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新华社副译审尹宏毅博士）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5日刊登理查德·奥尔德斯撰写的一篇书评，题为：《美国战略的缔造者》，全文如下：
（原文提要：“科学家们”发现“艺术家们”不讲道德，而且是失败主义的；艺术家们则把科学家视为空谈理论的和乌托邦主义者。）
（戴维·米尔恩所著《缔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法勒、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600页，35美元）
1945年9月，二战结束后一个月，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等待他们的美国使馆第二号人物乔治·凯南。他对自己不得不陪伴公款旅游的政治家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凯南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说：“有时我被指责是精英。但是当然的确如此。人们都抱着什么期望？上帝保佑，我们不应当没有精英。一切事情难道说都应该由年老的平庸之辈来完成吗？”由于许多国会议员都喝得酩酊大醉去会见斯大林，而且有一位在会见之前不久对凯南说，他可能会“给这个老家伙鼻子一拳”，所以我们也许会感到，这位愤怒的外交家说得有道理。
今天，我们丧失了对凯南所体现并且如此羡慕的精英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精英阶层看来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在《缔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中，戴维·米尔恩讲述了一百年左右的故事。在这一期间，一系列公共知识分子胸有成竹地和锐气十足地影响了美国外交事务实践的话语——指导美国获得了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米尔恩先生是东安格利亚大学历史学家。在书中，他提到了九个人——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伍德罗·威尔逊、查尔斯·比尔德、沃尔特·李普曼、凯南、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可能是在听命于出版商情况下提到的贝拉克·奥巴马——他们“有关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思想和分歧把美国外交关系的故事从南北战争（马汉在此期间服役）带到现在”。他写道，其中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参与了一个缔造世界的进程，制定一项项战略，试图利用国家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或者实际上是其通过国内的重新定位实施的收缩过程——‘缔造’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美国处于兴旺发展的最有利地位”。撰写这样一本书方面的危险在于，它最终只不过是一系列简短的传记。米尔恩先生获得了出色的成功，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散文的生动活泼和通俗易懂的清晰度。但是，他也有一项聪明而深思熟虑的论点。虽然这一论点的形成带有极大的活力，但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言过其实。
他认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传统界限已经变得陈旧，并提出了另外一种分为两部分的事物：艺术相对于科学。一些思想家，如马汉、凯南和基辛格先生，主要为历史、哲学与文学所吸引；另外一些人，如威尔逊、尼采和沃尔福威茨先生，则倾向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虽然前者在考虑外交事务方面往往流露出“一种悲剧和谨慎小心的意识”，但后者却认为，世界具有延展性，历史先例可以被超越。处于其辩论核心的是最初由汤姆·潘恩于1776年提出的由来已久的问题：美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开创世界”？
凯南和尼采完美地诠释了思想和方法的差异。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交给他们两人一项任务，就是就美国是否应当开发氢弹问题撰写论文。氢弹潜在的破坏能力巨大，因而这项决策不仅是哲学上的，而且也是军事上的。凯南躲在书房里，阅读了历史、伦理学和文学。米尔恩先生告诉我们：“凯南论述具有巨大的道德与战略维度的一个问题，面对假设的最坏情况下的场景，包括在地球上消灭人类生命，很快就发现自己在体力和情感上精疲力竭。”研究的结果是一份深谙经典著作的79页的报告。报告反对开发热核武器。艾奇逊记得凯南说，美国宁愿“灭亡，也不要走上像生产这种武器那样邪恶的一条道路”。
凯南曾经征求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意见，但尼采却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试图了解热核武器背后的科学，加入了国务院的原子技术工作小组。他最终的建议得到了科学数据与分析的支持，明确地驳斥了（他在国务院的上司）凯南的论点。用米尔恩的话说，尼采指出：“如果对手不同意一种道德论点，则这种论点就是毫无价值的。”艾奇逊站在尼采一边，怀着蔑视对凯南说，政府绝非“进行你的贵格会教徒的福音说教”的地方。凯南不久后就离开国务院去了普林斯顿大学。
米尔恩以其气质和修养，倾向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随着该书叙述的深入，变得明显的是，凯南是他的试金石。但是，他在处理所有主题方面都很细腻和公平。其中包括容易受到攻击的对象，如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是一位主要的不干预主义者。米尔恩写道，他曾于1941年“遭受厄运，利用相对论反对世界历史上寥寥无几的二元论冲突之一”，甚至反对沃尔福威茨等人，因为他与之明显发生分歧。最终，米尔恩站在艺术家一边，因为他把历史视为政策制定者最好的赌注，可以“研究各种困境，构想威胁，将其严重性与可用的资源相比较，权衡人道主义与信誉方面的需要，并提出经过适当调整的对策”。
《缔造世界》一书所包含的争论引起明显的当代共鸣。比尔德的收缩战略、威尔逊和沃尔福威茨的例外论、凯南的保守现实主义、尼采和基辛格以及李普曼的国际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暗示当前的辩论。在二战艰难的岁月中，比尔德写道，如果思想自由不能经受住这场冲突的考验，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值得打。李普曼就民粹主义和由于害怕“困惑的群氓的践踏和吵嚷”而做出的决策提出了警告。基辛格提醒我们回顾19世纪的历史，以说明在世界舞台上的“信誉”。沃尔福威茨则进一步回顾了经典著作，对当代的道德相对论加以讽刺。所有这些人都同意凯南的观点，即外交政策不适合于作为“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
米尔恩试图指出当代的共鸣，豪爽地将奥巴马包括在内，作为其思想家之一。但这位总统虽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但却不是本书确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在成为总司令之前，是一位学者和畅销书作者。但他出版的著作并没有对我们认识政府或政策制定过程做出什么特殊贡献。尽管他得到知识界的支持者的积极提示和敦促，但也并没有鼓励在其行政当局内部形成任何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流派。去年，有人问总统，他是否需要一项大战略。总统说：“我目前真的甚至不需要乔治·凯南。”虽然米尔恩把奥巴马视为艺术家之一，但他说：“凸显出来的是思想意识的缺位。”
总统对凯南的评论暗示了《缔造世界》一书中的另一个分为两部分的事物：一个抱着开放态度的知识精英阶层，以及一个在封闭的大门后面活动的阶层。米尔恩的思想家当中有六位获得最初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是通过发表改变了人们对政府和世界看法的书籍或文章。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作者莫里斯告诉我们，他读到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出版）一书时，他“把书合上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基辛格所写的题为《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年）的概要分发给行政当局各位成员。副总统尼克松拍照时腋下夹着这本书。威尔逊的《国会政府》（1885年出版）是流行的成功之作。人们对比尔德和李普曼见解的辩论在商业大街上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一样热烈。凯南著名的“电报长文”最初是作为1946年的一份外交通报，但他感到有必要将其中的思想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中发表（却遭到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严厉斥责，因而遇到麻烦）。
相比之下，保罗·尼采则为安全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的读者群——公众除外——而著书立说。同样，沃尔福威茨也没有出版任何有关历史、哲学或者外交政策理论的重要著作。我们知道，奥巴马先生对凯南式的卖弄不感兴趣。自从911事件以来的十四年中，在一个秘密世界中流传思想的观念加强了，但是，信息超载的令人窒息的效应也是如此。一个世纪以前，马汉就指出，富于成果的战略思想要求我们“不要再在”有关细节的“机器车间里苦干”，要“登高望远，鸟瞰军事问题上的真理，看到其彼此关系与相对比例”。
科学家和艺术家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获得这种“鸟瞰”。威尔逊、尼采和沃尔福威茨寻求一种客观真理，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全球事务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马汉、比尔德、李普曼、凯南、基辛格和奥巴马会反驳说，世界无法完善，美国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把握实力的尺度，充当世界上邪恶势力的制衡力量。
“科学家”常常发现，“艺术家”不讲道德，而且是失败主义的；艺术家则认为科学家空谈理论，是乌托邦主义者。但米尔恩先生说明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抱负共同的大胆之处，及其提出自己思想的无畏精神。无论这些“世界缔造者”的分歧是什么，这种分歧又是多么严重，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精英。因为正如马汉于1897年写道：“让我们崇拜和平，实际上把和平当作人类必须希望实现的目标，但也让我们不要想入非非，以为和平唾手可得，就像一个男孩从树上摘下未成熟的果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