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日本）笠原十九司，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
序言——“海军是智能罪犯”
从1980年3月至1991年4月，旧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参谋们聚集到“水交会”(海军军官的联谊团体)，举办了131次名为“海军反省会”的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让这些旧海军军官“在死前说出真话而一扫郁闷”，但该会坚持“在主要发言者生前不予公布”的方针，所以直到最近大概400个小时的有关座谈会内容的录音带才得以公开。①其中引人注意的是，为了逃避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对海军中央战争责任的追究，(海军方面)成立组织，专门研究如何应对审判，并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当时有意散播的海军比陆军“和平、开明和国际化”的“海军好人论”，根深蒂固地成了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
(一)军令部参谋们的“第二次战争”
据“海军反省会”的证言，战败后第二复员省(以下简称“二复”)将避免海军首脑被判死刑定位为“第二次战争”，有组织地就如何应对战犯审判进行了研究。二复作为根据GHQ(驻日盟军司令部——译者注)的指令而解散的海军省的后继组织，为了推动国外的海军军人归国事宜，于1945年12月1日成立。旧军令部成员的一半成为二复的复员官。在二复里面，有太平洋战争期间驻德国的丰田隅雄，因为没有参加对盟军的战斗和制定作战计划，所以无需担心作为战犯受到起诉。因此，丰田成为组织应对东京审判的核心。他们对之前的纽伦堡审判进行了透彻的研究，认为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捕的海军首脑岛田繁太郎，可能会被判定犯有以下罪行：1.反和平罪(开战责任等)；2.通常的战争犯罪(虐待俘虏等)；3.反人道罪(屠杀等)。为了使岛田逃避死刑判决，这些海军军官成立了组织，研究具体对策。他们认为只要在东京审判中避开死刑判决，日本独立后就可以被释放。
(二)策划岛田繁太郎逃避死刑及其“成功”
岛田繁太郎，中日战争开始时担任军令部次长，后任中国方面舰队长官，中日战争期间担任海军作战最高指挥官。1941年10月，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海相。东条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岛田则兼任军令部总长。因为岛田协助东条处理军队事务，海军内部暗中讥讽他为“东条的副官”“东条的跟班”等。东条内阁是决定袭击珍珠港的“珍珠港内阁”，其二把手无疑是岛田。如为免除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出现“昭和天皇独白录”一样，针对前述的第一项罪名，海军相关人士有意散布、宣传“海军是被陆军拖入太平洋战争”这样的“海军好人印象”。深得天皇信任的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会面时，试探过免除天皇和海军战争责任的可行性。麦克阿瑟为了更容易实施占领政策，与其达成了由陆军东条等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私下协议”。
二复认为，尽管岛田无法推卸第一项罪名的有罪判决，但如果第二、三项罪名也成立的话，他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故必须采取行动使岛田在第二、三项罪名上无罪。如户谷由麻在《东京审判》一书中清楚地指出，就东京审判而言，仅有第一项罪名是不会被判处死刑的，但第二、三项罪名也成立的7个人，最终都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了死刑。②丰田等二复的成员，为了让岛田第二项罪名不成立，事先把“潜艇事件”(潜艇部队用鱼雷击沉盟国的商船，随后在海上将商船上的非战斗人员射杀的事件)的预定证人找出来进行串供，要求他们作伪证，证明行动并非遵照军令部的指令，而是“现场部队的擅自行动”。伪证工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日本决定投降到盟军登陆日本之间有“两周的空白期”。这期间海军通过周密谋划，将相关证据文书销毁，同时参与东京审判的国际检察官们在搜集证据方面也存有漏洞。
在处理“泗水事件”(处死澳大利亚战俘事件)的乙、丙级战犯审判中，尽管特别根据地部队参谋篠原多磨夫大佐反复坚持说是遵照舰队司令部的命令而采取的行动，但因为有舰队司令部干部们“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这种统一口径的证词，最终他被认定为“擅自行动，发出处决命令”而获死刑。在乙、丙级战犯审判中，有200名海军军人被判死刑，但其中没有舰队司令官以上的军官。受到有罪判决的海军战犯几乎都是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军有组织地研究出的东京审判对策，可以概括为“保上舍下”。东京审判没有认定岛田繁太郎犯有第二、三项罪名，所以最终判处其终身监禁。海军方面也没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岛田于1955年获释，1976年92岁离世。③
(三)“陆军是暴力罪犯，海军是智能罪犯”
策划海军领导层逃避死刑的核心成员丰田隅雄，在“海军反省会”上对东京审判作了如下发言：“陆军是暴力罪犯。海军是智能罪犯。两者都只知陆海军而不知有国家。战败的责任一半一半。”他出席反省会时是85岁。“海军反省会”中其他的旧军令部参谋们，也认为海军的派别主义是造成第一项罪名成立的主要原因，他们作了以下概括：1.为了对抗陆军，海军司令部想方设法获得尽可能多的军费来扩张军备。海军只考虑自身，而将国家存亡和国民生命置于脑后，偏离了保卫国家这一根本任务，以扩大组织为自己的目的，只有海军而没有国家。2.在海军内部，能够争取到更多人、财、物的军人才会出人头地。为了获得更多军费预算，制造军事冲突的危机是必要的。如果海军的作战计划能被确定为国策，那么海军就能够获得大笔的临时预算。3.之所以会陷入对美作战的境况，是因为很多军费是以对美作战的名义获得的。如果还说“不能和美国开战”，立刻就会招致强烈反驳，“陆军会说削减海军预算交给陆军吧”。为了维护海军的既得利益，只能依靠运气对美国开战了。4.没有预想到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会引起美国极大愤怒，“本意不希望战争，想通过日美交涉解决，但不愿被陆军嘲笑无能”，因此只得根据“战争可以坚持一两年的预测，决意对美开战”。④
(四)“阴谋·大山事件”的检证
作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导火索的大山事件，笔者在拙著《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中认为：这是扩大派的“阴谋剧本”的绝好时机。⑤读到“海军反省会”的旧海军军令部参谋们坦率地对日本海军组织体制的批判，更增强了大山事件实际上是阴谋事件这样的想法。拙著指出“日本的海军上层干部，由毕业于同一学校(海军兵学校、海军大学校)的人垄断，受天皇统帅权的保护，成为军国日本的特权阶级。垄断海军省、军令部要职的海军大学校毕业生(海大出身)，具有很强的精英意识，通过论资排辈、成绩排名等结合在一起，拥有很强的海军组织利益至上的派别主义”等这样的海军特质⑥，海军方面为了军备扩张，特别是对航空兵的开发及扩充，将在华北地区爆发的日中战争扩大到上海、华中、华南，导致全面战争化，这是“日美战争的序曲”。
“海军反省会”中指出的海军指导部的特点，同拙著的分析与观点有一致之处。那就是，第一，日本海军事实上成为一个组织利益优先于国家命运、国家利益甚至是国防的具有很强派别主义的集团。为对抗陆军，扩充海军军费、军备，在海军势力范围的华中、华南挑起战争，以获得巨大的战时预算为最终目的。基于“为获得预算，军事冲突的危机是必要的”这样的海军首脑的想法，从上述海军派别主义的特点出发，论证本文“阴谋·大山事件”的假设实际上是可行的。
第二，海军组织整体是一个由高层控制的秘密保护体制。正如上述东京审判对策中看到的，不得向外透漏对海军不利的信息是其不成文的规定。战败前后，海军将与海军战争责任相关的庞大记录、资料彻底烧毁、消灭。然后，只要控制住检举海军战争犯罪、质问战争责任的相关言论或证言，再加强自我约束的体制就可以了。海军在来自其内部检举自身阴谋、侵略、加害事实的“证言封锁”方面相当成功。由于海军上层这种“不说真话”“不让说真话”的体制特征，笔者认为存在根据“口头命令”，相关者无论是谁，一生都没有对外泄露关于大山事件真相的可能。
第三，如东京审判对策证明的那样，海军为了保护海军中央的领导层，甚至迫使别人作伪证，不以牺牲现场指挥官为耻，具有“冷酷的特质”。海军为制造在上海发动军事行动的“借口”，毫不迟疑地向上海特别陆战队中队长下达奔赴死亡的“命令”就是证据。这种“冷酷的特质”，设计出一旦出击不许生还的特攻武器，即人体鱼雷“回转”和神风特攻队，海军中央对此平静地认可，彻底体现了其“非人性”。
笔者读了“海军反省会”的证言，强烈感受到现场海军指挥官策划了“阴谋事件”这样的“旁证”。本文尝试对海军的“智能犯罪”，现在堪称“完美犯罪”的大山事件的真相加以检证。
制造“阴谋事件”，按理说应存在海军事前的作战计划和准备。关于这段历史，拙著《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中，以“海军为何成为狼?”“一年前谋划的海军全面战争作战”为题进行了详述，笔者所著《海军的日中战争——通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自灭的剧本”》中也将进一步加以阐述，故在此省略。
一、“海军必定在上海挑事”——石原莞尔的预言
关于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件的应对，参谋本部内部围绕动员、派兵、武力行使的问题，出现了所谓“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对立。与陆军相比，如拙著《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中详细论述的那样，前一年即1936年按照计划准备发动日中战争的军令部，于7月12日制定了《对支作战计划内案(作为当前统帅部腹稿内部传看)》，包括进行中国沿岸海上封锁、攻击中国海军舰船、由海军航空部队实施城市轰炸等，开始为战争扩大作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作战行动开始，空袭部队基本同时发动突袭。用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空袭杭州，用第一联合航空队空袭南昌、南京。其余的部队在以上空袭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完成作战部署。第二联合航空队最初在中国北方使用，空袭以消灭敌人的空军力量为目标”。⑦这样，“关于对美作战用兵研究”⑧中的突袭作战就可以用于实战了。
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如当时被称作“北支事变”那样，作战区域扩大到了整个华北。然而，无论是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还是近卫文磨首相，都命令战斗仅限于华北，为尽早解决事件而开始筹划和平工作。昭和天皇也对此赞同。8月7日，除患病的近卫首相外，外相、陆相和海相共同确定了“日华停战条件”，并秘密派遣在华纺织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为和平使者。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派高宗武到上海，8月9日与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川越茂(驻上海)之间举行了预备性的第一轮会谈。
配置于中国方面作战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此前的8月3日向军令部提交了“考虑到华中作战的必要事态，不仅最初需要航空部队的突袭，而且也绝对需要同时考虑陆地作战的突袭”这样的长篇意见书。于是，8月6日，军令部向长谷川发出增派联合舰队所属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队归其指挥作战的命令。7日，长谷川命令增派部队在佐世保等待时机，第一联合航空队进入台北和长崎的大村基地。8日，基于已经计划好的第三舰队作战计划方案开始兵力部署。⑨根据军令部的强烈要求，长江流域汉口下游的日本侨民撤到上海和日本的行动于8月9日顺利结束。
在政府和陆海军的首脑下决心采取调停方案，并期望通过外交交涉取得和平之时，当地的海军则稳步进入了为在华中、华南发动全面战争，并在开战的同时使用海军航空队进行突袭的临战态势。于是，在川越茂与高宗武进行第一轮会谈的8月9日傍晚，发生了大山事件。对于等待发动全面战争契机的第三舰队来说，必须想方设法阻止和平交涉发展为达成停战协定。于是，很有必要出现一个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正当”借口。
反对日中战争扩大化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察觉卢沟桥事件以后当地海军和军令部的动向，明言：“海军必定在上海挑事。那种场合，陆军应坚持不派兵的方针。即使出现万不得已的状况，必须要出兵保护日本侨民，数量也只能限于一两个师团。”⑩阴谋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已经察知到海军将在上海制造阴谋事件，发动第二次上海事变。
二、釜贺一夫少佐的证言——解明大山事件真相的线索
解明大山事件真相线索的重要资料，是由对前述拙著中的“大山事件的发生，就像为扩大派的‘阴谋剧本’制造的绝好时机”这样的记述感兴趣的长谷川顺一交给我的。长谷川长期担任新宿区议员(现在已经退休)，主持“漫游东京的战争遗迹之会”，以志愿者身份担任靖国神社的和平导游。长谷川把原都立户山高中的数学教师、曾任“早稻田九条会”代表委员的武藤彻介绍给我。(11)
武藤彻，1925年5月出生于神户，1944年秋考入东京大学理学部数学系。翌年即1945年5月，与数学系一年级20名同学被以“学生征用”的名义调去长野县上诹访，分别住在诹访湖畔旅馆鹫湖庄和茅野的澡堂“上川浴池”的二楼。白天在铁道教习所的建筑内从事破译密码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15日战败。在武藤的记忆中，6月的时候，结束上午的工作，学生们吃午饭，在休息的房间里，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三课的釜贺一夫少佐过来了，与学生们闲聊。根据武藤所言，该少佐从事监听和破译外语密码，懂俄语，是可以全部解读苏联密码的人物。(12)那时，釜贺少佐批判说：“在日本，外务省、海军、陆军相互窃听密码，破译后再争吵，如此能赢得战争吗?”之后，关于大山事件，说了如下的话：
大山勇夫中尉接到上司命令“请你为国捐躯，我们会照顾你的家人”就出发了，被要求“不要攻击”，然后没带武器就出去了。中国方面的防卫线有三道，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顺利冲过，在第三道防线被射杀了。
因为当时流传的是中国军队的非法行为导致大山中尉牺牲这样的说法，所以武藤听了釜贺少佐的话后非常吃惊，并反驳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可能吧，会是海军陆战队的阴谋吗?”武藤还清楚地记着这件事情。在神户出生的武藤，因为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自孩提时便开始信奉基督教，这个原因使他不适应被强制地崇拜天皇，也没有做过赞美、礼赞日本战争之类的事情。因此，他才会对釜贺少佐的话记忆犹新。(13)
三、《大山勇夫日记》和釜贺一夫证言的吻合
因为当时陆军、海军、外务省之间相互监听、破译密码和争吵，所以釜贺少佐或许认为对象是学生没有太在意，就把自己破译的海军情报轻松地说出去了。(14)釜贺少佐的话是拙著《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中所谓“阴谋剧本”的证据，虽然我认为这肯定是事实，但如果没有史料和证言证明上司曾口头秘密命令大山勇夫中尉“请你为国捐躯”的话，是不能写在历史书里的。因此，我写了《历史书和历史小说》(《图书》第739号，岩波书店2010年9月)一文。如果是历史小说的话，基于釜贺证言和拙著中得到的“旁证”(15)，大山事件可以写为海军的阴谋。
之后，笔者获得了《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殉职海军大尉大山勇夫日记》(以下简称《大山勇夫日记》)(16)，发现其中有和釜贺少佐的话(证言)相吻合的下列事实。大山勇夫中尉在事件发生当时是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第一中队长)。(17)
(一)在事件前日接受“密令”，决心一死
《大山勇夫日记》中“8月8日(殉职前日)”的最后一篇日记，以“大队长视察整备状态”结束，但添加了用括号标注的附注——(此处附有头发、千人针以及书写的“断”字。大山半平)。大山半平是大山勇夫的长兄。送回老家的大山中尉(事件发生当天的8月9日特别晋级为大尉，本文通用“中尉”)的遗物中有“日记”。用日本纸包着大山中尉的“遗发”和母亲送的半纸宽的用绢布做的千人针，包装上书有“家人云：尽忠义”，与“上海丸”的明信片一起，夹在事件前日的8月8日这一页中。(18)
“上海丸”的明信片的背面，中央大大地写着一个“断”字，下半部记有：“自戒一、即临战场须全力戒备。二、去除杂念盯住敌人。三、切勿关心女人的事情。四、士魂。五、锻炼身体，使体从气。六、任务就是力量。七、大丈夫唯丹田之气。八、战斗一般的目的是把敌人压倒性歼灭，迅速取得战争胜利。9日。”(该明信片的凹版图片上的原文是片假名)
明信片最后记的是9日的日期，夹在日记8月8日的位置。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写于8日或真的如字面那样是写于9日的“绝笔”。“断”这个大字，可能包含着为“为国捐躯”这个任务而“果断执行”，以及其结果是“了断”自己生命这两方面的意思吧。
“去除杂念盯住敌人”这句话，让人想起没拿手枪，为了被射杀而盯着敌人(中国士兵)驱车疾驰的大山中尉的样子。“切勿关心女人的事情”，这大概是指《大山勇夫日记》内名为“女性来信”中记载的在上海“三幸”工作的麻生和子(本文引用时用的是假名)吧。大山家在其死后的12月6日收到一封信，其中这样写道：“我每月有一次休息，那天你一定会带我去吃饭。(7月)25日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见到你。因为你说今天一定是要永别了，我非常不愿意，尽管想着31日是见不到你了，但是因为今天我还活着，忽然非常在意你怎么样了，就过来了。7月25日见面的时候我曾说剪发的时候留了一点头发，想一半留给母亲一半留给你，你说下次带来吧。”(19)
从所说将自己的头发作为遗物给母亲和女友每人一半来看，想来也不是一般的关系。根据信件，7月31日相逢是最后一次见面。死前书写“切勿关心女人的事情”，想来是说给自己听——“不要思念她”。顺便提一下，当时26岁的大山中尉还是单身，朋友圈和周边的人传说“中尉还是处男”。(20)
最后一句“战斗一般的目的是把敌人压倒性歼灭，迅速取得战争胜利”，可以解读为大山被“密令”“为国捐躯”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大山被杀为借口，使第三舰队迅速“攻击中国军队，压倒性歼灭，取得战斗胜利”。介绍题为“回忆之记”明信片文章的长兄大山半平写道：“虽然字形都已经不像是勇夫的字了，但我保证这是勇夫写的字。”不难想象，恐怕在慷慨赴死前书写绝笔的兴奋和动摇的心理状态中，字都“不像勇夫的字”了。
担任大山中尉卫兵的宫崎政夫(海军一等水兵)的信中写道：“(8月8日)吃过晚饭，整理文件。虽然他命令我们将不要的文件随时烧掉，但那天他自己烧了。烧完后他去洗澡，只擦拭了身体。之后他走到外面，把手放在腰间仰望天空。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和式内衣和兜裆布。”(21)
从事件前日的8日傍晚开始，进行文件整理，自己烧毁文件，可以解读为决心明天赴死而进行身边整理。最后，洗澡之后，换上和式内衣和兜裆布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次日的死。
正如上述，事件前一天大山中尉所做的事情，特别是从为了把“遗发”“母亲的千人针”“日记”送回老家而进行的整理来看，大山是从上司那里接到了“请你为国捐躯”的“口头密令”，并下定了决心。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的上司，是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更高一级的上司是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我想“密令”是长谷川中将下达的，为了严守秘密，以“口头密令”的形式通过大川内向大山传达。
(二)“没有武装出发”——8月9日基于“密令”的行动
从《大山勇夫日记》中收录的大山中尉部下们的书信，可以发现8月9日大山中尉异常的言行举止。
大山第一中队麾下的小队长池田忠太郎写道：“8月9日早晨，中队长起床后在浴室用冷水擦洗身体。”(22)从武士道来看，在前一天夜晚换上新的和式内衣和兜裆布，早晨进行“斋戒沐浴”的大山的行动，可谓他决心赴死的佐证吧。接着，大山在那天的上午，集合中队的全体人员，命令他们闭上眼睛。大约一分钟。他说：大家今日即使战死也没有任何挂念的请举手，“很好，放下”；对死或者对故乡没有什么挂念的请举手，“很好，放下”。全体成员睁开眼一看，大家都下定了决心，十分振奋地举着手。中队长不停地感谢，说这才是真正的奉公。说到这里，中队长感怀至极，竟一时没了言语，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我们大家也在那一瞬间感到眼眶发热，大家更加深了以死报国之心。(23)大山中队长的讲话，可以理解为收到“为国捐躯”命令的他，为自己下了“最后的决心”。“感怀至极，竟一时没了言语，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是对大山兴奋状态栩栩如生的描述。关于这一讲话，村田廉平写道：“当日的整个上午，在中队长的精神讲话中包括恭读军人敕谕、军人选择赴死之地点非常重要等，这些都增加了大家的紧张程度，还有关于之前上海事变的内容。听了两个小时受益颇深的讲话，然后结束。”(24)在上海的战斗还没有开始时说“军人选择赴死之地点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是为了说服自己接受“密令”慷慨赴死。
8月9日晚饭之后，大山中尉出去了，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与平时都有不同。部下的书信中有如下记录。
“当时，一般情况下小队长(原文如此)会穿便服，带着一名下士官出去。当天却是着军服，佩长剑，只和驾驶员两个人出去视察(村田廉平)”。(25)
“平时去租界外都是着便服出去，而且去哪里都会说一下。那天什么都没说。可能是穿军服去本部方面吧，我也没有问。问身后的卫生伍长，他说去租界外视察。我想穿军服去那多危险啊(宫崎一等兵)”。(26)
《大山勇夫日记》的凹版照片中，印有几乎一整页大小的大山中尉照片，配文为“战死当时的服装”，而在页面左下角，有一张大山中尉着一身军装、戴头盔敬礼的小照片，旁边为“左为陆战队军装”。在“战死当时的服装”那张照片里，大山中尉一身军装，头顶军帽、戴白手套、持军刀、着长筒军靴，唯独没有佩带手枪。大山中尉就是穿着这套军装，去上海西部租界外的中国军队所在的虹桥机场“视察”的。(27)
大山中尉平时到租界外“视察”时，为隐藏日本军人身份，常常着便装，仅带着小队长和下士军官前去。而在8月9日，大山中尉却穿了能让人一眼认出的陆战队将校的军装，没带手枪，也没透露目的地，只和司机斋藤兴藏一等兵出去“视察”了。釜贺少佐的话：“被要求‘不要攻击’，然后没带武器就出去了。”也证实了这一点。
收录在《大山勇夫日记》中的《母亲的感谢信——大山静》里这样写道：
昭和十二年(1937)8月9日6点半，去往上海虹桥机场的牌坊路上和斋藤三等士官一起战死的勇夫，清晨用冷水净身，奉读了(天皇)赐给军人的敕谕，做了耐人寻味的讲话，整理了文件，书写了“断”字。唯独在这一天，穿着军装却不带武器就出发了。我不清楚这是会出事的一种莫名预感还是早已作好牺牲的准备。后来我收到的遗信中，信袋里的信纸被分装在四个信封中，且留有他的头发。(28)
母亲认为，儿子在8月9日出发时已有战死决心。
(三)“在中国方面防卫线的第三道防线被射杀”
在《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中有这样的记载：“8月9日18点30分左右，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8月9日升为大尉)，乘坐由一等兵水手斋藤兴藏(8月9日升为三等士官)驾驶的陆战队汽车去附近视察，以及与陆军本部联络的途中，在距位于上海西部的虹桥机场东南角西门以北约100米处，即跨界道路的牌坊路上，被中国保安队射杀，斋藤一等水兵则被带走后杀害。”(29)
另一方面，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在9月9日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有如下报告：
今天下午5点左右，在虹桥机场附近，两名日军将校驾驶汽车侵入我警戒线，径直朝机场方向行驶。他们不听我方制止命令，反而向我守备士兵开枪。我守备士兵最初没有还击，该车进入牌坊路，该处的保安队听到枪声后赶了过来，因为日本军官再次开枪，保安队开始还击。一共有四声枪响，最终该车前轮陷入路沟停下。车上一名日军军官在下车后向田地逃跑时被击毙。另一名军官在车外被击毙。搜查随身物品发现有两张名片，上面印有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的字样。我军也有一名士兵中枪阵亡。(30)
日本方面的记述是下午6点30分左右，中国方面的记载是下午5点左右，中国和日本有1小时的时差，大体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射杀现场一致，在接近中国军队所驻虹桥机场东南角一门口的牌坊路。虹桥机场就是现在的虹桥国际机场，是距当时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相当远的外围区域。
根据中国方面的密电报告，斋藤水兵驾驶的汽车强行突破，并侵入中国军队为守卫虹桥机场军事设施而设立的警戒线。似乎和釜贺少佐“中国方面的防卫线有三道，第一、第二道防线顺利突破，在第三道防线上被射杀”的证言大致相符。从没有携带武器出门，由斋藤水兵开车来看，中国方面密电中提到大山中尉等人发动的攻击并非事实。这可能是为了掩盖对没有抵抗的日本军官连续射杀的行为，而故意描述为一边开枪一边强行突入。中国士兵的死，可能是误中保安队射击日本汽车的子弹所致。
这是在充分了解该地属于中国军队高度军事机密场所，侵入会被射杀的基础之上而采取的“为国捐躯”行动，从一起被射杀的驾驶员斋藤兴藏水兵在事发之前给他父亲的信中也可推测出来，其文如下：
(8月)2日傍晚，(大山)中队长没带武器与下士官两人乘车出去视察状况。查看了上海可以作为战场的各个地方，沿着突角阵地的前方行进有敌人严密坚固的防御阵地。道路上摆满了沙袋和铁丝网以阻止车辆的通过，向田地中间看去，有大块土堆修筑的机关枪阵地，在阵地道路的两端有允许士兵逐个进入的战壕，各个战壕阵地里都有两三名哨兵站岗，而道路周围的民宅、学校以及寺庙里驻扎了不知有几万人的保安队。我们乘坐汽车一个接一个地仔细勘察了各个敌阵情况，哨兵们看起来心不在焉。在勘察一个敌阵时，哨兵起身似乎发现了我们，我们正要驱车离开时他们想要朝我们射击。此时大山中尉队长下车手持日本刀大吼你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吓坏了，跑了半条街之远。
再次乘车准备出发时，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射击。原以为是空弹实际上却是真枪实弹，很幸运没有被击中。就凭中国军队的枪法无须担心会被射中。到处都有便衣队出入，中国军队认为敌人随时都可能来犯，所以一直在修筑阵地……这次就是一点小事引起的冲突。(31)
从斋藤水兵的信件很容易看出，虽然只是8月2日的“视察”情况，但当时中国军队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存在着“随时开战”这样一触即发的危险状况。在临战态势更加严峻的8月9日，如果身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装，接近并试图进入配备中国军机的虹桥机场的话，必然要遭到射杀，大山中尉出发时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四)“请照顾我的家人”——国家的厚待保障
釜贺少佐证言中有“上司命令请你为国捐躯，我们会照顾你的家人”这样的话。上司“命令”大山中尉“去死”，作为报偿，约定“对家人充分保障”。
从《大山勇夫日记》中所附的“海军大尉大山勇夫年谱”可见，上司确实履行了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1.昭和十二年(1937)8月9日，内阁追任其为海军大尉。宫内省授予正七位勋章。海军省“因忠于职守特赏赐两百四十五日元”。从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处得到祭祀费二十日元，死亡抚慰金七百零六日元，丧葬费六十七日元五十钱。
2.昭和十二年(1937)12月1日，根据扶助金第四一四一九号从厚生省处得到每年一千九百八十元扶助金。
3.昭和十五年(1940)5月10日，根据奖励国债第一号得到一千日元，第二号得到两百日元。但是，昭和二十年(1945)8月15日的终战之日起被废止。(32)
大山勇夫生于明治44年(1911)3月，事件发生时26岁。其父已去世，家里还有64岁的母亲和大哥半平(41岁)及其妻子儿女。二哥(32岁)是教师，入赘到别人家。姐姐(38岁)嫁在本村。勇夫作为三子还是单身。(33)阅读《大山勇夫日记》中收录的“纯情坚忍的日记”就能发现，大山勇夫热衷于头山满的国粹主义思想，是“忠勇至诚”的壮士型军人。上司之所以选择了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更容易接受“请你为国捐躯”的密令，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单身，无妻子儿女等“后顾之忧”。
釜贺证言中提到和上司约定“照顾家人”中的“家人”，就是指大山勇夫的老母亲和作为一家之主的大哥以及他的妻子儿女吧。在昭和10年(1935)至昭和19年(1944)，巡警的初任工资是45日元，昭和8年(1933)小学教师的初任工资是45—55日元，昭和16年(1941)是50—60日元的年代里(34)，大山勇夫从海军省得到的奖赏是245日元，从天皇、皇后处得到死亡抚慰金706日元，国家支给每年1980日元扶助金，以及累计达1200日元的奖励国债保障金，从这点可以看出上司的约定已经充分履行。
综上所述，我们将釜贺的证言和《大山勇夫日记》对照起来加以分析，可以判明所有记述都是符合事实的。
表彰方面受到了破格待遇。8月25日，在佐世保水交社举行上海战役16名战死者合葬仪式的前一天，大山中尉的三名遗族(母亲和大哥夫妇)在万松寺参加了葬礼，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代表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和佐世保镇守府长官盐泽幸一中将进行了吊唁。(35)同时，大山作为“海军七勇士”之一，其照片被放入靖国神社游就馆，据说还展示了近卫文磨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臣、联合舰队第一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将，以及大山中尉生前十分敬仰的右翼分子头山满等人给他的题词。(36)
对于如此破格的表彰，大山的母亲大山静在《母亲的感谢信》中写道：“给没有战功的人如此深切的同情，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谢意。”(37)大山中尉是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但担任第二中队长，且与大山在海军兵学校同期(第60期)的贯志金吾中尉，于8月15日率领手下士兵进攻中国军队阵地时牺牲了。(38)说到“战功”，贯志金吾中尉的战死可能更加符合，但他却没有受到大山那样的表彰。
海军中央对大山中尉像军神般表彰的过程，如实地反映了“为给第二次上海事变寻找借口，请服从命令很好地去捐躯”这样的海军高层意图。
结语——成为海军“自灭的剧本”第一幕的大山事件
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后，关东军立刻有计划地开始行动，这一事实证明满铁铁路爆炸是关东军的阴谋。大山事件也是一样。这里只能做简单的论述，军令部当局在收到大山事件报告后，做出了以下《大山事件应对方针和局势处理方案》的决定。(39)
要求事项
一、事件责任人的谢罪和处置
二、未来保障
(1)停战协定内限制保安队人数、装备以及驻军地点
(2)撤去事件地区内阵地防御设施
(3)设置对该地区进行监视的日中军队委员会
(4)严厉取缔一切排日抗日活动
以上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无法接受的“项目条款”，内容等同于在上海开战的宣战布告。该要求由时任上海总领事的冈本季正在8月11日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正式提出。关于日方的这些要求，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8月12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作了关于“上海虹桥事件”日方要求的报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不可能接受”，予以拒绝，同时“命令准备战斗”。(40)
8月13日傍晚“下午5点，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下达了《作好全军战斗部署，严密加强警戒》的命令，上海方面的战斗(第二次上海事变)就此爆发了”。(41)
以大山事件为契机，长谷川第三舰队司令官根据前述对华作战计划方案开始着手准备战争。8月13日傍晚第二次上海事变的战斗开始，同日夜，日方下达了第二空袭部队突袭南京、广德、杭州，第三空袭部队突袭南昌，第十战队以及第一鱼雷战队飞机轰炸虹桥机场的命令。8月14日，针对中国空军十几架轰炸机对停泊在上海的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以及海军陆战队进行的轰击，海军宣布为了严惩“违法”“暴戾”的“支那”，开始正式全面作战。然而，比中国战机更加提前地坚决执行先发制人的突袭作战、做好渡海轰炸准备的却是日本海军。
8月14日，预定从长崎大村基地出发，利用远距离轰炸机进行的渡海轰炸，由于当天东海海域的台风，推迟到了第二天。当天，从台北基地出发的第三空袭部队的18架轰炸机在恶劣天气中对杭州和广德进行了轰炸，之后宣称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渡海作战”，“航空战斗史上前所未见的渡海轰炸的伟大功勋”。
8月13日夜，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催促近卫文磨首相连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在会上斥责了提出财政问题的贺屋兴宣财政大臣，决定派陆军出兵上海，并发表了“给南京政府以严厉惩罚”的《帝国政府声明》。该声明发表于8月15日凌晨1点30分这个非常规时间，但14日晚11点30分就已经向鹿屋航空部队(台北基地)和木更津航空部队(长崎大村基地)下达了“明早出击，分别进攻南昌和南京”的命令。因此，8月15日凌晨发布的《帝国政府声明》，只是给预定的8月15日海军渡海轰炸南京赋予大义名分而已。
如拙著《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所详述的那样，之后海军航空部队连续数日进行了渡海攻击，对海军力量能够达到的华中、华南等地的大城市进行轰炸，中日战争的战场扩大到整个中国。同时海军肆意夸大战果，终于成功地大幅增加了海军尤其是和航空相关的临时军费。(42)
1937年8月29日，在大山中尉的故乡福冈县朝仓郡安用村举行村葬的那天，曾给大山中尉“口头密令”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撰写了如下碑文：
君……在昭和十二年八月九日作为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在负责地区视察任务中，于上海虹桥机场前方的路上遭到暴戾的支那兵的凶弹而殒命。悼念。不能让君白白牺牲。你的牺牲已成为推动帝国崛起，讨伐暴戾的支那之开始。特此为大尉叙勋六等。君可安息。(43)
文中已经暗示出，为“推动帝国崛起，讨伐暴戾的支那之开始”，而口头传达“请你为国捐躯”这个“密令”的就是大川内。
正如本文证明的那样，大体可以清楚，大山事件是军令部、第三舰队司令官、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这一条线策划出来的，甚至海军省等海军中央机关也有所了解。“口头密令”的事实使相关人员没有说出和泄露这一秘密。虽然今后发现相关史料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但至今仍未发现记录下来的个人文书。海军组织从上到下能够彻底执行“严守秘密制度”的这种“智能犯罪”，让人惊叹不已。
文章开头介绍的在“海军反省会”上提到的出于对抗陆军的海军派别主义，以军令部为中心的强硬派，主张扩张战舰主力军备的“战舰派”和主张扩张航空兵力军备的“航空兵力派”，都以美国为假想敌进行军备扩张竞赛。尤其是，“航空兵力派”很早就开始准备日中战争，策动日中战争的全面化，通过航空部队炫耀“战绩”，像计划的那样成功地获得了大笔军事预算。关于坚持派别主义的海军，企图利用战时体制、总力战体制进行军备扩张的经过，拙著《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中已有详述。
对中国不宣而战，把日中战争扩大到全中国的日本海军，过度夸大了航空兵对中国全境轰炸的战果，成功地获得了大笔和航空有关的军备预算，于是大量增加海军兵学校的定员，以中国空军为对手进行实战训练，依据对中国全境实施战略轰炸的目标改良战斗机、轰战机，扩充军备，提升战力，目标是在空战中战胜假想敌美国。但是，正如“海军反省会”上所说的那样，大叫对美航空决战只是为了获得军事预算，他们深信对美战争可以避免。主导南进的海军没有预想到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会引起美国极大愤怒，结果导致美国的对日禁运政策。不过，在与陆军的对抗中已经无法退缩，海军开始上演“自灭的剧本”——根据“战争可以坚持一两年的预测，决意对美开战”。
笔者所著《海军的日中战争——通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自灭的剧本”》，预定2015年6月由平凡社出版。该书第一章“海军制造大山事件”，是本文的修改稿。这部著作意在说明“海军是被陆军拖人太平洋战争”这样的海军战争责任“免责论”是错误的。大山事件就是日本海军“自灭的剧本”的第一幕。
注释：
①戸高一成編『「証言録」海軍反省会』1—3、PHP、2009、2011、2012年；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日本海軍400時間の証言——軍令部·参证郡沥?Zった敗戦』、新潮社、2011年；澤地久枝、半藤一利、戸高一成『日本海軍はなぜったか——海軍反省会四○○時間の証言より』、岩波書店、2011年。
②戸谷由麻『東京裁判——第二次大戟後の法よ正羲の追求』、みすず書房、2008年、206頁。
③关于军令部参谋们的东京审判对策，根据NHKスぺシャル取材班『日本海軍400時間の証言——军令部·参たちが語った敗戦』中的「第五章戦犯裁判第二の戦争」(内山拓)整理。
④根据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日本海軍400時間の証言——军令部·参谋たちが語った敗戦』的「第二章開戦海軍あって国家なし」(横井秀信)中引用的证言整理。
⑤笔者在『日中全面戦争よ海軍——バナイ号事件の真相』(青木書店、1997年)中曾写道：“与卢沟桥事件一样，大山事件也是偶发事件”，“大山事件的发生，就像为扩大派的‘阴谋剧本’制造的绝好时机”。(该书第63、64页)但本文试图收回“偶发事件”说，立证其为“阴谋事件”。
⑥笠原十九司『日中全面戦争よ海军——バナイ号事件の真相』、21頁。
⑦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4年、250頁。
⑧1936年6月，海军发挥了强劲的主导权，把帝国方针更改为“南北并进论”。同年8月，在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会议上，南北并进战略及为达此目的而实行的军备扩张，被作为“国策基准”确定下来。基于“国策基准”，强调以对美作战而筹划航空战力的开发、扩充作为当务之急的海军，根据伏见宫博恭王军令部总长的指示，命令海军大学校进行《关于对美作战用兵研究》(1936年11月)。其中，针对综合物资和战斗力都不如美国的情况，在即将开战时准备突袭，“开战前，敌方的主力舰队特别是航空母舰在珍珠港停泊的话，必须注意，趁敌不备时利用我方航空母舰舰载机及大型、中型水上飞机突袭开战”。(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海軍軍戦備(1)』、朝雲新聞社、1969年、165頁)
⑨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307—312頁。
⑩井本熊男『支那事変作戦日誌』、芙蓉書房出版、1998年、146頁。
(11)2009年7月18日，笔者在新宿区政府的区议会议员接待室里，采访了武藤彻两个半小时。
(12)釜贺一夫，1917年生于熊本县宇土市，1937年陆军士官学校(50期)毕业，在破译密码方面颇具实力。1938年10月，担任留守第十二师团司令部所属密码班班长。1941年7月，调到参谋本部第十一课密码班，该班1944年8月成为陆军参谋本部第十一密码班(开发本国密码)兼陆军中央特殊情报部(破译通信情报和美英密码)。釜贺的业绩，包括破译美国陆军M209机械式密码(当时标记为Z密码)，将武官用的密码从假名变为罗马文字，成功削减以当时金额计每年240万日元的电报费，指出外务省所用的机械式密码、九七式欧文印刷机的弱点等。1942年经陆军科学学校入东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努力强化与大学数学研究者的联系，后成立“陆军数学研究会(陆军密码学理研究会)”。武藤等东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在导师的带领下，前往市之谷的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三课面试，后被分配到上诹访的密码破译作业所，因而有与在该所从事密码破译、制作工作的釜贺少佐谈话的机会。釜贺一夫战后仍在陆上自卫队从事密码破译工作，1970年退役后，担任内阁调查官、海外事情调查所参事。他以“加藤正隆”的笔名著有『基礎暗号学Ⅰ——情報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に』、『基礎暗号学Ⅱ——情報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に』(サィエンス社、1989年)等与密码有关的著作，2003年去世。
(13)关于釜贺一夫少佐提到的大山事件的说法，武藤彻为了得到进一步确证，致信当时可能在场的三位同学，问询他们是否还记得釜贺少佐的话，收到的回信是三人都不记得了。武藤因釜贺少佐的话受到了冲击，所以只有他一个人记得。但是，也必须考虑到，问询的这三个人是否在场也是不确定的事。即使在场，因为并没有像武藤那样吃惊的问题意识，也就没有留意，所以也会没有记忆。
(14)加藤正隆(釜贺一夫的笔名)的『基礎暗号学Ⅰ』中，有《附录2基础密码解读》，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密码破译方法。釜贺一夫是密码破译高手，听说战时可以很轻松地破译海军密码。但是，在其所著『基礎暗号学Ⅱ』的“后记”中，以“秘密保全的问题”为名，解释说：“关于密码的记述，特别是国家的或是社会的，甚至外国和个人的秘密保护，为不引起麻烦，必须要加以小心。”该书还这样写道：“在实例记述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战后报刊上的报道已有所限定。”釜贺一夫，作为密码破译者有很强的“保守秘密”操守。关于大山事件的真相，官方的证言很少，也没有记述。
(15)参见拙著『日中全面戦争よ海軍——バナイ号事件の真相』、「海軍が拡大させた日中戦争」(『世界』、2007年8月号)、『日中戦争よ海軍——日本はなぜ全面戦争に突入したか』(平和祈念館ブックレット、宇都宮平和祈念館をつくる会、1998年)。
(16)『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大山日記刊行委員会、1938年、非売品。
(17)上海特别陆战队，分为北部、中部、东部、西部、八字桥等派遣部队，第一大队长担任北部派遣队长，西部派遣队是从第一大队独立出来的，该大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担任西部派遣队队长，受大川内陆战队司令官的直接领导。
(18)『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军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195頁、229頁。
(19)『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8頁。
(20)「海兵同期の益田行孝より大山半平への手紙」、『上海海軍特别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6頁。
(21)『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3頁。
(22)『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2頁。
(23)『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2頁。
(24)『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3頁。
(25)『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3頁。
(26)『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3頁。
(27)事件次日一早，日本当地军队、外交机构和中国上海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及工部局警察长，一同实地查证了大山中尉的被射杀现场，结果是在“大山中尉没带手枪，斋藤水兵也是手枪挎在肩上驾驶汽车”这样的状态下被射杀的。(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309頁)
(28)『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20頁。
(2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309頁。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31)『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14頁。
(32)『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军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40頁、241頁。
(33)『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军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198頁。
(34)週刊朝日編『値段史年表明冶·大正·昭和』、朝日新聞社、1988年、91頁、92頁。
(35)『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30頁。
(36)『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军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41頁。
(37)『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军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21页。
(38)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327頁。
(3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310頁。
(40)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常第50次会议(1937年8月12日)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该资料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先生的指点。
(4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317頁。
(42)关于海军航空队的作战经过，此处略去详细的解说，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朝雲新聞社、1975年)、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支那事变に於ける帝国海軍の行動』(鵬和出版、1985年)及拙著『日中全面戦争よ海軍——パナイ号事件の真相』。
(43)『上海海軍特別陸戦隊殉職海軍大尉大山勇夫の日記』、229頁。NU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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