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13年，传统媒体经受了一个意外的寒冬，不仅业绩纷纷下滑，更要命的是其公信力严重受挫，出现有史以来的信任危机，带来“生存还是死亡”的拷问。不过，传统媒体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它依然有着广阔的社会需要和市场前景，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当前急需解决的是要重回专业主义道路，强化专业主义精神，坚守中立、公正、客观等专业理念，兑现新闻专业应尽的社会承诺，提供有用信息，维护公平正义，重建传媒公信，服务公众生活，推动社会进步。

【关 键 词】兑现/专业承诺/重建/传媒公信力

2013年对于新闻行业来说，既是多少有些流年不利、百感交集的一年，也是值得回味、需要深思的一年。新年伊始，《南方周末》元旦献词①就拉开了新年第一场争论的序幕，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断把公众眼球聚焦于传媒行业，诸如对“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的持续批评，夺回舆论阵地战的不断升级，网络打谣的遍地开花，上海两大传媒集团的意外合并，《新闻晚报》的无限期休刊等。2013年10月23日、24日，《新快报》连续两天先后分别以《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头版，看似发出正义的呐喊，并以“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宣言来表达媒体的不屈精神；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媒体维权行动，却因当事记者陈永洲穿囚服剃光头在央视镜头前公开招供认罪，而落了个一地鸡毛的下场。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取其辱。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当人们深为雾霾所苦，想逃避唯恐不及的时候，《环球时报》居然发表了题为《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的文章[1]，大赞雾霾可以使“可见光侦察全歇菜”，让“导弹攻击失准头”，使“航空兵作战受影响”，“有利于防守方的军事行动”。许多人据此认为媒体已经没了底线。这一年，媒体主管部门也接连出招，从“限娱令”“限歌令”到“限进口令”，从“七条底线”“不得宣扬”到新增大量敏感词，从授意行业协会批评到主管部门直接出面惩处，媒体被惊出一身接一身的冷汗。最令人焦虑的是，在这一系列看似无关联的个案中，我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无情流失。用央视评论的话来说，“媒体公信力最近几年一直在下跌，2013年催化了这个过程”。“他们的信任，被自媒体分流”，“媒体也‘豪放’地挥霍着公信力”[2]。

一、传媒公信力流失正在呈加速度

2013年5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对“深圳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天然气将大幅涨价”“流浪汉因拆迁变富翁”三起媒体虚假失实报道进行处罚，要求“各新闻媒体不得刊发、转载未经核实的社会自由来稿和网络信息，不得使用权威人士、有关人士等概念模糊新闻消息来源”[3]。这表明，管理高层对大众传媒公信力流失已经高度警觉，并做出主动回应。

2013年12月2日，北京街头车行道斑马线的一起交通事故，引发公众关注并迅速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媒体报道，一边是“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一边是“中国大妈冤枉，她确实被老外撞了”，而前一种声音明显占了上风。后经调查发现，外国小伙的确撞到了中国大妈，并在现场不断用流利的中文脏话骂人。参与此事报道的众多媒体不得不赶快澄清并道歉，但由于偏听偏信想当然报道造成的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已无法挽回。

从香港传来的消息也不容乐观，据香港中文大学的调查，香港“传媒公信力跌至回归以来新低”，市民对“整体香港新闻界”的公信力评分为6.18分，较2010年下跌了0.18分。市民对各媒体评分的平均数则为5.82分，较三年前跌0.22分。其原因与“煽情报道”“错报新闻”“立场偏颇”等不无关系，“部分传媒的政治立场”“亦影响其整体评分”[4]。

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众对媒体的正面报道不关心、不相信、不认可。2013年对媒体提出的一大挑战就是，无论媒体怎么想方设法进行正面报道，以期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但受众却不怎么领情，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对正面报道表现出不关心、不相信、不认可的态度。2013年12月30日晚，郑州电视台《郑州新闻》播报新闻称，当天早上，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在郑东新区开完会，乘坐地铁返回市委，被该台记者认出并接受了采访。这则新闻立刻招致网络质疑，“真的真的是偶遇吗？”“你确定不是安排的吗？”面对质疑，涉事记者徐谨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与市委书记确实是偶遇。他表示，这则新闻是“完全经得起检验”的[5]。

2014年1月6日，湖南常德电视台播报了常德市主要领导当日带领该市党政机关干部集体走上街头清扫城市路面的消息，不料却在互联网上遭到大量吐槽，网友纷纷指责常德市领导作秀，媒体称之为“遭到迎面浇来的一盆冷水”[6]。

但是人们不得不问，为什么记者如实报道在地铁偶遇市委书记，就引发了那么强烈的“老不信”呢？为什么党政领导以身作则转变作风的消息一经媒体传播，就会被广泛质疑呢？

二是对正面的报道常常做出相左的解释，颠覆新闻的本来意义。除了对一些正面报道不关心、不相信、不认可之外，公众还会对一些正面报道做出与报道者预期相左的解释，这也是媒介公信力流失的一个表征。比如在媒体报道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确定2014年上星综合频道调控政策，要求优化节目结构，丰富节目类型；坚持自主创新，加强引进管理；抵制过度娱乐，防止雷同浪费；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年报制度；切实加强管理，做好备案工作后[7]，舆论却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称这个文件为“加强版‘限娱令’”[8]，有的更是批评总局的“‘限娱令’不解风情”[9]。

《参考消息》2014年1月7日转引了路透社一条消息，报道北京高房价催生“鼠族”，28万人住地下室，这立即被敏感的读者解读为是在为“赶走低端外地人”造舆论，还将北京近期的一些相关政策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就是两个很有针对性的措施，目的是要“迫使一些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外来务工者离开”[10]。

这种对新闻内涵相左的释义，一方面说明公民日渐趋于成熟，敢于质疑，懂得思考了；但另一方面也会有意无意地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判断，加重社会的不信任感，危害严重。

三是舆论走向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随着公民表达欲望的不断增强和媒介素养的不断提升，以及公民表达渠道的不断增加和表达空间的不断拓展、社会舆论气候的不断变化和网民之间的激励互动，社会情绪通过网络空间释放、集聚和放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群体极化舆论的出现并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不可避免，需要有关方面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甚至组织准备，积极加以应对。比如，《人民日报》有关“多国公务员养老金待遇比普通人高”的报道和“拉平养老金对公务员不公平”的评论甫一上网，立马遭到网民甚至一些媒体的质疑，“养老并轨未动，先担心‘对公务员不公’？”“别忽视‘国外公务员退休金高’另一面”“企业养老金连续9年上涨，替代率不及公务员一半”“80后需更努力工作，才保30年后养老水平”等明显带有情绪化色彩的意见喷涌而出。今年一些主流媒体发表元旦献词后，网上更是出现“如何写一篇感人肺腑的新年献词”之类的调侃文章，对那些他们认为的“应景献词”和“陈词滥调”加以讽刺，“你把没人相信的东西动情地反复说反复说反复说，在新一年里说不定就真成了呢”[11]。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明显带有情绪化色彩的舆论，却可以赢得公众的普遍喝彩。

二、造成传媒公信力流失的三个推手

(一)公民身份的转换。在传统传播语境下，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单一，他们对来自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质疑的途径，只能被动接受，不然就无法建构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系统，从而无法同外部世界接轨。那时候的信息传播，实际上是一种上对下、主对从、强对弱、社会精英对普罗大众的线性传播，公民成为各种信息的最终宿主，被形象地比喻为“容器人”；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各种传输通道不断被打通，“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我的地盘我做主”等新理念、新思维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那种由主流媒体精心建构的信息传输环境，人人都有可能登上大众传播的舞台，并成为信息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必然表现为对与当局关系亲密、一家独大、自命清高的传统媒体和那些与传统媒体相互呼应的新兴媒体的怀疑与质疑，甚至被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

陈光标“购买《纽约时报》”一事，可以说是公民个人利用传统媒体甚至新媒体进行炒作从而赢得社会关注度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公民个体对大众媒体公信力的一次深度杀伤。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纽约时报》的双重股权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对其恶意收购，因此它根本不可能出售，陈光标购买《纽约时报》原本就是一个精心的广告策划和娱乐噱头[12]，一些纸媒居然不遗余力地跟着嚷嚷，大篇幅报道《陈光标：我收购〈纽约时报〉，别当笑话听》[13]。事实证明，这就是一个笑话，媒体如此跟风逐浪，公信力怎么可以得到保证呢？

(二)媒体身份的迷失。在雅典德尔菲神庙的石柱上，深深地镌刻着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在2013年里，一向自信满满、高高在上的大众传媒突然发现，自身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需要认真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了。

媒体是什么？几百年来无数哲人、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贤达都在思考，答案也是见仁见智。在西方新闻语境下，最典型的要数普利策的那段经典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地发出警告。在普利策眼里，记者和媒体存在的理由，就是做公众的眼睛，为社会提供预警。

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论述对我国新闻实践具有最高的指导性。马克思对媒体功能的认识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他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14]，“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15]。马克思还认为，报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仲裁力量，即社会的“第三种因素”[16]。马克思把自由报刊看作是社会的仲裁力量，把媒体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看得极为重要。

尽管人们对媒体社会角色的定位千差万别，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媒体要做社会雷达，监控社会变化；媒体要对公权掌握者加以监督，以防止公权私用；媒体要秉公持正，防止恃强凌弱等，总之，媒体应该具有必要的中立性和批评性。但是，今天的很多媒体似乎忘记了自身的职业责任，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热情和探索精神日渐消弭，而注意力逐渐转向所谓经济效益上去了，有的甚至甘愿做传声筒。

2014年1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报，决定暂停四川卫视所有商业广告播出7天，暂停新疆兵团卫视所有商业广告播出15天。原因是，在总局三令五申和多次责令整改的情况下，这两家卫视播出的广告时长依然严重超长，“在全系统和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17]。同一天，中国经济时报社河南记者站也因多次利用出版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允许未持新闻记者证人员从事采访活动，受到总局“撤销其河南记者站”的处罚。[18]在2014年1月2日新浪传媒召开的以“准则与尺度——2013年媒体案件报道的是非之辩”为主题的论坛上，央视《今日说法》制片人朱海峰直言：部分媒体降低职业底线损害长远利益。[19]由于媒体身份迷失，被发行量、点击率所困扰，不顾长远，只看眼前，自甘堕落，形成恶性循环。

(三)政府对媒体定位错位。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是一些媒体管理者，他们并不知道“政府的公信力是靠媒体批评出来的”这一道理，以为只要把媒体管住管死，让媒体好好听话，好好替自己说话，一切就OK了。其实事情正好相反。只有媒体不断地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当然必须是善意的)，随时指出其决策的不周与工作的疏漏，而政府积极地及时地真诚地进行回应，才可以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媒体是代表公众在监督政府”“媒体在主持公道”这样的思维定式，建立起对媒体的基本信任，这样，在政府需要媒体支持的时候，媒体就可以大有作为。在这方面，西方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媒体常常把自己定位于“公众利益的看家狗”的位置，主要承担防止政府无端剥夺人民利益的监督责任，公众也大体接受媒体的这一角色定位。但实际上，美国媒体与美国历届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都要面对公众的选择，这促成了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在基本价值上的大体一致；另一方面，还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都知道，他们二者之间事实上是谁也离不开谁：美国政府的政策必须借助大众传媒向社会传达，美国媒体必须以政府信息为其基本来源。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总体上还是良性互动、方向一致的。我们从美国历届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数据，就可以知道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了。据统计，自1933年以来，平均每月举行两次以上记者招待会的总统有：富兰克林?罗斯福(6.9次)、杜鲁门(3.4次)、克林顿(3.1次)、布什(3次)、约翰逊(2.2次)、艾森豪威尔(2次)。[20]只有尼克松在任5年半，举行记者招待会37次，平均每年只有六七次。[21]因为尼克松记者招待会开得少，因此与新闻界关系紧张，最后因水门事件被新闻界揪住不放，不得不以辞职收场。

大众传媒究竟是什么身份，这恐怕是今天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三、传媒公信力流失后果严重

(一)社会失去基本准则。公信力，简言之，是指公众信任的力量。具体而言，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行政、司法、媒体等公共权力机构和部分承担公共利益责任的民间组织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22]公信力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有了这种信任，社会运动才有基本的准绳，公民才能够放心地、无忧地参与社会活动。

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社会，可以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是一种社会资本，公信力可以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维持“政府一公众”关系的持续性，构成整个社会稳定的中枢，以对付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并在这种相对的确定性中培养公民对制度的信心。在这种关系结构中，政府必须以其看得见并令公众满意的政绩和对基本理念的有效传播来不断赢得公民的信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支持。

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政府、媒体和专家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这些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机构和公民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是形成社会公信力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信力，一个社会就会充满怀疑、不安和敌意，整个社会就会失序甚至崩溃。

媒介公信力在社会公信力体系中地位极为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承载了公众的普遍信任寄托，即所谓“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社会公器，以其规模巨大、无远弗届、连续不断和职业承诺向人们提供公共信息，展示世界变化，并对公共事务进行公正评价，反映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同时也是政府和专家公信力的外显渠道和展示平台。媒体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是在社会中有广泛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23]。媒体公信力的核心是公众对它的信任、信赖，建立在受众对媒体的信用进行长期检验和集体认定的基础之上。有了媒体的公信力，人们就会以媒介是非为是非、以媒介行止为行止，并把这种是非、行止当作社会标准。但如果媒介公信力缺失，一旦到了“就算说真话也没人信”的地步，那么社会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判断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善良与丑恶等的统一标准，社会认知混乱和行为无序就无法避免。

(二)媒介成为政府公信力流失的河床。在所有公信力的社会价值方面，政府公信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块，但政府公信力需要大众传媒来加以塑造和维护。由于多种原因，如今的传媒不仅没有帮助政府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公信力，相反，它正在有意无意地成为政府公信力流失的河床。

在2013年末，有网友盘点了从2012年至2013年影响最大的以“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罗昌平举报刘铁男‘纯属污蔑造谣'”“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为代表的十大“官谣”，而这些“官谣”无不是通过媒体发布的。比如王立军案发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消息，《重庆日报》明知有误，依然全文转发，结果造成重庆市政府公信力的严重流失，至今尚未消除其负面影响。

媒体对政务信息的选择与传播，应该准确传达政府意图，及时提醒政府需要注意的事项，不能曲解政府政策本意，也不能放任自流地任意放大政府的失误。曲解政府的本意，使之不能为公众了解，或者明知政府决策欠妥而有意纵容政府的失误，都会直接或间接抹杀政府公信力，为政府公信力流失提供通道。

(三)社会失去自洁功能。著名学者孙立平指出：“公信力的丧失已经开始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个越来越深的病灶。甚至我们可以说，现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信力的丧失，而是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逐步失去将真相呈现给社会的能力。”[24]

在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媒体具有先天性的社会纠错和社会清洁能力，杰斐逊甚至认为：没有检察官就没有政府，但是哪里有了新闻自由，哪里就不需要检察官。他认为，世界上每个政府都有人类的弱点和腐化堕落的胚芽，为了防止政府蜕化，必须由人民来监督；为了防止错误，就必须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了解公共事务。《世界人权宣言》认为，表达自由是增强个人能力、建设自由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3年5月3日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所有媒体的所有记者都能够不受危害地发言，全世界都将受益。为了让记者能够放手工作，解除后顾之忧，联合国还通过了《联合国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行动计划》，认为限制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表达，就会因为缺乏充分实现其潜力所需的信息，使社会受害。

媒介信息是公民生活的指南，但如果媒介失去了公信力，媒介信息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交往就会失去遵循、无法进行，社会的自我清洁能力也就随之消失。

四、兑现专业承诺，重建传媒公信力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重建传媒公信力，所有新闻媒体都应该坚决兑现承诺，做到“一诺千金”。这里所说的兑现承诺，不仅仅指某一家媒体单个向社会发出的承诺，更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因为分工而形成信息产业后的整个传媒业必须对社会承担的职业承诺，或者说是一种由分工形成的社会责任，是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学理基础之上的专业责任。

(一)兑现专业承诺是社会分工赋予的“无限责任”。专业承诺或者说专业责任，是建立在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社会责任，是人类分工促成的一种与行业紧密相关、不可让渡、责无旁贷的责任，意味着只要你选择了这个行当，你就必须承担与这一行当紧密联系的行业责任。新闻行业的这种责任，是一个无限责任，即只要社会发生变化，只要发生意外事件，只要社会出现某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媒体就有责任及时作出报道，不得隐瞒，不得延误，更不得做相反解释的报道。否则，就是失职，社会就有权对媒体追责。

所谓专业，在德语中指具备学术的、自由的、文明特征的社会职业，这一含义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因此我们通常说的专业，也与这一含义相同或者相近。专业是社会分工、职业分化的结果，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达到一定深度的表现。社会分工之所以会形成特有的专业，其原因在于可以提供专门性的社会服务。[25]新闻专业的形成，就承载了社会的这种期待，其必须为社会提供的信息服务，不能由其他部门来提供。因此，要重建传媒公信力，就要从以专业水平及时向公众提供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充分的和有价值的公共信息服务开始。

新闻是一种专业，强调践行新闻专业主义。认同新闻专业主义，就意味着对社会期待的一种专业承诺。认同新闻专业主义，也意味着媒体和公众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契约中的所有条款都应该得到忠实的不折不扣的履行。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其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尽管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和标准不完全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则需要遵守。比如，新闻工作必须严守中立，服务于全社会公众利益；要做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能鼓吹甚至参与政治、经济冲突；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可信，客观公正，而不是向社会灌输意识形态；等等。这就是新闻传媒应该履行的社会承诺，也是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职业期待。著名媒体人胡舒立曾经表示，有一点她始终相信，即“媒体不为商业利益所侵蚀。维持报社的独立性，建立在公众中的信誉，才会最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26]。

(二)兑现专业承诺的核心是忠实报道新闻和进行公正评论。兑现承诺最基本的要求是忠实报道新闻，进行公正评论。所谓忠实报道新闻，就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无不能说成有；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坏不能说成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都必须真实发生，有据可查，不能想当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根据事实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描写事实”[27]。所谓公正评论，就是媒体发言要站在最广大公众利益的立场上，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少数人张目。同时，兑现专业承诺还意味着，要为公众打通信息传播的所有通道，不能阻塞信息的自由流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有效的信息传播，获得信息、观点和知识的途径畅通无阻，是确保民众参与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28]新闻媒体之所以要忠实践行职业承诺，是新闻媒体自身的功能决定的。新闻传媒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叫它基本功能，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即信息传输功能，大众传媒之所以被发明出来，就是因为它先天性具备承载信息和传输信息的能力，是人们经过千百年苦苦寻找而发现的一个信息载体和传输通道。第二个层次叫作派生功能，当人们发现媒体不仅可以传输世界变动信息，而且可以表达喜怒哀乐和主观意见之后，媒体的倾向性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媒体的派生功能。第三个层次是赋予性功能，当人们发现媒体可以表达主观意见，具有对社会强大的影响力之后，赋予性功能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媒体纷纷变成党报，实际上就是人们赋予媒介特殊功能的结果。在一个威权社会，对于掌管媒体的一方而言，大都具有赋予传媒功能的强烈冲动，因此媒体基本功能难以得到正常发挥，而赋予性功能往往被发挥到极致，媒体功能常常被扭曲也就不可避免。

我们今天强调媒介要忠实履行职业承诺，本质上就是要恢复媒介本身的固有功能即第一个层次功能，剥离或减少强加在传媒身上的赋予性功能，使媒介真正担当起“公共信息的传播者”“社会意见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讨论者”“官商黑幕的揭露者”“各部门行动的协调者”等功能，不再做强势群体的歌颂者、强势意见的辩护者。要防止主观臆断，以免造成严重失实报道，对公信力造成损害；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原则的坚守不可有丝毫松懈。

(三)兑现专业主义需要媒体不断进行反思和自我修复。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既是源于所有读者对大众传媒的有效监督和强力督促，也是源于媒体如不重视公众意见就会被公众抛弃的心理压力。大众传媒当然会出错，但由于有公众的及时跟踪、参与、查漏和纠错，因此媒介自我修正不仅成为一种可能，也成为一种常态。以知识性大众媒体维基百科为例，其口号就是“自由的百科全书”，是“人人可编辑的自由百科全书”。人们曾经担心，人人可以编辑，那不乱套了！大家都参与编辑，如何保证知识的真实性、权威性？事实上，维基百科上面的词条解释就是真实的、权威的、值得信赖的。原因在于，网民整体是向善的，他们天生具有通过集体的力量来保证知识真实权威的冲动，而且倾向于积极行动，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媒体上承载的知识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一旦发现对某个词条的错误解释，他们就会站出来加以更正，从而保证了知识的真实与准确。

当然，如果社会没有一定的宽容度，而是对犯了错误的媒体一棍子打死，不给他们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机会，那这种媒体的自我洁净过程就会胎死腹中，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戾气与猜忌。因此，大众传媒坚守专业主义，兑现向公众的承诺，还需要社会给予必要的宽容。常言道，有报必有错。马克思也认为，办报不可能不出错，但报纸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可以“用今天的报道纠正昨天的错误”“用明天的报道弥补今天的不足”。

在新闻活动比较自由的国家，一般都对媒体给予特别的保护，采取事后追惩的办法来进行管理。媒体当然要对其所报新闻负责，不过这种担责必须是通过自我纠错或者司法诉讼来实现。一旦报道涉嫌侵权，不是由国家或政府出面，而是由受害当事人(政府也可以是当事人)向法庭提起诉讼。即便闹到法庭，媒体一般也可以稳操胜券，因为他们特别规定了一个“答辩事由”的程序，即如果受害人控告媒体侵权，媒体可以拿以下四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来进行答辩免责。这四个理由分别为：事实(主要情节)真实，评论公正，已经更正，最后一个理由基本上可以让媒体不需负任何法律责任，因为这个理由是“承诺更正”，即只要同意更正，就可以免受刑事处罚。

注释：

①2013年元旦后的第一期《南方周末》上，因以一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替代原稿《中国梦　宪政梦》而引发一场激烈争论。

【参考文献】

[1]环球时报.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EB/OL].[2013-12-09]人民网-环球时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3/1209/c172467-23785025.html.

[2]央视网.央视评论：消失这一年：媒体公信力下降[EB/OL].[2013-12-31]http://opinion.cntv.cn/2013/12/31/ARTI1388487138493708shtml.

[3]人民日报.查处虚假报道 提升新闻公信力[N].2013-05-08.

[4]大公网.学者关注传媒公信力大跌[EB/OL].[2014-01-06]

[5]新京报.郑州记者回应地铁偶遇书记：完全经得起检验[N].2014-01-03.

[6]环球时报.领导扫大街，舆论为何迎头浇冷水[N].2014-01-08.

[7]新华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明年卫视调控政策　每季度择优选择一档歌唱类选拔节目进入黄金档[EB/OL].[2013-10-20].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0/c_117792387.htm.

[8]新华网.“限娱令”升级？各大卫视回应[EB/OL].[2013-10-22]http://news.xinhuanet.con/politics/2013-10/22/c_117823993.htm?prolongation=1.

[9]南方都市报.“限娱令”不解风情[N].2014-01-04.

[10]腾讯评论·今日话题(第2667期).北京上海该“赶走低端外地人”吗[EB/OL].[2014-01-08]http://view.news.qq.com/a/20140108/005584.htm.

[11]凯迪社区.如何写一篇感人肺腑的新年献词[EB/OL].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 & id=9749312.

[12]Silver：上头条的伎俩[EB/OL].21世纪网[2014-01-10].

[13]环球时报.陈光标：我收购《纽约时报》，别当笑话听[N].2014-01-03.

[14]马克思.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204页.

[15]郑保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2.

[16]郑超然.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7.

[17]广电总局网站：新疆兵团卫视和四川卫视被暂停所有商业广告[EB/OL].[2014-01-08].http://news.sina.com.cn/c/2014-01-08/163829189375.shtml.

[18]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经济时报社河南记者站多次违规被撤销[N].2014-01-07.

[19]朱海峰直言：部分媒体降低职业底线损害长远利益[EB/OL].[2014-01-05]新浪传媒.http://www.mjceo.com/index/20140108/10000142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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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施鲁佳.美国总统的记者招待会[J].中国记者，1987(6).

[22]陈畅君.浅论司法公信力[J].法学研究，2012(10).

[23]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J].电视研究，1999(11).

[24]中国新闻出版报.公开道歉只是重塑公信力第一步[N].2013-12-12.

[25]互动百科：专业.http://www.baike.con/wiki/专业.

[26]财新网：胡舒立、展江对谈新闻专业主义[EB/OL].2012-12-10.

[27]彭菊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多级命题及其理论体系[J].新闻记者，2004(5).

[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EB/OL].传播与信息，http:/www.unesco.org/new/zh/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