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初夏，我第一次听说了在浙西大山深处有一个叫“河桥”的古镇。

那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省里发起规模宏大的“征文”活动，并首次明确“可以写一写‘正面战场’上的国军故事”。

我终于“采访”了作为老军人的生身父亲。

采访父亲？喔，有必要插叙一下：

打小，我一直以为，我出生在一个姓沈的裁缝家庭。

知道我是在出生11天后被沈家领养的事，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我临近结婚时候了。

那年，我的作家同行张廷竹以老军人范道乾为创作原型，写出中篇小说《路漫漫》发表在大型军事文学双月刊《昆仑》上，我读到了历史的严酷与创痛。

生父范道乾，中学时代激于抗战热情，从永康乡下跑出来，投身“黄埔军校”，为十五期生，参战过著名的“昆仑关大捷”打日本流过血，伤愈后回浙江地方部队，代表当时的政府接受临安，余杭一带的日军投降。内战烽火起，由于不满中国人打中国人，愤而退役经商，却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手持“中国人民解放军XX游击纵队司令部”红色印签，策动原部下在杭州临解放时起义，然后重回行伍，任杭州军分区参谋。受命去浙皖边剿匪——也即劝降溃散于乡间的国军残部。然而“抗美援朝”爆发后，由于“历史反革命罪”而被关入大牢。[我恰于此，不合时宜地来到人世，为避免早夭，生母将我送给沈家。]

小说叙写的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故事，讲述了老军人上访申诉寻求平反的坎坷经历。我作为后来人，反思的结论是：理应尊重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

在人的一生中，或坎坷或平坦，风刀霜剑总会镌刻上历史的年轮。

传统中国历来有“养父母重于生父母”的说法，因此，我与生身父母交往仅限于年节之间的问候，而电约访谈尚属首次。

当年生父已是白发银髯，却或坐或行，总是身板硬朗“像搓衣板一样地挺拔着”，透着一股清贫掩盖不住的军人气质。

聊起终生难忘的抗战，他一气呵成地讲述了从“求学黄埔”到“决战昆仑关”等战火中的往事。最后，他郑重地告诉我四个字：莫忘河桥。

从1944年开始，日军唯恐美军在杭嘉湖地区登陆，调集关东军南下，加强海防。

日军在1945年7月底，抽调湖南等地兵力，出动数万人，代号“樱特攻”，编为突击部队。兵分两路：经过余杭的敌人进攻临安，推进到於潜；经过富阳的敌人一分为二，一支向新登，进犯於潜双庙，另一支向桐庐，再犯分水，然后析出两股，一股经合村向昌化洪岭，至朱穴，另一股沿昌化溪犯河桥，将矛头指向天目山深处，企图倾覆忠义救国军总部、中美前进指挥所、25集团军总部，追杀戴笠、梅乐斯，摧毁浙西反攻基地，延长侵华时间。

因敌来势汹汹，美国战略局与中国军统合作组织“中美前进指挥所”迅速撤往深山，并将准备组建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的美式装备紧急运离，如遇险情，立即焚毁。

1945年8月10日,日军楔形推进，直捣昌化，樱特攻少将在河桥坐镇指挥，实施重点进攻。然而，战场易势，中国军队组织大反击，将河桥团团围住。

12日凌晨，朱穴敌向河桥靠拢，杀害征用的民夫及沿途所遇老百姓，人数至少在138以上。此时，日军已获悉11日晚冈村宁次下达的停战令，仍滥杀无辜，豺狼本性暴露无遗。

国军经激战，于12日晚一举收复河桥。

当时，生父任浙江省保安独立一大队队副兼一中队长，任务是驻守河桥一带的枪械仓库。为截断敌军后撤，他带领部下在沿途埋雷，并派出两名于潜兵放哨。

13日天未亮，有一连日军沿山谷，由过水埠向青山店撤退。生父率省保安部队抢先赶到，在小桥上架起机枪，阻敌去路。陷于重围之敌，困兽犹斗，发起数次冲锋。保安部队坚守桥头，不惜流血，班长吴镇田头部负伤，生父的腿部也被流弹击伤，幸无大碍。

苦战3~4小时后，至下午枪声渐稀，日军除有一小股涉水绕道逃往青山店外，尸横遍野，溃散无踪。生父率部搜索战场，活捉了一名负伤的日上等兵，名叫川村真治。

此时，生父已接到传令兵送达“敌已放下枪，无条件投降”的上级战报，就布置部下拉来数匹白布，用以包裹敌尸，并按日军惯例，割下死者手臂，送往敌营，以回国报丧。

此战，延续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成为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被当时主流媒体誉为“抗战起自卢沟桥，抗战结束在河桥”。

生父讲述的历史像军号声声，经久不息地在我的耳畔回响。

我的生身父亲已于2005年逝世，享年84岁。我把这段采访史记录下来，谨献给伟大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