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4年12月20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边际，历史教学编辑部。
编者手记：阎步克谈自己的学术道路心平气和不事张扬，他淡化了自己刻苦用功的一面。上个世纪史学界偏重古代史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状况不知梳理了多少遍，要想再出成果比较困难，但是，他做到了，其中的枯燥和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忍耐的。史学研究不仅仅靠天分，更重要的是勤奋加思考。其中的乐趣也只有那些爱思考的人所自知。 去年年底，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由吴宗国主编了一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阎先生撰写了其中两章。这本书讲清了很多问题。建议中学教师将此书置于案头常读。
问：阎老师是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学系的。想问问您是不是很早就很喜欢历史？为什么选择历史学的道路呢？
答：不完全是这样。我少年时学习成绩一般，没形成特别的爱好。少年时曾喜欢读科普书，像《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看科学》等等，特别是科幻故事留下的美妙感觉，至今历久弥新。但小学5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就停课。我们年纪小，没卷入红卫兵运动，那几年几乎就是呆在家里玩。那段日子，对革命风暴中的父母来说是动荡而艰难的，而我们孩子们反倒有幸享受另类的“快乐”。我每天忙于捉蟋蟀，喂着一群鸡，还养了一只黑猫，还装过矿石收音机什么的。课本都丢在角落里任其尘封了。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家里的书烧掉了很多。后来终于复课了，我们被领进一所中学，入学就算初二学生。至今印象很深的是，进了中学校门后，眼前的那座教学楼没几块好玻璃，都是“武斗”砸碎的。复课后的课堂上也乱哄哄的。整天也就是开会、学习、游行、大批判什么的。比
如“九大”闭幕了，我们就举着红纸糊的火炬灯笼，在大街上游行庆祝了一整夜。少年时没读什么书，培养兴趣也就无从谈起了。
后来我下乡、入伍，1978年5月复员进了沈阳鼓风机厂，7月份参加了高考。那时对高考毫无了解，只是想壮着胆儿“蒙一把”，碰碰运气罢了。高考对我们那批人来说，几乎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有个说法是“末班车”。当时报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因语文的考分很低，所以是被历史系录取的。若有条件的话，本来也许会考理工科。但那年都24岁了，得考虑生计问题。由于根本没有数理化基础，所以只能现实点儿，选择文科吧。
有时候学生问我“治学道路”，这样的问题总令我尴尬，只能回答说自己的个人治学经历不足为训。我的中学是先后在沈阳四十中学和三十八中学念的，这两个学校当时都不开历史课，所以大学之前我一天历史课也没上过。高考时只是靠着背熟了一份几十页的复习材料而已。屈指算起来，在跨进北大校门之前，学过的文言文只有三篇：《愚公移山》《方腊起义》和《中山狼传》，而且都是节选。“文革”时的中学课本，就是如此。对大学历史学习来说，这基础实在太薄弱了。大学本科的很多时间，其实是在补中学的课。
我身体孱弱，一向不怎么健康，看书稍久了就觉得疲惫不堪。本质上又是个疏阔懒散的人，喜欢看闲杂书，却厌倦高强度的艰苦学习。所以，学生时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训练是片断的，很单薄。从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开始，直到现在，感觉上都是在边写作边补课，缺什么现查现学，而不是在一个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上厚积薄发。我对这一点有很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只能算个过渡性的学者，不但不能跟老一代史学大师比，甚至不能跟现在的年轻博士们比。当然这样给自己定位也有好处，就是心态轻松，没压力，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罢了。所以我教书写文章，其实是“勉为其难”；当然为了学生和读者，还是要“尽力而为”的。
问：那么，你怎么进入历史研究的呢？
答：大致说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思考走吧。入学后有好一段，不知道如何记笔记和读书，下了课也不知该干什么。那时大学的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同学们对社会政治非常敏感，经常有各种讨论。记得进校不久，就去听了个“粉碎四人帮算不算‘第二次解放’”的讨论。在高年级学生各种各样的激烈争辩中，我想插嘴肯定是没资格的，不过很喜欢去凑热闹。相形之下，古书上的东西更显渺茫遥远了。一度还有过文学写作的冲动，尝试着写诗、写散文，想看看将来能否从事文学。不过一段时间后总算是明白了，文学原是一种天分，而自己没那天分，只能放弃。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毕竟听了不少历史课，弄文学看来没了指望，放在历史上的心思也多了起来。不过开始所思考的问题，都是大而无当的。曾向一位姓张的先生请教，“地理决定论”有没有研究价值？我记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没价值！你该跟老先生学点儿扎扎实实的真学问去。这让我有些沮丧，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有次跟同宿舍的同学聊天，他说他的岳父──一位著名的老历史学家──说，“孝”这个观念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周代宗法大家族时期的“孝”观念，跟战国以后个人小家庭时代的“孝”观念，未必相同。当时我觉得这种研究一个字儿的做法很新鲜，不妨试一把。儒家崇尚仁、义、礼、智、信。以前在军队的“战士批林批孔小组”时，看了一些批仁、义、礼的文章。“智”是怎么回事儿呢？好像无从说起。相比起来，“信”似乎没见人专门谈过，于是就打算弄一下这个“信”。随后我去翻检古书，把带“信”字的段落抄出来，加以排比整理，写了篇儿东西，题目就叫“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寄了出去。这篇东西，后来被《历史研究》发表了。那是大三的事情。 大四临毕业的时候，不怎么想离开校园。因为性格上很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又拙于谋生，做学生的那种散淡自由，让人恋恋不舍。“先秦信观念”的文章的发表，也使我觉得历史
这行当虽然枯燥，但还是可以试试的。人生的机会并不太多，到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儿。若能在燕园再呆三年，毕竟是我打心眼儿里向往的。于是我决定：考研吧。本科生时听过田余庆先生的秦汉史课程，深为田先生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和深邃独到的讲授所吸引，所以就打算考田先生的研究生。壮着胆子上了田先生的家门，说自己想考研，又送上了发表的文章。当时田先生不置可否。第二次去的时候，田先生有了笑容，表示愿意接受。这样，我开始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学习。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因为我准备着考试而无心他顾，迷迷糊糊的也没联系工作。万一考砸了，出路就将成为问题。
此后我选定察举制为硕士论文题目，在1985年初通过了答辩。后来的博士论文也是这个题目。这期间，逐步形成了我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初步看法，并逐渐开始了历史研究。虽然我最初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哪怕是一块石头，放在怀里捂久了，也会热乎起来。我喜欢胡思乱想，既然历史中碰上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那么也不妨到这个领域胡思乱想一番嘛。
问：阎老师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察举制度的，你怎么想起选这个课题呢？
答：读研之初，满眼迷茫，不知如何入手。名士故事很生动有趣，最初很想研究研究魏晋名士、玄学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大学新生听魏晋南北朝史课，首先被吸引的大抵也是这个。读书时看到一些名士喜欢长啸，写过一篇关于“长啸”的札记，不过恰好《文史知识》刊登了一篇长啸的文章，比我搜集的材料还多一些了。我只好把那篇札记丢一边儿了。那时写过一些乱糟糟的作业，有些送给田先生看，看得他直皱眉头。记得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孔融的作业之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作业比起《历史研究》那篇“信观念”的文章，怎么差那么远呢？当时我哑口无言。当然心里明白，自己基础差，碰巧弄出篇文章来，此后就难以为继了。入门，真如有黑夜中的流浪，或电子游戏中的迷宫，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路。 先后听了田余庆、周一良、祝总斌先生的课程， 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是个权势很大的政治势力，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士族这个阶层。刚刚开始尝试研究的人，视线往往率先落在前人的论题上。田余庆、周一良先生讲政治史，而祝总斌先生讲制度史。所以，我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来思考士族的。汉王朝选官有两大途径：辟召和察举。太尉、司徒、司空辟召掾属是一条仕途；即皇帝指令提拔官员。州刺史每年察举茂才，郡太守每年察举孝廉，这又是一条仕途。是从下层选拔推荐官吏。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很多著作都把这个制度，作为此期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来介绍，并指出它是面向士族门阀的。然而读书时我注意到，除了九品中正制，史料显示此期依然有秀才、孝廉察举。那么，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动手翻检史书，把此期的秀才、孝廉材料摘录出来，并加以排比，看看能不能用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作硕士论文选题。田余庆先生讨论“门阀政治”，他的思路是东晋门阀当政，所以就有了“皇帝垂拱”；次等士族刘裕重振了皇权建刘宋，相应地门阀政治宣告终结。跟着老师念书，当然会潜移默化。我做察举研究时，就受了这个思路的影响。当时形成的想法是：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士族门阀，而察举考试有利于皇权和官僚政治；二、士族门阀势力较大，则察举低落；士族门阀衰落、皇权复兴，则察举考试复兴。那么就拿这两点设想，来作硕士论文了。
做博士论文时顺水推舟，继续做察举研究。这时候我想重新看一看汉代的情况。本来汉代选官是个深耕熟耘的领域，估计已题无剩义，所以，以前没太花心思推敲；然而，这时从魏晋南北朝反观汉代，我有了新的感觉：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最终是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变迁的方向。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从皇权与门阀的关系，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由此就有了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问：但后来您又考察士大夫政治问题，转入了政治文化研究。
答：是的。士大夫政治应该是个“政治文化”问题。当然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政治行为的一套态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则用以指处于政治和文化交界面上，或说兼有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那些事象。这是为了适合这一情况：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是高度整合的，二者经常密不可分。也正是为此，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其实是一个老话题，而不能说是一种新方法。我的这个兴趣，其实来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讨论。“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受迫害，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后来就有很多人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过当时的某些议论，不能说没有传统的“尊贤”气息。
最初我也想从传统士人那里，去寻找问题的渊源。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知识阶层有很精彩的论述。他比照近代“知识分子”，指出先秦士人，已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我也沿着这个思路向前走。在跟同学的讨论中，浮现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秦帝国的“文法吏”，算不算知识分子？自己随后去查阅了一些关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并开始考虑士人与文吏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为《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此文受了社会学的“角色”概念和“社会分化”概念的影响，采用了一个“分化──冲突──融合”的叙述模式，即：儒生、文吏在战国分化，在秦汉冲突，在东汉最终融合，由此形成的“亦儒亦吏”又“非儒非吏”角色，就是中国“士大夫”的基本形态。以前讨论儒生、文吏的文章也有，但这个“分化──冲突──融合”模式，还可以说是一个新见吧。
此后我日益感到，儒生、文吏的问题其实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或政治文化形态问题。最终决定做这样的处理：揭著“士大夫政治”概念，将之表述为“对社会分化的一种特殊处理”，其要点就是尊者、亲者和贤者的三位一体，父道、师道和吏道的相济相维。这就是我《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中心思想。当然，这样的论述也许过于个性化了我猜想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它，它可能离人们所习惯的那些思路、表达过远了。因为其中既融合了现代社会科学术语，又使用了传统色彩的概念，然而在我的用法中它们都“似是而非”了。（这还成了我的习惯做法）。幸好我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一意孤行”惯了。其实，人文领域的各种解释模式，很难说有是非之别，只能说有高下之分吧。哪种模式能被较多人接受，其实不只是个学术问题，那跟社会背景、文化思潮相关，甚至还有偶然和随机因素。不光不同的理论、观点“譬犹水火，相灭相生”，甚至风格、路数的不同也会造成摩擦和疏离。比如偏重理论和偏重考证的人彼此瞧不上眼儿，甚至同搞政治史，着眼于制度、结构者和着眼于势力、集团者，会相互觉得对方“没深度”。这样的景观意味着什么，得看透才成。对自己来说，把想法表达出来就足够了。
问：我们注意到您近年用“品位—职位”概念研究官阶制度，现在有什么新设想吗？
答：这个课题其实是从一个小小的考证开始的，也就是北周军号散官的“双授”。这问题很隐晦细小，然而我希望从中牵引出更多问题。早年曾浏览过一本文官制度的书，其中提到了“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的叙述，这时我参用这对概念，使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来解释唐代文武阶官的意义，那么“双授”就可以视作唐代文武阶官的渊源了。进而，我把思路扩大到了魏晋、秦汉以至先秦，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尝试把周爵、二十等爵、禄秩、中正品、散官、军号、官品等等，纳入了一个连贯的思路之中，进而对三千年官阶制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五段分期的模式。相关看法，见于我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当然一些基本设想，也遇到了质疑。比如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皇权和官僚既相互结合、也彼此矛盾；官僚可能“贵族化”，这将侵蚀皇帝的专制权势，并导致官阶制度上的优厚的品位待遇；而在皇权较强的时候，皇帝更倾向依职位给予待遇。然而这也遇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认为官僚与皇权是高度一致的，并无矛盾；品位与皇权之间并不存在我所描述的那种关系。我这本书大量篇幅用于澄清前所未知的历史细节，所以相当难读。这可能影响了对观点的理解。有些批评或属误解。比如有人说，唐宋有复杂的品位制度，可皇权也在强化，这说明我的观点不能成立。其实我在书中是这么说的：较之魏晋南北朝，唐宋皇权恢复了专制权威，所以，唐宋品位制度已回归于官僚政治的范畴之内了。魏晋南北朝才是“品位化”的高峰期，出现了繁多的品位序列；而这时皇权低落，而士族门阀的权势，包括品位性特权，无疑具有“贵族化”的意义。
同时我也感到，尽管现代历史学对传统官僚政治的研究已近一个世纪，但一些基本理念仍有澄清之必要。比如皇权与官僚的关系，是否存在矛盾的方面？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思路，其实就是皇权与门阀的此消彼长。日本学者的“六朝贵族论”，也有相近的意义。还有学者认为，“专制”一词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然而我觉得，何必拘泥于西方语境中“专制”的原初意义，此词在中国历史学中已近百年。概念只是工具而已，我们用它来区分事物的差别。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中国这种权力高度一元化、集中化的官僚帝国体制，是非常典型的，若它不称“专制”，那什么是“专制”呢？专制政体，是一个经典的政治概念。而把中国皇权视为“专制”，有利于将之与历史上其他不具权力一元化、高度集中化特征的君主区分开来。
复杂的官僚机器和庞大的官僚群体，是贯彻君主专制的基本保障。但若官员是充分“贵族化”的，那么君主就不能称之为“专制君主”了，而在分类学上向贵族政体靠近。周代的贵族政治下，周天子和国君们就不是专制君主。这显示了什么呢？显示政治形态不仅仅与政治制度相关，而且与官僚形态相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说，中国古代存在各种类型的官僚，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胥吏，士族门阀与寒人，皇亲国戚，宦官家奴，在少数族政权之下还有胡汉官僚之别。他们间的不同关系，以及他们与皇权间的不同关系，在历代都不相同，甚至在一个朝代的前期后期都不相同，从而使各时期政治呈现出不同面貌。
再回到官阶制上。这样的一些基本认识，将影响对传统官僚等级制的研究。打个比方说，若是你一个老板，你将如何安排下属的等级？一种极端的可能，你拥有铁腕并把血汗制度强加给员工，这时候员工的等级，很可能就只是劳务和报酬的等级而已，干活儿才给钱。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等级，偏重“职位的分等”。另一种极端的可能，是员工越来越难对付，各种奖金、福利、补贴一样不能少；你得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甚至操心到生老病死；没活干也不能把他们解雇，他们倒会把七大姑八大侄都弄进你的公司来。这时的级别设计，就得充分保证其收入、待遇、工龄、资历和晋升，还得授予各种响亮头衔，满足他们的荣耀感。这样的等级，就会向“品位的分等”偏转过去。这个比方是要显示，品位问题与官僚形态、与君主与官僚的关系相关，上述两种情况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型。
问题当然还不这么简单，比如老板下面会有些心腹、打手，他们与普通员工又待遇不同了。员工的来源、资质也是个问题，山沟里来的贫苦农民好欺负，有文化的大学生就不那么好惹，等等。在传统王朝之上，也会发生约略可比的情况。 在这里当然不可能把我的全部想法详述出来。大致说，打算把官阶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二：第一，官职的等级和类型安排；第二，官僚的等级和类型安排。帝国统治者作此安排时有两种考虑：第一个是“运作考虑”，这涉及了对官署和官职等级的技术安排和政治安排；第二个是“身份考虑”，也就是皇帝如何安排对各色各类官僚的身份地位问题。而在中国古代的“官本位”体制下，官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其本身的等级和地位也将影响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官阶问题所涉层面，就可以这样表述：官僚自身的类型和等级是一个层面；向上说，不同类型官僚与皇权的关系是一层面；向下看，不同类型的官僚与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又是一个层面。以此为前提，我们就可以具体观察中国历代王朝的各种位阶品级性质、功能和意义了，如爵级、秩级、俸禄、官品、朝位，中正品，军号、散官、阶官、加官、衔号、资格、学历等等。而且在一个时代各种等级序列中，必有某种或某几种等级序列，发挥着支柱和导向作用。比如在汉代，我们可以把主导性的品级结构概括“爵─秩体制”；而在魏晋南北朝，中正品和军阶的关系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就是近来正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下个学期的课程上想跟同学们讨论的问题。
问：说到教学，据我所知阎老师几年前就使用多媒体课件了，所讲的“中国古代史”也被列为国家精品课程。在这方面先生花费了很多心血吧？
答：说到多媒体课件，这又涉及兴趣和爱好问题了。其实比起历史学来，我更喜欢那些需要动手、跟电器有关系的东西。少年时就装过收音机，在军队时干的又是雷达兵。十多年前我用一本译著的稿费买了台电脑，随即就旧病复发、沉迷其中了。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的培训，学习了POWER－POINT。2001年的暑假，便开始动手制作“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课件，忙了整整一个夏天。开学后在课堂上试用，感觉既方便、又新鲜；而学生的反映也很好。以前听过这课的同学有的又来听，说确实不一样了，有了幻灯片，一些光靠讲授有局限的内容，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对我是个很关键的鼓励。
当然筚路蓝缕，开始所做的还很粗糙，所以得一边上课一边修改完善。经常是在屏幕前耗到早上三四点甚至四五点，胡乱躺一会儿，赶紧爬起来吃口东西，又去赶8：00的课。这也怪自己太“唯美主义”，如何表达才鲜明，如何处理才好看，总推敲个没完，结果几乎没一张幻灯片不是改了又改的。若说它们曾“十易其稿”，也并不为过。
PPT课件的优点，是即时提供大量信息，如文字、照片、地图、表格、示意图、书影等等；然而有一利必有其弊：课堂信息量太大，学生记笔记就费劲儿了。为弥补这一缺憾，我又学习制作网页，把课件内容放到互联网上。这样，学生就可以课前在网上预习、在课后复习了。解决了不便记笔记的问题，上课就可以专心听讲了。网上的讨论区，也提供了师生交流的新方式。现在我各门课程都使用课件，已有三门课程上了网。按国家精品课程工程的要求，精品课的网上部分每年要更新15％。所以这个寒假里，我又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欢迎大家经常浏览，网址是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yanbuke／mulu03．htm。这里我想说明一下：网页上的幻灯片画面，是通过PPT文件保存为JPG文件而来的，这个过程中清晰度大为下降，PPT原件比网页漂亮多了。换句话说，网页上的幻灯画面代表不了我的制图能力。
制作PPT课件和网页，再加上管理BBS和参加讨论，比起以前仅仅准备讲稿来，就得多费几倍的事。三四年中在这上面花的精力，大概足够再写一本书了。不过觉得还是值得，一方面改进了教学效果，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爱好。有次闲聊时陈嘉映先生问我，假如下辈子不搞历史，我打算搞什么？我说我肯定去学平面设计和电脑艺术。这是真心话。现在很多中学都使用多媒体课件了，所以大学新生们对这种教学手段毫不陌生。在我网页的留言区中，就有一些中学历史老师浏览之后的留言。
问：说到中学历史，阎老师对中学的历史教学有什么看法？
答：在中小学时我没上过历史课，对近年的中学历史教学也无了解。但曾浏览过一些中学历史教学资源的网站，觉得中学老师们为历史教育付出了巨大努力，值得我给予敬意。很多历史教案，在系统性、丰富性和形象性上都相当之好。他们的技术也比我强，好多老师会做FLASH，我就不会。现在的中学课堂，想来远不是我当年的那个样子了。
若有什么束缚了中学历史教学的话，我想也许就是应试教育制度了。有时问起新生在中学学历史的情况，他们说，就是老师讲原因、过程、结果，自己背原因、过程、结果。这样一来，人类五千年丰富历史的启迪和魅力，都抽象化为一些标准答案的教条了。那么历史就很难成为一门启人心智、娓娓可听的课程。其实若着眼于未来的大学历史课，我倒希望中学老师以讲故事、讲知识为主，而不要过多罗列原因、意义、评价。因为大学中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去纠正中学课本所灌输的那些教条和那种思维方式。然而在应试教育下，任何课程都只能成为一种得分技巧的练习，这时候存在的问题就很难有重大改观。然而高考制度虽偏离了素质教育，它本身却另有意义：它给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在目前发挥着维系社会公正的重要作用，所以也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这情况看上去让人左右为难，像一个死结儿。
其实研究生考试也有类似问题：公平与学术的矛盾。我校法学院的博士招生引发了不小风波。我在网上看到了许纪霖先生的文章，与他颇有同感。在早先考研的人数很少，而且一般是打算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才考研；导师一般也有较大空间选择有潜质的学生，谢绝那些不合适的人。研究潜质，绝不是考试所能考出来的。但现在不同了，读研是谋求学历，考研是他的权利；考分要斤斤计较，程序要无懈可击。说实话，对高分学生，既便面试不满意我们也不敢轻易不录取，担心考生不依不饶。我曾跟我的老师聊起过这个事情。按我们的老观念，招研是学者挑弟子，那么像朱苏力那样的优秀学者，是可以按个人倾向选择弟子的；但现在却不相同，社会认为导师的责任，是受雇于国家而为考试及格者提供学历教育。在数十万考研大军面前，我想我们老师还是改变观念吧。毕竟，公平和权利也是值得
珍视的，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放弃考分这个尺度，确实无法保证导师不滥用权力、徇私违规。
回到中学历史教育上，我想事情的主流应该还是好的。与我的少年比起来，我们的社会毕竟进步了很多很多，大大开放了，多元化了。中学老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而少年朋友也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了解历史。新一代人总是更聪明、更开阔、更有个性，应试教育束缚不了他们。就我的感觉而言，中学给我们提供的学生是很优秀的。我当年入学时可远不能跟他们比。他们将来一定比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