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弄懂民主问题并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目前西方少数强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以美国为首的当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各种具体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认西方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的"普世价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关键词】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
不久前，在各种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以及在各种研讨会、报告会上，关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讨论十分热烈。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讨论和大家对这一讨论的关注被冲淡。但随着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人们寻求全球经济危机这一重大现象的深层次根源时，却很自然地又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联系在一起。
一、关于探讨民主与普世民主的重要意义
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评论，批驳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的观点时说：“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1]这充分说明，研究、弄懂民主问题并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2]我认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是指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遵循“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一理论逻辑，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列宁关于国家的相关论述中，进一步认识探讨民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宁应邀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他在这次演讲开始时便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3]“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4]“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是因为它比其它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5]他还说：对国家问题“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6]。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都是从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个层面和内涵上展开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从作为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而展开的。在探讨民主之时，有时可能会涉及与民主相关的自由、人权等概念。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初显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我们又面临着“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和“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民主“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
一是从国内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辉煌。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得到广泛公认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等等。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等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无疑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并使其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例如，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位美国学者便惊叹我国各项准备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们不得低估中国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当中国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信息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使其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国际事务危机，而且，‘中国道路’甚至应当认为高于民主制度。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无疑将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确保政治稳定并且产生重大的全球支持”[7]。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越来越期望党和国家能为其提供更加有效、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维护和扩展自身的经济利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成为各个阶层普遍的政治诉求。随着社会各阶层发育渐趋成熟，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也正在沿着两个根本不同的方向演进：其一，积极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其二，希望建立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在我国全盘推行私有化，与西方社会“全面接轨”，让资本甚至让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当家作主”。在这其中，我们也必须充分看到，持第一种政治诉求的人占绝大多数，其用心是好的，但对于其中重大问题的认识却往往不甚清楚；持第二种政治诉求的人是极少数，但对于这极少数人的能量我们却不能低估。
二是从国际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国内外敌对势力意识到依靠“硬实力”在我国要达到他们目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运用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等“软实力”上。2008年8月，我们在欧洲访问时，曾与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负责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事务的负责人进行交谈。当我提出，能否用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时？他本不愿回答，后来在我们执意追问下，他说，可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表述：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他的回答意味深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认为，他所说的“软实力”，主要是指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政治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国内外、党内外都高度关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异常“热心”，给我们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总是希望我们也实行“一、二、三、多和‘两杆子’”，即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笔杆子）、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妄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
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又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国内外资本利用各种形式对人民政治权力的侵蚀，譬如，一些地方和单位特别是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尤其在西部偏远地区，国外资本已经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形式向我们的基层民主选举渗透。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攻击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就是我们搞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他们寄予“期望”的政治体制改革截然不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当然，我们反对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属于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鉴。
三是从理论界到人民群众的认识和理解看。由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与国家的发展前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一直是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这既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较充足的资料，也使得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性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如，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学术界就分为本土派和引进派，这两个派别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存在是否要以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为前提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攸关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路径、方向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另外，在对民主本身的理解上，也出现了多样的认识。比如，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二说“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说民主没有问题没有局限性”，即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是个坏东西”；四说“对当代中国来说，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坏东西”。这四种说法，都各自有着不同的认同群体，但哪一种或几种更为科学呢？
最近一个时期，理论界和媒体上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是否属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比较热烈。持赞同态度的人中，有的说，“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但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却不是唯一的”；也有的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程度”，“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会变化的……普世价值不应该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还有的说，“民主政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标杆”，“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种各个党派自由竞争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是普世的价值，既然是普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文化差异和国情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要民主就必须搞资本主义”等等。
还有人认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确立到普世价值上来”，并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归结为“普世价值”；有人说：“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还有的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
因此，无论从国内或是从国际，或是从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对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上看，真正弄清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以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都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8]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一方面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示了我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表示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认同和信心，从而否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
可以说，民主及其相关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在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是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一个焦点。
二、我所认为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定义
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民主下定义。但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民主所下的定义。
如本文开始所说，本文所探讨的民主，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宁所说的作为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的一种。它不是指人民权利层面的广义的民主权利或管理层面的民主管理原则，不是指思想观念层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观念，也不是指行为方式层面的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现在理论界所争论不休的民主，其实质都是从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
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9]“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10]恩格斯说：“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11]马克思又指出：“显而易见，如果主权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谈论同它相对立的存在于人民身上的主权就愚蠢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真实的，虽然已是现存的不真实。”[12]
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对民主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3]“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14]列宁还进一步论述说，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5]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16]“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17]“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18]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9]。
江泽民说：“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20]
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这种狭义民主的含义，主要揭示的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以国家形态所表现的民主的特殊本质。因此，民主的本意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这就揭示了民主与国家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部分人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这两个字中，关键在“民”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在奴隶民主制下，奴隶在法律上是物品，并不是人，只有奴隶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封建民主制下，农民已不算地主直接占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但他们不享受其他社会权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从形式上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都是“民”，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实质上是有产者少数人当家作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容忍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21]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严重背离，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才能变为现实，从而也才能实现民主的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高度有机统一。
有人说，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的定义。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并没有讲清它实质性的内涵，即“人民”的具体内涵。我认为，可以对民主下这样一个定义：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民主，实质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发展着的不同社会类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广义民主的含义，指的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适用于国家形态的民主，也适用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还适用于国家形态下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民主。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形态的民主，但是有非国家形态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22]。列宁也明确肯定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民主制”[23]。现在我们常说的党内民主、企业民主、村民自治、小区民主、学术民主、军事民主等都是广义民主中国家形态下的人民内部民主精神的体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包括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包括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国家制度上。
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其实质就是阶级的统治，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所谓的自由、人权都是在一定国家形式形态下公民权利的特定表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关系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权。这就如同一棵大树，民主是大树的树干，自由与人权是这棵树干上的枝杈，枝杈是依附于树干的，自由与人权是依附于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国家形式或形态，其阶级或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才有可靠的保障。所以，只要讲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就顺理成章的比较容易讲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概念。无论是在阶级社会，还是在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资产阶级是打着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号上台的，它们的政府从来都把自己标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但是，实践早已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这类谎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就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当然，马克思主义绝不排斥抽象思维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般。但是，必须准确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权的内涵与实质，以利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争得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