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主义雕刻家Henry Moore（1898—1986）的100多件作品不远千里来到中国，2000年12月在北京展出后移师广州，当地媒体闻风而动，全方位、多视角地报道了这一艺术盛事。广州一家主流媒体刊发了一则题为“最杰出的西方雕刻展在广州”的动态消息。这则占据显著位置的文艺报道同时配发了三张雕刻艺术品的照片，声称Moore的雕刻每件价值数百万英镑。荒唐的是，其中一张主要新闻图片与配套说明文字——“巨型站立人形：刀刃（1961）”被张冠李戴：广州资深雕刻家梁明诚先生的抽象雕刻艺术品。事实上，梁的作品与刀毫无关系，且放在博物馆门口好几年了。（注：China Daily，2001年11月11日。）
一、问题与症结
时隔五年旧事重提，再次关注棘手的文艺与媒介关系，是因为广州事件反映出的当今中国文艺新闻工作者欠缺人文艺术素养（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及以讹传讹的浮躁作风，并没有根本改善，甚至每况愈下。2002年3月19日，四川《天府早报》刊发《昔日倜傥诗人今日卖字求生》的报道称，曾红极一时的诗人汪国真近来连遭不幸，现在连生计也成了问题，原因是投资火锅店失败。该报道言之凿凿：由于汪目前每月收入不稳定，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并为京城一些店铺书写招牌。该日《江南时报》也登载了仅润饰过题目的报道《昔日辉煌成过眼云烟大诗人汪国真为钱所困》。不久这两家报社被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的汪国真以“捕风捉影”编造谎言起诉。2003年9月11日，《武汉晨报》登载了《朱自清〈背影〉落选新教材》的报道，一时被多家报纸和网站转载，却属子虚乌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2004年11月的广州之行被有关媒体挖到两桩“新闻”：一是他“炮轰牛群”，导致“牛马之争”；二是报道他此行为“告别演出”，艺术人生将画上句号。而《南京日报》在电话中向马先生求证两事时，马遗憾地告诉记者这两条消息都属于“指驴为马”。（注：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1月8日。）
造成报道失实的原因，也许首先来自记者不了解文艺及其创作主体的真实样态。这与他们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活跃在当代中国新闻界的从业人士多是新闻学科班出身，而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人文艺术课程往往只被列为选修课，在工具理性甚嚣尘上、实用论大行其道的当下高校，这些课程所遭受的冷遇可想而知，由此造成新闻系的毕业生从事艺术报道的知识结构先天不足。由于自身缺乏判断力，他们在文艺新闻报道中难以准确、客观地描述艺术事实传达有品格的文艺信息及其所处的文化制度环境。采写《朱自清〈背影〉落选新教材》的记者，也许不了解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中的专家评选程式，一厢情愿地将之简单化。再有，可归咎于文艺家、文艺组织与媒体之间各自为政，彼此隔膜。
另一个更为重要症结是，传媒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和廉价喝彩而过分追求新闻首发以及由此产生的轰动效应，往往来不及甚至忽视调查事实真相，倾听艺术家和当事人的见解，加上报道者本身又不具备文艺鉴别与批评的修养，内外因素的叠加直接导致文艺记者在报道中无法恪守客观立场，因而在新闻实践中频频失足。发掘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身处消费社会的大众媒体为追求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等显性物质利益，一些媒体为文艺炒作推波助澜，充当市场运作的敲门砖，使它们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被“悬置”，导致传媒公信力受损。
二、教训与警示
当今世界大众媒体每天给公众提供包括文艺信息在内的海量资讯，日益构筑了人们日常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现实氛围。生活在传媒和信息包围中的大众逐渐放松警惕，习惯于心安理得地通过媒体捕获资讯以认识世界调适自我。由于人们在生活、工作中对传媒过分依赖，传媒成为左右人们价值判断的重要参照系统，源源不断地供给人们话题资源甚至行动指南。事实上，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购买艺术品还是去听音乐会，基本上是通过大众媒体获得意见的。遗憾的是，多数从事艺术报道的记者自身却缺乏必要的文艺专业知识和文艺判断的能力。由于大众传媒在引领真正文艺鉴赏品位方面的角色缺席，因而在伪劣、平庸的艺术品充斥市面并为完全不懂艺术的人所消费的过程中，往往得不到传媒及时的甄别与批评。
作为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传媒记录我们社会的变迁与生活的精彩，揭露和鞭挞假丑恶，弘扬人类永恒的正义和良知，是公共利益的不懈维护者。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上述理想只是理论设定，因为传媒的经济属性使其不自觉地偏离公众的角色期望。显然，传媒有必要不断自省、修正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大众的思维与智慧被传媒驯服而同它的关注点亦步亦趋时，有的传媒就可能上演偷天换日——悄然间进行价值认同置换。也就是说，这时以客观、公正立身的传媒在大众丧失警惕的情况下，可能将其一家之言置换为社会公众舆论，将个人（记者、编辑甚至自由撰稿人）有时是不甚准确的资讯和观点作为正确指南传达给公众，招致受众上当，造成混乱和伤害。（注：一个习焉不察的现象是：传媒甚至理论界常常将一家或几家媒体刊发的新闻或登载的言论，说成是舆论（普遍）认为云云，这是典型的概念偷换。无论从舆论二字在本土语境的辞源学考证，还是西方舶来的public opinion的语义还原，都无从得出一般传媒的观点即等同于舆论这一命题推论。参见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一章第三节“什么不是舆论”，第25～2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文艺审美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包括文艺记者在内的认识主体对某一艺术对象或艺术理论的看法没有经历观察、思考和求证这些亲证式体验环节，而基于他处提供给他们的成品信息（如说明书、介绍文字或其他资料来源）进行二度传播，那么冒险和错误势必在所难免。假新闻《昔日倜傥诗人今日卖字求生》全文仅来源于“据一位自称是汪国真好友的知名杂志编辑的披露”。2004年9月13日《京华时报》刊发的假新闻《北京孔庙将树历届高考状元碑》，也仅根据《安定门街道国学文化社区建设资料选编》提到过的一个初步想法而任意发挥出来的。
与此相关的是，传媒的媚俗猎奇癖性和受众不健康的接受心理，互动构建为一片假新闻的叙事空间。其实，假新闻层出不穷，文艺新闻沦为重灾区，我们也有必要从受众角度反思。按照媒介经济学原理，传媒与受众的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和消费。传媒往往以受众市场潜在的需求为导向，这在文艺新闻生产上更为明显。文艺新闻制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迎合受众需求，因为受众市场存在的强烈偷窥、猎奇愿望。于是，一些传媒利用国人某种集体无意识架构（frame）媒介事件：2002 年多家媒体报道电视连续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女一号的原型是钱秀玲女士的假新闻，就是媒体迎合观众希望看到二战中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在世界格局中的英勇无畏形象的民族自强意识。上文提到的假新闻《北京孔庙将树历届高考状元碑》，则是利用国人的科举流芳的复古情结。
由此进一步，我们应当反思作为社会良心和天平的新闻媒体的职业伦理操守问题。在报道中必须保持客观、坦荡、严肃和平衡，这是负责任的媒体立命之本和应遵循的道德自律线。但是，现实社会中一些媒体对平庸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包括画家、作家、演员和歌手的弱智的吹捧，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为，这些报道本身根本不是标示和培养读者良好的艺术感悟力和鉴赏力，而是在混淆是非、干扰视听，人为地使艺术女神在新闻媒体中被亵渎和曲解。
三、突围与出路
关于根治假新闻的方法，已有论者从可操作性层面建议制定相关法律与制度，这是外部解决途径。本文尝试以内部途径——传媒自律为视角，略呈管见。
传媒因错位而导致文艺新闻指鹿为马、子虚乌有的严重误读，如没有文艺界和新闻界的共同努力不会得以解决，其中重要症结是缺乏有效的人文艺术教育。因而，为提高媒体的文艺报道质量和媒体经营的文化品位，从治标治本的角度来看必须针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包括研究生）开设文艺理论与美学课程，增加准新闻人的人文素养及对文艺与美学的感性体验。文艺记者面对的报道对象相当一部分是一些抽象的符号体系（直观的或非直观的），如毕加索的三维立体几何图形组合，《等待戈多》中的种种莫名荒诞……这些符号体系在当今艺术创造多元化格局下更显得扑朔迷离，给记者采写出符合艺术规律和审美诉求的新闻提出更大的挑战。因而，文艺记者在长期学习实践中有必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艺术观察力和判断力，对影响深远的文艺流派及其艺术风格树立一般感性认识，在采写文艺新闻过程中才会有所感触，才有可能无限接近并力图真实地将文艺事实传播出去，而不至于跟风炒作。总之，一名称职的文艺记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健全人格，有能力把握并大体定位自己的采访对象的艺术价值，同时能洞悉受众文艺需求的层次和水平，而不是去取悦文艺活动的举办方。
与铺天盖地的传媒报道相比，今天出自职业文艺评论家和学者之手的评论文章在现实文艺市场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艺术家固然得心怀纯粹置身澄明之境，然而艺术家以及艺术馆和艺术管理者，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众传媒在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繁荣中的重要性。在大众传媒的作用日益强大的现实情形下，文艺需要通过传媒从象牙塔走向寻常大众，以进一步吸引和培育艺术知音，不断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为了让公众了解、接受更多负责的、不受市场炒作的、具有艺术家鉴赏水平的文艺信息，文艺机构应该经常鼓励和组织艺术家在合适的传媒上发言、亮相。
在传媒与艺术家互动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一些传媒正酝酿、尝试角色之变：即从“报道者”转变为“操作者”。文艺和传媒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协作关系，传媒为艺术搭建表现平台，通过双方合作将优秀的文艺作品推向公众，培养和提升受众的艺术品位。这是值得肯定的明智之举，因为他们联手运作的这种新趋势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营造理想的文化环境。2002年3月5日至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世纪首届中国报业博览会”上，6位艺术家以《北京青年报》为题材创作了9件现代艺术品，用现代艺术方式阐释办报理念和传媒追求，这个独特的“展中展”引起业内人士和观众的热情关注。与此同时，在由中国报业协会和北京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传媒与艺术”研讨会上，传媒专家和艺术家对传媒和艺术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注：朱天博：《艺术层面的传媒展示——兼评“传媒与艺术”主题艺术展》，《中国记者》2002年第4期。）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传媒更有必要恪守客观、平衡的公众立场，甄别艺术的新闻价值和商业价值，当心“再封建化”（哈贝马斯语）而蜕化为传媒与艺术界对公众的一场共谋！当然，我们更宁愿相信二者良性互动的尝试，能给有关方面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