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成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上山下乡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27年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拟从引发并持续近30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入手，探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这一问题的发展轨迹。

一、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初始动因

知识青年问题实质上是个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城镇就业问题影响极大。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无论是毛泽东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还是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1]，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以开垦荒地、多搞粮食、安排就业为其基本初衷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对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2]很显然，有计划地安排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包含在当时的统包统配就业政策和规划之中的。同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39条写道：“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当时在解决城市失业人员问题上，亦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到60年代上半期，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进程中，无论是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还是党和国家决定在相当长时期内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以及正式编制15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安置规划，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镇人口、开辟就业渠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城镇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国家面临三届毕业生如何分配的难题，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在此时，无论是国家开初设想的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还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事实上把上山下乡作为主要分配方向，以至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注入更多的政治因素，这些都仍然离不开当时严峻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仍然摆脱不了以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分配出路为重要出发点这一客观事实。

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解决知识青年就业分配出路问题，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其思想指导、分配重点、安置原则等都有所区别甚至根本区别，但它作为党和国家决策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却是共同的。

2012年9月经中央审定并批准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此有如下述评：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就提出了知青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号召。1962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精减职工政策的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有计划地开展。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万城镇知青来到农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受到广泛宣传，几乎家喻户晓。“文革”发动后，“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造成应届大中学生积压，不能毕业和升学。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年、1967年、1968年应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由于经济发展迟缓使城市就业问题严重，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就业人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青年学生又被当作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于是上山下乡成为主要出路。[4]这里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个初始动因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5]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识青年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作出这样的论述在当时是有深刻国际背景的。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6]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把由来已久的防止党内变质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出发，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含义，不仅包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包括整个青年一代。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就是要使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使青年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和锻炼，就是要使青年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途径的思考，与对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党和国家在作出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许多重大决策时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魄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量，党和国家在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战略部署中始终坚定不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围中亦没有动摇过。尽管这一部署在实施的不同阶段都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历史证明，这仍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仍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决策。

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中学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7]无独有偶，三年后的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这里，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从中可知毛泽东此时对到基层和在实践中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脉络。

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实践证明，倡导和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须臾不可放松的长期战略任务。值得庆幸的是，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这方面有过长谋远虑并实施了这样的战略思考，其间尽管走过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一个初始动因

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指示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正是在这个纲领文件中，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8]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不仅有物质上的急需，而且还有文化上的要求。毛泽东此时在一篇按语中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开始去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9]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0]这里，最高决策层再次对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作出了明确表述。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8年初，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到冲击时，周恩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11]在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夕，周恩来作出这番阐述，不仅是针对返城“造反”知识青年动员他们回农村去而言的，而且是从国家建设、农村发展的全局论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远影响。

1968年12月，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以后，尽管对这场运动一度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等重大政治意义，但仍在1970年5月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中提到这场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仍在1973年8月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两个为了”，即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指出，全国1700多万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农村锻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文件，都一以贯之地阐述并重申了党和国家对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的这一重要基本动因。

减轻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这三大历史性问题，与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大地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在1965年2月就指出，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个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12]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这场艰辛曲折的探索实践中，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这对于缓解当时的城镇青年就业压力、在艰苦实践的磨练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党和国家把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接班人培养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解决，并把这三者辩证统一于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很有价值的。在这场探索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教训，都是党和国家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党和国家自新时期以来开创、发展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持续解决这三大历史性任务的重要基础和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这三大历史性问题，是支撑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够持续开展近30年之久的主要“基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中国所处国内外经济、政治和国防等实际状况出发，而集体决策并致力推进实施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4]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第88页。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6]《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7]《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页。

[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

[11]1977年1月31日新华社消息。[美]托马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