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9日，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的同学在3号教学大楼的3115阶梯教室集合开会。这个阶梯教室宽敞明亮，沿阶梯配有淡黄色的简便而精致的桌椅，可以容纳300多人。平时供上大课用。

大会由系协理员郅玉洁老师主持。协理员是从军队沿用下来的称呼，实际上就是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皮肤黧黑，身材壮实，说话声音不高。他说，根据院党委的指示，从今天起，开展“拔白旗”运动。所谓“白旗”，就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我们要对那些对“三面红旗”不满、宣扬白专道路或只专不红的言论进行批判

……

郅老师的话音刚落，只见坐在前排高年级的同学纷纷举手要求发言。郅老师挥手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首先上台发言，他自己就坐在讲台的侧面。这位同学披着学校发的浅蓝色制服，趿拉着拖鞋，快步走上讲台，用河南土话大声说：“机57级2班的林先群宣扬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行不通，——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动言论，应当彻底批判！……”说着，激动地挥起捏紧拳头的右臂，外衣滑落在地上，身上的绒衣脏兮兮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在开批判大会时常打头炮的同学是机56级4班的马大光（1）。

马大光讲完，一位个头不高的女同学立刻窜上讲台，她穿一身旧的蓝色制服，梳着两根毛毛糙糙的短辫，声音尖厉，却是一口难懂的湖北土话：“林先群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就是否定大炼钢铁的政治意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常常在开批判大会时发言的女同学是机56级2班的曹小莲。

接着，一个又一个穿着邋里邋遢、吼着难懂的土话的高年级的同学相继登台批判林先群，个个慷慨激昂，人人义愤填膺。——显然，在批判会前已经作了安排布置。

那时，以穿着朴素、言语粗俗、不修边幅——近乎大老粗为荣，但没想到内地来的高年级同学竟然达到如此水平！相对而言，我们新疆的同学衣着还是整洁些，言语也没有那么土气和激端。

我们新同学是头一次到这阶梯教室来，大多坐在后排，很少有人发言，却无不为会议场面的激烈所震撼！

后来，郅老师说，由林先群同学谈谈认识。

林先群坐在我们座位的前几排，平头，瘦削，戴一副大眼镜，用拗口的湖南话简短地讲了几句：我们都亲历了大炼钢铁，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我们学院炼的那些烧结铁块还堆在那里，能用吗？至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那是我的亲戚在信上说的。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出。

林先群讲话的简短和冷静也出人意料。

郅老师宣布大会暂时休会，各班分组讨论。同学们熙熙攘攘地走出3115阶梯教室。

各班进行了分组讨论，发言热烈但没有新的内容。

1959年1月22日，在大礼堂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肃反动员大会。大会由院办公室主任姬野黎主持。姬主任一头黑发梳得溜光，国字脸上架一副宽边眼镜，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中山服，颇有派头。他用山西官话讲，现在由院党委副书记侯真同志《关于开展插红旗、拔白旗，大搞安全运动》的肃反动员报告，大家欢迎。

侯真副书记头发斑白，中等个儿略显发胖，也穿身笔挺的藏青色中山服，讲话也带山西口音。他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新的成员不断增加，，一些反革命和坏分子也趁机潜入。自1957年9至1958年12月，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刑事案件74起，充分说明我院的敌情是严重的，再次进行肃反是必要的，适时的。”接着，他还一一列举了案情，发动全院人员破案。

这样一来，拔白旗又加上肃反破案，于是，我们又不停地学习文件，讨论发言。此后又两次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林先群。

1959年2月下旬，农机系又召开全系大会，还是在3号教学大楼的3115阶梯教室进行。

大会开始，郅玉洁老师在讲台上声音不高地说，按照院党委的安排，今天继续批判一些宣扬只专不红的言论。说完，坐在讲台的侧面。

郅老师的话音刚落，我们班的团支书、皮肤黧黑身板壮实的崔永良几步窜到讲台上，照着手里拿着的纸，用难懂的甘肃土话唸道：“机581班的舒肇达在大炼钢铁中消极怠工，散布对大炼钢铁不满的言论，公然声称自己是来读大学的，不是来炼废铁的——这是公开宣扬走白专道路！……”

崔永良在中学就入党了，他是甘肃某县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到我班后由辅导员指定为团支书,在大炼钢铁中是全院36名突击手之一。

紧接着，我们班的团支部宣教委员、衣着简朴的尹淑芬快步走上讲台，用河南腔的普通话说：“舒肇达在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散布得不偿失的言论，——公然跟时代唱反调！……”

接着，高年级的马大光、曹小莲等许多同学也纷纷登台发言，个个怒形于色，人人义正词严，批判舒肇达公然跟党唱反调，公然否定大炼钢铁，公然宣扬白专道路！

舒肇达英俊的脸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分头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跟那些衣冠不整的同学迥然不同。他单独靠窗坐在长椅上，不时拿着一支铅笔在椅背的简便小桌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什么。他来自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大家发言告一段落，郅老师站起来，轻声道：“同学们谈了许多，舒肇达同学谈谈你的认识吧。”

阶梯教室里沉静了片刻。

舒肇达依旧坐在那里，拿着一张小纸条，轻声但语齿清楚地用普通话说:“同学们的发言我都听到了，也作了记录。”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我只是说过，我们学院炼的那些铁能用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划算吗？我们是来上大学学知识的呵！——错在哪里呢？”

舒肇达的话音刚落，崔永良、马大光、曹小莲、尹淑芬许多同学又纷纷举手登台，严厉批判舒肇达坚持错误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公然污蔑大炼钢铁，公然宣扬白专道路!——舒肇达这面白旗拔定了！

后来，郅老师宣布今天暂时休会，各班继续开批判会。

到了三月份，农机系批判舒肇达的大会继续在3115阶梯教室进行。这次在前排多了一位朱粹主任（2），他身着旧军棉袄，戴着近视眼镜，埋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听前排的高年级同学说，朱粹主任是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的主任，经常在全院或各系作时事政策形势报告，因为他作报告时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那时就听说，他能看到保密级别很高的大参考——《参考资料》，所以，他比一般人知道的多。这次是因为农机系的白旗舒肇达、林先群态度顽固，需要从理论上打垮他们，特地请朱粹主任来坐镇的。

批判大会激烈地进行。登台发言的同学们群情激愤，声讨舒肇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轮到舒肇达谈对批判大会的认识时，他还是单独坐在靠窗的角落，拿着一张小纸条，面不改色、声不变调地轻声说道：“我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说了几句实话：我们全院师生员工几千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财力物力，炼出来的那些铁能用吗？我们是钢铁学院吗？——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沾不上边。”

接着，郅老师站起来说，请朱粹主任讲话,请朱主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阐述“拔白旗”的重要政治意义。

同学们热烈鼓掌欢迎。

朱主任个头不高，头发略有些蓬乱，讲起话来有些上海口音，他登上讲台打开笔记本，说，听了同学们和舒肇达的发言，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接着，便滔滔不绝地作了长篇讲话。

朱主任首先习惯性地谈了一下当前的形势：1958年以来，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全国超额完成了年产钢1070万吨的任务，在超英赶美的大道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接着，他照着笔记本唸道：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否定大跃进，怀疑或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朱主任放下了笔记本，继续说，我看了你们系舒肇达和林先群同学的发言记录，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

朱主任突然话锋一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否则，就是失败。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很容易走到“只专不红”或“白专道路”上去。……

朱粹主任的讲话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那时，我自然认为朱粹主任、郅玉洁老师们的讲话和大多数同学的发言是正确的，舒肇达和林先群同学的认识是错误的。

然而，舒肇达和林先群两位同学在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会上，沉着冷静,言简意赅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舒肇达，穿着庄重、举止文雅、谈吐清晰，跟衣冠不整、邋遢随便、吐齿不清的来自农村或工农速成中学的崔永良、马大光们大相径庭，也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拔白旗的激烈的大小批判会连续进行了八周。

1959年1月19日至3月15日，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展的“拔白旗”运动中，共有6名学生受到重点批判——被“拔白旗”，并被开除学籍。

直到1962年7月，学院党委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舒肇达、林先群等6位被“拔白旗”的同学才被甄别平反，恢复学籍，回到学院，舒肇达插班在机61级，林先群插班在机60级。

郅玉洁老师在分别向舒肇达、林先群当面宣布甄别平反时，真诚地向他（们）鞠躬道歉。——郅玉洁老师这种敢于自我批评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也颇不易，令人动容。

1985年编写的《新疆八一农学院史》中依然认为:“所谓白旗，当时的标准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学生，他们实际上只是发了点牢骚，说了点过头话而已。”（3）

历史的事实表明，舒肇达、林先群等同学当时只是说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一些实话而已——算不得过头话的！如同《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只是说了句真话而已，——却受到了极严厉的批判和惩罚,并且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由此可见，在拨乱反正的路途中，要走出皇帝的新衣和指鹿为马的怪圈，是多么艰难呵!

1959年春天，舒肇达在经受两个月大大小小的会议批判之后，被定为白旗开除学籍，其父立即给他买了飞机票，接回上海。据说，后来他在上海某夜大学教数学。

1962年9月，舒肇达得到甄别平反恢复学籍，回到学院，插班在机61级1班。三年多过去了，舒肇达还是戴着那副宽边眼镜，还是穿那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还是那样英俊洒脱。农机系男生宿舍同在四层楼，他有时也到我住的宿舍闲聊，因为我们同班时互相还是有些了解的，我也在上海上过学，也爱下象棋，还会说洋泾浜的上海话。

在暑假里我得了传染性肝炎，被隔离单独居住两个月。后来宿舍又加了一位插班生吴方乐，他长的人高马大，却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样子。原来他曾是56级3班的学生，因为1960年他父亲在湖北农村饿死了，他接到家里的来信，在学生宿舍大哭大骂了一场，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除学籍遣返原籍；现在甄别了，复学了，但仍难解心结。

舒肇达和吴方乐一见如故，常常低声交谈，颇为默契。

没过多久的一天下午，舒肇达一脸孩子般的笑容来到我们宿舍，悄悄对吴方乐说，班花王晓萌约他到友好商场去照相，他心里还有些紧张呢。说着，他叫吴方乐朝窗下看，王晓萌在楼下树荫处等着他呢。

农机系本来女生就少。王晓萌身材窈窕，大眼睛，直鼻梁，学习成绩也好，在系里是数得着的，追求她的人自然不少，可是她一眼就看中了插班的舒肇达！

后来，我参加修理实习，接着就是复课、毕业实习、毕业答辩……再就是毕业分配到B州工作，没有再跟舒肇达交往。

几年以后，机61级1班的一位同学也分配到B州工作，在一次会议期间，我向他问起舒肇达来，他说，舒肇达毕业后分配到南疆去了。他还说，就在61级毕业班分配方案宣布之后的当天下午，王晓萌突然终止了跟舒肇达长达四年的恋爱关系；没过几天，她就跟本系的某老师结婚了。——这在当时是系里的一件轰动性的新闻。

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舒肇达的讯息。

回忆录《我的大学岁月》中《拔白旗》这一章也就此打住。

注：

（1）、本文对同学们的姓名大多作了处理，以免对号入座。

（2）、《新疆八一农学院史》中的有关干部、教员名单上不知为何竟找不到朱粹主任的名字。

（3）、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43 。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