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位先生在港台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探讨国人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认为“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被目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接诸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西方普世价值的主流看法之一。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随着“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后所伴生的民主乱象及“中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崛起，以西方普世价值，特别是宪政民主作为后进国家发展唯一方向这种想法受到质疑。尤于中国而言，在“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之间是否可走出一条“中道”，既不泥于过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路径依赖，又能积极面对多元化、全球化的未来，实有赖于有识之士在政治学、法学、国学等诸领域切磋融贯，开拓新途，承传前贤未竟之业。
有鉴于此，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于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举办“普世价值再思”论坛，对相关课题作深入探讨交流，在出入今古，兼括中西的大框架下就中华国体的价值定位、未来走向出谋献策。论坛特别邀请在这方面有深入思考的学者从致用性角度作专题讲演讨论，以代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甚至互相抵牾的看法。俾同道切磋琢磨，再思普世价值。
本论坛将围绕以下议题展开：
1、反思“普世价值”的“普世性”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3、以西方民主标准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新定位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4、“普世价值”对当下中国的“适用性”与“实用性”
5、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与“实用性”
6、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相通与相异
周国正：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
韩星：人民大学国学院
祁志祥：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
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郭少棠：香港新亚文商书院
黄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钟宏安：香港DotAsia机构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
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
周国正：民主的彼岸——儒道
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做准备而在政制层面作出的思考。首先比照西方民主思潮以凸显中国政治理念本质上的不相容，随即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普世性提出质疑，并就“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等西方式民主加以批驳，指出政治体制不能脱离个别民族文化性格，最后提出具有中国—儒家特色的方案刍议。
郑宗义：儒家与民主——当代新儒家的观点
从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与民主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课题。当代新儒家（又称台港新儒家）特别是其第二、三代学者，皆主张儒家与民主可以并行不悖及相辅相成。他们的主张，同意者附和者有之，否定者批判者有之。孰是孰非，总应先恰当了解他们主张背后的理据。所以我旨在：首先，重构新儒家主张背后的理据，这主要有文化哲学与政治哲学两方面的思考；沿此，申明新儒家对儒家、民主与普世价值的看法；最后，发挥新儒家的理论，考察儒学对当前中国的可能贡献。必须指出，我无意说新儒家对这个课题的思考已经找到了最终或最好的答案，但商量旧学才能培养新知，我只是深信新儒家的想法有其不能忽略的参考价值。
姚中秋：儒家的普适价值论
现有所谓普适价值乃以一神教为根基，以一组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为其实体内容，本无普适属性。在历史终结的妄想下，借助强大的物质力量勉强展开的普适化过程，始终伴随霸权和杀戮，是以一律的价值和制度抹杀人类信仰、文化、习俗、政治之丰富与多样，让人类趋向于“同”。中国人可为人类贡献更好的普适价值：仁。仁首先确定关于人的存在之基本事实：每个人都是人。由此而有人类第一伦理法则：每个人把他者当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来对待，承认他者之尊严和自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辅相成，仁作为程序性普适价值，可塑造和维护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和而不同”，从而保有不同而互动的、进一步演进之生机。
许纪霖：走出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殊论的二元对立
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文明一元论”， 相信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殊途同归”，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各有其价值所在，是“分道扬镳”。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论，其基本理念是“理一万殊”。它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现代性的普世价值，是以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的。
秦晖：符合普世价值的中华文化之路——新文化运动百年有感
一，普世价值兼容多元主义，但真正的多元主义必须首先是每个文化内的多元主义。
二，普世价值必须处理好“群己权界”：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权界可以游移、调整以体现多元，群己则不能模糊，更不能颠倒，这是底线。
三，陈独秀与刘锡鸿的说法：父权君权强制下的忠君、孝父肯定是假的，自由人才谈得上真忠真孝，更不用说仁义道德了。
四，普世的价值，各别的问题：“问题殖民”比“文化殖民”更严重。
五，中国文化必须跳出“荆轲刺孔子”与“荆轲颂秦王”循环的怪圈。
干春松：王道理想与儒家世界秩序观的建构
儒家的政治从来是基于“人”而不是基于一个“区域”的，因此，由修身、齐家、治国，必以平天下为最终目标。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所接受了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以此来认识国际秩序。“民族国家从其存在之日起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在其他国家的功能中来定义自身的，并和其他国家一起形成一个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由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得以加强。” 如前所述，现代儒家的议题一直在“创制立国”的问题上展开，但正如前贤所坦诚，这乃不得不然，而非儒家的终极问题，那么要重建儒家的普遍主义立场，首先就要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讨论，从而为儒家王道政治的新发展找到方向。
韩星：仁者爱人——儒家仁爱思想及其普世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仁爱是一种人道思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比较儒家仁爱与道家的慈爱、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行善惩恶，可以看出世界不同文化都强调“爱”，但对“爱”却有不同的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儒家仁爱思想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独特智慧，值得我们重视和弘扬光大。
祁志祥：国学中的民主论及其现代观照
中国古代“民主”的本义是“民之主”，着眼于人民大众的劣根性，主张由英明的执政者代民作主，为君主专制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为人所诟病；同时它要求充当“民主”的君主像“民之父母”一样养民教民，却与现代“民主”追求的人民权益存有交叉面，不可一概否定。现代“民主”源自西方，本义是“公民自主”，其积极意义在于肯定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自主权。不过“公民自主”往往以代议的方式实行，代为反映民意的“间接民主”在实施环节会发生“议员变猪仔”的猫腻，亦不可一味拔高。中外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将“民主”的“民”从全体“公民”缩小到部分“人民”，从而剥夺国家中另一部分非人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的沉痛教训。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民主”，应当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公民自主”。
曾亦：亲亲与尊尊——论儒家思想中的「普世价值」
自古以来人类形成了种种血缘群体，无论氏族宗族还是大小不等的家庭，皆崇尚亲亲之道。推而至于国家、天下，乃至天地万物，莫非亲亲之体现。对古人来说，亲亲不仅是一般血缘群体的基本淮则，更是遍及宇宙的普遍法则。与之相对的则为尊尊，大概在任何群体中，不同人处于不同的位置，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而形成了某种等级差别的秩序；个体安于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不能相逾越，由此形成了上下有等、尊卑有差的尊尊伦理。一般来说，处于尊者位置的个体，常常代表了某种集体的力量，而卑者对尊者的服从，不过是个体对集体的服从而已。故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并非出于男性的强权，同样是出于个体对崇高的集体力量之尊崇。可以说，亲亲和尊尊两大原则，对于个体与整个人类的存在，都是不过或缺的基本原则。
郭少棠：新生活、新社区与新国学——2049年新生态的反思
上世纪中期流行的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 ( sociology of knowledge ) ，以至由近二十年出现的活动体验式学习带出来的行动研究 ( action research ) ，都要求知识和理念需要与现实和经验相结合。过程哲学反映出的社会生态观念，从众多的单一结合为一，亦因此而增生了新的单一 ( “Many become one and are increased by one”)，体现一种由知识塑成创造的必然过程。新国学是“过程”中的国学，旨在活化儒家文化圈的社群资源，将之引致更加“普世”的维度，而不局限于东亚地域性。“新国学”是把更新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和更新社群关系的“新社群”结合在一起的关系纽带，其果效理应在实践中行得出来。
黄佶：中国未来的出路是思想均衡、路径现实
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集体主义在中国追赶西方列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大量个人遭遇了巨大灾难。在超越及其后阶段，中国前方不再有榜样，因此创新至关重要。能否充分发挥个人的探索积极性，决定中国的未来。但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必须均衡。个体的彻底解放往往意味着族群开始走向消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给予文化和社会基础足够的时间跟上政治制度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例如利用人大作为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平台，有序可控地利用民众的力量推动变革。
钟宏安：民主3.0：民主理念的范式转移
新时代的民主理念需要进行“系统更新”。过往人们探讨“民主”，均以英美法的人民革命为典范，是17世纪理性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思想的产物。其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迷信科学解释，从现代化物质社会的公平分配原则出发，建设在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理念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基础之上。然而2014年3月份《经济学人（Economist）》封面专题：“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民主出了什么错？）对现今民主政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迫使我们思考一种在讯息化知识型经济的后现代社会里，建基于现今互联网世代的“新民主”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现象，并以此作为重新建构“民主”作为“普世价值”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基础。
刘仲敬：文明认同与组织资源
秩序是文明的关键词。文明，就是组织资源足够丰富，足以产生剩余秩序输出的能力。人们经常错误地幻想，文明的资源永无止境。然而人世间没有永无止境的资源。文明的繁荣是消耗组织资源的结果，如果消耗超过生产，就会需要输入秩序。中国并不是因为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宪政阶段，而是已经略过这个青年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老年状态。今天所谓中国文明是文明组织资源耗尽以后的灰烬，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如果它对文明格局的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在根本没有新生组织资源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破坏原有秩序，那么多半要面对非常糟糕的局面。
黄蕉风：作为“国学反对派”的当代墨学复兴运动 一个学派的出身基本锁定其未来的发展路径，选择往往是没有用的。但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淘汰的也不尽都是糟粕。墨家作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其身位和精神品质自先秦时代已被定型。秦火和儒家“一教独尊”之后沦为千年绝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和“支流”，却在清末民初以至今天一直存在着复兴的潜流和冲动。在当代中国由上行官方到下行民间共同推动的以儒学复兴为代表的国学浪潮之中，墨家与其说得到一个借壳上市庇荫于国学卵翼下的全新生机，毋宁说是面临重新定位自身学派价值的关键节点。当代墨学复兴的局面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如何摆脱旧墨学的老路，并在和当代儒家的论辩中站住身位，取决于在“立墨”和“非儒”之间行出一条中道。当代墨学复兴运动应该起到一个作用，即提醒国人——国学不应局限于儒学，还有诸子百家之学；国学不应只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成为普世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