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余，翻看《大清拍案惊奇》，意味深长，爱不释手。《大清拍案惊奇》收录了于成龙、曾国藩、李鸿章、袁枚、张船山、胡林翼、端午桥7人断案所写的判词240则。上述7人都是名副其实的清代名吏。这些案件，涉及婚姻家庭、生老病死、感情纠葛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之类的区区小事，又有杀人行凶、谋反造反之类的大案要案，令人耳目一新。

曾经在明朝抗击过满族的人，到了清朝是否应该追究反叛之罪？爷爷在明朝欠的债务，到了清朝，孙子是否应该归还？被康熙皇帝誉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处理的一宗案件，其中就同时涉及到上述两个法律问题，该案不论是叛逆还是欠债，都跨越两个朝代，涉及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于成龙处在改朝换代之际，而对叛逆重案能居中裁判，对明人对清朝的抗击行动客观对待，难能可贵。

有名的道学先生张船山处理的陶文凤持刀强奸弟媳、丁氏夺刀杀奸案，令人深思。清代的张船山自然不会知晓正当防卫理论，但张船山灵活运用法理，正确处理了案件，他在判牍中对伤情的认定、伤害经过的推断，细致入微，入情入理，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提供了范例。

这些内容，不只是法律人，就是一般人看来，也不失为一部丰富多彩的大清民俗图。而袁枚、张船山、端午桥是清朝著名诗人，即使抛开法律不说，他们所写的判牍本身就是生动有趣的美文，令人感悟极深，回味无穷。未婚妻被风卷到邻县，在陌生人家住了一夜，未婚夫要求解除婚约，该怎么处理？袁枚就处理了这样一个案件。作为诗词名士，袁枚针对风卷女子的特殊案情和未婚夫李调甘是秀才的特殊身份，查找出元朝名臣郝文忠公的诗词，引用讲解，不仅解了李调甘的心中疑惑，也给李调甘的婚姻带来了吉祥的祝福。

案件主犯没有抓获，受害者所控告的教唆犯又存在诸多疑点，是长期羁押，还是无罪释放？满洲才子端午桥，在审批该案时，发现了诸多疑点，毅然将羁押六年的嫌疑犯无罪释放。

接触活生生的古代文献，方知历史是丰富多彩的。过去受视野所限，我们往往对于古代司法简单的以“腐败黑暗”几个字一票否决，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端午桥，则干脆把他们当作反动腐败的贬义词。通过阅读，发现他们的判牍同样也是情理法理交融，令人深思的。其中也不乏平反冤假错案、反对滥杀无辜、聪明机智断案、主持公平正义的经典之作。

大权在握的李鸿章竟然也通过调解来处理家务事。针对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调解说服，循循善诱。对于聘妻三十未娶案，按照婚约娟慧是应该嫁给邹浩福，但是按照婚约，娟慧只能是邹浩福的原配妻子，又不能去做小妾，虽然邹浩福故设圈套，但李鸿章还是入情入理地进行具体分析，合情合理地解除了该桩婚姻。而对童养媳楚楚的虐待，则只是因为其娘家贫贱，李鸿章抓住问题根源，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告诫其不能因为楚楚娘家贫贱而对其动辄虐待，使双方握手言和。

案件的主犯乔老松闻风而逃，其侄儿所供五人均被判处死刑，但是只有口供，都存在诸多疑点，怎么办？清朝能吏胡林翼看出了该案的诸多疑点，将五人无罪释放。

可见，对于他们并不能简单的以一个好或者说坏来进行概括，这就有理有据的促使我们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历史，看待传统文化与历史现象，去评判看待每一个人，哪怕是坏人、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

当然，《大清拍案惊奇》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对此我们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它，实行拿来主义，要古为今用，与现代法律意识相对照，分析比较，加深影响，更加牢固的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大清拍案惊奇》的前身是金圣叹先生刊印于民国初年的《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而今吴果迟先生将古代案例改写为现代文，并且煞费苦心撰写了现代文判词，不仅讲究工整对仗，而且诙谐幽默，妙笔生花，让人自得其乐，回味无穷。

难能可贵的是，吴果迟先生所改写的现代文判词打破了时空界限，缩小了古今差距，让对文言文视为畏途的现代人轻松自如的了解古代判词，赶走了文言文这一拦路虎，解除了对古代文献的阅读障碍，这一点给我的启迪尤其深刻。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也人人知道古为今用，要继承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但是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继承发扬民族优良传统，首先必须全面完整的了解掌握这一传统。而原汁原味的古代文献，因为文字障碍，许多现代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文白对照的古代文献就是雪中送炭，让我们克服障碍，了解古代文献。既克服了读不懂的问题，同时，想读古文的又可以原汁原味的读，中等水平的也可以文白结合，对照阅读，既能普及，又能提高作为一种普及古代文献的终南捷径，应该推而广之，发扬光大。

仅仅就该书而言，《大清拍案惊奇》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而又通俗易懂的古代案例，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呼唤像《大清拍案惊奇》一样的更多更好的文白对照的古代文献面世，真正让古代案例通俗好读。

【作者简介】

刘文基，单位为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