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读列维-斯特劳斯
自“十一”假期临近，一股脑读了三本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台译李维-史陀)：《忧郁的热带》、《我们都是食人族》和《月的另一面》。Levi-Strauss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哲学家，结构主义大师，对初人类学外包括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几本虽非纯学术性的文本，但别有洞见，而且每篇短小精悍，所以读起来轻松又饶有兴趣
一、作为“熵类学”的人类学
《忧郁的热带》早已是无论“圈内圈外”都大名鼎鼎的一部作品，除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以满足不同人群或猎奇、或研究的心思外，它偏偏有这样一个明媚而忧伤、别具文艺气息的名字，相信为其在全球的畅销和传播增色不少，据说在湾湾更是被列入“文青”必读书单。然而，它不过是Levi-Strauss在1954—1955年间对其二、三十年前在巴西多次探险和调查经历的“不忍”回顾，拖沓犹豫了十五年还迟迟不肯下笔，究其原因，他说得倒也坦白：“每次都因为一种羞辱与厌恶之感而无法动笔。”之所以如此，可以说是他对积累了如此之多日常的琐琐碎碎，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对事无巨细、有时还不得不(指情境被迫或遭遇不可控因素)冒险的田野调查的质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无足轻重的情境，这些无甚重大意义的事件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呢?……探险……只会使人类学者平白失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有时因找不到报导人而浪费好几个小时……把光阴平白消耗掉，毫无结果……单是和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接触，就必须花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然而，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无奈的情绪的话，也就过于莽撞了——不如理解为他对“真理”寻求的急切，亦是他对人类学怀有此种特殊情感的表达：有郁闷、有寂寞，有不耐烦、有失落，还有在广博的见识和深刻的洞见之后对本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和批判。在书的开篇，他即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自身所处的“文明”社会和国度的斥责：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
其中《六、人类学家的成长》这篇，追溯了他自己学习哲学、然后转而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历程，叛逆地说哲学其实并非“真爱”，只是因为“对截至当前所选修过的其他科目都不喜欢”。而对人类学的兴趣，则可说是一种气质上的相投：人类学研究的文明(即所谓的“古老文明”)和他的思考方式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如同“新石器时代式的”智力方式让他“没有兴趣明智地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的耕耘收获”。这种论述我想应该会契合很多人类学的研究者心理，甚至还有很多莫名拥有此种“情怀”的人们。对他们而言，这些“意义不甚明确”、还有点被他人不能理解的活动，自己却深感有如使命“召唤”一般地热爱。大师即犀利言之：这些研究工作就好比“一种避难所，一种传教站”，而人类学则是尤为极端——明明是人类的一分子，却总是想从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判人类。随即更加“无情”地一语道破很多人类学研究者的处境，当然更是他从自身体会中的感悟：(人类学家)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有一段长久的时间，使他染上一种长久不愈的无根性;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使得其所;置身家乡，而在心理上已成为残废。
除了对人类学及其自身透彻的体察，让我惊喜的是，他于最后《四十、缅甸佛寺基荣之旅》中展示了他对伊斯兰教想、佛教和基督教的思考，得以浅窥他的宗教观。其中写伊斯兰和佛教的篇幅更多一些，佛教尤甚，或可解释说毕竟这是一次缅甸之旅，但确也可看出Levi-Strauss对佛教更为崇敬;而对基督教的态度似乎有点难以揣测，却也依旧语出惊人：“很不幸的是基督教没有能晚一点出现。如果基督教出现得更晚的话，就能在佛教与伊斯兰教中间达成一项综合。不幸的是基督教出现太早，没有能成为前两者之间的调和者，而事实上成为两者之间的转型过渡者。”并断定说“基督教命定要朝着伊斯兰教的方向发展”，以及开篇即指出的“法国已开始越来越像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程度”。
他通过对三种宗教于产生、历史与地理、主要教义等方面简洁的区别比较，试图寻找的是这三种宗教可能实现融合却时常背离而行之的“退步”;以及其背后对社会结构乃至宇宙真理探索的心灵深处的“一”，把整个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如同物理学中为了创造“熵”这种东西，人类学则或可成为“熵类学”，是研究最高层次的存在、继续存在和解体过程的学问。
书出版已早，其他也并无多想评说，况评者已不少，读者尚可自行品味。
二、我们都是食人族?!
《我们都是食人族》是Levi-Strauss1989—2000年这十一年间各种零散的文字记录，有发表的专栏文章、演讲稿、论文、报告等等。里面涉及的话题多种多样，对法国社会当时热点事件的评论、对绘画等艺术的鉴赏、对“新神话”的关注和思考，继续将结构主义运用至社会起源等宏大问题的探索。
第一篇是《被处决的耶诞老人》，写的是1951年的法国“耶诞节”(即圣诞节)期间，社会上对“耶诞老人”(即我们大多数人认识的“圣诞老人”)受到与日俱增的重视而引发的争议，最终在第戎(Dijon，法国东部城市)大教堂前当着教徒及孩子们的面，对耶诞老人“处以火刑”这一事件。文章前半篇读起来颇吊胃口，层层挖掘当时这个现实矛盾的荒诞——教会教徒对耶诞老人的反感vs社会大众、“异教徒”对耶诞老人的崇拜，让耶诞老人成了不信教的象征;与习惯认识相反，此时教会采取了“渴求诚实与真相的批判精神”，而“理性主义者反而化身为迷信的捍卫者”。然而，随着大师一层层对其进行仪式分析和结构主义的解剖，将其与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卡奇纳”神话，欧洲多国的啃指妖、圣·尼古拉和鞭子老爹等习俗和传说进行对比，在步步深入的论证中，却让我在深夜里读得毛骨悚然、后背发冷——不仅是对大师惊人的联想，更为最终他对何以“促使成人创造耶诞老人”提出的极其大胆的论断：现实生活中耶诞老人和其相关仪式的存在，凸显的是“成人和儿童的对立”，而在这个对立背后，存在的是深层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对立。
这则法国历史上的故事对身处中国——大多数(理论上说)为“无信仰”或“无神论者”的我们，可能颇感震惊和不解。于我们而言，早已风靡全国大街小巷的圣诞节和圣诞老人，不仅走进了大小商场、酒店饭馆，甚至走进了公交车、走进了幼儿园……没有这种宗教信仰传统的我们，既不存在如六十年前法国社会中的争端，亦丝毫不介意将其炮制发酵为冬日里火热的浪漫、火拼的商家抢购。而我选择相信Levi-Strauss式的看法：如果单从受美国(对我们来说则是“西方”)的影响来看，就太简单和浅薄了，其中也必隐藏着深层的心理上和社会上的集体因素。
其他多篇文章如《仅存在一种发展模式么》、《我们都是食人族》、《割礼与人工协助生殖》和《女性与社会起源》等，共同都在阐述着他对自称“文明”的西方社会建构而出的“野蛮”这一行为的鄙夷，比如他推断认为，我们现代人为了治疗不孕不育而把脑膜组织萃取物人工注入身体，这和在“原始”部落里通过口食死者的某些身体组织，以获取和传承死者的精神品质，并无二致。而我们却把后一种视为人吃人的野蛮和荒谬的迷信行为，把前一种则视为知识上的实践和科学——然而“这样的区分并没有说服力”，这种人工注射“和食人行为在根本上并无不同”，因此“我们都是食人族”。反而是由于我们对当地部落及其文化的不理解，把多种多样、目的各异的食人行为，却形成了一个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单一的“食人”概念，让它蒙上了神秘和野蛮的面纱。所以，当我们摘掉我们习惯佩戴的有色眼镜，放下高下之别的评判，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异文化、来反思己社会，如他最后做出的道德上的呼唤：“社会生活的起源在于我们能认同他人的感受。”
但这决不是说Levi-Strauss抱守着“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道德高地，而认定我们应当认同一切地方文化，同意作为某一文化当中的人，他义正言辞地指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其他价值体系一样有权受到尊重。”
当然对其文中偶尔展现出的“文化塑造自然”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决定论，我们或只能尚持文化与自然绝非单向决定、而是互动纠缠的中立怀疑态度。
三、对日本的“剥茧抽丝”
《月亮的另一面》则是其在1977—1988年间五次日本考察、对日本社会及其文化有了零距离接触之后，就其历史、神话、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所具有的东方之独特性，而展开的对日本社会及其文化中所体现的深层心理的探讨。其中着重说明了日本文化思想中的一个“深层结构”：自我作为其思考的终点，而非西方思想中从个体出发的起点;这种对主体理解的方式是自外而内、向心的，而西方的理解则是由内而外、离心的。他通过平日的观察和走访，列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这个推断实际上体现在日本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比如日本人穿针引线的方式和其他社会是“完全颠倒”的：不是拿线来穿针孔，而是用针孔来找线;工匠在拉锯子做工时，也不像大多数社会一样，由自己推向身外，而是反过来，从外面拉向自己。以这样一个常见行为过程中的细节，来窥探日本思想的深层结构，也不得不感叹Levi-Strauss如此大胆的推想和结论。
其中一篇《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里，他对人类学家的工作，有一个挺新奇又恰当的描述，说“人类学家注定只能远观事物，无法细察它的细节……”就像之前祖先开始对星空感兴趣，没有望远镜，也没有任何宇宙论知识，但时间久了也识别出星群、观察到一些规律，然而这些星群实际上是由不同层面、不同远近的星星组成，由于人距离它们太远，难免有错。但“既然人们无法做到从内部去认识一种文化——这是当地人的特权”，那人类学家提出的解释至少可以提供对当地文化的一个整体观点，归结出一些规律概要性的描述。
此书封面上说“你从未见过爱慕日本的李维-史陀”，确实如此，他不仅对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日本版画和音乐的喜爱，甚至在他的笔下，基本所有对中国的描述，是作为衬托日本的“绿叶”而存在，也隐隐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起码“并无好感”：在说到18、19世纪日本版画和一些肖像画时，认定“这样的东西一点也不属于中国”;在方法上力求精简的日本艺术精神，对立于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这一日本文学理念)所称的“中国式华丽累赘”。
怎么才教导我们要保持距离、不做价值评判的大师，这么快就见风使舵了?其实不尽然，一开始他即表明自己的观点：“文化本质上是无法比较的”。有趣的是，Levi-Strauss本人在听到日本传统音乐后，对自己竟有如此强烈共鸣的反应也感到困惑，甚至还请教了有关专家，在音律上分析了它如泣如诉的曲调是如何让人容易想起“令人伤感之事”的感受。所以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比较都要分出个高低上下，学术研究也无法避免个人所好。
这三本书一口气读下来，深感Levi-Strauss的文笔实在优美至极，把原本可能枯燥的民族志资料权当成优美的散文随笔来看也未尝不可。虽然，他强大的逻辑推理和挖掘深层结构的本领、以及深厚的脑补功力，着实让我为自己的智商感到“捉急”，但这也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一篇篇语言流畅、不乏犀利洞见和精彩评论、又满赋哲思义理和款款深情的文章，常常禁不住拍案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