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虾”火了，国庆期间青岛一家海鲜大排档“海捕大虾”的价格标注为38元，但其计价单位不是“一份”而是“一只”，这样算下来，一盘40只的大虾就要收费1520元。于是，“青岛大虾”遂成为“天价”“宰客”“欺诈”的代名词，引发网友调侃热议。

互动中的符号：种树与毁树

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在日常互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布鲁默曾将这一流派的观点概括为三个前提：

①人们根据事物对自身的意义来采取行动;②事物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③事物的意义将通过个人的解释过程而得到发挥与修正。

“青岛”本具有“热情好客”的意味，是国民旅游的热门选择。但在“38元一只”的大虾跳出后，“青岛”这一符号与“大虾”组合在一起，被赋予了“天价虾”的含义。“青岛”与“青岛大虾”两个符号之间的张力，更加深了“青岛大虾”的调侃乃至讽刺意味。

青岛大虾起因于宰客店铺行为与例行化互动预期的矛盾，说明符号的意义形成于互动中;事件爆出后，青岛大虾体和青岛大虾后传等段子的流行、网络媒体及主管部门的跟进、对青岛城市形象的负面影响……这些则都体现了符号对互动的建构作用。

本来，日常生活的互动引起符号意义的流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所谓“毁树容易种树难”， 心理学研究已证实人具有更关注消极信息的“负面偏好”(negativity bias)，因此舆论中现在已出现了“一盘大虾重创青岛”的担心和“花了几亿打造出来的‘好客山东’品牌却让38元一只的大虾打了脸”的反思。符号意义向负面的恶化与固化往往易于对正面的树立和维系——在互动信息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这便是“青岛大虾”带给我们的第一重思考。

群体间的过招：一个城市的大虾

知乎上有提问“如何看待青岛宰客大排档一只虾卖38元的事及后续发展”，网友苏德中引用内群—外群的分析框架指出：其一，“在网友指责或者嘲讽青岛的时候，部分青岛人就成了一个内团体，非青岛人则成了外团体，从而产生了内外团体偏差(ingroup–outgroup bias)。因为人需要从内团体来定位自己，为了满足自尊、正面形象……不少青岛人推脱责任，认为强买强卖的都是外地人……还有一部分极端、恼羞成怒的人则反呛游客爱来不来，甚至认为他们活该受骗，在景区被骗是正常现象”;

其二，随着事件的衍化升级，“青岛人相反成了外团体，非青岛人则成了内团体。而这个内群体更大，更了解自己的多元性，在接受到一部分不理智的青岛人的信息后，产生外团体同质偏差(outgroup homogeneity bias)……印象被统一打了折扣。”——这两种偏差，又在互联网脱域、去中心及碎片化等特质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极化，从而使“青岛大虾”由一个具体的冲突事件演进为了概括的负面评价。

除了内群—外群的对立，我们还可以看到：群体具有极端化、情绪化和破坏性的乌合之众特质，给一个群体贴标签在简化认知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刻板印象的泛化，加之日常表达的索引性使游客群体将被坑被宰的体验以一锅端的方式集中投射至青岛大虾——这三种群体动力学的事实叠加在一起，就点燃了这一盘大虾在舆论场的沸腾：从网友投诉微博化、大V转发热点化，经由媒体跟进新闻化、扎堆曝光集中化，而走向了全民参与段子化、贴上标签典型化(参见@中青报曹林“对青岛大虾事件第一时间的舆情发酵过程总结和传播节点分析”)。

可以说，通过在场与缺场之间的脱域和再嵌入的作用机制，对某一群体的歧视是怎样概化的、这之后又该如何脱敏，正是“青岛大虾”带给我们的第二重思考。

吐槽作为社会参与：一面娱乐，一面建设

“国庆期间，外地的王先生赶到青岛想去吃38元一只的海捕大虾，因饭店爆满，王先生就点了几盘8元瓜子边嗑边等。谁知轮到王先生就餐时，店员却要他先交61万，原来该店的瓜子不是8元一盘，而是8元一个!

曾夺过全国嗑瓜子速度冠军的王先生非常后悔。

后面排队买单的李先生当场休克，手里紧紧握着小票：米饭3元”

“看过青岛大虾以后，今天我去理发了，慎重地看了一下价格表，确定是15元。然后找来了理发师和店长再次确定是15元而不是每根头发15元。录音拍照后开理!心里暗自庆幸，这年头搞不好理一次发就会倾家荡产啊!理完后结账，理发师说：确实不是每根头发15元，那太离谱了，我们是一剪子15元。”

“青岛的38元大虾事件又让我看到了微博的力量。以后碰到不公了可以微博扩散，发现又多了一个维权的渠道。”

“新土豪的四大标志：敢扶大爷大妈，敢拍马云涂鸦，敢买新疆切糕，敢点青岛大虾!”

……

这些围绕“青岛大虾”展开的吐槽，一方面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宣泄了人们的不满，具有放气减压、缓和矛盾的安全阀之功效;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不少担忧，出现了“忘掉那只虾吧”的呼吁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是现在网络舆论场存在的极突出的一个问题”的剖析。

我们认为，吐槽作为一种社会参与，是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要素的多元存在，也是带有轻微越轨色彩和生活政治取向的混合沟通;它是社会心态的反映，又会对生活世界施加影响，具有着复杂的功能表现。

正向来看，吐槽的传播效应会倒逼涉事者迅速作出回应与解决，从而将民意的力量成几何级数倍地放大。但论及负面，一方面对丑陋现实的抱怨吐糟，可能由其低成本和娱乐性而弱化甚至消解它直面问题、维护权益的反抗性，如有学者便认为吐槽本质“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妥协，是一种对自身权力的无奈放弃”，所以“想仅仅凭借‘吐槽’来实现这种愿景的心理预期是微小的”(王馥芳《社会在“吐槽”中嬗变前行》);另一方面对人事的娱乐吐槽，可能由于互联网中的羊群效应而导致群体极化，使调侃性的玩笑激进成攻击性的谩骂，让暴戾刻薄取代了温和包容，酿成本不该的恶果。

要而言之，我们在吐槽中娱乐，是因为生活中的槽点不断出现并且被越来越敏感地察觉;但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在吐槽中有效表达、多方倾听和积极建言，因为终归，我们不能沉溺在充斥着犬儒式吐槽的无奈消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