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人”条目中，伏尔泰积极描述了“文人”的生存处境。伏尔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语法家”，而是具有“哲学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
理解西方启蒙运动，首先应关注决定启蒙哲人思想的当时处境。从整体上来看，启蒙哲人的处境令人鼓舞。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启蒙哲人逐渐赢得了社会尊重，其思想或观念也影响当时的社会现实。在由封建君主创建的科学院里启蒙哲人的人数增加了，代表人物如莫尔莱、斯华、马蒙泰尔等人获得了闲差和年金。作为启蒙新人的达朗贝尔在1741年就成为了科学院院士，1754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就甚至超越了终身秘书的杜克洛。
如何理解法国启蒙哲人取得的这些社会成就与他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观念而言，这些成就可能并不重要。法国启蒙哲人的成功与其说是革新的标志，不如说他们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旧制度。当时，旧制度在慢慢改变出身决定命运的等级制度，使自然因素如血缘不再成为社会身份的决定要素。但是，旧制度在允许非贵族出身的启蒙哲人进入体制的同时，也使之不能突破这个体制。在政治身份与经济身份都可以继承的封建社会中，那些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非贵族出身的、外省的启蒙哲人只有接近贵族，取悦主办沙龙的贵妇人，或者接近政府高官。
对于这样的生存处境，启蒙哲人自己具有深切的自省。伏尔泰曾将社会财富作为评价“文人”成功的标尺。在《哲学通信》第23封信“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中，伏尔泰对照了“文人”在英国与法国的不同处境。一开头，伏尔泰就认为法国对科学与艺术的物质“奖励”举世无双，但英国人民却能尊重“才能”，而大部分启蒙哲人拥有的就是这种“才能”，成绩斐然的人总能在英国发家致富。伏尔泰的话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启蒙时代的社会尊重“才能”，这对于非贵族出身的启蒙哲人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们也可依赖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承认，但前提是“才能”必须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启蒙哲人的世俗欲望往往与自己的理想追求相悖。历史证明，在进入现实的启蒙哲人中，很少有人能保持发迹前的独立与批判，启蒙哲人不再被启蒙的社会所鄙弃与排斥。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人”条目中，伏尔泰积极描述了“文人”的生存处境。伏尔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语法家”，而是具有“哲学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 以前，“文人”被摒弃在社会之外，不属于社会必需的部分，只能拥有附属的地位，现在，他们既能出思想，当哲人，又能做政治家，成一方“诸侯”。“时代精神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培养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会，也能入阁执政”，他们“变成了社会必需的一部分”。此外，伏尔泰还揭示了“文人”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文人”依靠“一种健全的哲学”，扫除了充斥社会的全部成见，他们比社会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独立精神”，出身穷苦的“文人”也能很容易在路易十四创立的科学机构中“获得无求于人的条件”。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其乐融融，“他们是裁判者，别人是被裁判者”。
这是启蒙哲人在启蒙时代生存处境的积极方面，但在与资产者的对照中，启蒙哲人还具有另一番不同的消极处境。在1765年《哲学辞典》的“文学、文人或士”条目中，伏尔泰这样描述了他们悲惨的生存境地，“一个资产者买了一个小小的事务所，他就为他的同行所支持，谁去碰他一下，立刻就要群起攻之。文人却全无援助；他就像飞鱼：飞得高些，他就要为飞鸟所啄；潜游水中则难免为大鱼所吞。”这种处境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对这种处境的反映体现在启蒙哲人的思想中，尤其体现在卢梭与当时其他启蒙哲人的对话中。
作为启蒙哲人的卢梭不但分享了启蒙哲人的社会身份地位，而且在他与启蒙哲人之间存在着对抗。在《忏悔录》中，卢梭告诉世人，自己思想的发端及成长与启蒙哲人狄德罗关联在一起。但是到了后来，卢梭宣称将自己的思想与“当今思想”——启蒙思想——区别开来，称启蒙思想只是“分离观念的集合体”，一般的读者可以将自己的心灵栖居其上。相反，他的思想是“一个孤独者的沉思”，它与“民族”的口味不一致，但如果要把握它的线索，则必须“努力重读且不止一次地阅读”。这意味着卢梭自始就在自己与启蒙哲人之间设置了一个区分。
启蒙哲人也在不断回应卢梭。伏尔泰将卢梭称作“哲学家中的犬儒派”，卢梭的《科学与艺术》不过是“小学生的命题作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反人类”的作品；与卢梭决裂之后，狄德罗认为，卢梭是善辩、混乱、矛盾而不连贯的思想家：卢梭没有思想，没有哲学，即使有也不过是“碎片”；格里姆从一开始就将卢梭视为一种威胁，一位外来者。他对卢梭唯一的赞美是因为其第一篇论文确实写得文笔流畅。而每一次卢梭的作品出现时，格里姆总会立刻挑出他的修辞来赞美一番，不遗余力地告诉读者，卢梭的作品除了风格之外，什么也没有。达朗贝尔则是与卢梭辩驳后唯一不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启蒙哲人。在《百科全书》的前言中，达朗贝尔很好地处理了启蒙哲人与卢梭的关系，称其“善辩而富有哲思”，尽管这个人指责艺术与科学败坏社会的道德，但他也曾“以一种颇为热心并相当成功的合作”表明他“赞许”启蒙运动的工作。所有这些表明，卢梭与启蒙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启蒙本身也不是一个整体，它处于与反启蒙的内在对抗中，现代社会的人们仍在无形中接受或拒绝启蒙的遗产，并生活在启蒙规定的生存境遇中。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