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课题组受北京市委领导委托，在海淀区清河街道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改革试点”工作，也称“新清河实验”。新清河实验是对历史上清河实验社科精神的传承和延续。早在1930年，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仕廉等就在当时的清河农村进行社会改良的实验，但后来由于日军入侵，清河实验被迫中断。今天的清河已经演变为形态各异、阶层各异的28个不同类型的社区，早已不是当年清河实验时的40个农村的景象，已变成了现代都市的城乡结合部，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一个缩影。

“新清河实验”课题组于2014年6—8月对清河街道进行了实验前预评估，笔者作为主要负责人对该街道当时所辖的27个社区展开了问卷调查及访谈。调查结果显示，清河社区目前存在居委会行政化、社区参与不足、社区经费使用困难、居民活动用房严重不足等10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结合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笔者试从“三个人、一个数”谈谈居委会改革的现实困境。

自2014年6月起，新清河实验启动了社区议事委员选举工作。在实验区之一的某商品房社区，议事委员候选人张阿姨是社区合唱队的主要负责人，既有群众基础，能力也强。一次，笔者与其谈到业委会的公共收益是不是应该拿出一部分资助社区文体活动时，她讲述了自己掏钱为合唱队请老师、打电话组织并通知大家活动，却还经常有人因活动组织之类的问题与其争吵的事情。另一位议事委员候选人程大爷，是江苏某地一个街道的退休老书记。他在笔者访谈时说，如果当选议事委员，将提议成立由居民组成的居务公开监督小组，发动居民监督居委会的工作。可惜他方言太重，与大家沟通很成问题，最后落选。

其实，社区中有不少精英和能人，这些居民有公益心、责任感，也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为什么都不愿意到居委会来工作？访谈中，不少人反映居委会的待遇太差，但这还只是部分原因。关键是到居委会要做什么工作？以2014年为例，笔者所调查的这一商品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专用邮箱就收到了477封来自街道各个科室发来的工作安排，这其中未包括主管居委会的居民科布置的日常工作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产生兴趣并找到认同感？

课题组最初的一个忧虑，是如何理顺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关系。为此，课题组明确提出现有业委会成员可优先成为议事委员候选人。笔者对业委会现有的五位委员一一进行动员和访谈。业委会主任是私企老板，生意繁忙，没有多余的精力参与社区议事；另一位委员是大学退休教师，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也很少参与业委会工作；还有一位已经搬到另一城区居住；剩下两位目前都已成为社区议事委员候选人，并且正在筹备业委会换届选举。笔者也对业委会委员选举候选人进行了访谈，杨大爷就是其中一位。虽然居民们都认为他是业委会聘用的专职工作人员，但真实情况是，杨大爷在该社区拥有两套房产，只是房产证上都是其子女的名字。有业主身份的年轻人因为工作繁忙不关心社区的事，但是一些关心社区且有能力有意愿加入业委会的却不能参加业委会。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普遍存在。

此外，笔者还想说一个具体的数据。清河当时有27个居委会，其中21位居委会主任不是居住在本社区的居民。在初到清河针对社区情况的深度访谈中，笔者一定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您愿意回自己居住的社区当主任吗？您觉得本社区居民做主任是不是更好一些？这21位居委会主任无一例外地回答说，“绝对不行”。笔者总结了种种“绝对不行”的理由，如自家门槛会被踏破、没有私人空间，老街近邻谁让您开个证明开是不开？笔者又带着这些问题访谈了另外6位居住在本社区的主任，他们则全部回答说，居委会主任就应该出自本社区居民。其中，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问毛纺南社区祖主任在所居住社区工作是否会影响私人生活时，她说对此深有体会，“有的居民今天夜里敲门向你求助，明天来敲门可能就是感谢你。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必须有责任感，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主任住在本社区还是好处多”。

笔者认为，居委会在发挥自治功能的同时，还需要同时承担一些政府安排的事务性工作，因此推动居委会的改革，不能完全换一批对社区工作没有经验的“新人”，还是要动员和转变现有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和观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