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改革需要的“文字游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4 次 更新时间:2015-06-06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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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  


政治运行最讲究行之有理、行之有据,对政治家而言,任何制度性改革都应该保持与既有官方话语体系的一致。如果政治实践与官方话语体系产生冲突,就会加剧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进而成为改革的最大阻碍。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历程极好地体现出这一点。每一步实质改革,首先是一次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重新阐释不过是一个高超的“文字游戏”,但却是改革的必要前提。

中国的官方政治话语需要回答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不得不进行修正,以适应改革的现实需要。

改革之前,社会主义就是全面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有人要是提“商品”、提“市场”就是反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因此举步维艰。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在于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主张,“不问姓社姓资”,“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与此同时,“实事求是“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些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淡化了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打击了保守势力的气势,使人们放下争论,用实践的眼光推动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是这样一种重新定义官方话语的结果。如何合理地解释对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的背离,本来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搞多种所有制,所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都是“中国特色”。这些官方叙述的变化是极其微妙却至关重要的。这些重述合理化了共产党的改革行动,拓展了改革的行动空间。

后来“三个代表”的理论提出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适应中国新的社会结构,中共不得不从官方话语中把自己从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政党转变为全民的政党。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中共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都具有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合理化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

这种对官方话语体系的重塑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政治家将其称为理论创新,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就不妨将其看作一个高超的文字游戏。切莫小看了这文字游戏的意义,通过它才能赋予改革实践的合理性,不至于使执政者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今天的中国,就再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很多人会说,今天改革的阻力不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此话虽合理,但笔者想提醒的是,像历史的任何时候一样,意识形态的阻力在今天同样可以很强大。其中的原因在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官方叙述都会被特定利益集团当作抵制改革的借口。

备受期待的改革措施中,至少有两个关键的方面存在与现有意识形态叙述存在冲突。一是土地制度。二是国有企业。

土地制度改革在近年来已经显得异常迫切,很多学者提出了种种建议,渐进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土地流转,对土地确权,集体土地入市交易,一些学者的建议则更加激烈,明确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在现有的政治叙述中,土地公有被明确认为是社会主义和中共执政的基础,在不动摇这一基础的前提下,所谓的“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实施。依据上文提出的理论,即便中国的执政者有一天接受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将这一改革措施付诸现实也首先面临与中共既有的官方叙述的冲突。更不用说他们事实上操作的可能性。这些激进的改革举措意味着中共对其过去执政基础的背离,这绝非是执政者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囿于现有意识形态阐释,不涉及所有权变革的土地改革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怀疑者认为,有效的土地改革本质上必须是所有制的改革。改革实践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叙述存在明显冲突,这会极大地限制实际改革的空间。

与土地制度一样,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着改革实践与官方话语叙述的冲突。改革开放至今,中共对国有经济地位的论述一直在变化,整体的趋势是“国退民进”,即淡化国有经济。强化民营经济。但直到今天,国有经济仍然被认为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这赋予了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层面至上的合法性。任何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遭到国有企业利益集团理直气壮的反对,他们会控诉这样的改革是在动摇中共的执政基础和中国的社会属性。著名学者高尚全近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有经济并非执政基础,这一观点虽直指问题要害,却毫无疑问是无法被执政者认可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都面临一个根本的困境:改革的现实需要与现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叙述之间存在冲突。这一现象,在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历程中曾多次的出现过,现在又一次摆在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面前。习的前任们通过微妙而意义重大的重新叙述成功缓解了这些冲突,拓展了改革的行动空间的同时稳固了执政基础。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这样的冲突正在加剧。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还会继续解放思想,通过不断重述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推动改革么?这是改革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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