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晋书》有传，事迹较略。对干宝事迹进行过研究的，很久前有葛兆光《干宝事迹材料稽录》(下简称葛文)[1]，主要从《晋书》钩稽出一些材料，作了初步考辨。笔者十多年前著《唐前志怪小说史》对干宝生平事迹的介绍，主要依据《晋书》本传，并参考了葛文的稽考[2]。近年日本小南一郎教授著《干宝<搜神记)刃编纂》(下简称小南文)[3]，其中第二章《干宝——时代己生涯》对干宝生平事迹作了详细研究，运用资料相当丰富，但论文更注重于对干宝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推测和描述，对干宝经历中的若干紧要问题则疏于考证，或者考证有误，这样所描述的社会关系也就多为想当然之辞，而且一些重要资料也未掌握。笔者近年着手重新辑校《搜神记》，有关干宝的资料搜集了不少，对其事迹作了进一步研究。

干宝传记最早载于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书已亡，《干宝传》仅存片断。《晋书》卷八二《干宝传》，则当据萧齐减荣绪《晋书》所载[4]，是现在最详细的传记。又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七也有关于干宝的传记资料。现将三书所载引录如下：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杨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抵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晋书•干宝传》)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吴奋武将军。父莹，丹阳丞。宝少以博学才器著称，历散骑常侍。(《世说•排调篇》注引《中兴书》)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书郎领国史，迁散骑常侍，卒。撰《晋纪》，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评论切中，咸称善之。(《文选》卷四九干令升《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书》，即《晋中兴书》)

(咸康二年)三月，散骑常侍干宝卒。宝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学。中宗即位，以领国史，累迁散骑常侍。修《晋纪》，上自宣帝迄于建兴，凡五十三年，成二十卷。辞简理要，直而能婉，世称良史。初，父亡，有所幸婢，母忌之，乃殉葬。后十余年，母丧，开冢合葬，殉婢乃活，取嫁之。因问幽冥，考校吉凶，悉验。遂著《搜神记》三十卷。将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也。”(《建康实录》卷七)

本文即以《晋书》本传为基本线索展开考证。

干宝籍贯家世考

干宝姓氏，古书或作于，如《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唐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道藏》本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七《吴猛》、《续道藏》本明罗懋登《引搜神记首》都作于宝。小南文引录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的一条记载，说南宋杨万里谈及于宝，一吏以韵书纠正说应为干宝[5]。这些例子说明古书中以干宝为于宝是很普遍的。但干宝姓干凿无疑义，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四干姓载：“《左传》，宋大夫干犨之后。陈干徵师。汉蜀都尉干献。吴军师干吉。晋将军干瓒。”“新蔡”下云：“干犨之后。晋丹阳丞干营，生宝，著《晋纪》及《搜神记》。”[6]干犨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干犨御吕封人。”干徵师见《左传》昭公七年：“楚人执陈行人干徵师杀之。”干氏既出干犨，其不作于甚明。小南文中也引证过《元和姓纂》，但他试图把干宝和吴国将军于诠乃至方士于吉联系起来，猜测是同族，所以对干宝究竟姓干姓于仍存疑问[7]。明董穀《碧里杂存》卷下《干宝》云：“干宝者，即于宝也。本姓干，后人讹为于字。”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干宝里籍，诸书均谓新蔡，《元和姓纂》也将干宝系于“新蔡”之下，表明是新蔡人。新蔡县两汉属汝南郡，魏晋属汝阴郡，晋惠帝分汝阴郡置新蔡郡，治新蔡[8]，今属河南。然干宝父祖均仕孙吴，则新蔡乃其祖籍。小南文也认为新蔡是原籍，但又猜测干宝实际可能生活在长江流域，下文又根据干宝和周访、翟汤、陶侃的关系，猜测离开新蔡老家的干氏一族可能也在寻阳一带安家，意思是说干宝和周、陶、翟一样实际都是寻阳人[9]。按此说甚非。考后世地志载海盐有干宝墓、干莹墓，海宁有干宝故宅。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古迹》载：

干莹墓，干宝之父也。墓在海盐。

明李贤等修《大明一统志》卷三九《嘉兴府•陵墓》载：

干莹墓，在海盐县西南四十里。(注：莹，吴散骑常侍宝之父也。宝尝著《无鬼论》，莹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犹存。宝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记》三十卷。)[10]

明樊维城、胡震亨等修《海盐县图经》卷三《方域篇》载：

干莹墓，县西南四十里。(注：莹字明叔，宝之父，仕吴为立节都尉。)

明董穀《碧里杂存》卷下《干宝》载：

干宝者，即于宝也。本姓干，后人讹为于字。海盐人也。按《武原古志》云其墓在县西南四十里。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乃其宅基，载在县志，盖古地属海盐也。旧图经云宝父名莹，仕吴为立节都尉。

清战鲁村《海宁州志》卷六《古迹》载：

干宝故居，《咸淳志》：真如禅院在县东南七十里黄湾，本晋干宝宅。《府志》：菩提山麓真如寺即其故址，周显德二年改寺。

清方溶《澉水新志》卷七《名胜下•古迹》载：

干莹墓，在金牛山南。莹字明叔，宝之父，仕吴为立节都尉。

以上记载清楚载明，干莹、干宝父子墓在海盐县西南四十里金牛山南[11]，而干宝故宅遗址在海宁县东南七十里灵泉乡黄湾真如寺[12]。干氏墓宅明清虽未必犹存[13]，然方志代代递修，所记有本，记载应当说是可靠的。干宝故宅和墓莹所在，必是其籍贯所在。

但明代干宝墓、宅分属海盐和海宁，而海宁古称盐官，吴时已从海盐析出置县，然则干宝究竟是海盐人呢，还是盐官人呢？明清人说法不同，大抵修海盐志者以为海盐人，修海宁志者以为盐官人，盖修志者皆地方官和本地人士，意在为地方增光，所以各有偏向。董穀是海盐人[14]，所以引《武原古志》和旧图经以证干宝为海盐人。胡震亨也是海盐人，他和海盐县知事樊维城修《海盐县图经》卷一二《人物篇》据《晋书》载入干宝传，胡氏在传末加有按语，按语云：

徐泰《志》云：“《晋史》：宝新蔡人。《一统志》：宝自新蔡徙嘉兴，父莹葬海盐。《五行记》载宝为海盐人。则南渡徙居实自莹始，宝固海盐人无疑也。”泰所援引如此。今再考释道宣《续高僧•慧因传》，内附载宝后裔名秩甚详，并系籍海盐。此书唐人所撰，去古不远，尤宝为盐人之确证，可补徐《志》所未备云。

本卷梁代人物载：“干朴，散骑常侍。干元显，中书舍人。二人并宝之后。”所据乃《续高僧传》(详下)。卷一四《人物篇•流寓》又载干莹传云：

晋干莹，新蔡人。初仕吴为立节都尉，典午南渡，徙家海盐。有殉葬妾复生事。子宝，遂为盐人。后至萧梁时尚多显者，详见前简。

徐泰明海盐人，作有《海盐县志》，《海盐县图经》卷一三有其传。徐《志》所引《一统志》即《大明一统志》，卷三一《汝宁府•人物》载：“干宝，新蔡人，徙嘉兴。”

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宁州知州战鲁村修《海宁州志》，则对干宝为海盐人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卷六《古迹》据《咸淳志》和《府志》列人干宝故居，后附金《志》(即金柱峰乾隆二十二年所撰《海宁志》[15])的考辨，云：

按徐泰《海盐志》称宝自新蔡徙嘉兴，父莹葬海盐，又引《五行记》载宝为海盐人，则南渡徙居实自莹始。是时盐官析县已久，似难统而同之。第考《府志》及蔡氏、赵氏、谈氏诸《志》，但称宝为盐官人，又以菩提山麓为宝故居。虽与《晋书》本传、《海盐志》不合，而说本《咸淳志》，相沿或非无据，存以备考。

《咸淳志》修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一1274)，其记干宝故居又必据古图经，自然可靠，因此成为主盐官说者的证据。

海盐、海宁二县的历史沿革比较复杂，有必要作一说明。海盐、海宁今均在浙江北部，二县相邻，海盐在海宁东，均临杭州湾。海盐本武原乡，秦置海盐县，属会稽郡，汉因之。汉在县内设盐官，即专卖盐的官署[16]。东汉顺帝时分会稽置吴郡，海盐属吴郡。县治陷为湖，移治他处[17]。吴于海盐盐官治立海昌都尉，后改县[18]，此盐官立县之始，以后历朝大抵因之，二县并立，唯所属州府不同[19]。元代海盐升为海盐州，盐官升为盐官州，后改海宁州[20]，明代复降为县，海盐属嘉兴府，海宁属杭州府[21]。二县治地所在，据谭其骧主骗《中国历史地图集》[22]，秦汉海盐县治故地在今平湖略靠东北处，东汉地陷移治，在今平湖东南、海盐东北处。吴立盐官县，在今海宁(硖石)东南。海盐县治，东晋后已徙今治，而海宁县治一直在盐官旧治，今以硖石镇为县府所在。黄湾今仍属海宁，东南距故海宁县城(今名盐官)确有七十里左右。干莹、干宝墓在海盐西南四十里，其地约当黄湾东北二三十里处。这块地方处于盐官和海盐汉晋故治之间，距离约略相当，确难判定究竟原属何县。但考虑到盐官县本因汉盐官置县，立县之初未必辖境很大，能及东南七十里之遥。这只是推测，而据胡震亨所引《续高僧传》，则问题就更清楚了。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因传》载：

释慧因，俗姓于氏，吴郡海盐人也。晋太常宝之后胤，祖朴，梁散骑常侍，父元显，梁中书舍人，并硕学英才，世济其美。

这里明谓干宝后裔慧因乃吴郡海盐人，且详叙父祖名秩，必有依据，是则干宝为吴郡海盐人确凿无疑，小南猜测是寻阳人并没有确据[23]。

徐泰谓“南渡徙居实自莹始”，《海盐县图经》云干莹“典午(代指司马氏)南渡，徙家海盐”是错的，干宝祖父已仕吴为奋武将军，封都亭侯，可见至晚在干宝祖辈已由新蔡徙吴。汉末中原丧乱，灵帝中平元年(184) 钜鹿张角起事，汝南为争战之地。《后汉书•孝灵帝纪》载：中平元年四月，“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六月，“皇甫篙、朱儁大破汝南黄巾于西华”。在这种情况下，汝南人纷纷南逃是可想而知的。《晋书》卷五八《周访传》载：“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周访曾祖即自汝南奔吴，干宝祖上当亦于汉末避黄巾而南渡。从中平元年到吴亡(280年)已近百年，周访生于260年，大兴三年(320)卒，年六十一[24]，年纪应当比干宝大得多，尚已四世，而对干氏来说，到干宝也至少是四世了。

干宝祖父，《晋书》本传名统，而《世说》注引《中兴书》作正。吴士鉴、刘承斡《晋书斠注》云：“疑梁人避讳改统为正。”所说避统字，指梁昭明太子萧统。按今本《世说新语》乃梁刘峻注本，刘峻天监初(502)召人西省典校秘书，卒于普通二年(521)，而萧统天监元年立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531)卒[25]，刘峻注《世说》当避皇太子讳，《斠注》所疑极是。避统为正者，盖正统相连，义相关也。本传云干宝父干莹为丹杨丞，《元和姓纂》作干营，《斠注》谓《元和姓纂》误作营，说亦近是。《海盐县图经》云莹字明叔，仕吴为立节都尉，这是很难得的资料，可补本传之阙。

本传载干宝有兄，未具名，后世记载言为干庆。《海盐县图经》卷一二《人物篇》载：“干庆，宝之兄，长宁县令。”而卷一六《杂识篇》载干宝兄干庆复生事，注出《太平广记》，又附引《十二真君传》。按所引《太平广记》见卷三七八，原引《幽明录》，原文未言干庆乃干宝兄，也不及其官。而《十二真君传》亦出《广记》，卷一四引其文，载宝兄为武宁县令干庆，不作长宁，疑《海盐县图经》误。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七《吴猛》云西安令于(干)庆。西安即武宁，汉末置，吴曰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豫宁，唐置为武宁[26]。唐无名氏《文选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拟郭弘农游仙诗》注引《文选抄》则云：“吴猛，豫章建宁人。干庆为豫章建宁令……”据《晋书•地理志下》、《宋书•州郡志二》，豫章郡无建宁。《晋书》卷九五《艺术•吴猛传》：“吴猛，豫章人也。”未具县名。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云：“吴君名猛，字世云。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焉。”可见吴猛为豫章西安人，干庆仕晋，则为豫宁令无疑。《十二真君传》乃唐高宗时豫章西山道士胡慧超(？-703)撰[27]，其称干宝兄为干庆，必有依据。

据《续高僧传•慧因传》，干宝后裔有干朴，梁散骑常侍；朴子元显，梁中书舍人[28]；元显子慧因，年十二出家，唐太宗贞观元年卒于京师大庄严寺，年八十九。

干宝经历考

干宝人仕前经历不详，仅有些零星记载。《搜神记》“江淮败屩”条载：

元康之末，以至于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屩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余尝视之，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渊谷[29]。

惠帝元康末至太安间(299-303)干宝在江淮，时已成人，故有使人散败屩之事。又《晋书》卷九五《艺术•韩友传》：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房厌胜之术。……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转祸，无不皆验。干宝问其故……永嘉末卒。

《晋书》本传云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他向韩友问占卜之术，这是一个例证。韩友卒于永嘉末(313)[30]，干宝和他的来往当在永嘉以前。

干宝起家佐著作郎，《晋书》本传云“以才器召为著作郎”[31]，中华书局点校本校云：“周校：‘著作’上脱‘佐’字。按：下文王导疏可证。’[32]说是。晋制，著作郎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佐著作郎八人[33]。干宝起家佐著作郎的时间，可以从《晋书》卷六一《华轶传》所记一条材料来推断。传载：

永嘉中，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县多谏之，轶不纳，曰：“吾欲见诏书耳。”时帝遣扬烈将军周访率众屯彭泽以备轶，访过姑孰，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寻洛都不守，司空荀樊移檄，而以帝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长吏，轶又不从命，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讨之。

据《晋书•孝怀帝纪》，永嘉五年(311)五月，尚书令荀樊为司空，琅邪王、安东将军司马睿(即元帝)为镇东大将军。六月，前赵刘曜攻破京师洛阳，怀帝被掳至平阳，荀樊移檄州镇，以琅邪王为盟主。而据《晋书》卷五八《周访传》：“及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寻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华轶。……访执轶，斩之，遂平江州。”周访参镇东军事是在司马睿为镇东将军之时，不久即以扬烈将军领兵屯寻阳，以防江州刺史华轶，途经姑孰和干宝见面，可见干宝永嘉五年已为佐著作郎(按：传文作著作郎误)[34]。

然检《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复载：

建兴初，元帝命为镇东军咨祭酒。谭博学多通，在府无事，乃著书三十卷，名日《辨道》。上笺进之，帝亲自览焉。转丞相军咨祭酒，领郡大中正。谭荐干宝、范珧于朝，乃上笺求退……不听。

建兴元年(313)四月愍帝即位，五月，加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为左丞相，三年二月进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35]。华谭为镇东军咨祭酒，在建兴元年五月前，司马睿进位左丞相后则转丞相军咨祭酒。他荐干宝等人后上笺求退，笺中称“自登清显，出人二载”，末称“谨奉还所假左丞相军咨祭酒版”，可见时在建兴元年五月后、三年二月前。这就产生了疑问，华谭之荐干宝，究竟是荐任何官呢？葛文以为是荐其为佐著作郎，但如前所述，永嘉五年干宝已任此职，然则此次之荐，断非为佐著作郎。除非是这种情况，就是永嘉五年干宝尚未人仕，传文所称是用他后来的官称。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以史书之正不会作此行文。再说姑孰乃晋筑之城，扼守长江渡口(故址在今安徽当涂)，为驻军之地，干宝若非有公务在身，何以从海盐老家跑到姑孰去呢[36]？合理的解释是，干宝此时确已官居佐著作郎，来姑孰当有公干。周访南赴寻阳途经姑孰，一则与干宝有同郡之谊，二则与干宝同在官中，所以才与干宝会面，谈论对华轶的策略。这样看来，华谭之荐干宝，绝对和佐著作郎无涉，很可能是代己之职，即丞相府军咨祭酒，但后来王导建议置史官时干宝犹为佐著作郎(详下)，可见华谭之荐未果。盖因华谭辞职未获批准，故而荐事亦作罢[37]。

永嘉五年(311)正月杜弢据长沙反，江州平定后司马睿即命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周访随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建兴三年(315)八月陶侃击败杜弢，杜死于道，湘州平[38]。此间干宝参加了平定杜弢的战事，这可能与周访的关系有关。湘州平定后因功赐爵关内侯。

本传云中书监王导上疏置史官，并荐佐著作郎干宝等修国史，据《晋书•元帝纪》及《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王导领中书监在建武元年(317)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后，当时他还上书修学校。考《建康实录》卷五载：建兴五年冬十一月，“初置史官，立太学，以干宝、王隐领国史。”建兴五年即建武元年[39]，则建武元年十一月置史官，干宝领国史即在此时[40]。《建康实录》云：“中宗即位，以领国史”，中宗乃元帝庙号，所谓即位指即晋王位[41]。本传未明言以何官领修国史，考《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一》云：“干宝为著作郎，始领国史。”又卷五五四《国史部•选任》：“干宝为著作郎。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皆谓著作郎。又《晋书》卷二○《礼志中》载：“太兴初，著作郎干宝论之曰”。卷七二《郭璞传》：“太兴初……以为著作佐郎。……顷之，迁尚书郎……著作郎干宝常诫之”。然则干宝乃以著作郎领国史。但《文选》注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干宝“始以尚书郎领国史”[42]，即领国史时由佐著作郎摧为尚书郎。小南谓可能干宝在建武元年担任佐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迁尚书郎，继续兼修国史[43]。可是著作郎“专掌史任”，尚书郎无此职事[44]，检《晋书》亦未见有以尚书郎领修国史的事例。若说是以尚书郎领著作郎，似亦无可能，《晋书》亦无此等事例[45]。可能《晋中兴书》记载有误，或者引文有脱讹之处。晋制，著作郎只一员，王隐乃佐著作郎，当时任佐著作郎的还有郭璞、虞预、朱凤、吴震等[46]。

本传云“以家贫，求补山阴令”，山阴属会稽郡[47]，即今绍兴。晋时，县令千石者与著作郎均为第六品，但当时因家贫求任县令的很多[48]。干宝何时由著作郎调补山阴令，史无明文。考《晋书》卷七二《葛洪传》载：

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薄，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迁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

宝荐洪为著作郎领国史，必是代己，可见成帝咸和初(326)干宝犹在大著作任。葛洪并未受命，考《虞预传》，虞预太兴二年后“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承、著作郎”，下接载咸和初预议致雨，当即在著作任所议，可见代干宝者是虞预。干宝领大著作，始建武元年讫咸和元年，达十年之久。

干宝由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始安郡晋属广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49]。干宝在始安的情况，《晋书》卷九四《隐逸•翟汤传》有这样的记载：

翟汤，字道深，寻阳人。……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晌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讫，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

翟汤隐居寻阳，与干宝有通家之好[50]，寻阳、始安相隔数千里，而干宝竟能够遣船资助，可见当太守时经济条件大为好转。

本传云“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据《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及《明帝纪》，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太宁元年(323)四月迁司徒，二年平王敦，封始兴郡公。《王导传》载：“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给布万匹。俄而贼退，解大司马。复转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汉制罢司徒官以并之。”据《成帝纪》载：“(咸康元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是知王导于司徒府置左右长史是在咸康元年(335)四月，他请朝廷任命干宝为司徒右长史当在此时[51]。如此看来，干宝罢守始安是在咸康元年(335)，时去咸和元年调补山阴令也是首尾十年。

干宝在司徒府曾撰立司徒府属僚官仪，《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载：“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常置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晋世王导为司徒，右长史干宝撰立官府职仪已具。”《隋书•经籍志》职官类著录干宝《司徒仪》一卷[52]，即此书。

王导司徒府到咸康四年六月拜相时才罢[53]，干宝迁官散骑常侍约在咸康一二年。《晋书•职官志》：“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常为显职。”散骑常侍“不典事”，无日常职守，所以常用作加官和兼官，或领其他职事。《北堂书钞》卷五七引《晋中兴书•太康孙录》云：“干宝以散骑常侍领著作。”《册府元龟》卷六○五《学校部•注释一》亦云：“干宝为散骑常侍，领著作。”可见干宝当时是以散骑常侍而兼领著作郎[54]，这是第二次出任大著作。

干宝卒年，《建康实录》有明文记载，卒于咸康二年(336)三月。由于《晋书》本传不载，而《文选•晋纪论武帝革命》注引《晋中兴书》也只是含混地说“迁散骑常侍，卒”，过去研究者只是推测卒年及生年，均不可靠，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建康实录》这条珍贵资料[55]。

干宝生年不详，只能作些推测。前称元康末至太安间(299-303)干宝在江淮，时已成人，如以元康末二十岁来计算，则至晚生于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晋太康元年，280)。再考本传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干莹仕吴为丹杨丞、立节都尉，当卒于吴，卒时干宝兄弟年幼，若以干莹卒于吴亡之年，干宝时五岁来计算，则干宝生在天玺元年(276)，卒时享年六十一岁。但这个估计恐怕还是比较保守的，生年还可以往前提一些时间[56]。

干宝官终散骑常侍、著作郎，这是绝无疑义的。然唐初道宣《续高僧传•慧因传》称“晋太常宝”，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亦云：“余昔曾见太常晋于(干)宝撰《搜神录》。”而释法琳《破邪论》卷下云：“晋中书侍郎干宝撰《搜神录》”。这里冒出太常和中书侍郎两个官职。汪绍楹校注《搜神记》，所辑佚文中有“苏韶”一条，辑自《道宣律师感通录》，按云：“法琳《破邪论》亦谓‘晋中书侍郎干宝撰《搜神录》’。……称宝为‘太常’或‘中书侍郎’，则僧徒宣扬佛教之作，于此等处每肆意书之。甚或改标官位，以图耸聆，不足据。”[57]小南则以为《搜神记》原书可能就有“太常干宝撰”的字样，《搜神记》完成于担任太常期间[58]。按年辈早于道宣的法琳却称晋中书侍郎干宝[59]，若照小南的推断，《搜神记》又该是居官中书侍郎时成书的了。倒是小南的另一个猜测有一定道理，就是太常可能是干宝死后的赠官[60]。据《宋书•百官志下》，散骑常侍和诸卿均为第三品，而太常为诸卿之一[61]，依晋代赠官制度，散骑常侍卒赠太常并不违例[62]。从《续高僧传•慧因传》来看，道宣了解干宝世系，因此他称作“太常干宝”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以之为干宝的卒后赠官是目前可以做出的最合理的解释，自然“太常干宝”绝对不是《搜神记》的题署，只是道宣自己的称谓而已。至于法琳说的“中书侍郎”，绝对不能成为干宝的赠官，因为中书侍郎是第五品。如果法琳记载可靠，那么中书侍郎只能是生前某时所任官。干宝仕历长达二十五年，本传记其官政可能有遗。不过太常、中书侍郎以及尚书郎目前还难以比较确定地排人干宝的仕宦经历中，都是疑点，这个问题尚待发现佐证资料，也只能存疑而已。

干宝著述颇丰，据《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册府元龟》卷六○五《学校部•注释一》及卷八五四《总录部•立言》著录，凡二十二种，经史子集都涉及到了，非常广泛，可惜全部散佚，今存者全系辑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晋纪》二十卷[63]和《搜神记》三十卷。

《搜神记》著作过程考

干宝《晋纪》当时被誉为“良史”，后人还曾为其书作注[64]。但《晋书》本传于《晋纪》置词远不及《搜神记》为多，这似乎反映出干宝《搜神记》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更重。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干宝的名字更多地和《搜神记》联系在一起，人们更多是从《搜神记》得知干宝的。何法盛曾羡慕干宝撰《晋纪》，说干宝“赖有著述，流声于后”[65]，其实“流声于后”的主要是《搜神记》。

《搜神记》作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可推断出来。前引《晋书》本传和《建康实录》等书均载有作书缘由。又《世说•排调篇》注引《孔氏志怪》：

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文选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拟郭弘农游仙诗》注引《文选抄》：

猛（吴猛），豫章建宁人。干庆为豫章建宁令，死已三日。猛曰：“明府算历未应尽，似是误耳。今为参之。”乃沐浴衣裳，复死于庆侧。经一宿，果相与俱生。庆云：“见猛天曹中论诉之。”庆即干宝之兄。宝因之作《搜神记》。故其序云：“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

《太平广记》卷一四引《十二真君传》：

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日未殡，猛(吴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柩坏烂，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

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七《吴猛》：

西安令于(干)庆死已三日，世云(吴猛字)曰：“令长数未尽，当为讼之于天。”遂卧于尸旁，数日与庆俱起。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异，遂作《搜神记》，行于世。[66]

本传把《搜神记》的创作和干宝父婢及其兄复生两件事联系起来，说宝“以此遂撰集”《搜神记》，其他记载均亦作此说，可见这两件事极可能是干宝《搜神记序》中所记，只不过序中叙父婢事不会言为其母妒而推著墓中，《晋书》本传可能是参照《孔氏志怪》记录的。本传所录序文，开头即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无此文法，分明是前有删削，因为本传将婢和兄复生事以叙述文字前已载之，所以这里就略去了[67]。

据《孔氏志怪》，原序中有“有所感起”之语，而《文选抄》引作：“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更为完整。依《孔氏志怪》所言，干宝“有所感起”的是父婢复生，而依《文选抄》所感者干庆复生，与本传之二事俱著不同，盖引文删削所致，晋末孔约所著《志怪》和《文选抄》所引某书原文，也应当二事皆记，均本干宝序为说(自然也含有后世流传的内容，如干宝母妒推婢入墓)。干宝父婢殉葬是幼年之事，当时干宝兄弟还懵懂无知，所谓十余年后开墓复生当然也不过是乡曲传闻之辞。建武中有所感起应当主要是针对干庆的所谓复生之事(真实情况应当是病危失去知觉而又苏醒过来，属于假死现象，并未真死)而言[68]，而联想到了关于父婢复生的早年传说。干庆的复生当在建武中，所以序称“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建武元年干宝以著作郎领修国史，其撰《搜神记》必始于此年。《十二真君传》谓“庆弟晋著作郎宝”，举其撰《搜神记》时之官，是正确的。

关于干宝撰作《搜神记》的思想动机，前引《大明一统志》卷三九《嘉兴府•陵墓•干莹墓》注语云：“莹，吴散骑常侍宝之父也。宝尝著《无鬼论》，莹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犹存。宝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记》三十卷。”称“吴散骑常侍宝”，盖缘干莹仕吴而涉误，干宝撰《搜神记》的直接动因也不是因父婢而起，这些不去管他，重要的是下文，说干宝尝著《无鬼论》。这条资料很重要，想必有本。小南一郎在其论文第一章《无鬼论》以专章论述魏晋时期的“无鬼论”思潮，认为《搜神记》正是产生在无鬼论和有鬼论论争的思想背景下[69]，见解精辟。然据此，干宝早年也是无鬼论者，写过《无鬼论》，后来经历了由无鬼论到有鬼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较长，但建武中干庆复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尽管不过是昏迷状态中由于鬼神信仰和心理暗示产生的幻觉而已，但却成了干宝转变的关捩，“感起”而“发愤”，遂撰《搜神记》“明神道之不诬”(序中语)，也就是证实有鬼论有神论的正确和无鬼论无神论的荒谬。

干宝在著作省撰《搜神记》还有这样一件证据。西晋张敏曾撰《神女传》，干宝采人《搜神记》[70]。《太平御览》卷七二八引有《智琼传》这样一节文字：

弦超为神女所降，论者以为神仙，或以为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宝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颐》贞吉，正以养身，雷动山下，气性唯新。变而之《益》，延寿永年，乘龙衔风，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这篇《智琼传》作者不详，但应当是抄自《搜神记》，而这节文字应当是干宝在篇末所系论赞，大约原文为“著作郎干宝曰”云云。魏时弦超自称遇神女成公智琼，沸沸扬扬，腾在人口，尚书郎、领秘书监张敏作《神女传》，其事更传。当时人们或不信智琼为仙，干宝于是筮之，而郭璞作解，干宝将此事系于篇末，明其为仙人。这里干宝的署衔是著作郎，可见干宝在《搜神记》中记此事是在著作任，所云同寮郎，指著作省诸佐郎，而郭璞时为佐著作郎，据《晋书•郭璞传》这是太兴元年的事情，不久郭璞便迁调尚书郎了。

干宝任著作郎历时十年，这期间除撰《晋纪》，同时也搜集记录《搜神记》的资料。《搜神记》不会很快成书，依据古小说集的一般写作规律，大都是随时而记，积久成编的。干宝写《搜神记》曾遇到缺乏纸笔的困难，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引有这样一条材料：

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71]

此表非《搜神记》成书后的进书表，而是上于皇帝的请纸表[72]。六朝时期纸笔昂贵，而写书又颇费纸笔。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引《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这是对抄书用笔的限量，每支笔不得少于一万字，可见笔是贵重之物。既贵则贫家无力购置，梁陈时郑灼精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73]。写书用纸尤费，所以当时常有皇帝赐纸之事。晋王嘉《拾遗记》卷九载，张华造《博物志》，武帝赐麟角笔、侧理纸万番(张)。而裴启《语林》载，王羲之为会稽令，谢安向他乞纸，王羲之将库存纸九万枚悉数尽与之[74]，则是向公家讨便宜了。干宝虽为著作郎，但奉禄不足养家，所以有后来求补山阴令之事，无力购买写书用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撰《晋纪》是奉诏修国史，可以用著作省官用纸张。但《搜神记》乃私人著述，就不好用公家纸张了。实际上当时朝廷对官用纸张有严格控制，虞预为著作郎曾上表请秘府纸，表云：“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75]便是证明。而《晋书》卷八二《王隐传》载，王隐撰《晋书》，受虞预排挤，“默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王隐去官后，立即出现了无纸写书的困难，也足见公用纸张之不能私用。干宝上表专为写《搜神记》而请纸，表明他对《搜神记》的重视，皇帝批准给纸二百枚(张)，数量不少，也说明皇帝的支持态度。干宝上表之时，估计《搜神记》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所以才有纸张之乏，其时大约在明帝朝(322-325)。

从表中看，干宝撰作《搜神记》“会聚散逸，使自一贯”，一方面是把散见于古书和前人书中的有关资料——所谓“片纸残行”——搜集集中起来，这也就是自序中说的“缀片言于残阙”，“承于前载”；但同时也从当代人口中搜集材料，所谓“博访知古者”，也就是序中所说“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序称：“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干宝身在著作，有方便条件阅读前人书和古书，这也就是他任著作郎时开始写《搜神记》的原因。但据《隋书•经籍志序》云，本来魏晋秘书省藏书多达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经惠、怀之乱，国家藏书“靡有孑遗”，到东晋永和中著作郎李充校书时也才只有三千一十四卷，那已是干宝死后十几年的事情了。因此干宝只利用秘府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自己采访书籍。“博访知古者”，“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这些话不光是指口头采访，也包含着访书。

此后干宝在外任县令郡守十年，估计还在继续撰作《搜神记》。本传载干宝曾将《搜神记》拿给刘惔看，刘惔说：“卿可谓鬼之董狐。”[76]这应当是《搜神记》成书后的事情。考刘惔于穆帝永和三年(347)十二月自侍中迁丹杨尹[77]，卒官，年三十六[78]。传载亡后孙绰作诛，诣褚裒言及惔而流涕，而褚裒卒于永和五年十二月[79]。《世说•伤逝》载王长史濛卒时刘尹(丹杨尹)临殡，而王濛卒于永和三年[80]。由此来看刘惔约卒于永和四年(348)，生年则在建兴元年(313)。到咸康二年干宝卒，刘惔才二十四岁。刘惔是东晋名士，本传载“惔少清远，有标奇。……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后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尚明帝女庐陵公主。”干宝咸康元年由始安调任王导司徒府右长史，刘惔既受王导器重，很可能当时也任职于司徒府，干宝给刘惔看《搜神记》，大约是供职司徒府时的事情，若此，必在咸康元年二年间，书成大约也在此间。从建武元年开始“发愤”著书，到咸康二年，历时二十年。

干宝对刘惔出示其书，当然因为他是名流，品藻为世所重。刘惔对干宝书的评价是以春秋晋国秉笔直书的良史董狐为喻，似乎是称赞，其实是讥讽干宝以史家实录态度对待鬼神荒渺之事，所以《世说新语》以此事入于《排调门》[81]。《世说•品藻》载刘惔自视极高，自许“第一流”人物，未必对年长于他三四十岁的干宝佩服。而且《世说•言语》载，刘惔曾说“吉凶由人”。又载：“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刘惔字)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看来他颇不信鬼神之事，属无鬼论一派，所以拿干宝来调侃，意思是做董狐可做鬼董狐则不可。《晋纪》固为良史，《搜神记》则为妖妄。“鬼董狐”之评明扬暗抑，这是刘惔的品藻之妙，《晋书》从《世说》采入，则未解其意，以为称赏，从此后世也就以“鬼董狐”为语怪美称了[82]。

注释：

[1]载《文史》第7辑，第14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280页。

[3]《干宝<搜神记>の编纂》(上)，刊《东方学报))京都第69册，1997年3月。

[4]中华书局版《晋书•出版说明》：“但此书(《晋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按《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著录齐徐州主簿臧荣绪《晋书》一百一十卷，已佚。

[5]见《鹤林玉露》甲编卷三《于宝》。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瑞来点校，第53页。

[6]《元和姓纂》，岑仲勉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03页。

[7]见小南文第31-32页。按于诠见《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注引干宝《晋纪》，小南文讹作于铨，盖承汤球《晋纪》辑本之讹。又按于吉，《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志林》、《搜神记》作于吉，《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元和姓纂》作干吉，当以干为是。

[8]见《汉书•地理志上》、《续汉书•郡国志二》、《晋书•地理志上》、《宋书•州郡志二》。

[9]见小南文第33页，第37-38页。按：周访、翟汤详下。陶侃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寻阳，见《晋书》卷六六本传。

[10]万历二十八年(l600))刊刘应钶等修《嘉兴府志》卷三《丘墓》“海盐县”下亦载：“干莹墓，在治西南四十里。”以下所记亦全同《大明一统志》。

[11]董穀《续澉水志》卷一《地理纪•山川》：“金牛山，在湖西北。”湖指永安湖，据图，在海盐城西南。后淤塞。

[12]《海宁州志》卷二《都庄》有灵泉乡。

[13]明清诸志所载干莹、干宝墓当据古志，似时已不存，故董穀《碧里杂存》但引《武原古志》以证，而其《续澉水志》(撰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卷八《杂纪•古迹》不载。南宋绍定三年(1230)常棠撰《澉水志》，卷五《古迹门》亦无记载。

[14]明天启三年(1623)海盐知事樊维城编刊《盐邑志林》，所收皆海盐人著作，中有董穀《碧里杂存》。《海盐县图经》卷一三《人物篇》有董穀传。

[15]见《海宁州志》朱绪曾序，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

[16]见《汉书•地理志上》。

[17]《续汉书•郡国志四》注：“县之故治，顺帝时陷而为湖，今谓之当湖。”

[18]见《宋书•州郡志一•吴郡•盐官》、《旧唐书•地理志三•杭州•盐官》。

[19]海盐唐属苏州，南宋属嘉兴府，盐官唐属杭州，南宋属临安府，见《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地理志五》、《宋史•地理志四》。

[20]见《元史•地理志五》。

[21]见《明史•地理志五》。

[22]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23]实际上小南文也引用过《舆地纪胜》(当据《晋书斠注》)和《续高僧传•慧因传》，但并未就此展开研究。见第31页。

[24]见《晋书》卷五八《周访传》。

[25]见《晋书》卷五○《刘峻传》、卷八《昭明太子传》。

[26]见《宋书•州郡志二》、《新唐书•地理志五》。

[27]参见拙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册第122-1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梁书》、《南史》均无干朴、干元显的记载。

[29]此条载今本《搜神记》卷七。此处引文系笔者自辑，所据为《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开元占经》卷一一四、《太平御览》卷六九八引及《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

[30]永嘉七年四月愍帝即位，改元建兴。见《晋书•孝愍帝纪》。

[31]《册府元龟》卷七九八《总录部•勤学》亦云：“干宝字令升，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学召为著作郎。”

[32]周校即周家禄《晋书校勘记》，见《晋书斠注》及中华书局版《晋书•出版说明》。

[33]《晋书•职官志》：“魏明帝太和中(227-232)，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元康二年(292)……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34]小南认为干宝见周访时还没有加人司马睿阵营，似乎忽略了“著作郎”之称。见小南文第36页。

[35]见《晋书•孝怀帝纪》、《孝愍帝纪》。

[36]小南推测干宝此时是秉承华轶之意，向司马睿一派打探意图。小南的意思是干宝当时尚未入仕，住在寻阳，无论从地域上政治倾向上都和江州刺史华轶有密切联系，并想受其辟用，所以当司马睿派周访率兵到寻阳防备华轶时，干宝便在姑孰向一直来往密切的周访打听消息。按干宝和华轶的关系，没有任何记载，纯系想象之辞。见小南文第36页。

[37]按：晋时，所荐之人未必定为未仕者，有官位者亦多由人荐以调。如《晋书》卷七二《葛洪传》载，葛洪历仕州主簿、咨议参军等，干宝荐其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又按：华谭同时荐范珧，也找不到当时受荐任职的记载，范珧《晋书》无传，唯卷六六《陶侃传》载侃领江州刺史时命范逵子珧为湘东太守，时在成帝咸和中。

[38]见《晋书•孝怀帝纪》、《孝憨帝纪》及《周访传》、《陶侃传》。

[39]建兴四年刘曜攻长安，十一月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明年三月司马睿于建康称晋王，改元建武。见《晋书•孝愍帝纪》。

[40]葛文据《晋书•王导传》导荐举羊鉴讨徐龛，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启置史官的记载，推断干宝领国史在大(太)兴二年，误，盖未见《建康实录》所载。其实《王导传》在“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下接叙“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之，于是典籍颇具”，“时”乃泛指此时前后，并不定指启置史官在代贺之后。

[41]由于愍帝尚囚平阳，所以司马睿只以晋王即位。建武二年(318)三月愍帝崩问至，晋王始即皇帝位，改元太兴。见《晋书•元帝纪》。

[42]唐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云：“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晋纪》。”盖本《晋中兴书》。

[43]见小南文第42页。

[44]《晋书•职官志》载，东晋初尚书分殿中、祠部、仪曹、吏部等二十五曹，尚书郎分掌其事。

[45]按：晋时以他官领著作郎者，本官皆高于著作郎，尚书郎和著作郎皆为六品，见《宋书•百官志下》。《宋书•百官志》所载官品是东晋所定。

[46]《晋书》卷八二《王隐传》：“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选任》：“太兴初，元帝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这里的著作郎实际都是佐著作郎，《晋书》卷七二《郭璞传》：“太兴初……以为著作佐郎。……顷之，迁尚书郎……著作郎干宝常诫之”。《北堂书钞》卷五七引《晋中兴书》：“郭璞奏《南郊赋》，中宗嘉其才，以为著作佐郎。”《文选》卷一二郭璞《江赋》注引臧荣绪《晋书》：“郭璞……为佐著作。”《晋书》卷八二《虞预传》：“除佐著作郎。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谠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可证。又《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太兴初，拜前军，以疾复转秘书监。……时晋陵朱凤、吴郡吴震并学行清修，老而未调，谭皆荐为著作佐郎。”

[47]见《晋书•地理志下》。

[48]《晋书》卷八二《孙盛传》载：“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卷九二《李充传》：“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裒将许之为县……乃除剡县令。”均和干宝情况相似。

[49]见《晋书•地理志下》。

[50]小南谓翟汤与干宝有亲戚关系，但“通家”未必肯定就是亲戚，《后汉书》卷七○《孔融传》载孔融云与李膺“累世通家”，就不是亲戚，而是就孔子和李老君(老子)“同德比义，而相师友”而言。至于又据此推断宝是寻阳人，更难成立。见小南文第37页。

[51]小南文以为王导司徒府置于太宁元年，当时干宝在司徒府作官，但太宁元年并未置左右长史，干宝入司徒府并不在此年。见第46页。

[52]《旧唐山•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司徒仪注》五卷。

[53]见《晋书•成帝纪》。

[54]《晋书•葛洪传》载：“迁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卷五六《孙绰传》：“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也都是以散骑常侍兼领著作郎。又《虞预传》：“迁秘书丞、著作郎。”卷八二《徐广传》：“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转正员常侍、大司农，仍领著作如故。”卷九二《庾阐传》：“寻召为散骑侍郎，领大著作。……后以疾，征拜给事中，复领著作。”《伏滔传》：“迁游击将军，著作如故。”也都是以他官领大著作的事例。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秘书丞等品级均高于著作郎，故曰领。参见《宋书•百官志下》。

[55]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点校说明》特别提到《建康实录》对干宝卒年的记载。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干宝”条(许逸民撰，第101页)及小南文(第66页)均据《建康实录》确定干宝卒年。

[56]张忱石《建康实录•点校说明》据干宝参加平定杜弢，而杜弢反于永嘉五年(311)来推测干宝生年，说：“干宝参加平定杜弢时年龄至少在二十五以上，往上推溯二十五年，干宝生于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左右，他大概活了五十多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干宝”条即用此说，定干宝生卒年为286？一336年。小南文以为干宝出生可以确定是西晋初年的事情，见第33页。

[57]《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7页。

[58]见小南文第66页。

[59]法琳(571-639)，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有《法琳传》，生于陈，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冬以“谤讪皇宗”罪徙益州佛寺，途中病卒，年六十九。道宣(596-667)，宋僧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有传，唐高宗乾封二年卒，年七十二。

[60]见小南文第66页。

[61]《晋书•职官志》：“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皆为列卿。”

[62]《晋书》卷六五载，尚书王悦赠太常，中书令王氓赠太常，尚书、中书令亦为第三品。

[63]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干宝传》作二十卷，《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同，《晋书斠注》作三十卷。《隋书•经籍志》古史类作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编年类作二十二卷，《新志》正史类又重出干宝《晋书》二十二卷。

[64]《梁书》卷四九《文学上•刘昭》：“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

[65]见《南史》卷三三《徐广传》附《何法盛传》。

[66]《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引《续搜神记》、《太平广记》卷三七五引《五行记》、唐李伉《独异志》卷上均载干宝父婢事，唯未言干宝撰《搜神记》。

[67]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三册第1143页。

[68]按：《续高僧传•慧因传》载：“陈太建八年(576)，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请法师。’部从相喧，丝竹交响，当即气同舍寿，体如平日。时经七夕，若起深定。学徒请问，乃云：‘试看箱内，见有何物。’寻检，有绢两束。因曰：‘此为了 遗耳。’重问其故，曰：‘妄想颠倒，知何不为。吾被阎罗王召，夏坐讲《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谓经三月，又见地狱众相，五苦次第。’”慧因人冥，干庆见鬼，都是干氏一族的神秘经验，慧因之于先人干庆，或许因《搜神记》之传有着心理上的某种联系。

[69]见小南文第4-22页。关于无鬼论思想，晋裴启《语林》“宋岱”条(又见梁殷芸《小说》引《杂记》)，殷芸《小说》引《列传》之“阮瞻”条(又见《幽明录》)，《世说新语•方正》“阮宣子(阮修)”条，陶潜《续搜神记》“施续(当作绩)门生”条，都有反映(按：今本《搜神记》卷一六载有“阮瞻”、“施续”二事，均系误辑他书)。

[70]参见拙文《<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

[71]《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六○一亦引，无“诏答”等九字。

[72]汪绍楹校注《搜神记》据《初学记》卷二一录人此表，题曰《进搜神记表》，不当。

[73]《陈书》卷三三《儒林•郑灼传》。

[74]《北堂书钞》卷一○四、《艺文类聚》卷五八、《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六○五引。

[75]《初学记》卷二一引。

[76]当采自《世说新语》，《世说•排调》：“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77]《建康实录》卷八：“(永和三年)冬十二月，以侍中刘惔为丹杨尹。”

[78]见《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79]见《晋书•穆帝纪》。

[80]《法书要录》卷九张怀瓘《书断》。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伤逝》引程炎培，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2页。

[81]小南文也认为“鬼董狐”不是对干宝《搜神记》的正面的肯定评价，而是微含恶意的揶揄。见第4页。

[82]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一○《廖袁州次韵见答并寄黄靖国再生传次韵寄之》：“史笔纵横窥宝铉。”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当时谓宝鬼之董狐。”南宋沈氏有小说集名《鬼董狐》(一名《鬼董》)。元末杨维桢《说邪序》：“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