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时空》：观念改变生产

1993年5月1日清晨7点，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一个崭新的电视栏目开播，这就是拉开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序幕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给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电视新闻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也拉开了中国电视新闻实质性改革的大幕。据当时的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回忆，当时他们的想法是“不要做一个替代别人的节目，而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节目”。当时确定的节目时间是40分钟，如何填满这40分钟？当时策划组分析了我国电视新闻生产存在的空白和软肋，确定了这档节目的两个方向：一是人物，这个人物不是“为完成采访而说话的‘工具’，不是因某一种节目需要而出现的‘身份’，而是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真正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第二个方向是社会新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禁区，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闻都是和政治挂钩的，社会新闻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新闻形态，更没有舆论监督这样的说法了，最多是批评性报道。当时还确定报道形态为现场报道为主。方向确定了，更重要的是确定了这样的基调——“由居高临下的教导式变为以平视的方式报道真正为观众所关注的问题。”

最开始这个栏目的名字定为“新太阳60分”，“人物栏目被定为‘太阳之子’，生活服务栏目被定为‘太阳家庭热线’，音乐电视被定为‘新太阳金曲榜’，社会新闻栏目被定为‘太阳扫描’。”但是后来觉得“新太阳”这个名字不妥，最终改为《东方时空》。总栏目的名称确定之后，四个小栏目的名称也相应调整：“太阳之子”变成了“东方之子”；“太阳家庭热线”变成了“生活空间”：“新太阳金曲榜”变为“东方时空金曲榜”；“太阳扫描”变成了“焦点时刻”。

《东方时空》这档栏目对于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意义，在于一种电视话语语态的创新。“作为自始至终的参与者，我认为当年无论是早间栏目的创办，还是运作体制的改革，其成功的深层原因更在于《东方时空》实验了一种新的电视理念重新检讨我们与观众的关系，重新认识电视的‘家用媒体’属性及其特有的传播规律。更坦白地说：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1]《东方时空》开播时，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语“真诚面对观众”，而这句广告词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也是一种创作态度和一种话语方式的转变，节目创作者要以平视的视角去观察和记录生活，去和观众真诚地对话。在《东方时空》筹备初期，杨伟光和沈纪等台领导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所谓“新华体”就是正式、严肃、书面的文字风格，而“中新体”则轻松活泼而口语化。在以前做电视节目的创作过程中，一般都是电视媒体居于主体地位，他们决定拿什么样的节目给观众看，采用什么样的报道手法和技术手段，再进步一点就是怎么样把节目做得让观众爱看；很少有人站在观众的视角下思考观众究竟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观众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只有当电视人与电视观众站在平等的位置，处于同样的话语体系中，他们才能找到共鸣，才能形成最有有效的交流，实现传播目的。而《东方时空》实践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等平和的话语方式，倡导着以受众为本的节目理念，尽力抹去以往过重的宣传痕迹，回归到新闻规律的本质，尊重新闻事实本身。“《东方时空》在表达和叙述的突破在于，表达与叙述的态度变得真诚、平和，表达与叙述的内容变得真实、鲜活，表达与叙述的手段变得更遵循电视规律。”[2]这就是《东方时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

观念改变的不仅是语态和形态，还促进了电视新闻生产制度的创新。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当时中央电视台给了《东方时空》特殊的政策，一种类似“承包制”的新机制。即节目制作以及围绕节目制作所需经费，由节目组自行解决，以节目养节目，中央台这个“放权搞活”的新举措是开先河之举，也给《东方时空》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在承包制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推出了“制片人制”，这是我国电视新闻生产制度的一个突破。“制片人”是栏目的总负责人，是栏目创作的核心人物，还负责栏目的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和支配，并确保节目的正确导向、整体质量和安全播出。“制片人制”通过确立正式制度的方式让栏目管理者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他们提高节目质量的积极性。但同时由于我国的电视机构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媒体，因此当时的“制片人制”，“就其性质而言仍是一种事业单位的内部承包运行体制，带有浓厚的半行政半市场的特点。”[3]尽管限制颇多，但是这种处于行政权力体制内的制度创新还是为新闻生产的变革带来了巨大改变。

二、观念背后：制度演进中的路径依赖

观念的转变是一场深层次的改革，于无声处，却效力弥久。但如果就此认为《东方时空》就是由电视人观念革新而启动的新闻改革还不够准确，实际上这项改革的根本动因还是政治因素的干预和推动。据这项改革的当事人、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92年的时候，主管中宣部的部长是丁关根同志，他是中央管宣传意识形态的，他当时提出一个要求，新闻媒体应该抓热点问题，腐败啦、官僚主义啦，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些东西可以在电视里面加以揭露、批评。当时我一听到传达这个意思以后，心里一咯噔，还是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很容易踩雷。”从这里可以看出1993年萌芽的那次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并非单纯是新闻理念的胜利，也有顶层设计的授意和推动。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新闻生产是处在一个尤其需要“讲政治”的年代，新闻改革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电视新闻生产在许多电视人头脑里已经形成了定势和惯性，具有强烈的旧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性。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就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是指制度一旦建立，往往会以一种路径依赖的方式缓慢演化。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旦人们处于某种制度路径中，他们往往会坚持这种制度，而不愿意做出调整和改变，即便这种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路径依赖现象是制度存在的一种常态，而且它伴随着制度从产生到终结的全过程，直到这种制度被新的制度取代。

由此可见，尽管在当时一些电视人的头脑里开始滋长新闻改革的理念，但是可以想见如果当时没有中央高层的许可，这些思想恐怕永远也只能是张蓝图，很难付诸实现。因此1993年5月3日《东方时空》的播出，实际上是中央高层的推动激活了新闻的理念，唤醒了新闻的理想，冲破了制度依赖的惯性，开始了新闻生产的划时代改革，以及新闻生产制度的变迁和演进。与此同时“路径依赖”并没有终止，新的路径依赖过程也随之展开。形象地说，路径依赖是一种内生的保守力量与外生的改革力量之间的抗衡，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中，路径依赖有利于制度的渐次实施和自我完善，也正是有了制度依赖的牵制，使得制度变迁往往呈现出演化或连续的特征，避免了动荡和冲突。

为什么会产生制度依赖？“一是制度创建与变迁的代价往往很大，二是制度一旦建立，往往会产生一种正反馈，获得公众和精英的支持。因此有影响的支持者常常不愿意对既有制度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即使发现这些制度效率低下的时候，也是如此。相反，这些人往往只对他们的制度进行边缘性的调整，从而导致制度的路径依赖式变迁。”[4]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诞生的基点就是承认路径依赖的存在。它的基本观念是，制度创设或政策最初发起时所选择的政策，将持续和极大决定性地影响未来的政策，即“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也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叙事的逻辑起点，基于此，历史制度主义观照下的制度现象有了历史的存在，并展开了叙事空间。

“在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新闻是媒介嵌入的产物，建构新闻的社会过程深受共享的文化预设、权力关系、新闻规范和媒介所处关系的影响。”[5]中国的新闻生产制度安排具有独特的政治语境，在现有政治背景中无法动摇其基本构成，因此在政治、经济等机制被锁定后，制度变迁也只是遵循着路径依赖的规律，进行演化式的制度变迁。这种演化的过程不是所有制度要素的自生自灭，而是在行动者的努力下，某些制度要素会凸显出来，改变原有制度安排的平衡，引起制度结构的局部调整，产生制度的变迁，最终又形成新的平衡结构，这种所谓的稳定结构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实时的过程。有时是由于一个外部关键事件的引发，但有时制度内部的力量同样能使制度发生变迁。

新闻生产作为媒介组织的核心环节，还受到宏观制度框架体系的制约，在这个框架体系中，对新闻生产影响最大的是四个方面的维度，即政治、技术、市场和观念，电视新闻生产制度的四个维度特征在实时进行着不同的重组，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而且这种重组是一种温和的审慎的重组，只是少数的制度维度发生变化，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改变制度空间的要素结构，产生了制度的演化式变迁。从显性的特征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观念的进步成为推动电视新闻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安排，由观念带动生产的变革，像《东方时空》的创建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接下来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节目的创办，都带动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新一轮的发展，这是一场观念引发的变革，对电视新闻生产的方式、形态、程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变化是一种渐进式的演化路线，对于制度结构的政治、技术、市场、观念这四个维度来说，只不过打破了原来的排序规则，而进行了制度空间的重组。

三、制度重组：一种行动创新的观念认同

对于制度的演化，许多制度学者认同生物学家的观点，认为那是“基因变异和环境选择”的结果，但是对演化和选择的过程却很少关注。制度重组概念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制度重组是制度要素的重新结合，这是发生在制度选择之前的创新过程中的一步，也就是创新过程是如何促进制度演化的。“制度重组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种创造过程——这是一个行动者决定如何重组他们所处理的制度要素的决策过程。”[6]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理念的解放带动中国电视新闻展开了新一轮改革，从制度的层面上理解，这其实也是一次制度要素的重组过程，以《东方时空》为标志，观念的要素成为新闻生产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它也影响了整个新闻生产的发展，遵循的是“观念—节目—模式—观念”的循环向上的发展路径。这个无疑是电视新闻节目创新的频率最高、最有成效的时期，它对中国电视新闻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这种创新过程就是一次重组过程。制度提供了一系列已经存在的制度原则与实践做法，行动者可以利用这些原则与实践做法来进行创新。关键我们要认识到，“行动者常常是在制度‘重组’这种创新过程中，把他们的一套制度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制度性解决方案。”[7]

“制度重组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是具有创造性与创新性的人。”[8]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视变革，是因为涌现孙玉胜、梁建增、白岩松、崔永元这样具有创新思维、敢于解放思想的电视行动者。在他们的身边集聚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深度记者，他们所在新闻评论部成为中国电视改革的“精英俱乐部”，当然更是电视新闻的“试验田”，这也正是新闻评论部对于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意义所在。但是我们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指人是变革中的唯一要素，任何人及观念本身并不能促进制度变迁，还必须嵌入制度环境中，这些制度环境对于行动者有制约和驱动作用，包括权力斗争、领导支持、实施能力等因素。行动者所嵌入的这些制度因素，会限制他们所能想到的以及所能进行创新的范围，新原则与事件从其他地方扩散来时，必然被行动者转化进一个已经确立的制度环境，而制度也必然为行动者提供很好建立的环境，因此制度也会制约行动者。”这也就是说，创新者的改革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这也决定了观念的变革也只能是在制度环境里的渐进式演化，也要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简言之，制度演化有部分是一种制度要素重组的过程。

这是因为行动者进行创新时的选择范围或多或少是由他们的一套处理原则和实践所设定的。只不过是通过把来自已经存在的一套制度原则与实践的要素进行重组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而这种新的制度其实仍有很多旧制度的影子，这就是路径依赖。因此重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路径依赖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具有能动意义的演化。

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观念的这种演进，其实是在政治形态下的一种突围，即新闻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一种无形的“冲突/合作”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新闻生产管理部门和新闻机构不仅仅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在冲突与合作中游移的不稳定均衡状态。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下，新闻观念的萌发能够冲破制度的限制，带动了新闻生产的变革，实现了空间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生产同时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四、结语

《东方时空》当年的辉煌是无法复制和再现的，但是它带给现实的启示是，新闻生产者必须认识到制度框架对于新闻生产的潜在影响，以及新闻生产制度变迁的特征和路径。在新闻实践中突破路径依赖的束缚，在制度框架中重新建构新闻生产关系，将生产与制度进行良好的勾连与互动。发端于《东方时空》的形态与语态转型今天仍在进行当中，方兴未艾的“走基层”报道仍在践行着新闻观念的本位回归。但是在当下媒介观念多元、形态多面、路径多向的传播格局下，支撑电视新闻生产变革的不仅仅是观念的转轨，更需要的是顶层的助力和制度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3]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4]约翰.L.坎贝尔：《制度变迁与全球化》，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叶青青：《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新闻生产研究》，《国际新闻界》，2012(1)，第60—62页。

[6]约翰.L.坎贝尔：《制度变迁与全球化》(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7]约翰.L.坎贝尔：《制度变迁与全球化》(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8]约翰.L.坎贝尔：《制度变迁与全球化》(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