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中国式民主”，顾名思义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种民主，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型民主模式。
●倘若以为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种民主模式，即“西方式民主”，只能以“西方式民主”作为衡量检验、取舍裁定的标准，符合它的便是正统，不符合它的则要打入另册，那就太不公平合理了。
●“中国式民主”，就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主模式，是世界民主模式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民主”，具有强烈的自立内生性。民主之于我们，已无须任何强制，也无须别人说教，因为人民需要民主，社会需要民主，政党需要民主，国家需要民主。
●“中国式民主”需要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因为党具有领导“中国式民主”的自觉性。
●以民主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西方式民主”正逐渐陷入困境。“西方式民主”的议会制，导致了恶性竞争，不同的政党出于私利，使决策久拖不决;“西方式民主”的两党或多党制，政党的轮流执政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长期性，执政的政党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重大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而更注重选民看得见的短期利益。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单是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民主获得长足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飞速进步的标志，不仅有经济基础硬实力的发展，而且有民主政治软实力的发展，即“中国式民主”的新路。
“中国式民主”新路与民主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式民主”，顾名思义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种民主，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型民主模式。“中国式民主”不同于“西方式民主”，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式民主”的新路，人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之、分析之，从而作出正确的观察判断，得到符合实际的认识。
但是，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国式民主”怎么算得上是民主呢?倘若以为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种民主模式，即“西方式民主”，只能以“西方式民主”作为衡量检验、取舍裁定的标准，符合它的便是正统，不符合它的则要打入另册，那就太不公平合理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阐述民主理论、探讨民主走向、建立适合本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民主，必然使民主的模式呈现出多样性。从实践来看，一个国家在实现和发展民主的进程中，由于采用的途径、方式以及建立的民主制度与别国不同，因而具备了一套系统的、稳定的鲜明特色。列宁指出，“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民主”，就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主模式，是世界民主模式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民主的模式》一书的作者戴维·赫尔德认为，民主的发展模式显然是多样性的。他把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工人阶级民主制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就看作是民主的一种模式。因此，当代“中国式民主”的新路，丰富了民主理论的宝库，壮阔了世界民主的潮流。
“中国式民主”新路与民主的自立内生性
今日中国之民主，并不是从外部直接加予或硬性嵌入的。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民主”，具有强烈的自立内生性。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的中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深切地感受到民主的重要性，都对民主由衷地发出了热忱的呼唤。民主之于我们，已无须任何强制，也无须别人说教，因为人民需要民主，社会需要民主，政党需要民主，国家需要民主。
中国对于民主的渴望追求，从没有像最近30多年来的这么急迫、下了这么大力气。究其原因在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若离开了民主便不能发展。正是当年的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罗网，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正是在拨乱反正和推行民主法制下，全国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积极性。而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建设，冲破了人治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羁绊，开启了“中国式民主”的新路。
“中国式民主”的自立内生性，决定了民主之于国家的不可或缺和倚重，决定了民主发展恒久的张力和可持续性，构成了国家坚固的制度基础和良善的政治生活。
“中国式民主”新路与党的领导的自觉性
“中国式民主”的本质特征，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民主”需要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因为党具有领导“中国式民主”的自觉性。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以及和政治建设有关的中央全会，都对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阐述分析，尤其是明确了欲推进改革，必先从民主着手，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等科学命题和重要论断。本着这样的真知灼见，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发展进行了精心的谋划布局，在实践中一步步地认真贯彻落实。
民主需要党的领导，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因为以西方的政党标准来看待政党的作用，民主当然无需党的领导。西方国家的政党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参加竞选，获取选票，政党竭尽全力就是为取得选举成功，以便能上台执政，政党本身根本没有领导和推动民主的职责和功力。但在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并且从长期的革命党转变为稳定的执政党，有着牢固的执政地位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党缔造了国家，也领导着国家。这样的政党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不但可以领导民主，而且能使民主卓有成效。
“中国式民主”新路与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民主既是治理国家的理念信仰，也是治理国家的手段方式。但无论是民主作为理念信仰也好，还是作为手段方式也好，都要取得治理的功能效果。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在谈到判断和衡量改革的是非成败其中包含民主实践的标准时明确指出，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现代民主体制要与三组制度相结合：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民主之所以需要这三要素，就是为了有效地服务于自己的公民。民主的发展必须具备这样的基本功能，如果说实行民主改革、推进民主发展，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民主就毫无价值可言。
以民主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西方式民主”正逐渐陷入困境。“西方式民主”的议会制，导致了恶性竞争，不同的政党出于私利，使决策久拖不决;“西方式民主”的两党或多党制，政党的轮流执政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长期性，执政的政党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重大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而更注重选民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西方式民主”的选举制，完全为金钱打选战，互比筹款烧钱能力，候选人在竞选中基本上靠“贿赂选民”，攀比谁开出的福利条件最为优惠，而全然不顾国力和财力的现实情况，超前许诺、漫天开“空头支票”。把“西方式民主”引入发展中国家，更造成“民主的灾难”，诸如利比亚、泰国、乌克兰等国，出现了民粹泛滥、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等现象。
而“中国式民主”，由于坚持民主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民主发展的最佳路径是选择从发展基层民主开始循序渐进，民主发展的优先秩序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民主发展必须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前进等一整套理念和做法，充分保障了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中国能够在经济社会领域继续保持向前全面发展的态势，中国民主政治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驱动力，就是以“中国式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为根本的前提条件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