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宁走了。我们全家都很悲痛。
我没有上过赋宁的课，但他的品德学问、言行作风，对我们姐妹影响很深，我们在心里一直是把他当作师长和兄长敬重的。
我们是同乡、世交，我父亲吴宓与赋宁的尊人著名水利专家李协（字宜之、仪祉）先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父亲非常钦佩仪祉先生的学问及为人，尤其感激仪祉先生兴修泾惠、洛惠、渭惠等渠，造福国家，造福陕西。
上个世纪20年代初，父亲留美甫归，应梅光迪先生邀请，执教东南大学，正巧仪祉先生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两家便合租鼓楼北二条巷24号一幢小楼同居，朝夕相处，关系亲洽。在我大姐学淑出生以前，赋宁是小楼上下唯一的宝贝，三四岁时已会揺揺摆摆地独自上楼串门儿，有时拖张凳子到我母亲的五斗橱跟前，爬上去掏她糖罐里的糖吃。五六十年后，赋宁同我母亲谈起这些有趣的往事，还很开心。
后来仪祉先生回陕西兴办水利去了，但每次出差到北京，都要找已回母校清华教书的我父亲见面谈心。
1935年，赋宁考上清华大学，他想学工，好像考的电机工程系，后来受我父亲影响，改修文学，进了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从此孜孜于外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毕其一生。
赋宁就读清华期间，时往西客厅问学、借书，共进晚餐；也常伴随父亲散步、出游，所以父亲的许多老友如陈寅恪、汤用彤、张奚若、温德（RobertWinter）、翟孟生（RobertD.Jamson）等等，赋宁也很熟悉。
抗战爆发，平津沦陷，政府教育当局于1937年8月中命清华与北大、南开合组临时大学于湖南省会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觅得校址于长沙圣经学院，乃于11月1日开学。因长沙校舍不敷，临大文学院设于长沙圣经学院的南岳分校，在南岳衡山关山腰的校址内。赋宁于1937年12月初随同我父亲自长沙抵南岳报到上课，虽只短短一个学期，感到收获很大。临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请来剑桥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给外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莎士比亚、英诗、英文散文和作文课。他的真知灼见，使学生大开眼界，思维和鉴别能力提高，又通过严格的训练，能够用英文较明确、流畅地表达思想。赋宁还上吴达元先生讲授的高年级法文课，柳无忌先生的《现代英国文学》课，父亲所开《西方古代文学》课等。当时南岳山上学术空气浓厚，讲学之风甚盛，学生可以自由聆听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汤用彤先生讲印度哲学，金岳霖先生讲逻辑，闻一多先生讲《诗经》，钱穆先生讲中国历史，吴宓先生讲西方文学史……。赋宁曾说：“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见李赋宁：《〈三言两语诗文集〉序》）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长沙迭遭敌机轰炸，教育当局1938年2月复令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千数百人的团体，水陆分途入滇，4月迁完。父亲2月12日乘火车离长沙至广州转香港，搭海船到越南海防，登滇越铁路火车于3月7日抵昆明。赋宁也走水路，但比父亲晚到一个多月。仪祉先生去世，赋宁正在赴昆明途中。据父亲1938年4月9日至5月3日日记：“李协（宜之）兄于三月初逝世，极堪悼惜。宓于李赋宁由港到此之晚，与之详谈宜之兄之造诣、品德及其功绩，并与曾文正公比较，以见勤俭和厚之且耕且读之家庭，实造就真正伟人之地也。宁恐未能尽解。”
西南联大初成立时，文法学院设于蒙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海关、银行，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父亲在蒙自，同南岳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较之北京，闲逸多多。相契的学生中，“有叶柽、李鲸石二人，皆北大外文系四年级，聪慧勤敏，而笃厚可亲。”张志岳时亦叙谈，刘寿嵩、赵仲邑等呈诗批改；而“其行迹亲密，时共游步叙谈或至咖啡馆中进食者，为李赋宁。”（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332至333页）
烽火连天，战事消息不佳，然而天南一隅弦诵之声不辍。7月7日，卢沟桥事变周年，师生齐集操场，雨中举行纪念礼。分校主席樊际昌先生致词，冯友兰先生讲话，鼓励振奋，刚毅坚卓。是日全校上课如恒，献金救国。
七八月之交，正当武汉撤退、政府机关全迁重庆之时，柳州中央航校拟迁蒙自，占用联大分校校舍，于是布置初妥的分校不得不提前考试放假。赋宁随男女学生大队于8月中离蒙自赴昆明参加军训；父亲则偕汤用彤、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先生赁居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父亲称谓“天南精舍”者，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
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后，虽与其他各院同杰屡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直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没有再迁移。
父亲喜欢赋宁美才好学，上课精神贯注，悟性好，笔记、作业清晰有条理。钱钟书先生1938年所授Con鄄temporaryNovel（当代小说）和Renais鄄sanceLiteratuer（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两课，父亲就是读的赋宁所记讲义而赞为“甚佳”、“甚佩”的。钱钟书先生在昆明随父亲等人游宴，屡称周珏良和赋宁为“二妙”，离昆明后来信犹作此称；所以父亲当1941年秋周珏良偕方缃北归赋诗赠别，有“云路双飞俊，文津二妙骖”之句。
战时的昆明物质生活虽然困穷，精神生活仍丰富活跃。校内壁报满墙，社团林立，学术演讲讨论，很是热闹。赋宁和李鲸石都爱好法国语言及法国文学，曾与严倚云、杨周翰等在法国学者邵可侣（JscquesReclus）、美国学者温德、父亲和吴达元教授的帮助下，成立了法语友谊会（LaSociétéAmicale），定期举行学术报告及讨论，一切活动用法语进行。父亲与中文系刘文典教授，还有一些爱读《石头记》的联大师生，常聚会讨论这部文学经典，各抒己见，整理成册，有时一同出游或上电台广播，赋宁经常与会。
有段时间，父亲和赋宁、王德锡同在周珏良、郑侨于文化巷的寓所包饭，同饭的五人成立一椒花诗社。社集时，由轮值的社主略备酒菜果点，出具题目，各作旧诗，共同记分，评出甲乙。后来，杨周翰、刘健等也加入。大概举行过五六集。
赋宁1939年夏大学毕业，考入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部，为该部当年唯一录取的研究生。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考试：父亲参加了研究院文理所本年招生的《英文》（作文及翻译，与叶公超）、《西洋文学史》、《西洋文学名著》的命题；吴达元、杨业治分别为《法文》、《德文》命题；朱自清、罗常培为《国文》命题；金岳霖为《逻辑》命题；《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命题人则是冯友兰。
1941年6月28日，父亲参加了赋宁的毕业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TragicEle鄄mentsintheComediesofMoliere（莫里哀喜剧中的悲剧因素）。随后，赋宁被清华研究院授予文学硕士学位。赋宁于1941年5月受聘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1943年改任专任讲师。
1942年暑假，父亲有意离联大去遵义浙江大学任教，赋宁有诗送行：
送雨僧师入黔李赋宁于七月二十二日为学从师历七年，燕都滇楚久随研。喜听高论忘尘俗，私庆无知得道传。世劫方殷伤寡侣，灵芬独嚼绝繁弦。今来移砚求恬静，临别依依祝顺迁。后来父亲为西南联大当局挽留，不果行。他把赋宁的这首赠诗收进《吴宓诗集续集》卷十五，昆明卷。
1943年12月，赋宁请假回西安探亲，以战火逼近，旅途险阻，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家。翌年3月，即拟返校授课，因旅费难筹电请父亲帮助代筹，谁料汇款收到，中原战事骤起，西安告急，交通困难万分。6月9日，父亲从联大、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处得知，清华聘任委员会对赋宁要迟归不满，立刻往见梅贻琦校长疏解，并作书面说明备案。父亲这封亲笔信，半个世纪后我始在清华档案获见，信上有梅贻琦校长所批：“送冯友兰先生阅琦六，十”冯友兰先生所签“冯六，十二”。由于此信多方面说明赋宁情况，现刊布如下，供读者参阅，遗憾的是，赋宁本人已不得一见。梅校长钧鉴：
按查本校外国语文系专任讲师李赋宁君，于去年十二月请假回西安省亲。（李君为故水利专家李协［仪祉］先生之子。李协先生兴修渭惠等渠，造福国省无阻，其殁时［二十七年三月］赋宁方随校由湘迁滇。盖自二十六年秋至今，赋宁未尝一日离校，终岁勤学，师友交誉。去年六月，赋宁在昆明大病一次，其寡母思子綦切，故召还。）行时，除向联大、清华外文系主任请假得许外，并以所任教课，托吴达元、吴宓、王佐良三君分授。每月薪津（自十二月起）由王佐良代领，全数分给代课之三君，各得三分之一。（其留美预备班课，则托杨周翰代授，薪津亦全归杨君领得。）
赋宁回家（本年一月初，始到家。）后，适值母病，未忍遽离。本年三月，即拟回校销假，复以旅费难筹，函求设法。宓遂于四月一日、四月十四日，两次由昆明汇去万元，并为代办在渝乘飞机用之学校证明及私人有力请托函，同时寄去。但四月十七日中原战事遽起，五月二十二日宓接赋宁西安来电云，“款俱收到，即设法首途，现交通极困难，能否抵滇，尚未可卜。宁。”该电未详月日，但赋宁急欲回校之心，则昭然若揭，而交通之困难，在今西安危急，军事运输与居民疏散，情形可以想见。
窃查李赋宁纯厚勤敏，为清华外文系近年毕业生中最有成绩与希望之人才，陈福田主任与吴达元教授素极称奖。其平日授课任职亦至忠勤，此次回籍省母，请假虽稍久，而课未尝缺，亦未支领分文薪金，决非偷懒取巧、旷职自私者可比。且今正在冒危险、历困难，奔回学校，不日即可赶到。宓谨呈报实情，以备钧核。此请日安代理外文系主任
吴宓上三十三年六月九日赋宁历经艰辛终于1944年8月13日返抵昆明，据是日父亲日记：“10：00宁至自西安，相见甚欢。宓旋请宁至玉华坊松鹤楼便宴。”为迎候赋宁归来，父亲早早为他晒了衣被。然而欢聚只一个多月，父亲就在西南联大休假一年，赴成都燕京大学讲学去了。赋宁帮助父亲收拾行李，并与李鲸石、王佐良等直送到英国军事代表团驻地。父亲是搭英国军车上路的，先去贵阳访师问友、遵义浙大短期讲学，再经至重庆去成都。
两人再次见面，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赋宁已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准备由蓉回陕探亲后去南京办手续出国。父亲当时仍在复员中的燕京大学，他安顿赋宁和同行的王浩君在燕大教员宿舍住下，又为赋宁登记附乘燕京第七批北行车队赴陕，于6月3日成行。
父亲原来劝赋宁由昆明径赴南京先办赴美事，再飞陕省母，此时不必来蓉。但赋宁还是来了，而且正是这次在成都的短暂逗留，经亲戚介绍，认识了金陵大学外文系四年级女生徐述华小姐，相互一见倾心，真是有缘千里相会。这年十一月，父亲收到赋宁十月十三日美国函，寄来他与述华八月十一日在南京订婚照片。
赋宁留美期间，与父亲通信不断。据父亲1948年8月9日日记，“晨，函宁，复其七月二十五日函，力劝速即毅然回国，任清华副教授，且今秋结婚，不必再求Ph.D.。”也许是学习钻研之心太切，赋宁在耶鲁大学留了下来，通过了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直到全国解放，再也坐不住了，决然返国，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时父亲已由武汉飞至重庆，曾想上峨眉山出家，因交通断绝，留止渝碚，在勉仁、相辉学院和重庆大学三处授课，1950年后一直执教西南师范学院。
1961年暑假，父亲自1937年仓促离平24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北京。他是专程去广州看望老友陈寅恪先生后北上的，寅恪伯父临别赠诗有句“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父亲此次北来也有与家人亲友诀别之意。他在城里与我母亲相聚，会见了老友钱韬孙、赵紫宸、张奚若、胡步川先生，去学部见到金岳霖、贺麟、沈有鼎、罗念生等先生，又赴钱钟书、杨绛夫妇家宴，灯下久叙谈。赋宁接父亲到北大小住，下榻燕东园他家书房。钱学熙、吴达元、杨业治、王岷源、关懿娴、张君川、齐声乔先生，杨周翰、王还夫妇，田德望、刘玉娟夫妇等昔年友生纷纷前来会见。父亲看望了老友汤用彤、郑之蕃、叶企孙先生，并专往朗润园与“老温德”畅谈。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遭到了不幸：先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教师队伍，随后因他所编的《学衡》杂志受到过鲁迅批评，就成了“反共老手”、“历史反革命分子”，批斗再三，迫害致残。1974年“批林批孔”，父亲“宁肯杀头也不批孔”，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最后遣返原籍，含冤以终。
父亲是1978年1月17日在家乡陕西泾阳去世的，那时“四人帮”被粉碎已一年多，他的冤案不得平反。我们给西南师院、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高教局写信，给胡乔木、胡耀邦同志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但全如石沉大海，不见反应。
不久，赋宁去广州参加全国外国文学科研规划会议，我写信给赋宁，请他试试找父亲的友生联名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呼吁为父亲平反。赋宁很快起草了一份呈给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同志的报告，托陕西师大的马家骏先生用毛笔工整书写，并按赋宁所提的名单，去找与会的有关人士在报告上签名。据马先生后来告诉我们：签名者有外国文学界的耆宿，也有父亲在清华、西南联大的学生，以及其他的人。他跑遍了越秀宾馆的前后两楼。征集签名时，冯至、朱光潜先生十分惊讶于父亲的遭遇和逝世，诗人梁宗岱听说父亲的情况，老泪纵横，痛哭失声。赋宁所开名单上的人，很快签完，一些没有见过父亲而久慕其名的与会者，也主动要求签名。这份报告后来转到科教部门，负责同志又转给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让西南师院办理。1979年7月19日，西南师院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为我父亲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赋宁喜诗，父亲去世后，他有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多首悼念，记得有“荷声藤影馆，水木清华轩。怅望西南地，长吟新旧篇”之句。赋宁总是督促我们努力收集父亲诗篇，整理出版新编《吴宓诗集》。如今新的诗集即将出版，新增父亲自作诗600首，友生酬赠唱和之作亦多，而赋宁却已不及吟诵，只有将《诗集》，敬置于他的遗像前，祈念赋宁在天之灵能够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