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当世人翘首期待纪念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庄严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这是建国以来第十一次大裁军。国际社会给予关注和认可,认为这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是中国军事透明和自信的表现。2017年底完成此裁军后,陆军将被压缩,海空军和二炮会扩充,二线人员将被大幅削减。常规裁军,不单是官兵数量减少,还包括军队结构优化,指挥层次减少,陈旧装备退役。一定时期需投入经费,而不是节省经费。裁军是国家行为,是动态的军队建设组成部分。当前,要成功进行常规裁军至少要把握八个关系:
(一)裁军与社会形态转变的关系
世界各国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起步时间有早有晚,起点有高有低,速度有快有慢,但都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敲击信息社会的大门。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精确制导、遥感和探测、卫星通信和卫星预警、全球定位导航、隐身、激光、微光夜视、光电子对抗等一系列军事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武器装备的性质和效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信息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改变或部分改变了传统武器那种纯粹的实体物质的机械性质,增加了两个更为重要的崭新能力,即信息力和结构力。信息要素输入导致形成的信息力,致使武器系统成了某种程度上具有中枢神经、大脑、眼睛的人机结合体。所谓结构力,使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分解性单个功能,如目标探测、跟踪识别、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战场机动等,合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信息化武器系统依靠其信息力和结构力两大性能,提供了有区别地、实施精确打击的手段,获得了实战效能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
武器装备性质和效能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催生出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传统战争时所要集中的“兵多将广”正让位于集中信息和集中火力,必将导致军队组织体制的跨时代变革。从某种程度上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对军队的组织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防与军队建设必须适应社会形态转化的步伐。
(二)裁军与军事战略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主要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根本性改变:安全的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安全不再是单一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非传统的安全观(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内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武装力量面临着诸如反恐怖等新型任务,其规模不再是国家安全所提出的主要因素。相反,国家武装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遂行多种任务的能力成为新的要求,从而迫使各国不断地压缩军队规模,加快新型军队的转型步伐。美国的做法是压缩部队规模,减少重型装备的数量,保证美军能对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做出快速反应。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军队也都在经历“转型”的痛苦。
军事战略集中体现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运用军事手段要达到的政治、经济目的。军事战略对于军事领域的各种活动、各种关系具有全局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军事战略要通过相应的军队体制体现出来;反过来,军队体制又能促进和保证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军事战略的调整变化,必然引起军队体制的调整变化,军队体制是否科学合理,也直接影响着军事战略的贯彻执行。
军事战略对军队体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决定并制约着军队的总规模和总结构;二是决定并制约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及管理体制;三是决定并制约着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四是决定并制约着军队的管理、后勤保障等制度。在军队体制发展的实践中,军事战略的这些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其对军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的影响最直接。
(三)裁军与数质量的关系
军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有时作战力量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有时则主要取决于军队质量的高低。促使作战力量与数质量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载体——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而在科学技术尚不十分发达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作战力量主要取决于军队数量。在工业时代,机枪、火炮、舰艇登上战争舞台,使军队的作战能力提高了数倍,甚至数十倍,出现一战和二战期间某些战役成为“绞肉机”的悲壮场面。
技术广泛用于军事使军队作战能力与数质量的关系发生变化,数量的地位和作用下降,质量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军队在不断增添飞机、坦克等新成分,但始终未能冲破机械能和化学能束缚。数量优势,再加上正确的战争指导和勇敢精神,就可弥补武器性能的差距,兵力兵器数量依然是作战力量的主要标志,“集中优势兵力”、“多兵之旅必胜”等便成了军人的信条。
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导致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问世。信息化武器是一种智能化武器,其作战效能远非机械化兵器可比拟。因此,它的出现把兵器的档次差和军队的质量差骤然加大了。战斗力与机械化兵器是乘法关系,而与信息化兵器则是指数关系。
高技术战争表明,交战双方武器系统的技术差,在战场上则表现为信息差、时空差和精度差。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如不能在同一层次上对抗,低层次一方很可能失去还手之力,即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被压制,飞机未发现目标便被打掉,导弹刚刚升空就被拦截。倘若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拥有众多的飞机、坦克、大炮,也没有多大用处。
军事理论家的结论是:在信息时代,军队数量和质量与其作战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质量占据主导地位,数量退居次要地位;质量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数量则难以抵消质量上的差距。
(四)裁军与军费供需矛盾的关系
为推行新军事变革,各国都需要高额军费。但军费又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出现军费供需矛盾。在解决这一矛盾时,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是,压缩军队规模,以节省“人头费”,形成军队建设的良性循环。减少军队员额,有很多好处:
一是有利于建设科技密集型的军队。要建设科技密集型军队,必须有雄厚的财力作支撑。从各国军队建设状况看,科技密集型军队人均军费都在3万美元以上,且呈上升趋势。通过压缩军队规模,在军费绝对值不增加的情况下,会提高人均军费水平,从而加速军队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二是有利于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以战斗机为例,20世纪40年代每架约为10万美元,60年代初100万美元,80年代初1000万美元,海湾战争中使用的F-15E达到4350万美元,美国新一代战斗机F-22将高达1.6亿~2亿美元。航空母舰,20世纪40年代才700万美元1艘,90年代美国1艘尼米兹级航母及载机已达130亿美元。同时,装备的维修费用、军队的教育训练费用及生活维持费用等均大幅上升。
(五)裁军与军队使命的关系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和夺取战略主动权,确保国家日益扩展的战略利益需要,军队编制体制调整必须以国家安全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相适应,保证军队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履行以下任务:(1)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如打赢一场有第三方介入、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同时还要应付其他方向的突变;(2)确保中国海边防安全,有效地应付周边国家突发事件对中国安全所带来的影响;(3)有效地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保护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4)具备有效的核威慑和核实战能力以及在太空防御和信息支援方面的能力;(5)保卫国家重要目标的安全,有效地应付国内突发事件,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军队的多功能运用,不但要保家卫国,要承担起联合国赋予的国际维和、海上护航任务,要成为国家使者,担负对外军事交流和增加军事互信的任务。
(六)裁军与国防力量结构的关系
中国实行常备军、武装警察、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和平时期中国武装力量建设的重要原则。后备力量的组织规模、动员能力和水平,对常备军规模的需求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裁减员额的同时,应把军队规模与武装力量的其他组成部分统一考虑,形成优势互补的武装力量整体结构,以实现最佳的国防能力和效益。尤其是预备役部队,其规模与常备军规模关系相关。今后一定时期内大规模战争有可能避免,在裁减正规军员额的条件下,国家高度重视预备役部队的建设。世界主要国家预备役部队建设的费用一般只有现役部队的20%-25%,但在员额方面,较小国家的预备役部队多超过现役部队,大国通常为现役部队的2/3以上。
国家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建立一支以常备军为主、后备力量为依托的武装力量体系,形成既利于发挥各自作用,又利于提高国防整体效能的军事力量。
(七)裁军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国家保障能力是确定和调整军队规模的重要物质基础。军队是一个投入量大、技术密集和人员素质高的武装集团。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弱直接影响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模。对军队投入量的不足将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投入过大又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根据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方针,要实现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目标,国家不但要适当增加国防投入,保持军费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而且还需要通过控制军队规模,提高军费的使用效益,加快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质量提高的步伐,使我们尽快适应打赢信息化为主导的高技术战争。
(八)裁军与成本效益的关系
打破裁军就是省钱的定向思维模式。从世界主要国家近年来裁军情况来看,裁军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但不能节省开支,而且还需要政府出更多的经费来保证裁军的顺利完成。
从长远看,裁军将会相对地减少军队维持费用,但这种减少不会立竿见影,通过需要在2-3年内才会体现出来。在实施裁军的头几年里,由于被裁减人员的安置,机关、部队调整后设施的整合和完善以及部署的调整,军队的维持费还会相应地增加。从长远看,在现代条件下裁减员额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裁减的头几年里军队的战斗力会出现局部的下降。在调整过程中,正常的训练、战备工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些关系仍需要磨合和理顺;通过提高质量来弥补数量的减少也需要一定时间等。同时,还应看到裁军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损耗和浪费。
如果操作不好,军队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军队的有形资产也将受到破坏。这些都是裁军所必须面对的代价。因此,要树立成本意识,既要舍得付出必要的成本,又要尽可心少地控制这种成本,把裁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消耗控制在预期的范围内。
要建立和健全与裁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一是保证退役人员的生活和工作。二是保证裁军行动的每一个步骤均有法可依。从历史上看,裁军后员额有时会反弹。个中原因主要是法律不健全,配套措施没跟上。中国还没有《军队组织法》等文件。因此,必须通过法律和法规制度来保证编制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从未来5-10年国家安全需要看,裁军30万后,军队现役员额保持200万人,这必须要用法律来保证裁军成果得以巩固。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滕建群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