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日早晨6点多钟，我正在伏案修改新作中朝关系史的书稿，突然接到齐世荣先生女儿卫华的短信：“我爸今天早上6点去世了。”我一时呆住了……，还没缓过神儿来，徐蓝又发来微信报丧，并附有痛哭的“表情”。
11月12日卫华短信：“老爷子脑出血、肝癌，送急诊了。目前还算稳定，就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我当时正在上海给学生上课，立刻打电话问了情况，感觉是问题不大，并建议卫华采取保守治疗，先生毕竟已是90高龄，且情况稳定。我打算12月趁回京开会的机会去医院探望。11月20日在台湾辅仁大学开会遇到首都师大梁占军（他叫我大师兄），他告我齐先生的情况不太好。24日我赶回北京，并于第二天晚上与丹慧同去医院看望。卫华引领我们进入急诊室时，先生还在昏睡，我们在一旁静候。过了一会儿，卫华凑到先生耳边大声说，志华和丹慧来看你啦。先生睁眼看了一下，突然微笑起来，并向我们伸出手。我连忙赶上前，俯身握住他那干瘪纤瘦的手，叫了一声：齐先生，我和丹慧来看您啦！不知怎的，一时间竟热泪盈眶。先生微笑着说，你们来啦，好，好。再说了几句，声音还是很有底气，但有些含混，我没有听清楚。卫华说，老爷子发病前还在改他的一篇文章，看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的清样，入院后经常要他的书稿，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实际上什么也看不了。说着话，齐先生又闭上双眼，我就一直紧紧握着先生的手。过了一会，先生又睁开眼睛看着我，又看看丹慧，笑了，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卫华说，他认出你们了。从先生的微笑和眼神中，我感觉他知道我们是谁，但一时叫不出名字来。我现在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看着很熟的人，就是叫不出名字。先生再次醒来时，我们告别，我说，您好好养病，12月5日我要回北京开会，那时再来看您。握手之后，先生又睡过去了。就在我们要出门时，先生突然睁开双眼，大声说，过几天再见。我又是一阵心酸。路上我们和卫华还说，看样子齐先生挺几个月没有问题。不想，那天见面竟是永别。我坐在书桌前，含着热泪回忆起与先生交往的一幕幕……
我是齐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1979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的研究生，那时社科院有资格带研究生的人不多，就在各高校聘请了一批老师。我报考的是世界现代史专业，先是让我做非洲史，导师是吴秉真。入学后不久，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先生找我谈话，为了配合当时要进行的经济改革，确定让我做苏联史，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于是指定齐先生做我的导师。齐先生是一位严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上课，一位同学好像在课堂上做了什么其他事，先生一声怒吼：你不想听就出去！其实先生在私下场合并不是那么威严，至少对我来说，不像很多同学那样对他敬而远之。我经常去先生家里谈话，除了学问，也谈政治，交流看法。他说的很多话，在我看来是不大会在公开场合讲的。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齐先生对我教诲最多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首先要重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当时还谈不上看档案文献，别说出国了收集档案了，就是外文资料都很难找到。我做苏联史，齐先生推荐的必读书目中，最主要的不是苏联出版的通史著作（中译本），而是英国大家卡尔和戴维斯的英文多卷本《苏俄史》，因为书中大量使用了档案文献。那时我就知道，判断一本史学著作的价值，首先要看注释，看看作者是依据什么史料写的。
齐先生也特别重视理论，他说你要研究苏联史，必须认真读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了解他们的思想。他给我留的作业中，很多是如何解读列宁的著作。后来我写出《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道路》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仔细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选集》。齐先生确实是一位史学大家，可以说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他精通俄语、英语，还会日语和德语，做的是世界现代史研究，讲起中国古代史也如数家珍。对此，我辈学人远不能及。我对先生钦佩不已，当时就立志要随他做一辈子学问。我入学时已29岁，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倍努力，晓云的父亲廖沫沙先生也是这样鼓励我的。我去求教，他为我提写了一副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的确很刻苦，在学期间发表了七八篇论文。
万没想到，就在我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出了问题，1982年5月，还差十几天就要论文答辩了，我因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涉外案件，突然被捕入狱。在黑暗的单身牢房中，我感到今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和导师齐世荣，他们都对曾对我寄予很大期望，而我却让他们失望了。1984年出狱后，老朱为了让我重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想方设法，四处奔走，但终未如愿。那时，作为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在北京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就是我在狱中写就的那本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接受。后来，我听说广东搞了一个特区，在那里“英雄不问出处”，可以各显身手，便决定去闯一闯。临走前我先去看过老朱，感谢他为我工作的事情费心，现在没有办法，只能先解决生计问题。然后到了齐先生家，记得徐蓝当时也在那里（她是我的师妹，但我得叫她大姐）。我很激动，对先生说的大意是：弟子不孝，辜负了您的期望，如今走投无路，只能外出求生。但只要我赚了钱，一定回来，重头跟您做学问。如果弟子无能，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出了先生的家门，我仰天长叹，眼角流下一行泪水。
90年代初，我回到了北京。那时有几十万元，已是不小的数字了，我想自己做学问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资助别人呢！我再见到齐先生时，第一句话就是“弟子回来了！”我对历史学的资助第一笔钱就是给齐先生的，当时国家教育经费很少，齐先生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竟感到囊中羞涩。我资助他在河北师范大学开会，并亲自开车送他去保定。然而面对众多师生，我却是一个陌生的外人，一个商人，没有资格参加会议。43岁那年，我决心重新开始学术生涯，并恳请齐先生再次把我领入学界。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戴逸、王庆成、金冲及、刘家和、刘桂生等学术前辈，还专门带我拜访了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周一良先生。与周一良先生畅谈一番后，他赞赏我重归学术的选择，并欣然答应出任我所资助的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委员会主席，其他几位老先生都是评委（周先生去世后，戴先生、金先生、齐先生先后担任主席）。后来，周一良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还用左手签了名。光是这个书名就令我感慨万分，我想，以后我要写回忆录，免不了取个类似的书名，比如《还是做书生》。同时，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到莫斯科收集俄国档案，组织整理翻译；利用这些解密档案研究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在国内组织冷战国际史研究，每年自费召开学术讨论会……。在齐先生的帮助和引领下，我的后半生再次交给了学术研究。
这段时间，我与先生经常见面，但多是谈东方历史学会的工作，讨论学术问题不多。不过，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了我的专题文章《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那时我写了不少介绍俄国解密档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利用档案文献的文章，但我也指出，研究者不能迷信档案。我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案例说明俄国新档案文献的问世如何改变了历史学家对苏联历史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轻易使用这些档案文献可能给人们理解过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还说：“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尽量利用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穷源。其实他不应该忘记，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确如卡尔所说，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齐先生看过这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能这样写，说明你已经成熟了。”我理解先生的意思，研究历史当然应该重视第一手史料的收集，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和利用这些史料。2003年我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终于被允许在大陆出版了，这是我的成名作，自然要请恩师作序。先生在短序中这样写道：“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提携你，在你取得成就的时候，提醒你、鞭策你，师生关系莫过于此。
2004年，陈兼和杨奎松拉我去华东师范大学，与党委书记张济顺面谈，学校有意聘请我来主持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工作。作为民间学者，我在学界游荡了十几年，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小有名气，但随着年龄增长，也想到了学问传承的问题。尽管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做兼职教授，也带了几个学生，不过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如今，华东师大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况且读研究生时，在朱庭光所长的领导下，我便熟识了上海叶书宗、王斯德、李巨廉几位老师，可我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现在“出山”，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心里着实没有底。于是，我又去找齐先生请教。先生很赞同我回到体制内，说这样可以为历史学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情况，各种规章制度，各校的特点和短长，还推荐天津师大的侯建新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给我“上课”，甚至亲自带我走访一些学校。我到华东师大上班后不久，先生又专程来到上海讲学，为我“站脚助威”。这些年下来，我渐渐摸索出一套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优势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和教学的路数。可以说，在学术生涯中，是齐先生又把我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上海教书、研究的这些年，事务繁多，除了开会相遇，我与齐先生私人会面的机会渐渐少了，但是每年春节前后，我和丹慧必定要请先生吃一次饭，常常还邀金冲及先生、张椿年先生、阮芳纪先生作陪。齐先生爱吃海参，所以每次我都为他点一道高档的小米煮海参。三年前一次相聚，我发现齐先生突然瘦了许多，但精神很好，说话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后来卫华告诉我，先生那时就发现患了癌症，但他不许家人对外说起。看着先生到处开会，讲话，还时常写文章（先生每次发表文章都会寄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经绝症缠身。用卫华的话说，老爷子就是一辈子好强。好几年前有一次聚会谈到写作，金先生问齐先生，你的学问那么大，写了很多文章，编了很多教材，为什么没有写一部专著？齐先生笑着摆了摆手，没有作答。后来金先生还让我去劝说齐先生，趁着体力还行，抓紧时间搞一部专著留下来。我犹豫再三，没有再提起这个问题。为什么？齐先生曾十分气愤地对我说起他在中南海讲课的事情：那年教育部请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世界史，并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但是对他写出的讲稿却任意删改，并要求只能照着稿子讲。我想这大概就是先生不愿写书的原因，不是不能写，而是不愿写。历史学家留给后人的白纸黑字，应该是他自己满意的作品，是他认为可以留得住的作品。很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成名的作家，后来没有再写出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先生这样走了，还是留下了遗憾，是他的，也是我们的。
那晚在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室的病榻前，我紧紧握着先生的手，头脑中翻滚着本来准备到春节聚会时要对他讲的话。我想告诉先生，今年4月，经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给我下达了一个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我正在组织这个庞大的工程，希望听取先生的意见和教诲。我想告诉先生，今年10月，我苦心研究了几年的《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已经完稿，尽管中文尚未出版，但美国、日本、韩国都在翻译，而且征求意见稿送出之后，也得到了一些好评，在大陆出版中文本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极为敏感也是前人几乎没有研究过的课题，希望先生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我还想告诉先生，我主持的上海市社科重大课题《中朝关系：俄国与东欧国家解密档案选编》已经基本编好，我正在做最后的统稿，今年年底便可结项。在离开医院回家的路上我还想，待12月见面先生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我再行汇报。学生有了一点成绩，第一个就想让老师知道，这大概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能为师门增光，就是尽了弟子的本分，我多么希望先生可以亲耳听到这些消息。然而，现在，今后，所有这些话，我只能到先生的灵前去倾诉了。我相信，先生在九泉之下听到这些消息也会高兴，也会微笑的……
恩师驾鹤仙逝，弟子悲痛万分，唯可告慰先生的是，学生定会继承您的事业，不辱师门，为中国的历史学发展奉献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