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对于独立精神的尊重，既贯彻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贯彻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中。如果说独立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离开父母庇护而自立生活，对老人来说，就是努力使自己不成为子女的负担。
结识亨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契机，是老先生说，他想帮助中国学生克服中国口音。就这样，我跟另一位中国来的学者，成了芬格莱特老师家的常客。
芬格莱特原本不是一位汉学家。他的专攻领域是哲学、心理学与伦理学，早年阅读萨特与弗洛伊德。一个偶然的机会将他领向孔子。完全不会汉语的芬格莱特，对照着拉丁文法文译本自学《论语》，并在1972年出版了《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一书。这本书使他获得了汉学界的声誉。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参加以他命名的学术会议时在电梯门口遇见。我让在一边，他操控着电动轮椅驶进电梯里。
芬格莱特生于1921年，今年94岁，独自居住在伯克利西北的安静街区。他家门口种满紫红色的九重葛，花藤从街边一直爬到屋顶，满墙花开得漫漫烈烈。可是，抬头细看，就会看到屋檐上成片的蛛网。如果不是门前草坪修整，窗台上盆栽井然，人们大概会以为这里没有住人。
显然，芬格莱特先生雇来的花匠，并不愿意为他打扫屋檐上的蛛网。
每次去芬格莱特先生家拜访时，一个住在附近的菲律宾女人会来替我们开门，煮好咖啡，端上点心。期间先生就坐在他的轮椅上，抖抖索索地翻开准备好的讲义，说：“我们开始吗？”
菲律宾女人在替我们准备好茶点后，就会悄然离开。芬先生给我们上课。我们读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他纠正我们的发音，解释其中的俚语，顺便讲解我们不明白的王尔德式幽默。有时他讲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有时他自己先开了小差，给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1988年美国最高法院如何采纳了他的观点，拒绝给两个酗酒的美国老兵以特殊待遇。
我们走的时候，芬格莱特先生就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地说：“那么，请原谅，我不方便送你们走……走的时候请带上门。”我们走的时候带上门。关门时看到他仍然歪歪斜斜地坐在轮椅上，手机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
执教于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艾瑞克·克里能伯格（Eric Klinenberg）在新书《走向独立：独自生活的强势兴起与意外吸引力》（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中宣称：独立生活是一个实现自我、实现自由、实现社会参与的平台。不过，在探索独立生活的种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以后，克里能伯格承认：“变老这一传统挑战，对于大半辈子独立生活的人来说，也将更加困苦。”
机体的腐朽，精力的衰退，病痛的折磨，以及孤独。像大多数美国老人一样，芬格莱特一个人住在漂亮的，带阳台的别墅里。配偶已经过世，子女各自成家。芬格莱特显然已经是很幸运的。中产阶级，有自己的别墅，可以雇请佣工料理生活。并且，他是学术声望已著的教授，他有自己的学生；即使子女不再回家，他仍可以随时见到学生。
可是，对于中产以下的底层民众，衰老即是噩梦。美国政府所提供的低微的社保金额，仅能提供衣食，并不足够支付大中城市昂贵的房租。上个世纪丁玲笔下曼哈顿街头的流浪老人，如今仍然露宿在纽约、三藩、芝加哥的街头巷角。可一旦迁居在地租低廉的偏远地区，交通又成为一大难题。有独自行动能力的老人可以驾车，但对没有车，或无力驾车的老人来说，居住在远郊即意味着再难出门。
伯克利镇上设有专供流浪汉居住的蔽护所，早晚提供免费餐饮。挤住蔽护所的多是老人。床位紧俏，往往要提早排队，抢不到床位的老人，晚上就只好露宿街头。蔽护所的老人也许不幸，但还算不上孤独。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交群体，许多人有宗教信仰，一边乞讨一边传教；有的在街头弹拨乐器，卖艺乞讨。无处不在的无障碍设施，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为流浪老人营造了一个友善的生存社区。
在三藩，真正孤独的美国老人，恐怕还是像芬格莱特先生那样丧失配偶之后选择独居的中产阶级。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员埃蕾娜·波塔柯隆尼（Elena Portacolone），调查了47位75岁以上独自生活在三藩的老人，结果显示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容乐观。89岁的鳏居老人劳伦斯在他堆满乙烯文档的、灰蒙蒙的起居室中说：“这是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独自生活。这也是我正在做的。”
在被问及是否愿意迁居养老院时，多数老人反应激烈。83岁的老艺术家朱丽亚说，她情愿自杀也不愿去养老院。她马上又纠正说：她不能开枪打死自己，因为她已向医学院承诺捐献遗体；她只能选择服药。
默克制药公司的报告称，美国有超过一千两百万社区老人独自生活；8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占了半数；这些独居老人中，有五分之四是女性。
并不独美国如此。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调查显示，超过六十岁的群体中，有43%的老人独自生活，48%的老人不与家人住在同一个城市，25%的老人说他们完全没有亲人。超过七十五岁的群体里，只有4.7%的老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而这其中大多是亚洲人。
西方社会早已意识到老龄化的问题，从物质层面讲，社保制度与医保制度虽然时时力有不逮，应该说基本能应付社会养老需求；但是在引导社会关怀、参与老人心理状态建设的问题上，公共政策显得十分无力。传统独立意志的深入人心，一方面使子女远离父母，另一方面，老人们在主观意愿上，也不愿参与他人生活。
波塔柯隆尼称，有限的医疗保障体系，有限的社工及管理人员，有限的廉价住房只是独居人群所面临的困难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老人们还要面对年龄主义——基于年龄的歧视与隔离，以及依靠自己而非依靠他人的主流价值态度所带来的种种困境。独立，在身体机能健全的年龄，也许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平台；可是对一个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来说，恐怕不是社会学家鼓吹的那样激动人心。
刘烨的犹太人妻子安娜伊斯·马田在最近的一则访谈中说到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特别强的安全感，认为犹太民族的道德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有共通，即基于家庭。在中国，强烈的家庭观念使老人们得以和儿女一同生活，所以可以在中国公园里看到高兴、健康的老人。但在西方，如果不愿去养老机构，和儿女一起生活又不是一个常见的选项，老人们就必须独自应付一切。安娜还引用了一则她最近看到的新闻，法国一家公立养老院因缺钱而关门，94岁的老太太只好回家独自生活。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养老问题也面临巨大挑战。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根据2013年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接近50%。
站在子女的立场上，尤其是那些经济并不宽裕又忙于奔命的工薪族子女，照顾老人绝非易事——特别是情绪暴躁的，精神状态不佳的，甚至是卧病在床的老人。一方面要工作，抚养子女，另一方面要面对生理与心理状态每况愈下的家中老人，压力可想而知。一年卧病，也许可以守候家中尽孝，但假如是十年，乃至更久，又该如何？长久的相处过程中，父辈或子辈任何一方的情绪郁积，都可能导致矛盾激化。近日河南台报道郑州某小区一位七旬老人上吊，据称原因是家中儿女不让老人吃饭。路人义愤填膺，向其儿女扔鸡蛋。儿女事后称，已照顾老人十多年；老人有脑血栓，所以才不让他吃肉类、蛋类；且老人精神状态不佳，有时言不尽实。
逝者已逝，是非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然而国内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护理的缺位，中国社会对于精神问题的避讳，心理状态评估机制的缺乏，以及对老龄群体心理状况的漠视，恐怕也是事实。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里，尽孝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义务。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与阶层流动绝不如现代社会这样显著，三世或四世同堂既被伦理提倡，也有现实可能。子女常伴左右，尽孝顺理成章，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比确实有着精神和情感向度的优势。但是，当工业化社会拆散传统家庭，迫使子女离开父母成为流动劳动力，时间与地理都将成为尽孝的阻碍。尤其是对于承担独生子女政策后果的这一代人，他们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更重的养老负担。
如果说是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家庭结构的转变，那么社会也应该承担起完善公共政策、发展老龄护理市场、关怀老人精神状态的责任。当社会既提供尽孝的道德压力，同时也优化尽孝的公共资源条件，那么子女对父母的关怀与回馈，将不独有传统伦理的支持，也会有现实可能。
对于个体而言，生老病死是必须经过的历程。如何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命，包括生命并不尽善尽美的那一部分，是我们应当不断求索的命题。精神依托可以来自宗教，也可以来自世俗的追求。对芬格莱特来说，当他兴致勃勃地描述孔子那个超越世俗与宗教界限的美妙境界，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完满的幸福与快乐。那一刻，他跨过时间、国界、语言的阻隔，迎面遇见另一个时空的另一位老人。那一刻，他绝不孤独。
也许一个理想的友好老龄社会应该如此：既为老人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存条件，同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和引导个体找到自己的终生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