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下的足球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思想最深刻、变动最彻底、最具创新意义的综合性的体育与社会变革行为，具有超体育、超文化和超当下的积极意义。足球改革不仅是完善职业化、市场化模式，也是一场新型的文化建设运动，成为重新缔造中国国民性的崭新动力。文章分析了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内容，重点探讨了足球改革的原因、目的以及实质，认为足球改革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整个方案体现了共治、共资、共享的精神，体现了足球革新社会、带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内在价值，能够为社会变革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

【关 键 词】足球改革/职业足球/足球文化/足球治理/足球政策/校园足球/草根足球/中超联赛

2015年3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从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社会需求的现实状况，从主客观因素、体制性障碍、社会基础、行业竞赛风气等方面揭示了1992年来足球改革失败的原因，并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竞赛体系及职业联赛制度，发展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改进人才培养发展方式，推进国家足球队改革，加强场地建设管理等十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国足球改革，力度之大、规格之高、措施之全，从未有之。至此，从1992年到2015年的足球改革，以再次改革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红山口会议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的梦想破灭，新的足球征程开始。这个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球员还是球迷，学界抑或业界从信心爆棚到心灰意冷，甚至是非理性的谩骂与指责。于是人们不禁要问，24年的中国足球改革为什么不见成效?足球的发展究竟有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为什么正确的逻辑起点却走上了一条歪曲的道路?

1　中国足球改革为什么首当其冲

多数人的疑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矛头怎么首先指向中国足球，是领导人的偏好还是转移经济社会突出矛盾的策略?为什么把足球作为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伍绍祖曾经在1992年回答过类似问题，理由主要有五点：“第一，足球运动是群众喜爱、全面关注的项目。李铁映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是体委和足球界艰巨的、光荣的、历史性任务。足球体制必须改革。足球的训练方法、竞赛制度、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要按小平同志对教育的指示‘三个方向’的精神改革。第二，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我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第三，90年代国家体委除抓申办奥运会、抓体委系统加速改革开放外，还要抓一些重要项目，特别是足球，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群众能看到是一步一步在前进。第四，足球涉及面较广，改革的代表性较强，可以作为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失败了再重来，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第五，现在足球改革的外部环境很好。”[1]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方案》中也提到了对足球进行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其原因总结如下：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第二，足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第三，发展振兴足球对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第四，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导致足球改革失败；第五，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振兴足球，是实现体育强国梦、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对比中国两次足球改革，可以看到，两者都将足球项目的社会特性放到了重要位置，两次改革都源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处于低谷，成绩不佳，“点燃变革导火索的，正是国家队的屈辱。实力和人才，一个业余联赛最致命的缺陷，再次原形毕露”[2]；都受到了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关注的原因是足球能够体现民族精神，足球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1991年国奥输球给韩国，江泽民曾致电伍绍祖，李铁映同志也做过批示，都力图在体制上寻求突破。不过，两者之间也略有不同，一是规格更高，已经超出体育的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改革的力度不同；二是以改革促改革，以改革规范改革，这是此次改革的特色，是目前足球发展突破僵局的重要路径，改革的起点不同；三是从吃螃蟹敢为人先到足球的反腐治理，两者的时代背景出现差异，造就的是改革的动力不同。

足球治理就如此重要吗?“一个符合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总目标、吸收世界体育治理理念和准则、顺应中国国情和社情的新体育，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处于改革和发展机遇期的中国体育，自身走向善治的必然选择。在整个国家进行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体育领域的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3]这种体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论断已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形成共识，可是时至今日，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仍未有过实质性变动。2014年7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专项巡视工作，要求总局整改落实，认真解决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赛事以权谋私问题，以及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至此，涉及体育复杂利益的深水区改革才正式开始。

由此可见，中国体育改革并不是建立在体育发展规律上的自身发展方式的调整，即使社会环境与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仍会保留改革的惰性进而导致体育假改革。体育的改革也不是建立在学术想象与实践的反思批判上，无论学者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准备得如何充分，都会保留改革求稳的惯性进而导致体育不改革。中国足球改革亦是如此，其原因不是我们的总结和反思总是停留在不承认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也不是我们往往不习惯于理智的反省，只习惯于情绪的反省。恰恰相反的是，掌握足球最全面资源与信息的中国足协，最了解事实与真相，其反省也都是深刻的、坦诚的，只不过这些具有免疫力的反思从来都是建立在求稳基础上的权力迷恋，源自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官商利益复杂纠结的深层文化心理。正是基于此，中国足球每次重要的改革、反思都与中央高层的指示有关，都带有严重的政治化和行政化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案》通过行政化的方式能够让具有免疫力的体育总局接受改革也是一以贯之。

2　中国足球改革的目的

抛开其他条件，从逻辑推理上来看，足球发展本身无所谓改革与不改革，即凡是发展足球，改革与不改革都能够实现其价值，而改革是要合乎发展的逻辑并且要切合现实的需要，如果不合乎这个发展逻辑，有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那为什么足球必须要改革呢?这已经超越了足球的本身，也就是说足球改革已经不是一个关于足球本身内容的问题了，是关系到足球在社会上的关系问题，将足球纳入一个政治、教育的框架，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足球要充当一种什么样的工具，或者足球要在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就涉及了足球改革的目的所在。

谈足球改革的目的，一是要看足球的社会地位。“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具有其他体育项目所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其深邃的人文内涵更是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在这种特制的团体性人类竞技的氛围中。足球在世界的传播与展示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超越体育自身的价值和功能。除却一些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国家外，世界各国都将足球看做是一种体现国家特殊价值与尊严的文化活动。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日渐成熟，足球传播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足以体现其独特宗教内涵的文化冲力。”(程志理，《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由此可以看出，足球在社会中体现出超价值的地位，是一种理想的日常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

二是看足球的需求，要解决为什么要踢足球这个原始的逻辑起点。“起点的决定是一件最难的事情”[4]，从最简单的哲学或者心理学理论来讲，踢球是一种需要，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一种愉悦身心的需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足球会成为日常生活的调剂、甚至是发泄。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改革发展足球就是国家的需要，《方案》明确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下决心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去，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足球等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工作……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振兴足球，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体育战线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升中国体育大国形象，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实际行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足球已经成为高层的审美趣味，足球强国理路仍然是体育发展的一贯逻辑，足球追求的价值仍是为国争光。文件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和学校体育发展的突破口，进而在新的结构中冠以固化的、合理的观念，这不仅仅是一种路径依赖和惯性的使然，也是目的与手段、制度与观念的调整与延续，是值得肯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体育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搁置。然而，它更是其所处社会的高度象征，根植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潮流之中”[5]，正是基于体育高度的象征性与整合性，国家希望通过体育改革为社会变革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这也是国家把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的重要目的所在。

3　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分析

政策是具有连续性和延续性的，国家统领性的改革文件势必与社会各领域的突出问题遥相呼应，通过全局带动局部是国家政策性文件的重要特点。事实上，从政策文本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政策精神的延续，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涉及：(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要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增强活力、要实现公平正义、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3)关于路如何走的方向性问题，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以上三种政策精神，尤其是体制性障碍问题的解决，在足球改革方案中都有所体现，从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到改革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和职业联赛体系，无不涉及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而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互补以及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则明确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路径与方式，即学习发达足球国家经验，开展一场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财政拨款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国家不同部门各司其职的共同推动的足球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足球改革，这也是方案中提到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足球改革发展新路的政策要义。

实事求是地讲，此次足球改革方案并未标新立异，其整体思路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管办分离，运行好职业联赛体系，2012年2月10日，中国足协发布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意识到了管理机构的二元状态影响了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第二是精英足球路线向大众足球方向发展，尤其注重学校足球的发展，从而为职业联赛与国家队提供后备人才支撑。2009年4月14日，在加强青少年体质、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背景下，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体群字〔2009〕54号)，并公布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重点提到了建立和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公布了竞赛组织活动的程序、条件以及资金配置等方案细节。

但是，此次方案在整合的力度上、改革的彻底性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体育政策文件，直接明确了中国足球协会的人员构成、职责以及与职业联赛理事会的关系，将中国足球协会的审议、批准、评估、协调的行政职能直接转变为监管，其级别取消，领导机构由国家、地方、社会、学者的代表组成，还直接规定了协会组织人员的专业背景与职业素养。中国足球协会以及地方、行业足协均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要形成中国足球新的协会管理体系。在足球参与的层面上，学习了日本、德国的足球发展经验，注重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通过社会足球的发展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学校足球、职业足球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形成流动的循环系统，进而为国家队的动态选拔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储备，解决了社会足球、学校足球、职业足球三者脱钩的问题。

方案中对俱乐部的建设问题从股权结构上进行了定位，却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和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俱乐部实行的去企业化名称措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作为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业内人士都持不同的看法，认为俱乐部的生存需要企业的投资，没有企业就没有俱乐部的存在。俱乐部名称的非企业化实现需要投资结构的改善，在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的状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也是国际发达足球俱乐部的惯用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有两个大的条件：第一，去企业化并不影响企业全部控股投资足球俱乐部，当一个企业的实力不需要球队做品牌营销的状况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况且企业赞助球队并不一定非得通过企业的名称来实现，队服以及场地、产品广告都可以实现企业的宣传，但球队的生存势必受到企业业绩的影响；第二，去企业化建立类似PPP模式的融资管理机构，需要俱乐部的地域化，也就是类似日本“地域密着型”理念，“确保与地域居民、自治体和企业的三位一体化，让体育使日本变得更美好，为地域社会作贡献”[6]，很明显，日本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当地社会的共同治理与共同分享。日本的职业联赛的去企业化倾向源于“非职业的企业足球”，球员作为企业员工完全受企业制约，而中国与此略有不同，去企业化只是源于企业的赞助。

中国足球改革的进行，除了既得利益没有人会反对，对于改革的方式或者方案的具体措施会有很大的争论，也有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观点的不同主要是出发点的不同。出发点的不同是由于所采取的态度有不同。而态度所以有不同，倘从外面来看，据我所见，是以为由于文化的影响”[7]，倘若从深层来看，是各自的利益和主张不同。2015年3月28日，张路在斯迈夫体育论坛2015十周年产业年会上发言：“去企业化这个概念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不是谁下一个文件说去企业化是先进的，就可以去实现的。”[8]如果此言论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无可厚非，但是，当企业、政府以及其他资金的渠道联合投资足球，这种认识就是片面的了，完全背离足球改革共治、共资、共享的文件精神，忽视了足球革新社会、带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内在价值，直接将足球职业化等同市场化。

谭华认为：“除了足协与总局脱钩，其他多数措施的落实都有难度，赞成姚明意见，配齐场地教师开足体育课一切都有了，把体育的事还给体育、社会的事还给社会，彻底摆脱行政思维和方法，否则500条也是废话，5000亿也只是打水漂。”谭华的立足点是站在教育的角度，以全国小学体育教师结构性缺编23万多，全国开齐体育课的中小学不足1/4的状况为根据。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不得不引起学者们的疑问：(1)足球改革现实的副作用在于有可能排挤掉其他运动项目的生存空间，是否会严重干扰中小学教育的现有秩序；(2)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所的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其场地、师资如何解决，是否会导致足球大跃进的现象；(3)足球特长生在升学录取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流动是否有失教育公平的嫌疑；(4)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的观念与财政拨款的方式如何协调与补偿；(5)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足协党委，而党管干部原则和人才政策会不会影响中国足协的日常管理；(6)足球管理与公检法加强协作，完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足球行业规范，没有专门的足球法，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是否能够实现。

一系列的问题并不是质疑改革的权威性，而是忧患意识使然。基于改革文件文本联系实际来探讨足球改革的目的，只是从一个层面揭示足球发展的理路。足球改革要关注足球发展本身，当足球的外延超越了足球的内涵，当足球的成绩与官员的政绩结合到一起，足球将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创造性。所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不仅是制度化的行动体系，而是一种价值观的导向和彰显，如突出足球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但是，如果不能够与实际相符合，就会产生政策执行的偏差，会影响到改革措施的落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晰中国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制度设计尤其是法规的制定才是足球长远发展的切实保障。党的领导毋庸置疑，只要在依法治国的层面上，加强党的领导都是必要的，问题是制度靠行政化架构、足球法的缺位会不会导致足球改革后遗症的再次喷发，加之此次足球改革涉及面较大，很多文件的措施落实会有一定难度，面面俱到会不会影响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否则会导致政策精神的异化甚至影响到政策本身的权威，进而导致足球改革的阻力。

4　中国足球改革的实质

足球不仅是体育影像的鲜活表演，更是当今社会现象的缩影，能够浓缩、反映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特征、现状。中国足球未能超越一切将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足球要变成一种社会改革的工具不太现实，其内在的功能不能承载改革的主要任务。从邓小平的“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再到中央领导层的“十年时间搞上足球”，其动机无不着眼于足球的成绩与社会影响力。从中国足协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多数体现出了“稳中求变”的思路。但是，由于目标与现实的差距，以及复杂利益格局的影响，中国足球的发展陷入了“稳中不变”背离改革原则的僵局，进而引发了足球场域中的乱象丛生。“透过某些看似平凡、不严肃的体育现象，社会学家可以看到社会和人类生活严肃、重要的一面”[9]，作为社会的精英和高层的领导，也能感受到足球带来的体制性问题的共性与严肃性，所以，此次改革要求足球发展必须有效约束、制约足协的行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提升足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市场经济，发挥足球的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1994年，足协推出的职业足球联赛激活了球市培养了球迷；2004年足协又推出了中超联赛，但是联赛的种种丑闻消解了足球在大众心中的地位，致使中国足球的公众印象不佳，导致中国足球始终难以正能量的角色进入公众的视线，影响了足球的普及。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程来看，足球职业化是典型的制度决定论的产物，认为只要照搬西方发达的职业联赛模式就可以形成中国足球职业运行的机制和秩序。职业体育的模式以及职业体育的气氛可以移植，但是，职业体育里头所蕴含的精神以及资本的逻辑却难以刻画，照猫画虎，难免东施效颦。此外，随着职业化的推进，原本中国足球的优良传统或者元素也流失殆尽。作为足球改革的执行者，中国足球协会的公信力丧失，官本位的利益机制颠覆了职业操守与道德，于是上演了一出出令人咋舌如“G7革命”、“国奥打中超”、“中超2亿广告换雷曼光电2000万设备”的闹剧，而这些闹剧是政府、国企、足球权责不分带来的恶果，是中国特色的行政和技术互相渗透的病态管理文化的体现。所以，改革方案中体现出的革新足球风尚、形成足球文化、缔造新的国民性的理念需要引起重视，职业足球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改造的新运动。

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确具备教化的功能，“移风易俗”的都市化转变已经深入人心，表现为传统体育项目的失落，西方体育作为生活方式的固化。近代的足球是精英文化的代表，大部分出身教会学校，具有强烈的都市色彩，其生存相当艰难但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足球回归学校教育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足球不属于夺金的重点发展项目，但其发展也是以精英参与为主。足球作为一种文化，不能硬性割裂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两者应该是共存的且是相互支撑的。足球属于大众但与传统断裂，足球属于精英但与现代脱节，造就的是足球的文化附着力较差，不足以支撑中国足球的强国梦。足球文化的依托是足球技术与素养，通过鲜明的足球技术特点展现足球风格，进而体现出国民思维。“足球是有民族性的，它所反映的首先是踢球者作为社会人的本性，然后从踢球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特征、时代特征与个性。”[10]

这种足球哲学与社会文化的交错融合性的改变，绝不是一纸命令或者政策就能养成的。足球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性的制度建立，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养成。现象学社会学家强调：“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生活世界是直接和经常地环绕着每个行动者个人，其本身也是通过这些行动者日复一日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是社会中的任何行动者展开其社会行动的客观条件。”[11]如果在生活中没有足球的位置，草根足球的发展长期缺席，则足球强大的目的永无实现之日。无论怎样改革，为民众服务且得到民众的认可是最主要的，如果仅仅是权威性或者行政命令性的执行，那么，足球改革的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即扭曲的、阳奉阴违的、运动式的过眼云烟。

中国足球文化的缔造又非一日之功，三步走的战略也显示了足球成长以及文化建设的难度。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文化建设，都必须到日常生活实际和社会大众共同的日常实践中去探究其根源和基础，即要大力发展草根足球，这也是“医治中国足球顽疾的有效药方”[12]。按照彼得•博格和卢克曼的观点，制度化的过程包含习惯化、沉淀化和传统三个主要面向，同时也始终伴随着表现制度秩序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运作。而“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13]从制度的形成到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养成，最终缔造的才是新的国民性。而新的国民性是中庸式样的传统文化延续，还是加入西方精神之后的复合文化，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论证的命题。

5　小结

通过整个方案的解读，我们可以有以下判断：足球改革会带来新的利益重组与价值认知。从高层的战略来看，足球改革要作为体育管理体制的突破口，校园足球要成为推进学校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从市场经济来看，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要面临举国体制与市场化的互补、权衡与制衡，如果两者不能够形成正反馈的机制。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仍会存在变数；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国足球的制度设计与游戏规则的完善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从根上防止足球腐败与运动式的非良性发展，否则再正确的逻辑起点也会偏离正确的道路；从文化上来看，国家需要来一场足球文化运动来革新社会的风气，从而用世界第一运动来缔造新的国民性。但是，当一个事物承载太多使命的时候，就会背上沉重的负担，难免会陷入一抓就死的僵化局面。

【参考文献】

[1]王俊生.我知道的中国足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43.

[2][6]应虹霞.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6-49.

[3]易剑东.取消排行榜之后怎么办?[EB/OL].(2015-02-22)http：//yijiandong.qzone.qq.com/

[4]张东荪.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5：342.

[5][9](英)约瑟夫•马奎尔，凯文•扬.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M].陆小聪，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2.

[8]晨曦.张路谈足改：中超俱乐部去企业化应由市场决定[EB/OL].http：//sports.sina.com.cn/j/2015-03-29/16137558604.shtml

[10]马德兴.球殇——阿里•汉的悲情中国行[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20-121.

[11]萧功秦.历史的眼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11.

[12](英)罗文.足球无疆——二十年目睹中国足球之怪现状[M].陈江源，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255.

[13]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