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模式”与西方因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但是，除官方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特色”不仅面目不清，而且日渐稀薄。[①]相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方面，虽然中国在核心制度层面一直对西方影响保持警惕，但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西方化。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西方化的过程在中国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涵得到发展。除各种生产、技术与服务标准的“国际化”之外，西方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评测指标也被广泛引入中国，使中国人能够明确地了解自己与西方之间的差距，也明确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另一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念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产生似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众多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一心追求的目标。《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丁刚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他举出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美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阳光曼哈顿’、‘曼哈顿后街风情’……地产商们毫不掩饰他们要在中国创造曼哈顿的雄心壮志。”[②]这种吸引力，恐怕是美国“软实力”最典型的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则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予以抛弃。比如，2008年以前，中国法定的节假日共十个，其中只有春节一个是传统节日。[③]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在有意无意之间，西方、特别是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和超越的对象，即便是官方对“和谐社会”或者“小康社会”的构想中，大量充斥的也是西方文明的内容。

但是，中国在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两个方面的西方化，已经导致了诸多日益明显的矛盾。首先，由于中国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和文化体系与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极大差异，所以对西方制度和测评标准的盲目引进导致了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之间的矛盾、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制度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比如市场经济与户籍制度的矛盾、普遍国民待遇与属地就学制度的矛盾、医疗保健制度的市场化与医疗服务机构的短缺以及基本国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缺乏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这些矛盾短期之内无法解决，因而它们的产生和存在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张力的来源。其次，不顾中国具体的文化与制度环境对西方标准的引入，不仅导致橘生淮北而为枳，即导致这些制度的变形与无效，而且催生了各种新的矛盾，使事态朝西方制度引进者的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至于那些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能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因素，则因为西方制度与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仍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方性的制度与标准）的引入而几乎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

前一个方面可以通过在大学和科研体系中对西方制度的引入为例说明。近几年，各种流行的大学排名的结果、特别是SCIS的论文引用率排名，已经给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造成了大量负面影响。众所周知，除开其他因素不论，仅英语的地位这一点，就使中国学者的工作成果几乎不可能得到汉语世界之外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盲目追求“引用率”，只能使研究者们投其所好，挖空心思发表论文，而忽略了中国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说曾经在一次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一味趋同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高等教育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现有大学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这些规则牵着走，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国外制度与标准亦步亦趋的现象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后一个方面可以举中医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为例。自20世纪初开始，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就出现了废除中医的要求，中医因此而元气大伤。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坚持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为中医保持了一席生存之地，但“西体中用”似乎渐成定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世界接轨”的大潮，中医再一次面临生死考验。那些视中医为“伪科学”，力图置之于死地者对中医的攻击自不待言，[⑤]即使中医的支持者们，也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摧残着中医，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试图把西医的概念、方法和标准加于中医之上，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的做法。从传统中医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类试图以“形而下”的途径“保护”和“发展”基本上属于“形而上”的中医的方法显然荒唐之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把拥有与西医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念、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病理学理论与治疗原则的中医“西医化”，其结果只能彻底葬送中医的生命力。

在中国的各项制度与标准西方化的过程中一个更不足取的现象是，虽然官方从来未曾在任何时候提倡西方化，而是反复强调“中国特色”，但在实践中，在很多场合，西方化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在中国式的“政治正确”标准。“西方（或者干脆美国）都……”，成为官员们推行“新政”最常用的论证方式。更有甚者，一些当政者往往是在对“西方”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便强行引入某种制度或者标准，比如几年前北京实行的在交通事故中一概追究机动车驾驶员一方责任的“新交规”就是这样。就此而言，甚至也可以说中国在制度与标准的西方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更多时候乃是来自于当政者对西方本身的不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西方”这样的实体吗？

至于在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西方化方面，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人们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选择性”。具体来说，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自由价值观念、人格独立的观念受到一边倒的追求；而群体的观念、义务的观念与宗教和责任的意识则几乎得不到任何重视。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但又不希望受到西方式的道德和宗教的约束，或者说没有看到西方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又推崇道德与信奉宗教的一面。在传统日益失去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约束力的情况下，对西方观念选择性的、片面的接受就成为中国人在价值领域“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内部张力。[⑥]不过，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这种价值的失范与价值之间的张力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价值观念的西方化导致了人们生活目标的西方化，即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西方的或者具体说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他们自觉追求的目标。

二、中国发展内外约束

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似乎使中国人对未来越来越充满信心，憧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与西方（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当然，相当多的西方人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同样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估计更是强化了特别在意西方评价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所谓的“崛起”论，正是这种倾向的反映。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增长，中国已经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劳动力、以及生产方式本身的约束，而世界也已经日益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为整个世界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储量并不算丰富。事实上，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甚至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水平相当低的国家之一。比如，中国的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 /4，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 , 45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 /2，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储量仅是世界平均值的7%和4. 5%，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的人均占有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 /6、1 /6 和1 /9。[⑦]

然而，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方面的特点却使其异常迅速地消耗着本来就存量有限的资源，表现出某种“涸泽而渔”的特点，因而也反过来严重地受制于自然资源的状态。首先，中国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型的，这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能耗比非常之高。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 5倍。2003年，中国GDP增长9. 1%，全年实现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但所消耗的资源量占全世界消耗资源总量的比重都成倍高于其所实现的GDP量占全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其中，原油消耗2.5亿吨，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为7. 4%，原煤（消耗15 亿吨）占31%，钢铁（消耗2. 6亿吨）占27%，水泥（消耗8. 2亿吨）占40%，氧化铝为25%。[⑧]

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制造业具有极高的依赖程度。统计表明，制造业在我国以超过GDP增速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交税金、从业人口占全部工业的90%，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是出口的重要力量。中国已有100 多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⑨]制造来的这一“辉煌业绩”固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也进一步使中国的资源、能源与环境不堪重负。[⑩]

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与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而恰恰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明显的约束。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由于近年来我国部分矿产开采强度不断加大，找矿难度逐年增加，原有矿山储量消耗过快，储采比不增反降，因此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国内供需缺口加大，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已经日益加重。据估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可以保证或基本可以保证需求的只有26种，不能保证的有19种。特别是石油、铁、锰、铅、钾盐等大宗矿产，后备储量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供需缺口将持续加大。因此，“‘十一五’期间资源约束替代资本约束上升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成定局。”[11]另外，另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即土地，在中国也表现出越来越紧缺的态势。仅以浙江温州为例，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5 万亩左右，而全市1999 年至2003年五年间就共批准建设用地27 万亩。按这样的速度，10 年就会把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全部消耗完。[12]

制约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按照2003年的平均汇率计算，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不到1200 美元，不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相当于日本的2.1%，美国的2.2%，德国的2.8%，马来西亚的22.7%，泰国的44.2%。[13]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够迅速积累资本得以快速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以及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充满诱惑的一项关键因素。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工权益保障的不断完善，以及当前在中国已经开始表现出来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这种低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再长期维持下去，那么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又将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除资源约束之外，环境约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2003年，中国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 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 9%，75%的湖泊水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14]事实上，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已经严重损害了大气层、水体和土壤等生态环境。环境污染不仅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国内和国际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而且已经开始直接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中国政府在环境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足以表明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15]问题是，这些措施不能仅仅是为了举办奥运会的“应景之作”，还必须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长期坚持下去。

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不仅意味着未来需要应对的巨大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表明，如果不去想象“争夺生存空间”一类的政策、而西方（美国）也不陷入灾难性的经济或者社会动荡，或者说出现大的衰退，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可能以与美国相同的指标达到美国当前或者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除非地球上凭空多出三个美国那么大和那么资源丰富的大陆供中国殖民，或者允许一小部分人把他们的西方式生活建立在大多数人极端贫困的生活基础之上。[16]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但其确实性根本无可置疑，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政策选择没有任何关系。当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在如何在生产中降低能耗、提升产品技术含量等方面，但有一个基本事实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了，那就是，即使的中国工业生产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能耗水平和技术含量，甚至中国经济的规模超过所有单个的西方国家，也无法保证全体中国人享有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富裕的物质生活。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对比是，中国有13亿人，美国有3亿人，两国的领土面积类似，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如美国人一样拥有一所带草坪的小屋，或者像美国人一样平均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因此，如果中国人不放弃自己的“美国梦”，或者说少数已经富裕或者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人不放弃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对物质财富没有止境的追求，那么其结果不仅必将急剧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将迅速恶化国内的社会关系，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动荡。

从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那么中国的利益也正在向全球扩展。目前国际关系学者们尚未找到一条能够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使一个实力迅速扩展的新兴大国与旧有的世界体系相安无事的道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维持现有的增长方式（当然其前提是能够维持）的话，那么中国因资源和环境问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紧张与恶化也似乎难以避免，毕竟近代以来的国际冲突绝大多数都是因对资源的争夺而起，相信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并未改变这一规律。就此而言，“中国威胁论”并非空穴来风。

或许可以这么说，苏联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过程中拖垮了自己的经济；中国如果陷入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则有可能拖垮自己的社会。因此，中国必然寻找一种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且必需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亦即对这种生活方式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和认同。

三、能否实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在刚性的‘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欲保护有限而紧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就应当适度降低GDP增长率，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内需增长是主要动力。因此，若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转型过猛，导致内需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又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使国家消费模式选择陷入了‘两难困境’。”[17]

应该说，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逻辑框架之内，这种困境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这一思考逻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它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整体，从而把“消费方式”也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其实上，“此需求非彼需求”，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民众的大多数，特别是广大农民，并且考虑到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即使转变了生产与消费方式，中国的整体需求水平仍然应该有上升的空间，特别是就业本身也可以被视为需求的一种。其二，更根本的，是它没有考虑到社会公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换言之，在转变生活与消费方式之后，中国新的社会需求仍然可以通过社会公正与政府的支付转移创造出来。[18]当然，这只是纯经济的分析，尚不包括价值选择或者政治取向方面的问题。孔子言：“不患贫患不均，不患寡患不安。”人们以此为根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农意识”，但孔子道出的，其实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普遍心理。否则西方就不会把平等的大旗举得那么高了。这样，中国的经济问题就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

还有人提出：世界上有两种可供中国借鉴和参照的国家消费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个人消费为主体的自由放任型国家消费模式。此种消费模式的主要弊病是：人均资源消耗量高，消费资料利用率低。根据一项统计，2006年美国拥有汽车2.3亿辆，其中轿车1. 7亿辆，每年人均消耗石油3.17吨，全国汽油消耗量约占全世界汽油总消耗量的1 /3。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国家消费模式，是北欧几个国家以公共消费为主体的资源节约型消费模式。以瑞典为例。该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居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节能交通工具。瑞典每千人拥有轿车450 辆（美国为586 辆）,每辆轿车年消耗汽油1. 3吨，大大低于美国。北欧各国实行“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集中建造节能型住宅，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19]

因此，从逻辑上和事实上看，并非不存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替代性模式。中国政府当然也明显意识到必须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因而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张、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问题则在于如何践行这种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模式。以下以“新农村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说明要改变中国现有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在实施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归结起来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投入不足；第二，作为其结果，新农村吸引力不足。

就财政缺乏的情况来看，有人就黑龙江和安徽两省的情况指出：黑龙江“县乡政拮据同农村投入需求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县乡财政十分困难。近年来，全国百强县经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而黑龙江县域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平均增幅的二分之一左右。全省13个市（地）中有5个市，65个县市中有48个县市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甚至是‘要饭型’财政，根本拿不出资金反哺农业和农民。国家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投资项目，往往由于县市财政无力匹配而失之交臂或因资金不足而搁置。另外，安徽省乡村债务总额达100 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 多万元，全省绝大多数县乡村无财力可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20]

由于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就业、教育、娱乐等等，是一种整体性的工程，必定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否则就只能成为一些示范性的、或者表露“政绩”的修桥补路的工程，既不能从整体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更不能为大规模的城市化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从而既失去了它对农民的吸引力，更失去了它作为一种当代中国替代性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意义。也正因此，所以很多农民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政府投资，帮助农村修新路、建新房”。[21]

由此产生了新农村建设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主体的缺失。因为新农村与大城市相继比，仍然对农民缺乏吸引力，所以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农村建设”，大批农民仍然像以往一样，选择外出打工而非留下来建设家园。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对全国31个省（区、市） 618 万个农村住户和近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6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呈增加趋势。2006 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13212万人，比上年增加634 万人，增长5 %。其中，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0568万人，增加530万人，增长5.3 %；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2644万人，增加104万人，增长4.1 %。[22]

还有研究者对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20个乡镇及其所属的乡镇中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存量”和“增量”都存在较大问题。存量上，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总量在减少，这些乡镇中外出打工人数平均占该地劳动力总数的55 %以上，有的地方高达61%，一个共有劳动力532人的自然村，目前甚至仅剩村民67名；另一方面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减少，外出务工人员中，25岁以下的占29.1 %，年龄在26—45岁之间的占40 %—50 %；第三个方面是剩余劳动力中男性青壮年的比例在不断减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到72 %，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女性占到70 %左右，而且以“上有老下有小”的中老年女性居多。[23]大量青壮年的移出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迅速老化，据同一批研究者对上海松江区的调研，该区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年龄平均竟达63 岁。[24]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越是贫困落后，需要“新农村建设”的地区，其劳动力流失越严重。学者们的调查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有研究者指出：“新农村建设任务最繁重、最需要人才智力支持的中西部地区，正是乡村人才流失的‘重灾区’。主要表现为：第一，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增速较快。与2005年相比，2006年的情况是：在农村常住户中，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3484万人，增加91万人，增长2.7%；中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4251万人，增加257万人，增长6.4%；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2833万人，增加182万人，增长6.9%。第二，外出务工劳动力70%在东部地区就业。农村常住户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7404万人，增加339万人，增长4.8%，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70. 1%；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1569万人，增加121万人，增长8.3%；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1572万人，增加68万人，增长4.5%；在其他地区务工的劳动力23万人，增加2万人，增长8.1%。第三，外出务工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农村外出劳动者中，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占1.8%，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7%，高中程度的占11.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8%。2006 年，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合计占16.9%，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35.2%，比上年提高0. 8个百分点。”[25]

还有研究者在贵州的调查发现:“在息峰, 地理位置越偏远、经济发展越落后的乡村, 出门打工的人越多, 其中大多数人是背井离乡到较远的大城市打工, 如青山村、大林村、冗坝村等贫困村; 与之相反, 地理位置越靠近公路和城市的乡村, 出门打工的人少, 即使打工也是在附近城市打工, 如石碑村等。在冗坝村, 几乎90%的青壮年人口都出门打工, 而留守家园的是一些孤、老、幼成员, 他们成为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然而，这些孤、老、幼人员观念较为陈旧、知识结构难以更新, 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较差, 无法适应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留守人力资源的需求。”[26]这就是说，如果仅仅从人们的生活景观来看，那么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

离乡背井进城打工者如过江之鲫，呈燎原之势而不可阻挡，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们的生活目标，也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保守、愚昧、安土重迁仍然是中国当代农民典型的文化特征，但不可否认，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比当农民更好的生活，而且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这种生活，同时置“新农村建设”于不顾。根据有关调查，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中西部农村和城市外出到东南沿海城镇打工的人中间，有70%的人愿意在打工地长期居住，而在新到来的人中愿意长期居住者更达到80 %。[27]另据研究者对四省20个乡镇300 多名中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95%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当农民，仅有不足5 %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而无奈地表示会留在农村。在将来的择业意向上，有82%的学生希望升入高中或技校继续学习，13 %的学生表示一毕业就到城里或外地打工挣钱，仅有不足5 %的学生表示愿意帮助父母种地。[28]

看来，寻找或者设计一种与现代西方、特别是与美国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是最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必须找到其自觉自愿的践行者。苏联曾经把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之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却连同社会主义制度一同一败涂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似乎更切合“人性”，更能够满足人类最本原的欲望；更在于在苏联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大量因享有特权而能够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就此而言，恰恰是这些特权阶层的成员，他们为民众所不容，但又为民众所羡慕和模仿，是他们分裂了社会，葬送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因此，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生产与消费方式的总体转变，其根本前提是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不仅必须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可持续性、与现有生活方式相比更具有吸引力、更充满活力并且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必须让所有人感觉到，这种生活生活方式并不是专门针对他们而设的，而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一种社会理想的体现。否则，那些开汽车、位别墅的公民们，如何劝说他们在乡间的同胞，留在当地安居乐业、建设新农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虽然从解决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来看，“新农村建设”不失为一项可行之策，但如果青年农民都因为向往城市生活而进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残，谁来建设“新农村”？在这里，社会公正体现出了它真正的政治意义。

四、民主与集权的两难

看来，要真正实现生产与消费方式，或者说广义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而不在民众，因为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对民众的基本欲望的“解放”，而在于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引导与约束，对全体国民的率先垂范。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特别是享有高度权威的政府。它必须向国人证明，享有一种生活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主观愿望，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心诚意地愿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不可能为我们所拥有。与此同时，它还必须说服那些从未品尝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滋味的人们，比如说仍留在农村或者已经出来打工的农民彻底放弃这种追求；更必须说服，甚至强迫那些已经享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改弦更张，实现其生活方式从西式向“中式”的转变，当然同时也许还需要强迫他们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相当一部分财富；最后，还必须坚决阻止那些通过向人们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获得巨大利益的阶层继续挖掘足以分裂中国社会的巨大鸿沟。

这个政府必须做到：第一，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不为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所动；第二，为新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扫除各种障碍，特别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第三，在各种利益与要求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而不能为任何利益所“绑架”即成为某种特殊利益的代理人；第四，通过教育和示范逐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内在化于人们的价值追求；第五，能够自我约束，避免类似苏联那种被政体内部的特权者颠覆的命运；最后，为自己的国家保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考虑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最后一个方面对政府来说意味着双重的挑战：中国如果希望寻求一种内生型的、内部和谐的生活方式的话，对外就必须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军备竞赛；但与时同时，一个没有足够的国防力量在军事上保卫自己、又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不同从而必然使之充满疑虑的国家，又依靠什么样的手段享有充分和平与安全？[29]

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上述可以说非常艰巨的任务表明，它不仅必须集中足够的权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必须能够追求其独立于各社会集团、甚至整个社会的基本目标，也就是说，它不仅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性（authority），而且必须具备足够的自主性（autonomy）；不仅仅作为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得以体现与协调的政治平台，而且必须具有引导社会利益、创造新的社会共识的能力。就此而言，也可以说这是某种具有家长式特性（paternalistic）的政府模式。

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又不能退回到“全能主义”的轨道上去。也就是说，中国在集中政府权力、保障政府权威的同时还必须逐步民主化，必须为公民们提供相当的自由。基本的自由与民主不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人格尊严的制度性体现与保障，同时也是保障一个拥有高度的权威性与自主性的政府能够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现有体制已经严重腐化、而且面临着“制度失效”的威胁，即为解决任何问题而设计出来的制度都有可能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而发挥不了预期的作用。民主是使当权者能够眼睛向下、对民众负责的唯一的方式，也是使政府能够廉洁自律、真正为社会服务的唯一保证，而基本的自由则是民主的必备前提。

当然，无论其实现程度如何，民主自由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始终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方面。民主意味着公众对政府、而非政府对社会的支配；自由则意味着人们在多种价值之间的自主选择，而非政府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强制性灌输。因此，政府对社会的引导与协调与社会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之间、政府对社会总体利益的保障和增进与各种不同利益要求得到政治认可和保护的要求之间、政府对公民生活方式的塑造与公民的自由价值追求之间，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这是采取基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任何政府都必须付出的代价，它客观上要求政府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与对社会的驾驭能力，能够在以上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达成某种积极的妥协。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以及廉洁有效的政府，都必须在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社会对政府的控制这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动态的平衡。正如麦迪逊所说，在公共事务方面，“只有公众的理智应该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应该由政府控制和调节。”[30]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让政府管理自身。”[31]因此，在任何体制下，政府都不仅仅是公众表达意志与利益的渠道，同时也是作为理性、道德与智慧的代表对公众进行管理的形式。达成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混合政体”理论的核心所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阴阳相济，相生相克”的平衡关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革命时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西”的对抗逻辑的影响，现代中国人似乎已经不再习惯于在平衡中、在动态中对事物加以把握。这需要一个重新学习与适应的过程。

在当前的中国，民主与集权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具体的两难困境：一般意义上提倡国家权力的集中，多半只会为现有体制的支持者和受益者所利用，为其拒绝改革提供正当化的依据；而民主化和自由化导致国家能力的衰落则有可能导致魏玛困局在中国的重现，它将表现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各种极端主义盛行，对中国来说，这是必须尽一切可能予以避免的最坏的结局。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不仅需要稳定、有序，而且需要政治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决断能力。他们必须在动与静、破与立之间拿捏分寸，既深谋远虑，又机敏果敢。这几乎类似于卢梭对他的立法者的要求。

中国的民众有良好的集体观念、大局意识，无论是在2008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中，还是在2008年8月的奥运会中，这一点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与此同时，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与理解表明，它在普通民众中依然具有充分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政府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果断地推行相关的改革，并由此使其自身，也使整个中国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

五、关于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从哲学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要创造与践行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超出人们想象之外的。古人设想的乌托邦之所以都处于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上、“桃花源”中，为的就是不受外部世界奢靡风习的影响。但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力量（表现为物质生活的吸引力和军事力量的威慑力）迅速席卷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各种传统的、本土的制度与文化无不望风披靡。与此同时，西方的自我理解和对外宣传则给人们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只要你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一步迈进人间天堂，拦路虎只是各国那些与西方不同的制度与传统。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化还是西方化的争论本身就是打着现代化旗号的西方化的产物，而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甚至连这种争论也几乎销声匿迹。严格地说，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只剩下了一个破坏性的挑战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

就此而言，苏联模式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只要失去强制力的支撑，便无法被普通民众（其实首先是特权阶层）所践行。毕竟所有人都想拥有自己的汽车洋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想听摇滚乐吃汉堡包。所谓“人心向背”，这是比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根本的层面。由此才可以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各种制度设计：不仅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和家庭，而且还要编造一整套“高贵的谎言”诱使愚夫愚妇就范。

但是，苏联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尚不足以证明非西方世界只有“西方化”这唯一一种选择。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即使不谈价值观念的问题，[32]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化”也根本不具可能性。因此，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对这些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而且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具有其可能性的。至少，甘地在印度发起、领导、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当然，这一运动也说明，非西方式的发展进程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包括对传统资源的合理运用、对民众基本利益的体认与维护、以及领导者群体自身的统一、坚韧及其与民众的高度团结等等。

从以上考虑出发，对于中国来说，选择一种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现有体制的自我更新，或者说“脱胎换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会越来越小，最后将变得毫无可能。因此，中国并没有多少可以继续犹豫观望的时间。

为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现有体制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刻不容缓的任务。第一、扩展其合法性的基础，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等可以算入此列，但还远远不够，而且现在还多半停留在口号层面。因此，必须结合中国面临的困境、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的合理成分进行新的价值创造，而更重要的是必须付诸实践，必须见到实效。当然，这本身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一方面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成分，比如说和谐的观念、民本的观念、整体性的观念、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观念等等可以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在中国未来的地位，学者们之间又争论不下，甚至某些传统文化论者在现代化的压力之下也认为，传统文化只能在“文化保护区”之内维持其生存。[33]其实，传统文化只有走出“保护区”才能真正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传统的“创造性的新生”，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对传统进行新的诠释和理解，如同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所做的那样。

第二，必须结合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实践，创造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进程的形式。必须意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差异巨大、条件多样、情势复杂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被现成地复制过来并发挥作用。因此，中国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正如《诗经》中所云：“本邦虽旧，其命维新”。创新与守旧的平衡，是一切制度生命力的源泉。在当前的中国，最紧迫的是要形成一套公开透明、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以达到既能够“选贤与能”，又能够体现民众的要求和利益。这应该成为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特色。其实，类似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模式是一种可以考虑在全国试行和推广的形式，因为经过完善之后，它能够有效地把中国的政治传统即对长者与智者的尊重，与现代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即对民意的倾听与顺应相互结合起来。

第三、政府必须确立为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必须完成的阶段性的任务，比如在社会公正方面、在环境保护方面、以及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基本指标，而且必须不惜代价，切实履行。在转型时期，政府权威及其合法性最根本的保证来自于一种得到社会认可的目标确立之后，政府本身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与绩效。只有切实履行这些基本任务，政府才有可能为未来拓展更为广泛的合法性基础。

当然，不言而喻的是，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必然得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为其提供“第一推动”，没有一批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策略出众的领导人，在现有体制之下的任何“制度创新”都可能以失败告终，都会被现有体制同化或者异化。因此所有人都必须意识到，一种新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出于必然，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仰仗天时、需要机缘巧合，正如柏拉图曾经说过的那样。但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不可能采纳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不仅仅因为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同时也因为中国不具备西方的传统文化因素，比如说基督教等。没有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就会变形。中国的制度建设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但仍然面临“制度失效”的威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说，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并不能代表人类的未来，或者说如果照此生活下去人类就没有未来。它满足了人的物欲，却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人性，尤其是在公共生活中牺牲了人对道德的追求、对群体的关注、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这是一种动物的，但并非人的生活。

附注：这是关于生活方式的那段文章的完整版本。感谢大家对作者提出的问题的关注与反响。此次把全文载出，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与批评——作者。

[①] 虽然当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兴趣，但“传统文化论者”内部关于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未来中国能够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什么因素、或者说传统文化的未来等问题上的大量争论说明，人们对中国文化当前的处境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远未达成共识。

[②] 丁刚：“脱美国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环球时报》2004年9月13日。

[③] 经过相关人士的长期呼吁，2007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才把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纳进了国家法定节假日。

[④] “大学校长香港热议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华网2008年7月19日。

[⑤] 实际上中医完全是一种前科学、也可以说非科学（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说）的思想和实践体系，而且在其生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从来也没有“科学化”的企图，因而称之为“伪”科学，实在是一种莫需有的罪名和逻辑上的混乱。

[⑥] 有研究者认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系的内部张力表现在：一是思想家主张的价值观念间对立特别尖锐; 二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与非正统价值观念严重冲突; 三是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大众奉行的价值观念反差巨大。参见江畅、戴茂堂：《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 马凯：“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日报》2005年12月19日。

[⑧] 参见谢浩然：“从资源约束看可持续发展”，《经济日报》2004年8月9日；陈建辉：“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日报》2004年5月18日；且参见张宏伟等：“中国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原因分析”，《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年第6期，第140页。

[⑨] 侯美文、胡利勇：“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与出路”，《经济论坛》2006年第4期，第42页。

[⑩] 2003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GDP构成中已高达50％以上，而中国的同一比重在2004年才仅达40.7%。

[11] 吴岗：“山重水复终有路——当代中国资源约束与解决路径”，《国土资源》2006年第5期，第11页。

[12] 侯美文、胡利勇：“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与出路”，《经济论坛》2006年第4期，第43页。

[13] 同上。

[14]“中国今年将投入5亿元保护湿地和建设自然保护区”，“新华网”2006年8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6-08/09/content_4940363.htm。

[15] 北京为奥运环保提供的专项计划拨款为1010亿元人民币。而实际总投资从1998年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1200亿元人民币（约合157亿美元）（“北京奥运演绎绿色经典 投入超部分发达国家城市”，“人民网”2008年8月12日，http://env.people.com.cn/GB/7650508.html）。

[16] “仅以基础性能源石油消费为例，中国如果选择美国式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将拥有10. 31亿辆汽车,其中轿车7. 62亿辆，其汽油消耗量将是现在全世界汽油总消耗量的1. 49倍，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周殿昆：“中国‘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国家消费模式的合理选择”，《消费经济》2006年第5期，第65页。

[17] 周殿昆：“中国‘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国家消费模式的合理选择”，《消费经济》2006年第5期，第64页。

[18] 当然，有人会马上回答，这是典型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但需知，目前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真正摆脱凯恩斯的这一逻辑，因为它与凯恩斯主义无关，反映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最具本质性的一面。

[19] 央视国际网“网上座谈会——树立节约意识,倡导节约文明”，央视国际网2005年10月24日。

[20] 张猛：“试析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困境及可能性”，《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年第10期，第104页。

[21] 陆益龙、王成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构性困境———安徽凤阳县的经验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三期，第108页。

[22]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6 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增加》，参见“中国三农信息网”2007年5月10日（http://www.sannong.gov.cn/qwfb/nmsr/200705100028.htm）。

[23] 赵泉民、刘靖北：“新农村建设目标与现实之间的逆向：乡村人才智力支撑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 年第1 期，第123页。

[24] 同上，第124页。

[2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6 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增加》,参见http :PPwww. sannong. gov. cn ,2007 年3月5 日。

[26] 叶毅：“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对贵州息峰县青山乡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3卷，第12页。

[27] 赵泉民、刘靖北：“新农村建设目标与现实之间的逆向：乡村人才智力支撑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 年第1 期，第124页。

[28] 同上，第123－124页。

[29] 施特劳斯曾经指出，为了追求一种和谐的、道德至上的生活方式，古典政治哲学一般反对技术上的创新。但任何国家在一种充满竞争与敌意的国际环境中要维持自己的生存，至少又必须在军事技术方面寻求某种优势。这样一来，由于一个具有良好风习的国家也不能免于抵抗外侮的需要，因此实际上便不得不把自己降低到那些物欲横流的国家的水平。这似乎是一种注定使任何体制都会趋于堕落的不可回避的逻辑（Cf.,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and London: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98-99）

[30]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0页。

[31] 同上，第264页。

[32]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非西方世界在经历一个阶段的西方化之后，一般都会出现本土化和反西方化的反弹。也就是说，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文化，并削弱了西方的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他特别强调指出，这种非西方化正以一种宗教性的、危险的方式体现出来，“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的抵制。它是对西方文化独立的宣言，是一个骄傲的声明：‘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同上，第100－101页）。

[33] 参见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