再由单位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大学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劳动者就业后即成为固定工，只要没有违法犯罪就终身就业。政府限制临时工，也限制已经就业者的流动。从劳动者的角度看，固定工制度将他们固定于体系的特定位置上。他们离开单位就不能就业，未经政府批准既不能进入单位也不能离开单位。行政管控把他们与单位固定在了一起。

通过统招统分、固定工制度等，国家近乎消灭了核心、中间、边缘的分化，达成了单位内的同质性。因为全国统一政策(各省市根据自己的特点微调)，也达成了企业间、行业间的同质性，以及国家各部门、各领域的同质性。

2.宗法。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实行施恩—回报的“依附与庇护”关系和“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26)

3.利益。国家和政府通过“单位”给职工提供一整套的福利，在范围上包括了职工及其家庭所必需的各类生活资料，在时间上延伸到从出生到坟墓的各个阶段。通过给职工及其家庭“谋福”，将个人与体系在利益上紧密联结起来。单位制的严密管控与“全方位”利益相辅相成。单位制的原则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实行“低工资、高就业”。职工的工资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工资计划由国家统一管理，不同职位、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接近，没有过大的差距。

单位给职工提供多种补贴和津贴。例如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冬季取暖补贴，夜班津贴，野外津贴，边疆津贴，书报津贴等。在“低工资”的同时，实行“高福利”。福利项目涉及职工及其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包括：(1)基本生活资料，如住房、煤气罐、副食品和副食补贴。(2)方便生活，减轻家务劳动的设施，如食堂、托儿所、理发室、浴室等。(3)职工保健的设施，例如医院或医务室、球场、游泳池。(4)教育设施，例如职工大学、职工夜校，还有子弟小学、子弟中学。(5)文化娱乐设施，如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

单位给职工提供各类劳动保险，包括公费医疗、生育待遇、工伤待遇和退休费，带薪休假和探亲假。职工亡故之后有家属抚恤。此外，单位提供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单位给职工提供困难救助，包括生活困难补助、救济金等。单位对于女职工提供妇女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孕妇食堂、哺乳室、母子宿舍等。单位设立职工之家，创造家庭气氛，向职工传递亲情。单位在向职工密集施惠的同时，也垄断和控制了他们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生活资源，形成职工对于单位和单位之上的国家的全民依赖。职工一旦离开单位即无法生存。这里的利益联结具有“生死结”的特性。

4.教化。教化在单位制时代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被当作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引导职工融入单位和国家，在思想和精神上与单位和国家紧密联结。具体内容有“爱国家，爱集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及“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引导职工与国家保持一致，忠诚和效忠国家，例如“党的安排就是我的志愿”，“我是一块砖，任党随便搬”。思想政治教育也引导职工的工作热情，提倡老黄牛精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在思想教育中还树立榜样，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例如孟泰、王进喜等。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二)单位制与紧密联结

单位制实现了劳动者与单位、与国家的紧密联结。以联结质量的四个标准衡量，其所实现的联结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在联结类别上，单位制建立的是直接性、单一性联结，并且没有工头等中介。

在联结维度上，个人与体制之间是通过“多股绳”进行联结。这包括工资福利、居住生活、荣誉地位、理想前途乃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

在联结性质上，单位制的联结基本是正向的。共产党管住了干部，这里反对官僚主义，少有霸道和欺压。相反，实行干群平等，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在管理中三结合。工人可以对干部进行申诉、上访，直面批评甚至批判、斗争。这里的干部相当清廉，少有索贿受贿和敲诈勒索。职工工资由国家直接规定，按月计发，不可能发生克扣和盘剥。

在联结强度上，这里是劳动者对单位和国家的全面依赖，职工所需要的基本都来自国家。

在联结的持续性上，单位制是持续联结、稳定联结，一般没有变动。

单位制将劳动者与社会结构的核心和结构整体紧密、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实现了社会的再整合。这一时期的工人被称为“工人贵族”，是体制的积极拥护者，政权的坚定支持者。

市场化改革：散流化的新挑战

单位制的不足之处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渐显露，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制不仅是有用的，还是必要的。单位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安全、收入以及权力的生产少。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指出了“收入”的问题。1979年国家的就业政策调整，由单位制的统包统配、统招统分改变为“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表明了单位制对就业岗位的生产不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出现了权力方面的问题。

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社会体制迅速转型。转型的基本方向，一是对内改革，引入市场体制；二是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即统合制的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认为是统合制、市场制的结合。然而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加入，劳动就业的散流化和社会结构的散流化逐渐出现，迅速蔓延。

(一)就业领域的核心-中间-边缘分化

1.企业内部的核心-中间-边缘分化

在各类用人单位，都渐进性地出现了核心—中间—边缘的就业人员分化，一是彼此的权力、收入、安全等的距离逐渐疏远，二是边缘乃至中间的流动性增大。

(1)企业的市场性经营造成就业的散流性。企业为了创造价值和节省成本，用工的基本导向是“用时即招，不用即辞”。国家规定企业用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企业创造出了众多的“对策”来规避。企业的原则是：固定高管，稳定中管，部分稳定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促使基层员工流动。在深圳市的电子制造业，在同一单位工作一年已经算是长期工。在武汉的服装厂，女工有的每年换5个工作，最少的也换2次工作。有的员工甚至记不清换了多少次工作。工人所得到的收入同样是核心-中间-边缘分化的。

(2)社会的宗法传统造成就业的散流性。以建筑业为例，建筑业分化为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进一步分包，公司分包给包工队，包工队分包给包工头，包工头负责雇用工人。包工头通过亲戚、同乡、朋友关系建立用人网络，在承包项目之后从网络中选人。关系远的工人基本是灵活性的，随时去干活也随时走人。在项目制中，雇用时间等于或少于该项目的施工时间。

(3)全球化生产链导致就业的散流性。中国的很多企业融入了全球生产链，并且处于链条的低端，根据跨国公司的分工安排和订单生产。全球经济的很强的波动性使订单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同时，因为各企业成本变动和价格变动，生产商在跨国公司采购商那里不断重新排队，也导致订单的强烈波动性。而订单的波动性最终都引起企业雇用数量的波动性和工人就业的灵活性。企业对“普工”一般只雇用最低限度的人手，订单多时多加班或者使用散工、劳务派遣工。在劳动强度方面，诸多企业采取了新泰勒制，处于底端的工人的动作周期非常短，速度则非常快。在工资方面，全球生产链上各个链条环节的差异很大，而作为最后一节链条的生产企业内部，因为对于企业的价值不同和流动程度不同，收入差距也很大。

(4)政府的行政性管控造成就业的散流性。例如，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固定工(正式工)进行编制控制，以及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制度。国有企业需要较多的人手，就大量使用编制外的劳务派遣工。在政府机关、大学、医院等，对于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岗位，采用了不同的雇用形式。在大学里，管理人员和教授多是固定工，一些副教授、讲师是人事代理，图书馆的下层职工是劳动合同工，食堂的服务员则是临时工。一些高校在辅助岗位使用劳务派遣工。

在各类用人单位，都程度不等地出现了核心-中间-边缘的分化。核心层的就业都较为固定、长期，越是靠近底层，越是灵活、短期。

2.企业之间的核心-中间-边缘分化

中国的用人单位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体制内保留了单位制的很多成分，体制外则更多按照劳动力市场的规则运行。一般来说，体制内单位的固定、长期用工比例较大，而体制外的单位灵活、短期的用工比例较大。

在体制外的各类用人单位中，私人性质越强、规模越小，越是灵活用工、短期用工。小型或微型企业、家庭企业和家庭雇主，更多地灵活用工。家庭雇主雇用家政工、医院护工，一般相当灵活。城乡相比，乡村企业的灵活性更大，短期性较多。另外，新型企业和新方式就业的用工也相当灵活，例如网络、电商和快递等。

在“核心—中间—边缘”的同心圆中，灵活就业者多处于边缘，联结松散，流动率高。

3.国家和地域内的核心—中间—边缘分化

国家和地域内核心—中间—边缘格局的形成，一是受到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二是受到市场和全球化的影响。

制度的影响表现为户籍分割和地方保护。第一是户籍分割。城镇户籍者的稳定性较高，农村户籍在城镇务工者的灵活性较高。第二是本外分割。本地人(本地户籍)的就业稳定性较高，外地人(包括农村和城镇户籍)的灵活性较高。研究发现，20%的城市居民适合蓝领工作，却给予了白领岗位；而6%的进城务工者适合白领工作，却不得不停留在蓝领岗位。

市场影响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高，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的灵活性高。后者如保洁、保安、保绿、流动摊贩、社区超市等。

全球化造成了地方经济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一些地区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手段限于压低人工成本，而压低人工成本的手段则是容忍灵活用工，抑制工会以稳定就业、增加工资为目的的活动。一些地方政府进入工人的生活区进行直接管控，以警察和武警应对工人的争取行为。工人遭遇侵害的时候不能通过工会和政府来解决，也不能自我组织来解决，只好通过流动。同样的原因，边缘工人的工资处于“地板”水平。

(二)社会结构的散流化趋向

1.与用工单位的联结质量低

第一，企业的管控弱化。私有企业的边缘职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与企业不存在固定性关联。如果企业管控过紧，这些人就会跳槽。劳务派遣工与用工单位没有劳动关系，出现问题也不找用工单位，成为用工单位的浮萍。

第二，与企业的宗法关联弱。企业高管笼络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对“普工”疏远。

第三，与企业的利益关联少。边缘员工的收入低，基本是计件工资制或者任务工资制，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集体协商，能达到政府的最低工资就算不错。工资不稳定，时常被拖欠和克扣。除工资之外的福利项目少、福利数额少。用人单位不给交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另外，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保护少，职业培训少。

第三，企业的教化少或不起作用。对于“你对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认同”的提问，员工的回答是“这个题目没有意义，我为什么要认同？企业文化是老板的，与我没关系。”

用工企业的管理者抱怨，如今的员工对于企业缺乏归属感。他们不喜欢长期合同，随时观察劳动市场的机会，一有机会就离开。企业宣传共同愿景、共同价值观，在员工中没有市场。有员工当面跟老板说：“企业垮不垮台与我没关系，我再找一家”。

2.与国家(政府)的联结质量低

政府的管控弱化。农民工和外地工都归户籍所在地政府管理。他们进城务工，离开了家庭和家族，离开了村社，也离开了属地政府。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与当地政府和社区都没有行政管理关系，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结。政府的宗法关联少。地方政府的干部与一般外来务工者基本没有私人感情关系，所认识的多是老板、高管。

政府给的利益较少。他们较少得到政府劳动部门的就业服务、就业培训，较少得到社保部门的社会保险，很少得到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和困难帮扶，几乎得不到房管部门廉价的住房保障。他们较少得到司法部门的司法援助，较少参加工会、享受工会会员的福利待遇和送温暖。他们也较少参加城镇的社会生活。

政府的教化较少。这些人基本不参加政府和社区组织的文件传达、文艺演出、体育活动，较少进入博物馆、文化宫和图书室。他们不知道毛泽东、邓小平和总书记是谁，不知道十八大三中全会。他们所受的教化多来自非主流媒体和网络。

边缘人与国家和政府之间也存在一些负面关联。例如，政府在举办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时候，往往清退这些灵活就业人员；一些摊贩遭遇到城管人员的暴力。

(三)适应市场的联结形式尚未建立

“商谈机制”作为市场社会的联结方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提出，机制的各个方面都有表述，但是在实践中推进缓慢。

在劳资关系领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台了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限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公司。上世纪90年代，全国总工会把集体协商作为牛鼻子来部署和推动，但即使是近些年，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真实性”也遭到质疑。劳动者遭遇到权力和利益问题，不是找工会，不是要求集体谈判，而是找NGO。

在社会和政治领域，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经历20余年之后，这些依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解决和推进的问题：“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社会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社会散流无疑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之一。而社会散流的原因之一，在于能够抑制散流、增强联结的“商谈机制”建立迟缓，作用不足。

(四)社会散流化的新挑战

中国劳动就业领域的边缘就业者究竟有多少？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这样的全国调查和统计。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关于周工作时间的数据涉及了这个问题。根据抽样数据推算，在城市和镇的范围内，周工作1-35小时的人数为2130万人，35-39小时的723万人，40小时的12049万人，41-48小时4873万人，48小时以上的11977万人。国家规定的标准工时为每周40小时，小于40小时的是不完全工时。这部分不完全工时者可以算作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如果为了防止将执行标准工时但因偶然因素减少工时的人数也计算在内，将35-39小时的人排除在外，则不完全工时者大约有2000多万人。那些工作多于40小时的人，有部分人属于单位自定的周48小时工作制，有部分人属于加班，也有部分人属于非正规就业。其中，48小时以上者更可能属于非正规就业。假定非正规就业者占1/3，则非正规就业者共有5000余万人。与前面的2000万人相加，则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者达到7000万人。如果将边缘就业者的范围扩大，包括在全日制岗位上工作的农民工，则这个数字可能达到3亿人。

边缘就业者是在权力、收入和安全三个价值或资源上分享最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缺乏民主管理和社会协商的权力，收入处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甚至更低，安全上缺乏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缺乏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社会支持，几乎看不到希望和前景。

边缘就业者是与社会体系联结质量很差的一部分人。他们处于原子状态，联结维度较少；与体系的联结属于简单集合，纽带细弱，联结强度较弱；频繁流动，关系随时可能了断，关系对象频繁变换，联结的持续时间短；与处于核心的人群差异很大，凝聚力弱，离心力强。

传统上，研究者将中国的小农比喻为汪洋大海。在新的环境下，则出现了一个“流工”的汪洋大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流工就像蒲公英种子上的绒球，随风飘落。

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分析“动乱分子”时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是正经的工人吗？不是，这些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前些年，相继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事件：人们与事件并无什么利益牵扯，却直接参加到群体事件过程中，成为大规模的群体行动，例如瓮安事件、吉首事件等。其实，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闲散人员，多属就业边缘人群。

社会散流化：如何治理

上世纪20-40年代的国民政府，应该说在解决边缘就业和社会散流方面做了多方努力，也试图增强政府与劳工之间的正向联结。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其工作力度并不大。对于核心工人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于边缘工人则收效甚微。政府与边缘工人几乎没有正向联系，没有组织、宗法、利益、教化，导致工人被帮派和对立党派吸引。国民政府未能有力地引导、规制企业，致力于同工人的联结，特别是与边缘工人的联结，而把头、包工头等传统社会的遗留，则较严重地分离了工人与企业的联结。国民党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上层违背了仁政德治的伦理，与“圣人治理”越来越远。同时，未能建立起制约自我中心和有限理性的商谈机制。暴政与腐化导致社会结构的急剧散流化，社会核心急剧收缩，变成了孤君寡人，社会下层流离于体制之外。这样的情况下，正向的紧密联结几乎不可能形成。

上世纪50-70年代的单位制时期，国家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教训，十分关注国家(政府)与工人的联结。但存在的问题是，力度过大，速度过快，联结过于固定和僵化以致失去了灵活性。同时，联结方式过分依靠行政力量，缺乏市场、社会的配合，以致匹配程度低，经济效率低。单位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副作用。(1)就业过密。单位内过剩就业，出现人浮于事、职工人数持续膨胀。(2)就业刚性，不能裁员，不能流动，职工有绝对安全感，弱化了活力。(3)匹配错位。个人的人力资源难以同岗位最佳匹配。(4)均等性。多劳不能多得，管理技术等高质量人力资源不能多得，导致在工作上的努力弱化。(5)关系性。个人间关系冲击了正式制度，扭曲了按劳分配。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效率低，就业岗位增加少。最终，单位制难于实现权力、收入安全增加的目标。

西方市场国家解决灵活就业和边缘就业问题，可说是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囚徒”包括劳动者、工会、资本和政府。囚徒困境的根源是“人人为自己，只有上帝为大家”，缺乏统一和整合。各方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向政府诉求，工会罢工请愿，资方威胁迁厂；政府左右为难，在选票社会更可能屈服于工会。政府由此财政困难，向资本收税；资本受到政府和工会的双重压力，更可能迁厂；资本迁厂则劳动者失业或更灵活而乏保障。这是一个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循环，然而每个人都陷入了循环之中。

在市场化、全球化下解决边缘就业和社会散流应该有新思维。根据上述经验和教训，这个新思维就是“整合-分享”模式。(1)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进行国家统一领导(统合)，代表整体谋划全局；(2)统筹安排，协调各方，形成整合，取得整体大于各方之和的整合成果；(3)推进商谈机制建设，抑制自我中心、有限理性，形成适应新环境的联结机制，参与对全局和整体的谋划，对关系的协调，对整合成果的分享。

“整合—分享”模式意味着：必须增加安全、收入、权力等价值物的总量，提高生产效率。为此，并不消灭或过于严格地限制就业分化，而是发挥其对于效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必须致力于同边缘就业者之间的紧密、正向联结，并使他们分享到经济效率提高和就业岗位增加的成果，实现价值物分享的合理、公平。

在用人单位与就业者层面，应促进双方的合作，通过平等协商、劳资恳谈等共谋发展、做大蛋糕、共享发展成果。例如，通过合作、整合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争取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稳定和提高盈利，为工资福利拓展上升空间。

商谈机制必须建立，民主协商必须得到突破。这是抑制就业分化和社会散流的“牛鼻子”。通过议价、协商、谈判等，解决统合制和市场制固有的自我中心、有限理性问题。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个最大、最硬的骨头。但是，要化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问题”，必须啃下这根骨头。

传统统合制的优点应该发扬和延续。统合制的优点是有一个群体代表和关照整体，构建整合、谋划长远，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是西方的多元主体、契约联合所做不到的，它能够避免西方那样的囚徒困境。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更需要以整体的方式增强竞争力，从国际市场上竞争更多的安全和收入等价值物。如果全盘移植西方的体制，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难免破坏作用

传统统合制的缺点应该弱化和改良。高层人物当然需要英明和为公的高尚品质，但是对其自我中心和有限理性必须有来自民众的抑制，有来自边缘群体的抑制。在统合制内，必须有充分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和协商。

在散流化的情况下，企业的整合较为困难，所以更需要国家(政府)统合，由国家(政府)来代表包括边缘就业人员在内的各群体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包括边缘就业者在内的各个群体的参与，与国家(政府)沟通、对话，对国家(政府)产生影响。在统合制传统的中国，三方对话不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合意的协议，并且诚信地执行。所以，应当采取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各方参与。

对于边缘就业人员，与稳定就业的人员相比，国家(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与前者的联结，使联结达到较高的强度和质量。这是因为：第一，在正式就业之外开辟边缘就业，不仅是劳动者个人受益、用人单位受益，国家(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受益者(国家发展、社会稳定)。而且，边缘就业者所得收益较少，付出的代价较多。所以，国家对于边缘就业者应该有较多的关照和付出。第二，在稳定就业之外实行边缘就业属于工作-福利，是在规避贫困陷阱和福利依赖陷阱，其意义和作用远大于对失业、无业者的福利项目。所以，国家应该提供补贴。这种补贴不仅有助于劳动激励，还能减轻财政负担。第三，对于边缘就业者进行补贴，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增强市场乃至国际竞争力。具体说，企业由此可以有较多的资源稳定和激励高层，提升核心竞争力。低层因为其灵活性和流动性，具有较低的人工成本。国家应该给对于竞争力做出牺牲的边缘就业者提供补偿。第四，边缘就业者与用人单位的联结较为薄弱，这会导致社会整合的不足，应该以与政府之间的较多联结作为补偿。

政府应该建立和加强与边缘就业人员的组织联结。政府应该建立边缘就业人员服务部门，在边缘就业人员中建立协会、工会等组织，构建边缘就业人员服务部门与边缘就业人员协会之间的制度性关联。政府有关就业的部门和边缘就业服务部门应该与边缘就业人员的组织或代表定期会晤、沟通、对话，就相关事务进行协商。中共党组织应该在边缘就业人员中发展党员，同时在用人单位或雇主中发展党员，建立起两类人员共同参加的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共同活动。

政府应该建立和加强与边缘就业人员的利益联结。这种利益联结应该是“全方位的”或尽可能“多维度”的。政府与劳动就业、与边缘就业有关的各个部门，都应该与边缘就业者建立联结，输送利益。地方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度和积极地提高针对边缘就业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门应该给他们提供就业补贴或就业援助，提供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服务，切实进行劳动调解、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保护他们的权利不受侵害。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应该积极推进边缘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由财政经费给无力交费者提供社会保险补贴，或者降低缴费率(并不降低支付标准)，以及允许间断缴纳和补缴。民政部门应该对边缘就业人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贫困救济，使他们在较低工资、波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安排边缘人员的培训，安排其子女的入学并在收费方面进行减免。房屋管理部门应该提供廉价住房或保障性住房。司法主管部门应该提供司法援助。税务主管部门应该对他们的创业和经营活动减免税费，金融部门则应该提供资金扶持。城市规划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应该对他们多服务，减少严苛、暴力对待。

应该使边缘就业人员融入所居住的社区。参加社区的选举，参与社区的政治生活和自治活动。社区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应该将他们纳入服务范围。应该吸纳他们参与社区的活动，例如志愿者服务活动、联谊活动、文体活动等。

政府应该建立和加强与边缘就业人员的文化联结。国家的主流媒体应该接触到边缘就业人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报刊和信息。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和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应该给他们提供服务。

此外，政府还应该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使其处于适度范围和程度，限制过分的灵活性。

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于边缘就业人员而言，西方式的独立性、抗争性工会或许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工会应该成为国家与边缘就业人员联结的建设者、促进者，由此也成为边缘就业人员权利的保护者、利益的争取者。

工会应该在边缘就业人员中建立组织，采取适于他们的组织形式，吸引尽可能多的边缘就业人员入会，从而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这样的工会可以是职业性的，例如家政服务员工会，也可以是地域性的，例如某某街道边缘就业人员工会。

工会应该接受党的领导，在边缘就业人员中贯彻党的关于整合-分享的路线和政策。同时，代表他们参加国家(政府)的整合，参与对全局的谋划，配合对各方的协调，落实分工的任务，促进共同“蛋糕”的生产。例如，增强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全球竞争中争取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多的企业收益。工会应该向国家(执政党，人大，政府)制度性地反映边缘就业人员的诉求和建议，通过文件递送、参加会议、提出提案等方式，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争取政策对于边缘就业者的公平(例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

工会应该代表边缘就业人员参加对于整体成果、发展成果分配的决策，为边缘就业人员争取合理的份额(例如更稳定的工作，较高的待遇)。工会也应该对其中的困难人员、遭遇风险的人员进行救助和帮扶。

工会应该在边缘就业人员中开展文化活动、体育活动，进行思想教育、行为指导，并进行技术、业务培训。

工会应该代表边缘就业人员协调与用人单位的关系，监督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与雇主开展对话和协商，促进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保护边缘就业者的权利。

工会应该成为一个枢纽型社会组织，与边缘就业人员的社会组织进行对接，与其它相关的服务组织进行合作，通过这些组织实现对边缘就业人员的组织、利益、文化联结。

工会也应该与政府的各个部门合作(例如街道劳动、民政部门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与边缘就业人员的联结。

注释：

①马克思的原话是：“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67页。

②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4页。

③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④⑤⑥哈罗德•D.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⑦(19)黎霞：《负荷人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⑧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⑨孙自俭：《民国时期铁路工人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⑩郭谦：《民国时期统治者对城市下层社会的社会调控》，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1)陈振鹭：《中国劳动立法总评》，载《法学杂志》1933年第6卷第3期。

(1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5页。

(13)李宗黄：《新县制理论与实际》，中华书局，1945年，第238页。

(14)参见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1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兴国调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18)张铁君：《取消包工制的支票怎样兑现？》，《劳工月刊》1932年第1卷第6期。

(20)《粤工商纠纷无法解决》，《晨报》1927年3月21日。

(21)孙自俭：《民国时期铁路工人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22)陶铸成：《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两条大路(一)》，《劳工月刊》，实业部劳工司编印，1933年第2卷第2期，第49页。

(23)武中哲：《单位制变革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12页。

(25)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26)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