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大学教师流动进入快车道，大大加速了学术职业国际化进程，随之而来的学术流动(academic profession)、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获得(brain gain)、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等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大学教师流动究竟起源于何时，最初的规律如何，大学教师流动内涵特征是否具有历史一致性，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怎样，尚未得到学界清晰的回答。
学界普遍认为，学术职业起源与发展依托的主要载体是大学，而大学历史，一般认为可追溯至中世纪。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历史溯源应始于对中世纪大学的考察。正如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所认为的，大学本质上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1]，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强调历史的原因和语言的因素导致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根源几乎全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当今大学的许多特点都开始于中世纪大学，且大学本身惊人的延续性和缓慢的变化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正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指出的，“对于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各种机构而言，85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机构中，70个是大学，而且她们(留存至今的机构)之中，大学经历的变化可能最小”[2]。
课题组前期研究认为，中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大学教师流动的大致规律可用“U”字形来概括。“U”的两个顶点分别是中世纪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当代社会，代表着世界大学教师流动的最高水平。其中，中世纪因学术职业自身的行会属性、拉丁语言的通行、学术系统初步形成时对于教师资源的激烈争夺等原因，促成了第一次大学教师流动的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末至今，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跨国贸易壁垒打通、知识经济对人才需求的空前增加、英语成为跨国通用语言等，掀起了又一轮大学教师流动的热潮。中世纪之后至“二战”之前，大学教师流动处于“U”字形的中间部位，这期间，既有因学术职业逐渐稳定导致教师收入和地位提升，从而引发流动频率放缓的原因；也有拉丁语言失去全球统治力，后续的因科学中心转移而短暂兴起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难以担当世界语言，导致流动壁垒增加的原因。这一过程，流动的整体水平低于中世纪时期和当代社会，且历史跨度太长，因此本研究只选取“U”字形的一端，即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基本情况展开分析。
一、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
日本广岛大学华裔学者黄福涛教授曾将大学形成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形成型、创立型和衍生型。自然形成型是“学者或师生自发聚集在某一场所研习学问，传道授业，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学”；创立型是“由皇帝、国王或教皇等通过颁发特许状直接主动创办大学”；而衍生型，则是由于各种原因，学者或师生在迁徙过程中“基本按照原有大学模式在异国或异地创立大学”[3]59。创立型大学大多依据宗教或统治者意志而成立，虽然招贤纳士过程中也伴随有大学教师流动，但相比于自然形成型和衍生型大学而言，后两者的出现更多体现出学术职业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对于新校成立的历史意义。因此，文章在探讨大学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关系时，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一是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二是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建立。
1.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中世纪原型大学主要包括三所：博洛尼亚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巴黎大学。1988年9月，博洛尼亚大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建校900周年庆祝仪式，但事实上，对于博洛尼亚大学，包括另外两所原型大学的确切的成立日期，目前仍处学术争论之中，上述庆祝仪式，更多的是对中世纪大学悠久历史的缅怀，而非精确严谨的时空追溯。难以追溯原型大学确切的成立日期，与其特殊的形成方式密切相关：成规模的教师和学生不断的迁移和流动，因多种因素最终汇聚一处，展开教学活动并建立起相应的学校章程和管理制度，这种流动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前身——中世纪原型大学。一如中世纪大学研究学者张磊所言，这些大学形成于如下背景：社会对于接受专门教育训练的热情与需求日益普遍；各地都能见到汇聚了一批著名教师的学校；大批青年为寻求知识和真理不畏艰辛遍历天下，催生了中世纪大学的出现[4]28。
中世纪大学作为时代的产物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而显著的教师流动。原型大学教师的原生状态就是流动与迁徙。早期的教师云游四方，没有固定的学习和研究场所，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聚拢，形成学者行会，三五成群从事知识传播，这一时期，学术职业尚未形成，学者们的生存状态“与其他从事制鞋、铁匠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3]57。中世纪大学成立前后，往往被称为教师“自由迁徙的年代”[5]49。伴随着原型大学的成立，教师们出现了较高程度的集合与聚拢，但高流动性仍是大学的显著特征。与后来的大学不同，早期的原型大学缺乏固定的教学和办公场所，没有沉重的设备，而且师生人数较少，流动便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师们本身就来自四面八方，自身并不保持对某一地区任教的归属感。这一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或学生，往往组成联合会(即“民团”，类似于老乡会)保障自身的利益，当宗教压迫、强权干预或市民冲突等事件发生时，教师们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种离去可以是短暂的，类似于政治避险，一旦得到宗教或国王特赦则快速返回；可以是长久的，另觅他地，重新展开教学和科研，并助推新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也可以是向学术职业外的流动，从此告别学者生涯，投身其他职业。上述流动的特点在三所原型大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由“教师自己经营的私立学校”演化而来，这种教师“个别式”“师徒式”的授课状况一直持续到1180年。但之后的10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当局意识到优质的师资意味着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而人口的大量增加，则带动了城市赋税和经济繁荣，为此，教师之间、学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防止优秀教师流失成为核心内容。为了确保能够吸引众多的学生，城市当局煞费脑筋，“胡萝卜+大棒”的政策在博洛尼亚上演：一方面对教师(尤其是著名教师、外地教师)许以好处，另一方面，通过教师宣誓等途径挽留教师，对敢于“背叛”的教师处以刑罚(根据情节轻重从罚金到死刑不等)。有关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学者哈斯金斯(Charles Homes Haskins)提到了三个最重要的背景：11世纪末商业和都市生活以及法律研究活动的复活；地理上的优越性，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交通要冲和中心城市；一批“伟大的教师”使其成为“学问之都”[4]29。第一条和第二条背景，阐述了博洛尼亚建校的经济基础和优越条件，但事实上，11世纪商业的复兴不仅发生在博洛尼亚，为何具有同样甚至更为优越地理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却没有成为原型大学的诞生地?因此，名师的聚集是促成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诞生的最核心要素。而这种教师的积累是非常漫长的，就博洛尼亚而言，其至少从11世纪就开始聚集了众多著名的教师，大师的聚居进一步使众多求学者慕名而来[4]43，这种循环为早期高等教育的形成积淀了核心要素——教师和学生。早期原型大学保持着高流动频率，教师因流动而来到博洛尼亚，也因流动而离开。在缺乏学校忠诚、没有大型设备、依靠租赁民房或教堂授课的年代，稍高的薪酬、与市政当局失和及其他原因，教师很容易就选择出走。中世纪历史上，博洛尼亚一直都为教师的离去而伤透脑筋，即使在政府祭出高薪(事实上周围城市为了吸引博洛尼亚教授给出的薪水更高)和严厉的惩罚之后，仍难以遏制教师离去的脚步，而因近亲繁殖、对本地和外来教师的歧视性条款等原因，也最终使博洛尼亚因教师出走而陷入不复。
萨勒诺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相比，萨勒诺大学对于学科影响和优质师资的积累甚至更早。作为疗养胜地，早在公元9世纪，萨勒诺地区就有大批高水平医生集聚于此，他们开馆授徒，开始了最早的私人教育活动，在11世纪晚期影响进入巅峰。学者裴德森(Olaf Pedersen)总结了萨勒诺成为欧洲医学教育中心的四条核心因素：优质的教育资源，名师大家汇聚；很大的市场需求，社会对高深医学专业知识的需求强劲；医学教育方面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很高的声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6]。博洛尼亚大学因法学家积聚而诞生，萨勒诺大学则因著名医生集合而形成另一个高等教育中心。学科传统的形成、学科中精英分子的积聚成为原型大学诞生的共性特征，而且这种共性在最后一所原型大学——巴黎大学的身上也留有深深的印记。萨勒诺大学的成立，反映出传统学科优势带来的良性循环：学科优势与声望—知名医生积聚—病人慕名而来—医学教育发达—学科优势和声望的维持和增加。
巴黎大学。12世纪初，法国大教堂附属学校成为活跃的学问中心，巴黎大学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求学或进行学术研究[3]58。已有的研究证实，12世纪的巴黎大学，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教师和学生，大学起源“具有国际特征”，“师生中还有那维亚人、德国人、意大利人”[7]。巴黎大学成为一些哲学问题辩论的中心，“汇聚了西欧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学者，其中一些著名学者还各自设坛讲学，招纳弟子，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4]54。考察巴黎地区大学的起源时，哈斯金斯提到了三个方面：地理上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成为新法兰西王国的都城；聚集了一批像阿贝拉尔(Pierre Abelard)这样伟大的教师[4]60。
学者们对三所原型大学诞生背景的总结，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不约而同提到了教师的聚集。这正如巴黎大学建校第一部章程所指出的，“没有教师就没有学生”，教师的积聚是中世纪原型大学诞生的充要条件。当教会或政府意识到举办高等教育的诸多好处时，便会不遗余力吸纳教师，这促成了教师的跨地区和跨国流动，中世纪的大学开始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学还没有达到19世纪以后国际化的程度，但是，至少在欧洲区域范围内大学教师们可以自由流动，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活动，并可以得到各地大学都相互承认的资格证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早期各地的大学几乎接受来自所有地区的成员。由于当时西欧暂时的和平环境和基督教复兴运动，各地区学者之间相互访学和交流成为可能”[3]82。
2.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创立。因教师积聚或政府意志而产生的“自然形成型”和“创立型”大学，单从数量上而言，只占中世纪大学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大学，包括留存至今的非常著名的高校，大多都来源于学校搬迁和大学教师流动，“以迁校的方式出现的大学一度占一半左右”。这种途径也使中世纪兴办学校的速度大大加快，因流动而创办起来的衍生型大学数量“像细胞分裂一样迅速增加”[4]324。原型大学的搬迁、教师和学生的出走以及毕业生创办新校，构成了衍生型大学成立的主要途径。比如13世纪前半叶，因博洛尼亚学生出走，就先后在维琴察(1204年)、阿雷佐(1215年)、帕多瓦(1222年)、锡耶纳(1237年)等城市建立了新学校[4]329。除了学校搬迁之外，教师个体或群体的出走并异地执教也是衍生型大学产生的重要途径。比如1378年发生的教会大分裂，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使坚持罗马派立场的德国师生被迫离开巴黎回到祖国，先后在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福特(1389年)、维尔茨堡(1402年)、莱比锡(1409年)等地创办大学[4]233。
如果要选择某一国家作为衍生型大学创立研究的案例，那么英国最为恰当不过。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既是大学教师流动的受益者，因流动而奠定了高等教育的根基；也是大学教师流动的受害者，因对流动的镇压，抑制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2世纪初，英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英、法两国飘忽不定的外交关系，给了英格兰机会。12世纪中期，亨利二世下达命令，自由出入巴黎的路径被切断，大批离开巴黎的教师开始迁入英国，在迁移事件发生的1167年或1168年初，牛津大学诞生[8]8。牛津大学诞生伊始，便全面学习巴黎大学“高等学科研习所”的基本做法，并在两年内发展成拥有不止两个系科的学科研习所。1175-1185年，英、法两国多次断交，为牛津大学进一步吸纳学术精英创造了条件，“每一次邦交的恶化都势必将更改一些意欲前往法国首都求学的学者团体的旅程。同样，每一次两国之间短暂的和平，也毋庸置疑会因巴黎更负盛名的原型大学之魅力而使得牛津人口迅速流失”[8]17。而且，除巴黎大学外，其他学校尤其是法国的学校，也源源不断地向牛津大学输送来优质的师资[8]10。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教师流动而非政治或宗教势力(不是由教堂学校演变而来)，促成了牛津大学的诞生，这在源头上确定了牛津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历史合法性，“只有学者迁移的假设，才是唯一能够解释牛津教师们拥有独立之地位，并且没有与任何一所牛津的教堂产生组织纠缠”[8]12。
牛津大学的诞生并非个案。如果仔细研究12-13世纪及之后的欧洲大学，则可显著地感受到来自早期大学弥漫的硝烟，与市政当局斗争、与市民斗争、与宗教斗争、与其他一切势力斗争，大学包括置身其中的教师与学生，也充满了火爆。这无论是对于原型大学还是衍生型大学，都有显著的体现。牛津大学因巴黎大学教师的出走而建立，但这种出走很快又发生在了牛津大学身上。1209年，经历了多次市民冲突之后，牛津镇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学校与市民冲突，史称“牛津事件”，在确定遭到市民死亡威胁后，牛津师生仓皇逃跑。一部分逃往巴黎大学，一部分逃往附近的重要城镇瑞丁，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剑桥，就这样，另外一所保留至今的衍生型大学——剑桥大学诞生。可以肯定的是，剑桥高等学科研习所的出现应当归因于牛津1209年的“临时歇业”。根据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记载，当时大约有3000名学者离开了牛津。……而实际上牛津大学也可以说是暂时地解散了，直至后来英格兰国王与罗马教皇和解，牛津市民被国王特使控制，大学才得以重新组织起来。1214年，罗马教廷终于向牛津大学颁布教皇谕令，这也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值得夸耀的、具有宪章性质的特权文件，对牛津大学的章程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其中包括：当年出走他乡的教授和学者可以自由选择回归牛津，并恢复授课，但那些在停课期间仍然以对抗的形式坚持授课者将被处以取消授课资格三年的惩罚[8]18。
中世纪大学在与世俗的斗争中，存在着一种“蜜蜂效应”：即当蜂巢受到攻击时，蜜蜂四散奔逃，而当一切恢复平静，只要蜂巢尚存，大量蜜蜂便会陆续返回。大学师生往往或愤怒，或恐惧而选择集体离开，而一旦事件平息，在获得国王诏令或特许状之后，则陆续返回。“牛津事件”后，在1214年罗马教皇谕令之后，牛津学者基本都回到了牛津镇，这一时期剑桥大学“几乎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但历史上，剑桥与牛津，绝非《圣经》中男人与女人的肋骨之系，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样，也有来自巴黎大学的血统：1228年，巴黎大学和市民再次发生严重的冲突，1229年亨利三世亲自写信向那些被迫出走的学者发出特别邀请，向遣散的巴黎学者提供了一个政治避难所，并承诺指定几个英格兰城镇作为其居所，而剑桥正是学者们落脚的城镇之一，收留了不少旅法学者，并重新恢复了巴黎的教学(还有一部分学者去了牛津大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到1228年巴黎迁移事件发生之后，“作为拥有皇家认证和独特学术组织的剑桥大学城的历史才真正有迹可循”[8]167。与剑桥大学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安普顿大学。同是由于教师迁徙而形成的大学，面对国王的强势与保守，在12世纪上半叶昙花一现后，最终没能成为英国“牛剑”之外的第三所著名学府[8]52。与对剑桥大学的仁慈不同，当局对待北安普顿大学的态度严厉而坚决。时至今日，学者们对英国历史上的这一举措仍倍感沮丧，甚至认为，英国“大学的凋零损害了英国知识的发展，而牛津和剑桥也因为完全缺乏竞争而在某些历史时期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可能直至近代，英国的教育还在品尝因两所老牌大学的独断专行而酿造的苦果”[8]54。
二、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高度“国际性”
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依据学者自身对职业发展的定位，教师流动的频率可分成两种主要类型：
1.高流动人群：作为中间事业的学术职业。中世纪，将学术职业作为其他行业入职跳板的做法一度十分流行，这使学术职业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具有理论上的崇高感和上流社会的封印，“经过12世纪伟大的文明洗礼与启蒙熏陶之后，有识之士成为欧洲社会最受敬重、最为渴求的人才”“在12世纪，如果一位绅士在自己的名头前能够加上‘教授’这个前缀的话，其标识的荣誉甚至高于拥有尊贵的主教甚至红衣主教身份”。另一方面，因收入、真实的阶层地位等使学术职业难以留住人才，学术职业成为一种尊而不贵的职业，“博士学位也成为只是贵族阶层的荣耀勋章，并如同牧师或骑士职任一般”[5]154。“如果我们对12世纪后半叶获得‘教授’头衔者逐一进行调查的话，便可得知其实拥有这一头衔者并非全是致力于，或者至少不是终身从事教学活动的人士。”[5]143
有鉴于此，甚至直到18世纪末，正如萨拉曼卡大学给菲利普五世的信中所言，学术职业仍不被看作一个充分发展的职业，学术职业一度成为政府公共职务人员后备人才的摇篮[9]257。比如在西班牙，大学的教职只被认为是寻求公职的途径，而不是本质上值得特殊重视的职业。……到17世纪，法学教师不离开大学去担任圣职或官职的人极为罕见，如此快的职业变动使得许多教职在一年之中通常易手1-2次。大学教授离职缘于收入的减少和学生数量的减少，学生减少反过来导致了教授学费收入的降低。
这种向外行业的流动，不论是显性的(直接放弃大学工作)还是隐性的(兼职从事大学工作)，在中世纪的发生频率都非常高。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甚至根本不存在学术职业阶梯，因为“他们在从事10-15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后，就会去教堂从事专职牧师工作”[9]258。当时一大批包括大主教、红衣主教等在内的教会人员，甚至包括英国的几任国王都曾经在大学中任职，这种“教而优则仕”也往往通过这些成功人士像信号一样四处传播，成为教师们对于学术职业的集体共识。
2.低流动人群：作为终身事业的学术职业。学术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开始出现专职的“普通教师”，但却快速占据了中世纪大学特别是新成立大学教师中的大多数。他们专注于大学生活，放弃对外行业的觊觎，在大学度过许多年甚至一生。比如，1378-1429年间的奥尔良地区，“人们所熟知的16位法学教授中，有13位在此从教长达20到40年”[10]108。学术职业群体中普通教师的出现，明显减少了教师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
除了“普通教师”的出现导致大学教师流动的下降，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频率还与职称、专门知识的获得等保持有密切的联系。中世纪教授的职位相对持久，而助教则完全相反，“教授可能在某个学院干一辈子，但很少有助教能够在一个学院待到他所教班级的学生毕业”[11]。早期教授的高流动率，也与教学知识的专门化水平较低有关，当学术职业专门化水平提高，教师身份由“教书匠”变为从事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的学者时，将学术职业作为终身职业的学者比率就大幅上升。
但是，这也并不完全意味着低流动率，流动也可能在学术职业内部发生，而这种类型的流动，相比于向学术职业外流动，对于学术职业发展更具积极意义。德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流动对于学术职业良性发展的积极意义，甚至将此变成制度性的活动：部分大学(如海德堡大学)明确禁止教授终身制；大部分大学教师在学术职业内流动频率较高，如因戈尔施塔特大学(1472-1625年)。只有29％的法律教授任职超过了10年，17％的任职不到1年，22％的任职为1-3年，13％的任职为3-6年，20％的任职为6-10年[9]255。
通过对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频率的梳理，可以得到三点发现：一是中世纪大学尤其是早期阶段，大学教师流动频率很高；二是学术职业具有天然的流动性，这种流动贯穿于中世纪大学诞生和发展的始终；三是学术职业的稳定性与其成熟度和吸引力显著相关，当专门化程度提高、教师需求增大、收入增加之后，“普通教师”的出现成为必然。
三、中世纪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主要因素
1.金钱。将金钱排在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第一位无疑是让人沮丧的，但中世纪大学的教师们却经常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离开原职。在“收费上课”的薪酬模式下，为获得有限的牧师薪俸、征集考试费或者捐款，尤其是当其他大学提供了更高薪酬时，中世纪大学的教师经常选择不辞而别。但这种高流动性不涉及对于职业精神的价值判断，因为在中世纪早期，流动是教师们对抗工作收入过低的有效手段。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帕维亚大学为例，直到15世纪，仍有30％—50％的教师收入不超过50菲尔瑞尼(即一名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教授们都在抱怨他们的工资……1767年乌得勒支大学的一个教授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那份工资应满足一个人生活的尊严和能够购买一些必需的科学参考书。1599年，鲁汶的教授们抱怨说工资太低了，根本雇不起佣人。波尔多大学法兰西法的教授报酬低到‘很难找到一个教师乐意从事或满足于自己的工作’”[9]248。对于原型大学而言，必须时刻面对来自敌对大学和周围城市对本校教师的觊觎，中世纪“几乎所有稍具学术潜力的大学都求贤若渴，急于用优厚的报酬引诱其他城市的杰出教授，只有博洛尼亚这种根深蒂固的老牌名校才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对本土教授加以限制”[5]149。但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也经常因为金钱而出走，“博洛尼亚大学已经享有欧洲最高学府的声誉，能够诱使教授离开者多半是为了金钱，而不是因为职位或名誉”[4]62。对于新大学而言，则对金钱与教师流动的关系更加感同身受，因为新大学的创建，没有高工资和名头衔，是很难吸引到智者的[9]245。因此，在年轻的大学里，如马伯格大学，政府竭力保障教授们的薪水比更有声望的、年久的大学具有竞争力。在政策上非常明显，第一任董事会主席通过提供高薪水、低教学任务吸引杰出的外国学者来大学任教，从而使学校不断发展。教授们因为金钱不仅会放弃对学校的忠诚，甚至也会放弃对学科的忠诚。那不勒斯大学的一个教授，为了增加他的收入，曾经教过神学、哲学、教会法和民法[9]256。流动似乎已成为教师们对于低工资的报复行动，即使这种报复的方式最终不是离职，也往往换成别的方式，比如降低工作量，只拿出相当少的时间从事教学活动；或者大量兼职，接受校内外的其他职位来增加收入[9]253。
2.市民冲突。如果说金钱在个体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中排名第一，那么市民冲突则是群体性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第一名。中世纪的大学师生往往因市民冲突而离校出走，“在有大学的城市，师生与当地居民和城市当局之间总是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与斗争，有时还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导致大学师生集体迁校。……动辄以迁校相威胁这种做法在建校初期是常用的策略，因为没有大笔投资，也没有自己的校舍等不动产，教学主要是通过租房子或者借用教堂等方式进行，大学完全可以做到‘说搬就搬’”[4]143。这一过程很难厘清学校与市民有关争执的对与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大学付出的代价在于，失去了部分的教师和学生，可能导致学校地位的衰落，比如博洛尼亚大学的多次师生出走，构建起一批新大学的同时，导致自身元气大伤。但这种集体流动对大学也有收获，往往在出走之后获得特赦或专门性法令，得到赦免的同时，增加了办学权限，比如牛津大学1335年著名的“械斗”发生后，师生出逃，最终获得国王的赦免，这次事件最终处理结果是“大学获得了新的特权，而城市再次蒙羞”，“对于大学与城市之间长期争论的每一项内容，前者都赢得了永久性的胜利。从此以后，整个牛津城都在实质上处于大学的统治之下”[8]58。中世纪大学，大多就处于王权和宗教的呵护之下，得到诸多特权(如独立的司法审判权)，这些权力，一部分化成了维护学术自由的力量，另一部分则成了大学与市民冲突的源头，而在诸多冲突中，市民虽偶尔小有胜利，更多时候却成为退让的一方。市民与学者的冲突，似动物的分娩，过程痛苦却往往带来新的契机。因流动而构建起的衍生型大学，因流动而促成的知识传播，因流动而强化的高等教育规则、学术自由的理念、独立的办学自主权等，最终写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史册。
3.宗教。欧洲几乎所有大学，都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差别之处在于所信奉宗教和对教师信仰的宽容程度不同。其中的一些大学，在宗教事件中，往往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样的过程中，那些坚定原有立场的教师面临着改变抑或离开的选择，这也成为促成学者群体性流动的重要因素。中世纪，因宗教影响大学教师流动，随时间推移愈演愈烈。比如1377年之后，欧洲教会“大分裂”，导致了教师的群体性流动。巴黎大学的一部分学者回到了德国，促成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中世纪，教授聘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信仰。比如德国的马堡大学建校时就宣称“如果大学教授有悖于上帝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谁，都要被逐出大学”[3]114，英国的学校也大抵如此。国教会控制下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要求所有成员，包括学生、院士、院长、辅导教师和公开讲座的教授都必须认同《至尊法案》，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最高权威，并认同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这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公开宣称天主教的信仰以及1662年后公开承认为非英国国教教徒的人被排除在这些大学之外。……欧洲大陆也存在相类似的情形……教授宗教信仰的正统性不仅是教师得以任用的决定因素，也是教师被解雇的主要原因。历史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能找到教师因为宗教信仰而被开除的例子[9]241。
4.职称、毕业学校与学科。试图流动的学者是否最终被接纳，除了学术水平的考量(职称)，还要看其“来自哪里”(毕业学校)和“学了什么”(学科)。中世纪大学并无类似当今高等教育的严格教师职称评聘制度，教授职称也并不是在所有学校都是任教资格的有效凭证。比如在巴黎，教学的报酬非常微薄，教学人手十分紧缺，该种情况下，不但所有愿意从事教学活动的人士都可以在巴黎讲学，甚至就连许多在巴黎居住的在读研究生也经常临时充当教师的角色。而博洛尼亚大学则相反，拥有教授身份或者授课资格者与非教授身份者有着根本的区分。博洛尼亚以教学为己任的博士一旦开始教学生涯便会迅速地获得一个类似于今日大学“教授”的职位，至于其他并不打算从事教育事业的博士和教师则会逐渐失去大学教授应当享有的权益[5]144。博洛尼亚还制度化了教授的“晋阶权”，类似于后来德国的讲座制，一方面，规定只有博士才具备正式讲座的授课资格；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人员数量，只有出现内部席位空缺时才吸收新会员。经过严格筛选者获得教授职称，这是对大学教师执教能力的一种认证，在大学教师流动过程中，成为接纳方对教师任职水平评判的重要依据。在中世纪，毕业院校的办学资历、学科水平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的初职选择和未来发展。一方面，几所原型大学高高在上，几乎从来不承认任何根基尚浅的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就连牛津培养出来的学位获得者也必须重新经过考核以及教学资格授予才被准许加入自己的机构。而牛津大学对前者的傲慢理所当然的进行了反击——尽管有教皇谕令的规定也仍然拒绝接纳来自巴黎的博士”[5]8。另一方面，大学教师招聘越来越显著的本地化倾向也加剧了对毕业学校的关注，这种本地化倾向使高校所在地大学受益更多。大学教师流动也与学科密切相关。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和发展之初，就是依靠意大利境内大批学者对于《罗马法大全》研究的热情而聚拢了一批学者。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几乎欧洲最伟大的法学家都云集于此，并整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无怪乎拉斯达尔称博洛尼亚法学大师的贡献是所有中世纪遗产中“唯一至今仍然在被几乎所有学科的现代教师所孜孜探求的文化财富”[5]174。
5.亲缘关系。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流动，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亲缘或学缘关系，对此，萨尔茨曼(Saltzman)在《卡尔•冯•卡尔茨伯格》一书中描绘了很有意思的一幕：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抱怨说，凭资历他完全有资格获得一个空缺的教职，但所有负责此事的教授对他都很冷淡。“实际上”，一个同事说，“看来你并不知道如何在格吕纳得到一个职位——我们有很多漂亮的教授的女儿，娶一个!会怎么样呢?事情会变得好起来”[9]241。“教授的女儿”现象诠释了亲缘关系对于学者晋升的重要性，类似的亲缘关系还包括父子、叔侄等，尤其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这种通过近亲繁殖获得教师岗位的现象更加普遍。这种亲缘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教师的自由流动。
6.学术态度。是否进行大学教师流动，归根到底是学者自身的选择。中世纪末期及之后，学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正如上述大学教师流动频率部分所阐述的，一部分人继续以学术职业为跳板，试图寻找更具前途的职业；另一部分教师，则安心任教，“把教书看成是一项真正的事业”[9]243。另外一种影响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态度因素是教师对于教学和科研的态度。一部分热爱科研的教师往往来到那些具有“重视教学的传统和强调科学探寻和实验”的大学任职，“那些建在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帕尔马和其他城市的法律学园通常把探究和实验置于教学之前，因此，相对于那些没什么机会做别的只有教学的大学而言，一些著名的学者更愿意待在这样的学园中”[9]256。
四、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基本关系
1.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形成的关系。学术职业形成有赖于诸多条件的成熟，如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需要对社会需求旺盛的律师、医生、牧师等职业人才进行专门化培养；道路畅通，便于学生跨境求学；市政当局或宗教领袖的重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安全上的保护等。但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学术职业的形成根本上源于教师的流动。一是大学教师流动促成了教师行会诞生。早期的教师群体大多以私人授课的方式达到养家糊口的简单目标，零散、无序并缺乏合力。当教师规模扩大和流动性增强之后，通过有组织的联系，开始形成类似于手工业行会、小商品行会等协会组织，形成较为集中的教学地点和较为普适的行业规范。这一过程中，是流动使得教师群体变得有序、充满竞争和声势浩大。二是教师行会促成了大学诞生。先有教师，后有学校。早期自然形成型的大学、高等教育讲习所或其他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皆是如此。在没有执政当局筹建和认证的情况下，通过民房或教堂的租赁，依靠教师个人声望聚集学生，通过专业人才的输出、促进人口和税收增加与提升城市知名度，最终获得执政当局认可，建立起大学。三是大学成为学术职业形成的载体。母体大学的成立，彻底解决了学术职业形成的组织障碍，使学术职业正式登上高等教育舞台。行政当局和宗教势力的介入，虽然经常以限制学术流动甚至学术自由为代价，但也彻底改变了学术职业作为行会性质的世俗气息，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教师群体形成了最早的学术职业。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诞生，除上述逻辑上的联系外，也存在有情感上的关联。大学诞生，学术职业形成之后，教师个体或群体仍然保持高频率的流动。而反观中世纪的其他行会组织，在面对类似的矛盾或压迫时，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这说明，流动类似于动物的本能，是学术职业天然情感的因素，正像来去匆匆传播知识和文明的吉普赛人一样，教师们在感情上只尊重知识和自由，一旦遇到忤逆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这种流动与教师气质的天然联系显然与其他行业具有显著差别。
2.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规范建立的关系。当代大学制度历史追溯的原点一般被定为中世纪大学(而不是中国的太学、希腊的学园等)，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大学完成了一系列有关大学制度、规范和章程的构建。也是在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从无序到有序，学术职业从混乱到规范，这一过程也充满大学教师流动的印记。同时，大学教师流动促进了学术职业从业资格的规范。早期作为行会的教师行业从教门槛低，不需特别许可和上岗凭证，导致师资力量良莠不齐，并且导致低声望大学的毕业生流动困难，学术流动大多以原型大学的向外输送和辐射为主。这种流动的梗阻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并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从而规范了学术职业从业秩序。一是教师任职许可的规范。12世纪执教资格(许可证)制度的出台，使获得颁发的资格证书成为执教的前提条件，实现了高等教育从无序到有序的过度；14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于托钵僧修士非法入侵的不懈争斗，最终厘定了大学和宗教对于学位授予的任教资格的边界。二是学位授予的规范。早期的学位由大学自行考核和授予，政权和宗教势力介入后，在博士学位颁发、教授资格认定方面，官方给予了支持，尤其是教会组织，因其强大的超国家性，获得学位者得到了世界范围流通任教的资格，规范的学位制度也从此诞生。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规范的建立，还体现在原型大学和衍生型大学的关系中，通过流动而构建起的衍生型大学，其学术职业主体大多来自原型大学，原型大学早期形成的上述学术职业规范，通过这种关系被传递到各处，保证了规范的大致统一，进而使全行业保持高的标准化水平。
3.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自由的获得的关系。中世纪大学反复多次地与市民争斗、与宗教部门和市政当局争斗，甚至与大学自身的其他势力争斗，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流血牺牲、大迁徙或者大逃亡，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欧洲人火爆的脾气，更为重要的是，学术职业创立之初，教师们就有着对学术自由重要性的先见之明和不懈追求。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国王或教会不授予大学师生有别于市民的特殊权利，则可避免或者降低这种激烈的市民冲突。应该承认的是，确实存在因特权而有恃无恐“惹是生非”的大学成员，但更应看清的是，大部分矛盾激化的背后是双方所信奉理念存在根本差异。自由的理念既可以理解为长期流动的教师群体身上原始的“野性”，也可以理解为当前我们所认为的“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权至上的自由，或者思想和学术自由驰骋的那种研究领地或研究观点上的自由。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极其缺乏耐心，常常因各种理由而出走，有的是悄悄地走，有的是大张旗鼓地走，有的则是打不过而逃跑。虽然有时候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总体而言，教师们在流动中最终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个人的利益，更主要的是，构建了大学独立的性格及与世俗社会的围墙。虽然这仍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如不能违反宗教)，但对于早期高等教育的茁壮成长、早期学术职业的发展，以及后来学术职业对学术自由的执著追求，都极具意义。
4.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吸引力的提升的关系。早期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如果从阶层构成看，是非常低的。最高贵阶层出身的学生极少被吸引到该职业中来，招聘到的教师主要来自社会下层或中间阶层，“那些最具有雄心大志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想追逐一项闪光的事业，他们或者进入教会，或者服务于国王，被迫很快放弃大学”[10]182。这主要是因为学术职业自身更多的是作为“中间职业”而非终极职业。但当普通教师群体出现后，学术职业向外行业的流动显著下降，职业吸引力开始提升。但吸引力的提升是循序渐进的，正是普通教师的出现，使学术职业人群开始分流，不至于全部演变成外职业的“预备役”，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学术职业的良性发展而言，流动也并非越高越好，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适度流动、面向学术职业内部的流动，才是健康的学术职业发展所谋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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