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武装挑衅，中国军队坚决回击，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坚持了抗战的立场，领导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过去的研究，曾经低估国民党坚持抗战的立场和在抗战中的地位，并一概以“消极”定论，实不无偏颇之处。最近若干年来的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肯定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然而，凡事都不可有偏向，科学研究更是如此。如果说过去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无低估之处，并已在后来的研究中得以改进，近些年来则又有些说法，尤其是学界之外的一些言论，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无高估之处，在尽论其“积极”面之外，对其“消极”面又有些忽视，值得学界反思和回应。早在将近30年前，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就曾经提出，研究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应该着重研究其转移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权确有个此伏彼起、此降彼升的过程，而这个转变的缘由，实际也就埋藏在国民党对抗战的某些“消极”面之中，而这样的“消极”面，还不仅仅存在于一般认为的抗战中后期以后，实际上，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上下的抗战声浪中，国民党内对形势和前途悲观者不在少数，部分从政精英尤然。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甚倾向和议”、“对大局似甚悲观”。（《王世杰日记》）且每逢政府开会讨论抗战事项，孔祥熙总是说“中国哪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仿佛自己不负一些责任”，令与会者颇为反感。（《陈克文日记》）南京失守前后，国民党决策层中因对日作战不利而使对日妥协思潮还在蔓延滋长，“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蒋介石日记》）。这样的言论和认识，大概是不能以“积极”论的。

政治上对战争前途悲观，行动上则表现为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战争激烈之时，一些国民党官员仍莺歌燕舞、嫖赌不避。在中国军队奋勇抗敌的枪炮声中，孔祥熙出访欧美大半年，于10月回国，行政院各部会长官为孔祥熙接风宴请，共计花费190余元，其中仅烟酒便花费50元。须知当时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不过15元上下。而此刻，正赶往前线参加抗战的广西军队，“沿（南京）中山路步往下关。寒风峭雨之中，皆穿黄色单衣，自顶至踵，淋漓尽湿。此皆开赴前线抗战之壮士也，壮士为国牺牲，未至战场，已饱受风雨饥寒之苦”（《陈克文日记》）。所以，著名学者傅斯年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抗战以来，“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傅斯年遗札》）。

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心态的国民党官员不在少数。南京失守前，国民政府官员乘轮船撤往武汉，同船者有何应钦、吴鼎昌、张厉生、梁寒操、王世杰、熊式辉、孙科、周佛海等一众高官。船上，他们为高宗武新婚夫妇办酒会，“共相欢笑”。同行的翁文灏不禁说，“在政府离散，国基濒危之日，风雨同舟，偏有此豪情逸致，读‘商妇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感慨系之矣！”（《翁文灏日记》）陈克文亦记载，“闻长兴轮来汉时，船上满载党部及政府高级职员，途中外交部某司长夫妇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爱你》一曲”；“时至今日，‘效死勿去’之精神似乎已易而为‘卅六着走为上着’之精神矣。事势至此，宁不可哀”。一些国民党官员撤到武汉和重庆后，有人“在旅馆里开了许多房间，叫妓赌钱，终夜的跳舞，正经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淆混黑白”。所以，国民党内有人说，“国民党早已自挖坟墓，现在是待敲丧钟的时候了。话虽过于悲观，却有几分事实”（《陈克文日记》）。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后方大力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影响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徐永昌日记》）而且，“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有国民党人甚至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陈克文日记》）即便是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表现也颇为不满，在国防最高会议“痛言，国民党程度低劣，有亡国之罪”（《翁文灏日记》）。后又在招待留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席上，“斥责数年来党部工作不力，以致我方军队所到之处，不见党部人员或党员之协助或存在”（《王世杰日记》）。

由上述国民党人自己的观察，可知抗战初期其党内政治生态和官员所作所为，不无“消极”方面，且在后来更为扩散，严重影响其领导力及政治地位。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国民党在经历抗战后，其领导力不升反降。说到底，政党的政治地位是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民心和民众拥戴的结果，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地位变化的缘由，便植根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