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媒体最近报道，预计203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人。那么，中国人口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规模，其中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什么呢?澎湃新闻于近日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路伟东，他是人口史专业的博士，对中国人口问题颇有研究。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大致是怎样的?
路伟东：人口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在古代，人口是最重要的财富，所以，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历代政府对人口问题都很关注。先秦时期就有诸如“上计”之类的人口调查制度，此后历朝历代虽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主要就是赋役。对我们人口史研究来说，《汉志》(《汉书·地理志》)人口数与1953年一普(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是一前一后两个最重要基石。《汉志》人口数元始二年(公元2年)大约有6000万人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也较为可靠的数字。当时是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运作非常有效，有能力进行全国人口调查。
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汉代之后，整个社会变迁比较大，人口规模波动较大，但直到宋代，中国人口才突破1个亿。人口过亿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通俗地讲，人口增长就跟存款一样，如果你只有1万元存在银行，增长是很慢的，但如果你有1个亿，效果就不一样了，关键在人口基数。虽然元始二年就有将近6000万人口，但是战争和灾荒的影响很大，人口在数千万间波动。
宋往后，中国人口也有较大波动。到了明代中期，人口突破了2亿，这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清朝开国到太平天国之前，中国人口超过了4亿。不过，除了元始二年的人口数量较为可靠外，以后历代人口数据问题比较多，以葛剑雄为首的中国人口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波动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葛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移民史》中。
《中国人口史》
到了晚清，太平天国对中国人口的打击非常大，现有研究表明，这场战争及其后的战乱灾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可能有1个多亿。以我关注的西北陕甘地区为例，这段时期损失了大约2000多万。之后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过程。
但是，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人口恢复速度远超过了当时人们一般的认识和想象，民国的时候，普遍认为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实际结果调查下来是超过5.8亿，加上台湾及驻外人员及相关人口，全国人口已经达到6亿。
此外，在人口史研究中，还有一个人口数据也很重要，那就是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数据。在古代社会，人口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收税和征发徭役。而这次人口调查，其制度目的不是收税，而是为选举服务的。这次人口调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比如甘肃，我找到了调查最原始的基层档案“地理调查表”，并进行相关研究。侯杨方教授对这次调查数据进行了修证，总人口约3.65亿。与1953年一普数据相比，宣统人口数据性别比较高，这表明，女性人口遗漏较多，1910年全国人口数估计可能已经接近4个亿。
除了调查数据之外，宣统年间人口调查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有传承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人口调查是怎么回事，也能结合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来看待它。
澎湃新闻：汉、宋、明、清这些人口高峰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路伟东：在古代，人口增长的原因不外乎社会比较太平，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于是，人口就像滚雪球似的往上走。但是人口基数小的时候，增长就比较慢。而对人口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战争，但主要不是战争本身造成的杀戮，而是随之而来的灾荒和瘟疫。人在缺少粮食时，身体素质会下降。同时，战场上的尸体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会带来瘟疫。比如晚清云南鼠疫，一直都有，但战时军队频繁地调动，鼠疫就扩散出去了。而且，灾民四处出逃，也会使得瘟疫扩散。这一问题曹树基、李玉尚两位教授有深入的研究。
有些研究会讲到气候的影响，但冰期、温暖期、湿润期等的影响是渐进式的、缓慢的，可能会影响粮食产量，间接对人口造成影响，但一般不会造成短时期内重大的人口波动，只有极端天气的个案才会对局部人口造成很大影响。比如隋炀帝西巡经过扁都口，那里夏天都会冻死人，这是很极端的例子。除此之外，水旱灾害，尤其是旱灾等极端异常天气事件，也会对人口造成重要影响。比如晚清丁戌奇荒，就持续数年，波及数省，造成严重人口损失。但这类事件与更长时间尺度的气侯变迁相关性如何，气侯如何影响人口，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除了社会稳定和持续时间长外，政府的一些措施也有作用，比如鼓励生育、重税不婚、禁止杀婴、安置流亡等。西汉惠帝的时候，就规定女子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不嫁的，人头税加五倍加征。此后西晋、北齐、北周以及唐宋等朝，都有类似规定。但是历史地来看，这些作用不是太大，人口有自己的增长规律，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较长时段的太平盛世。从汉到两晋，都是缺人口的，政府都鼓励生育，但是人口就是增长不上去，因为社会动荡，战乱频生。所以，人口增加主要还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当然民间也会有一些自发的限制，比如溺婴等。
人口是一种生物力量，虽然我们认为某一时段内存在很严重的人为选择，但其实可能并不那么严重，它大体上还是平衡的。以前葛剑雄老师上课时常讲，凡是提倡的，都要辩证地来看。比如中国人习惯说“多子多福”、“长命百岁”、“安土重迁”等等，但人口史的研究表明，这些大都只是人们良好的愿望、追求的目标而已。正因为缺少或没有，才会极力主张或者提倡，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的人口增长向来被认为是“人口爆炸”或者“人口奇迹”，其实这是一个错觉，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清初统计“丁”并不是人口数。乾隆后，统计人口不分男女，导致了统计上人口数量激增。如果单纯从人口增长率来看，清初至清中期可能就6%—7%，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但从绝对数量来说，这是很吓人的。明中期虽然超过了2亿，但明清之际人口损失较大，从清初到太平天国战争，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3个亿，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澎湃新闻：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重大的人口损失，民国时期也战乱不断，为什么1953年人口普查时数据如此惊人?
路伟东：和古代社会不同，民国以来中国人口增长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两高一低”模式，人口增长主要靠的是社会稳定和持续时间长。近代以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比如种痘、抗生素等的运用，使得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长模式变成了“高低高”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但是，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又变成了“三低”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比如现在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简单来说，就是人的寿命变长，但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孩子，这是很要命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多，日本大概比我们高10岁。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时空差异
澎湃新闻：那么历史上这些人口高峰的到来，会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路伟东：明中期以前，中国人口波动非常大，人口基数也不大。比如宋代，商品经济很发达，它可以支撑人口发展，环境压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明中期以后，人口累积到两亿，粮食和耕地的压力显现出来。但幸运的是，美洲的高产作物传入了中国，比如苞米、地瓜、土豆等。
明清时期，人口迁徙有一个趋势，就是往山区、边疆、海外跑。这个影响很大，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地区，也有其他地区。边疆的话，比如东北、内蒙古、西北等。我曾经写过敦煌移民，明末清初时该地区是废弃的，后来开始往河西走廊移民、种粮食。
除了迁移，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主要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上文我提到敦煌移民，雍正时期迁入了1万人左右，人与环境还是很和谐的。解放后，虽然敦煌没什么工业生产，但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很浪费资源的，比如用水大量增加，这与后来的环境问题有关。
还有些研究热衷于讨论土地承载力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产出是会变的，土地承载力是弹性的。比如以前小麦亩产量就四五百斤，现在很轻松可以达到亩产千斤了。而且，只有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才适合讨论土地承载力，但现代社会是越来越流通和开放的。
而社会影响方面，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有6000万人口，中国历代政府在管理人口方面有非常好的历史传承和时间序列。你难以想象政府管理人口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大多时侯也是比较有效的。我们很早就有人口调查，比如战国、秦汉的上计制度、唐代的记帐、金代的猛安谋克、明代的户帖黄册等等。
拿清代来说，人口主要集中在内地，也就是胡焕庸线以东以南地区，基层方面有保甲负责统计人口，而对不同的边疆地区，比如蒙古、新疆、西藏甚至内地回民等，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以西北回民为例，清代乾隆以后，有不同于汉族的法律和户籍制度来管理，咸同以前，西北回民的规模达到了800多万，而全国回民人口则超过1000万。
胡焕庸线
除了制度层面，我们现在也很关心实际操作层面，究竟是哪些人在进行人口管理?从乡村经验来看，就是有头有脸的地方士绅，充当了官府和民间的桥梁，他们既代表了一定的国家权力，但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呢，也得倚靠他们。地理调查表调查人员一类，就详细罗列了调查者的姓名。这个管理体系是有效的，可以维持社会运作。其实，古代政府管理统计人口，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口，而是可以收多少赋税。
所以，人口问题，既不能夸大它，也不能缩小它。有些研究倾向于说，人口多了，人地矛盾增加，因此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社会不是线性的，是多面的、复杂的，不能归结到单一原因上。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北人南迁，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人口南迁就有较大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到，人口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原动力。
澎湃新闻：在人口迁移中，城市总是会吸引更多的人，这对整个社会的人口再生产有什么影响?
路伟东：这个问题，在古代和近代不太一样。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发达，不是城市吸引了人口，而是经济发展吸引了人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水平已经可以养活更多的非农人口。但是到了当代，城市的尤其是特大城市的首位度较显著，形成了“虹吸效应”，往往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不仅仅是人口史的研究，暂时不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