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鹏程的《近代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比较研究》，给我打开了另一扇民国时期中国慈善发展生态的窗口，透过作者对红卍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比较视角，看到了一个具有全球视野、以关怀人类为使命的中国宗教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的一段尘封历史，而其展现的一个史实也非常值得思考：由于对待宗教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一来自西方和一长自本土公益组织在中国的不同命运。
高鹏程是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的博士生，现在南通大学任教，是国内为数不多研究民国慈善史的专家，他以《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一书奠定了他研究这个不太为当代中国人所知慈善组织的权威地位。
这本《近代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比较研究》从其对红卍字会深入研究成果中截取一些史实和数据，与红十字会的同期史料进行横向比较，从两个组织的起源、组织体系、运作机制、社会救助事业及其与政治力量关系等六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全方位展示了这两个公益组织的异同。
从书中梳理比较的救助事件和数字来看，从民国二十年代中期直至四十年代末，这两大组织在中国的战乱和灾害救援中，募集的资金、救助的对象、发挥的作用不相上下，而且很多时候还联合作战，相互配合，还都参与了少量的国际救助，但最终红十字会因其去宗教化和中立成为政府信赖的人道救助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红卍字会因其过浓的宗教色彩，被国民政府存疑，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宣告解散，从大陆消失。
一段世界红卍字会的兴亡史
高鹏程认为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都起源于宗教，都是中国绅商应对社会救助需求而发起的民间救助组织。
红十字会是否起源于宗教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但红十字运动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毋庸置疑。红十字运动最初的创意人和发起人、被誉为“红十字会之父”的亨利·杜兰是一个基督徒，青年时就开始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因此基督教的慈善教义对其发起红十字运动肯定有巨大的影响。
1863年10月在有16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上，确定以与瑞士国旗相反的白底红十字作为标识，基督教的十字架标识烙在了红十字的旗帜上，也隐约宣示着这个运动起源的背景。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及后来演变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最重要原则是：人道、中立、公正，“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涉及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正由于采取了超越宗教，保持中立、公正立场，所以红十字运动迅速被世界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国家接纳，即使是对红十字标志反感的伊斯兰国家，最终也采用红新月标志变通成为红十字运动成员国家，接受红十字运动的人道理念。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三省爆发，集聚上海的中外士绅为救助战争中的伤兵和流民，将红十字会引进了中国，发起设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此后，经大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认同并改组，签署《日内瓦公约》，使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救助团体，超越国家、宗教和党派发展，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和最大规模的社会救助团体。
而1922年成立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这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缘起于1916年成立的济南道院，这本是一个地方性倡导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的宗教组织，因“以提倡道德，实行慈善事业为宗旨，特命名为道院”。1922年，经一些知名人士的参与发起，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经北洋政府注册在北京成立。道院和红卍字会是合二为一的组织，红卍字会所有会员均系道院中人。该组织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成立后在全国快速发展，设立分会，逐渐构建起遍布全国并远及海外的慈善救济网络，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317处，并在日本、朝鲜、香港、南洋等地设立分会。
初期，其负责人为济南当地士绅，后来一些国家政要名流也加盟担任领导，如钱能训、熊希龄、王正廷都曾任会长。虽其开展的天灾赈济和战时赈济等临时慈业，与红十字会开展的项目类似，救助的数量少于红十字会;但其永久慈业，建设的卍字医院、施诊所、慈善小学、育婴堂、贫儿习艺所、残废院、恤嫠局、恤产局、平粜局、因利局等，更类似于当代公益组织开展的希望工程、红十字天使计划、生计扶持、小额信贷等授人以渔项目。据高鹏程书中统计，到1936年，红卍字会全国社会救助机构发展到484个，其中施诊所89个、施药所87个、小学84所。
红卍字会式微与红十字会兴起
据此，高鹏程认为：“相比之下，红卍字会的机构社会救助种类更为全面、数量更多。红卍字会的机构社会救助不仅继承了传统机构社会救助，而且融入了近代机构社会救助教养并重的特色”。
但悲催的是，即便红卍字会在救助事业上的创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家慈善救助的空白，但因其强烈的宗教特色，借慈善扩大宗教影响力的功利目标，使国民政府对其始终保持警惕和抑制，虽依靠其慈善的效用在民国时期得以生存，但抗日战争开始后，其在日占区的发展又步入歧途，最终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归类于会道门组织，在大陆宣告解散，虽其余脉在台湾和香港今天还继续存在，但影响逐渐式微。
红十字会保持中立、独立，得以与政府更好地合作，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而道院和红卍字会虽有世界眼光和目标，也有“不涉党派，不谈政治”的中立立场和“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远大抱负，但因过于强调“劝人入教”，坚持“一道一慈，互相表里，而道院仍为红卍字会之灵魂”的理念，决定了其命运的坎坷和最终的泯灭。
当然，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和世界广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创造性地提出了签署国家公约，共同保护人类生存底线、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公正、中立两条原则使这一运动具有了广泛的兼容性和适应性，这也是这一运动能成为持续150多年、进入世界189个国家的重要原因。
而红卍字会，这一中国本土宗教慈善组织，在西风东渐、西方慈善进军中国而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善堂善会趋于衰亡的大背景下，有胸怀世界和人类的眼光，有慈悲济世、道德教化的愿景，其向西方学习和赶超的精神值得今人敬仰，但与红十字运动比较起来，尚未提炼出具有全球性普适价值的理念。
去宗教的国际化过程
虽然我们认为红十字会不是一般性的慈善组织，而是一个建立在国家契约《日内瓦公约》基础上的国际性人道救助组织，但“战时行善”曾是红十字国际运动多年的口号，因此慈善是其核心工作之一。红十字运动的国际化过程中，去宗教化，坚持公正、中立、独立等原则，成为其在全世界广泛开展运动的最主要原因。曾经敌视基督教的伊斯兰国家，可以去掉还有点基督教意味的红十字标志而使用红新月标识。
在中国，红十字不仅得到大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认同，利用行政力量促进其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众多的中国本土慈善机构被改组或解散消失后，红十字会成为众多公益组织中被保留的孤品，虽然被改组为卫生部门代管的卫生救护组织，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人道救助组织的本原身份。
改革开放后，红十字事业继续得到发展，而慈善组织则完全抛弃了中国明清以来的慈善传统和组织样式，引进的组织样式主体则是基金会，还有民办非企业这种不伦不类的名称，虽然后来成立的慈善会还有点传统善会组织的影子，但管理也是参照基金会条例，比起明清时期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慈善的丰富多彩，当代慈善机构的名称的确显得没有文化品位和弱智。
今天反观红卍字会这一段历史，其辉煌的救助令人赞叹，其灭亡隐迹令人唏嘘感叹，而其覆亡的社会逻辑是慈善与宗教过于密切的关系问题，值得今天认真反思和探讨。
宗教与慈善的先天关联
宗教与慈善很难分离，更有人认为慈善起源于宗教。
影响西方人慈善理念的最大教义来自于圣经，旧约中雅各布承诺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来成为基督徒遵守的一个基本约定，从美国慈善之父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传记中，都能看到基督教的这个基本约定对其慈善人生的巨大影响。伊斯兰教古兰经也有规定：每个穆斯林都有施舍的义务，当占有财富超过一定限额时，必须按一定比例缴纳天课。虽然中国的儒道佛对慈善没有提出那么明确具体的要求，但同样倡导仁爱、兼爱非攻、慈悲、施舍思想，尤其是佛教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的教义，其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等佛教用语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准则。西方最早的慈善来自于教堂的救济服务，中国寺院的施粥施药、“悲田养病坊”等也有悠久的历史。
而现在，在欧美的宗教组织仍然是接受慈善捐赠最大的主体，也是提供社会服务的最大慈善组织。美国宗教组织每年接受捐款量超过任何一家美国公益机构，一批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如救世军，在美国年度慈善组织接受捐款排名中，几乎每年都在前列。据《信仰的魅力与社会资本的实力》介绍：“宗教慈善组织是美国所有慈善组织中增长最快的类别，从1999到2003年，宗教慈善组织增加了35000家，增幅达140%，每年对宗教组织的捐赠超过400亿美金，占全部慈善捐赠的47%，另外还有约合350亿美元的志愿服务。”
台湾的慈济基金会是具有佛教背景的慈善组织拓展国际领域的样本，该基金会起源于佛教慈济功德会，1994年才完成财团法人登记，目前已在全球47个国家留下慈善的足迹。在与慈济人接触或合作开展慈善工作过程中，我能感觉到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志工和职业工作者的内心素养的强大气场，让我们这些专业慈善工作者自叹弗如。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成立的宗教慈善组织是1985年在南京成立的爱德基金会，这是一个是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民间团体，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该基金会除了还办有世界上最大的印刷圣经的印刷公司外，已从一个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的机构转变成为了一个似乎基本看不出有任何基督教色彩的慈善机构，其标识和宣传品看不到任何基督教的符号。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是近年国内发展较好的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其有个成文规定：在所有慈善活动中，有宗教信仰的志愿者不能有宗教性语言和行为，不能发放宗教音像制品和书籍，严禁在慈善活动过程中传教。
台湾慈济基金会在大陆开展慈善工作时称：不谈政治、不传教、不搞宣传。而国际性的宗教慈善组织在国内基本难以存活，民国时期曾经在中国很活跃的救世军，目前在大陆还没有获得合法发展的身份，只能以香港救世军在国内办事处模式运作;世界宣明会是一个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其在中国开展慈善工作，从其网站看没有显示任何宗教的元素。只有那些完全没有宗教背景，其宗旨申明超越国家、宗教、种族的国际公益组织，如联合国儿基会、乐施会、狮子会等慈善组织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能获批。
也许，一个时期宗教慈善组织在大陆似乎只有去宗教化才可以生存。
宗教慈善或将走出“中国式困境”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郑筱筠将中国宗教慈善事业遇到的这种困窘表述为“中国式困境”：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过分凸显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这就是一种“困境”，而这种“困境”还是“中国式”的。她认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宗教慈善组织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关键”。
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王振耀教授在《宗教与中国现代慈善转型》一文中也提出：在中国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好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从而促成宗教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值得欣喜的是，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或许能破解郑筱筠所说的“中国式困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政府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支持和鼓励态度，要按照“积极支持、平等对待、依法管理、完善机制”的原则，进一步明确相关政策，完善管理协调机制，加大政策执行力度，进一步增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主动性、规范性与可持续性，鼓励中国宗教慈善公益事业在逐步实现现代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转型过程中，积极探索宗教慈善公益事业的“中国模式”。
虽然这个文件能否贯彻到位、最终对中国宗教慈善的导引力度如何还有待观察，且取决于诸多政治因素，但政府出台这样一个鼓励宗教慈善发展的文件是近现代中国前所未有过的开放态度。
( ■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