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环境中，“申遗”的意义已经不仅在于遗产本身的价值，而更多是一种国家之间文化实力的比拼与政治博弈。二战后，波兰与日本“警示遗产”的成功申遗更是加重了这场申遗争夺战的硝烟味。对于中国来说，推动诸如”南京大屠杀档案“这样承载着中国人民苦难记忆的历史事件成为”警示遗产“，考验的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传播历史叙事的能力。如何有效的叙述”文化创伤“，不仅有赖于国家强大的文化实力与历史话语权，也是”承载群体“的共同责任。
反映战争罪行的警世遗产是否应该“申遗”?本文考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历程，发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警世遗产的列入始终持有暧昧态度，申报过程中的高度政治博弈导致门槛越来越高。笔者认为，提升中国境内的警世遗产在全球语境中的影响，“申遗”只是一个政治姿态，关键在于其背后话语建构的效果，在于如何将部分人的苦难记忆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的全球记忆。
警世遗产
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中国已经拥有47项世界遗产，高居全球第二。尽管数量庞大，但国人依然“居安思危”，对韩国和日本在申遗上的种种动向非常敏感。这其中最为牵动神经的，是日本近年来所采取的申报二战遗产的行径。2014年2月，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知览特攻和平会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申请书，希望将该会馆收藏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信件等物品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引发中国政府、媒体与学界的强烈批判，认为“神风特攻队”的申遗行为是对世界遗产的一种“亵渎”，日本希望借助世界遗产的标签来模糊下一代的价值观。随即，中国启动了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行动。另外，在国家文物局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在列。在世界遗产的平台上，中国和日本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话语战争。
这场话语战争的性质是什么?见证二战罪行的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主要途径和障碍在哪里?本文通过考察两个最著名的战争遗产——“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申遗的过程与后续影响，揭示“警世遗产”的特征及其申遗的挑战。
首先要简单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体系。狭义层面，世界遗产单指在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框架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基本对应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随后，针对民俗、口头文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又设立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珍贵文献的保护，设立了“世界记忆遗产”。上述三类遗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均可泛称“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和传承代表人类文明“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但有一类遗产非常特殊，它们的“突出普遍价值”并非正面，而是负面的价值。英语中，反映人类文明进程中残酷、黑暗、苦难历史的物质遗存，一般被称为“difficult heritage”。Difficult有“麻烦的”、“难以管理”和“苦难的”等含义。作为heritage的修饰词，difficult在这个语境中体现出两种维度的“难”：一是“情感之难”，个人、群体、国家，在对待自己曾经历的悲惨历史时，往往深深陷入苦难记忆不能自拔，其情感难以从记忆中解脱;二是“叙事之难”，见证负面历史的遗产一般涉及两个对立的群体——受害者和迫害者，而有时迫害者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对遗产的解读会表现出一种暧昧的历史观。本文将“difficult heritage”译为“警世遗产”，因为这类遗产不仅面向受害者群体，更是让更多人——包括迫害者以及并未与该历史事件发生关联的其他群体——进行认知和反思。这种译法，既方便我们理解其内涵，也符合中文的行文习惯。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申遗”之路
1979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波兰申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举动在当时引发争议，因为世界遗产设计的初衷是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体现的“价值”何在?
世界遗产针对文化遗产的遴选有六项标准，符合其中一条即可入选。这六条标准是：(1)人类创造性的智慧的杰作;(2)一段时间内或文化期内在建筑或技术、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一项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3)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4)是描绘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建筑物、建筑风格、科技组合或景观的范例;(5)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别是在其面临不可逆转的变迁时的传统人类居住或使用土地的突出范例;(6)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可见，只有标准(6)能够满足体现人类丑陋历史的遗产入选要求，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是首个单独以标准(6)入围世界遗产的项目。
实际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申遗并非一次成功。1978年，波兰政府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为申报项目，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是推迟一年再审议。官方文件中针对这个决定的解释是：每个缔约国每次最多申报两项世界遗产，由于波兰此次申报了三项符合资格的遗产并完整递交了申报文本，因此奥斯维辛集中营将推迟到下一年进行评议。不过根据当时参与了讨论过程的Ralph Slatyer回忆，真正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推迟审议的原因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认为世界遗产标准(6)的初衷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类遗产。
这类争议直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下一年成功列入名录之后也不曾停止。在1979年的大会之前，一份针对如何使用世界遗产遴选标准的报告，专门讨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标准(6)的关系问题。报告认为，作为表现战争创伤的遗产，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足以“代表”其他相似遗产地。因此，“奥斯维辛可以被列入名录，但它的列入不能成为一系列类似遗产的先例。”即其他类似遗产不应再继续申报。世界遗产委员会采纳了这项建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中专门强调：“委员会决定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一项独特遗产列入名录，并在今后严格限制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遗产的申报。”这段话的含义明确：此为特例，下不为例。
需要指出，波兰的“申报文本”所阐述的遗产价值，与普遍认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有所差别，前者虽然也表述了该遗产所代表的普世意义，但更为强调的是波兰自身在纳粹时期的牺牲，其中涉及犹太人的论述极少。一种观点认为，强调奥斯维辛的波兰色彩，刻意忽略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的创伤，是当时波兰共产党政府的一个策略，意图将奥斯维辛论述为“华约”共产党政权的共同记忆，并强化西欧国家(尤其是西德资本主义政权)的对立色彩。这种话语建构显然与西欧缔约国主导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意见并不一致，后者更倾向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全球共同纪念“大屠杀”的纪念地。只不过，认识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随着“大屠杀”纪念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成为纳粹大屠杀历史的一个标志性遗产地，波兰也顺从了这个趋势，在2007年申请将原名称“奥斯维辛集中营”修改为“奥斯维辛—比克瑙：德国纳粹种族灭绝集中营(1940-1945)”，并在价值论述中淡化了波兰的国家英雄主义色彩，强化了普世意义的“大屠杀”论述。
为什么“大屠杀”能够成为全球记忆?
从波兰的奥斯维辛，到世界的奥斯维辛，这是一个全球记忆如何影响世界遗产论述的典型案例。不过，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会发现今天所普遍认知的“大屠杀”叙事及其全球影响力并非在二战后自然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话语建构过程。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在德国甚至是以色列，大屠杀都没有引发足够的关注。即使“纽伦堡审判”的226页起诉书中，只有3页提到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径。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利益的需要，大屠杀才重新在德国和以色列引发关注和讨论，并通过电视片等多媒体的方式被人所认知。到20世纪90年代后，大屠杀的记忆通过《辛德勒的名单》等电影传遍全球，成为了一种全球性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任何一项警世遗产，其意义并非自然显现并发挥功能，而需要在特定历史情境下，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建构和呈现。在大屠杀记忆成为全球记忆的进程中，其意义的内涵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是根据具体利益群体的需求不断变化。
警世遗产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也是“文化创伤”的物质载体。文化创伤指涉个人或群体由于所经历的可怕事件而产生的无法磨灭的、并长久影响其记忆的创伤。文化创伤并非源自事件本身，而是在社会、文化过程中被建构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事件的意义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基于“承载群体”(carrier groups)——书写和界定历史事件意义的群体——的叙事框架而书写。由于造成创伤的历史事件往往脉络庞杂，甚至呈现解读方式多元化的特征，因此更需要承载群体建立一套强有力的话语体系，以实现文化创伤的塑造及其对群体认同的构建。在有效的机制下，文化创伤既能够成为凝塑群体认同的力量，更能使某个群体的苦难经历扩展为全球性的苦难记忆，使未曾亲身经历创伤事件的人“分享”受创伤群体的经历，其结果便如犹太人一样，凭借“大屠杀”叙事获得一种全球范围的“歉意”。这种歉意则可以成为其获得历史地位和文化权利的符号性资源。
因此，对一项警世遗产而言，尽管其历史事件本身给受害者带去苦难的记忆，这种苦难记忆如何表达出“警世”的功能，则取决于“承载群体”是否能够具有诠释和传递其历史价值的能力，这也决定着该遗产及其记录的历史事件能否获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尤其对于那些曾犯下反人类暴行的迫害者而言，只有受害者建构出一套强有力的、被全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创伤”叙事，才能够令其承担应有的道德谴责与历史责任。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记忆中，德国、以色列乃至美国的学者和媒体扮演了“承载群体”的角色，推动大屠杀话语成为普遍性话语，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藩篱。然而，为什么许多近现代历史中与犹太人大屠杀同等残酷的屠杀事件没有从苦难经历上升为全球记忆?Jeffrey Alexander曾对犹太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一对矛盾：“和纳粹屠杀不同的是，日本的暴行并未向世界其余部分遮掩。相反的，这是在西方观察家批判且高度清晰的眼光下进行，并由世界新闻界受尊重的成员广泛报导。但是经过了60年后，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从来没有超出中国的区域范围，而且最终几乎没有超过南京本身的范围。”
亚历山大还关注到发生在卢旺达、危地马拉、柬埔寨等非西方国家的种族灭绝行为：“为什么这些灭族屠杀行径，对其数百万立即受害者来说，创伤如此深切，却很少在广大人群的意识里留下痕迹?”他认为，尽管就事件本身而言，这些事件的危害性并不小于犹太人大屠杀，但对其苦难记忆的论述并没有发展出类似犹太大屠杀的文化创伤机制，其“承载群体”也没有展示出其诠释、传播、构造创伤叙事的能力。与犹太大屠杀的文化创伤叙事对比，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迫害者的暴行在全球范围内被忽略甚至否定，也因此不会承担历史的责任。
亚历山大对南京大屠杀的分析不无道理，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是二战结束后中国和日本均对南京大屠杀的话语建构付出的力量不足，长时间没有形成对屠杀事件有力的话语体系。因此，尽管历史事实和文献无不证实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至今没有形成如犹太人大屠杀一般强有力的，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创伤叙事。
值得警惕的是，不能预设“承载群体”会秉持客观的历史观和正义的价值观。一旦“承载群体”具有强大的话语建构能力，却不能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后果便是历史的扭曲。下面的案例揭示出日本利用其话语建构能力，作为特殊的“承载群体”影响了广岛原爆遗址的世界遗产申报论述，也揭示出警世遗产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所牵涉的政治博弈。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申遗的政治博弈及后果
1996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入选世界遗产，成为既奥斯维辛集中营后第二个入选的警世遗产。在官方价值论述中，日本的侵略行为被抹去，摇身一变成为了和平的使者和代言人：“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区留下的唯一一处建筑……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最具毁灭性力量的象征，而且体现了全世界人们追求和平，最终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愿望。”这个文本阐述出这样一个逻辑——日本是原爆的受害者，日本人将原爆遗址保留下来，是要给后世留下见证，并引领全世界人民最终走向和平。如此明显忽略日本侵略史，乃至美化其二战形象的论述，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成为世界遗产的?
这是一个充满“政治博弈”的过程，原爆遗址的价值论述经历了从“科学叙事”到“和平叙事”的变迁。最早提出将原爆遗址申遗的国家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1993年，美国为了宣扬其在核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成就，提议将第一次核试验地Trinity Site和日本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地一起，以科技进步的论述角度申报世界遗产。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提议，并参照美方设定的叙事逻辑进行文本的准备。但是，鉴于美国国内一些政治事件和民众的反核情绪，美国政府决定退出申报。当美国告知日本“不再继续申报”的时候，日本代表非常失望。
但日本人很快意识到，美国的退出使他们可以自行申报遗产，并获得了独立撰写申报文本的机会，单独申报广岛原爆遗址。日方摒弃了美方提出的科技成就的叙事框架，而是选择了受害者的视角，将原爆遗址论述为受害者苦难记忆的象征，并以受害者祈求和平的角度去论述该遗产地的价值。对于这样的叙事逻辑，美国当然提出反对。他们认为，日本提出的论述仅仅论及原子弹爆炸事件及其事后影响，却选择性地忽略了引发这次原子弹投掷的根本原因——日本对亚洲国家及太平洋地区持续不断的军事侵略，因而无法全面、真实地表述历史。同时，在这个叙事框架下，本是太平洋战争受侵略一方的美国反而被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中国也对此表示反对。中方认为，二战时期亚洲国家和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后者的极少数人至今否认侵略历史。因此，如果原爆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即使是作为特殊情况列入，也会对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尽管美国和中国均表示反对态度，甚至美国代表在后期过程中不断进行游说，但最终世界遗产委员会完全采纳了日本方面的论述，将原爆遗址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名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事件的后果，是将日方官方历史叙事在全球层面“合法化”。如今，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努力将自己塑造为“世界和平的麦加”(Mecca of World Peace)，侵略国反而成了和平的代言人。
但是，此次申遗争议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是今后再申请类似遗产的难度陡然增大。在申遗争论过程中，美国代表曾表示将战争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符合《世界遗产公约》的范畴，因此强烈要求委员会考虑战争遗址是否适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问题。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美国的抗议做出妥协。从价值评估的技术角度而言，警世遗产最倚赖的基础是标准(6)，而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单独以标准(6)入选名录的战争相关遗产。此后，关于标准(6)的使用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条标准只适用于在特殊情况下承认列入《名录》，并与其他文化或自然财产标准联合使用。”
实际上，自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警世遗产的认定始终抱有一种暧昧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对于世界遗产委员会而言，都是“特例”而非“常例”。原爆遗址成功申遗，反而导致委员会针对战争相关遗产是否列入名录有了更为严格、保守的态度，不利于其他战争相关遗产在未来申报遗产。
话语建构重于“申遗”
世界遗产申报已经成为各国政治较量的平台。“警世遗产”是否申报世界遗产，关键要素已不在于遗产本身的意义，而在于政治博弈。从政治博弈的层面考虑，中国理应推动境内的警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真正能够具有影响力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构出一套广泛认同的“文化创伤”叙事，这远比遗产申报本身更为有力，影响也更为深远。
奥斯维辛集中营申遗的成功，与其说是申遗本身的成功，不如说是已经建立起的“大屠杀叙事”的成功;即使是引发巨大争议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申遗，也具有全球性的话语基础，毕竟原子弹爆炸所呈现的巨大创伤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世界和平的论述，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相对而言，话语建构恰恰是中国的薄弱之处，由于缺乏强力的“承载群体”，日军在中国境内留下的警世遗产，仍处在相对非常局限的认知范围。在警世遗产申遗壁垒越来越高的今天，没有深厚的话语土壤而强推申遗，难度可想而知。
文化遗产并非简单给定的存在，而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过程产物，其意义会随着叙事框架的变化而调整，甚至会根据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利益被相关群体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作为社会文化的建构，“警世遗产”犹如一个记忆角力场，涉及三个维度的问题：1)记忆的内容; 2)记忆的主体;3)记忆的话语建构。第一点只是表象，后两点则是决定性的要素。我们需要探索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叙事框架下，通过何种方式建构警世遗产的内容和意义。正如James Young所说，研究历史纪念物的象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文本中所呈现的记忆，更在于关注“遗产制造”的过程所体现的意义。
警世遗产，仅从世界遗产的申报策略和技术而言，不外乎一个政治博弈问题;而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去考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书写、建构、传播历史叙事的能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申报世界遗产的丰富经验，策略和技术都不是障碍。需要强调的，是如何形成强有力的关于警世遗产的叙事框架，并推动其成为国际性的共同记忆。有效诉说自己的“文化创伤”，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民意基础”，是国家文化实力和话语权的表现，更是“承载群体”的责任。实现了这一点，“申遗”与否便不再重要。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8月刊，原标题为“警示遗产与申遗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