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浴火重生
李扬说，首先讨论一下概念。因为现在从有关部门的倾向来说，希望把新常态理论化，所以就需要探讨概念、概念体系以及它的逻辑关系。
李扬认为，关于新常态的概念应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看。
从国际上来看，最早在2002年，新常态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用的大致上较随意，但是想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所谓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这种情况延续到了2010年也没有变好，于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写了一篇论文《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在这里，他说的新常态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特征。从那以后，国外的媒体和理论界经常使用这个概念，认为在新常态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特征可以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
到2014年，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情况还在延续，完全符合长周期的概念。所以埃里安进一步阐释，新常态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造成这一个情况的原因是杠杆率超高，已经到了危机。在埃里安看，由于它是一个基于长周期的变化，那么正常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不能够应对的，所以必须采取超常的政策。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进入对全球形势判断的行列，总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现是标配标准化的描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
在国内，新常态概念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密切相联。中国学者在2014年之前也用这个概念，但是不太多。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时候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解新常态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阶段，从此以后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特征都不同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因为它是从此就不同了，所以它才能够对应长周期的上行期和下行期。
11月10日，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上阐述了我国新常态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2014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将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会上，总书记从9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以及发展方向，明确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他说到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政策使然，也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小周期使然。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样，新常态的概念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就摆清楚了，它的理论价值也就呈现出来。
比较来看，李扬认为，国际上讲新常态更多是被动地刻划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长周期的阶段转换。中国则是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中国已经知道有问题，也早就准备调这些问题，只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如今这个机会到了。所以在中国，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新常态应是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其次，从长周期角度看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嬗变。李扬说，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最短的周期是1年，还有3年周期、5年周期、10年周期、25年到30年周期，最长是50年到60年周期。每一种周期都对应着它的物质变化，因为物质是基础。
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研究，科技革命引发创新，创新则带动经济发展，创新是新生产函数的建立，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带来著名的概念就是创造性破坏，但是之后是创造，是新的世界。好像胶卷企业被打得无影无踪，结果得到了数码，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在数码基础上进一步前行。这样的话形成了创新周期。
根据这样一个概念，列一下18世纪末以来的5次长周期。第一次：上升期出现在1795-1825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以及纺织技术的发展是其显著标志。第二次：上升期出现在1850-1873年，这主要归功于煤炭、钢铁和铁路方面的创新。第三次：上升期出现在1890-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第四次：上升期发生在1945-1973年。包括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第五次：上升期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轮危机到达之前。它的特征是新的信息技术高科技产业，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经济繁荣时期持续了30年。
李扬表示，非常大跨度地看，现在是第五次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如果把下行阶段说成是新常态的话，它的上行阶段就可以对应说是旧常态。关于旧常态，国际上也有一个概括，叫作大稳定。大稳定时期，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而且经济波动似乎已经都被熨平了。
现在进入了下半段。这个时候，新常态的表现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第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同步，大宗产品价格变动，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致使经济恢复难现。第四，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第五，全球治理真空。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一下中国的问题。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为何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
原因一：资源分配的效率下降。在新常态发生之前的30多年，中国的资源配置是大量人口和资源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移。这个转移是个不可阻挡的过程，而且皆大欢喜。如今情况变了，制造业饱和，人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但是，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于是中国一边欢呼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一边看到中国总体劳动生产率下降。
原因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生产三要素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在旧常态下，中国劳动投入逐年增加，资本投入逐年增加，过去30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27%。现在资本投入下降，劳动投入逐渐减少，招工难成为一个问题。科技进步又不可能很快见效，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原因三：创新能力滞后。在中国创新是个很广义的概念，包括引进。过去30年有很多的创新是引进来的。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甚至把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让中国整个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到了如今，中国的创新跟国外发达经济体已经处在一个水平，或者人家还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已经不让中国学了，那就只有靠自己创新。从国际经验看，专利转化日本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也需要时间。
原因四：环境资源约束增强。
即使中国的增长只有6%甚至5%，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像新常态的愿景那样，经济增长速度下到中高速，但是质量提高，可持续性增强，环境保护加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沿着这条路走中国才能变成一个发达经济体。
实现转型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如何引领新常态。李扬认为，主要可以强调四个领域。
第一，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要去投资依赖，但是又不得不依赖投资。中国陷入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所以再投资肯定不能像原来那样去做，而是要以改革的方式研究投资问题。三个问题：一，投什么？促进消费增长的是教育、健康、文化、医疗保健、节能、环保、生态修复，这就是需要投资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没有现金流，于是就要改革，要让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稳定的现金流，这样才会有私人资本进入。二，如何投？现在的中国金融体制，只要投资就借钱，借钱就负债，负债杠杆率提高、债务提高。想要投资继续增加，但是不要杠杆率提高，不要负债率太高，于是就有了金融体系如何安排的问题。三，谁来投？要让民间资本发挥作用。
第二，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这是老话，但是老话要新作。历来是这样的，说要搞创新大家都要钱，把钱一分，哪里由谁来干。那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现在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这不意味着政府不干事，政府应当更好地干事。三个方面：一是创造并维护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二是在创新的公共品领域。三是要像投资银行家那样，不能像投资家那样。所以打造创新驱动又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
第三，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李扬认为，最有全局性的内容有两条，一是自贸区，二是一带一路。全球经济的新的治理结构是以投资的自由化为基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三大支柱是货币、贸易、投资。从关系上来说，投资是涵盖贸易也涵盖货币，所以投资的治理是最高的治理。现在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以推行自贸区为载体的。上海不够，扩大到天津、福建、广东。本国不够，谈判中日韩自贸区，和新西兰、瑞士也都在签自由贸易。而且在国内减少审批，逐渐也会实行负面清单。所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方向，全球新的治理监控。一带一路也是一样，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也是产业升级的战略，同时是打造国际合作新格局的战略。
第四，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发展。
治理环境在中国现在的框架里面是要付出成本的，结果谁都不愿意干，政府又没钱干。2013年美国改革了统计核算，鼓励企业研发，把研发成本变成产出，版税也变成产出。这个思路绝对是正确的，中国的统计局也在研究。
最后，李扬进行结语。
他说，新常态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是全世界的事，而且全世界都在一个长周期的逻辑中，各国之间有一些差别，但是趋势改变不了。而且由于是在下行阶段，大家都要缩短这个下行阶段，于是都在改革创新。现在的世界的本质是改革的竞争。谁改革得快，谁的决心大，就会在未来占领先机，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是不错的。春节前接待美联储主席，问美国经济怎么样？美联储的主席说短期还行，长期不行。不行的原因就是上述列举的那些，科技没看到大的变化，人口开始恶化，利率水平也不有利。虽然中国也一样，但是美联储主席还说，面临这种态势就看哪个国家政治领袖能看到这样一种状况，并且引导大家走出，这样的领导阶层你们有，我们没有。
李扬表示，美国人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在长周期下，差不多，这时候就看是不是有幸地遇到一个坚强、智慧的领导层带领民众走过去这段时光。美联储主席说得非常客观，改革竞争中，中国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将领导我们实现新常态愿景的战略。
李扬还表示，新常态的特征已经展开，从此看中国经济形势，不能只看增长、物价、财政收支，还要看三个层面：一是看当代东西，二是看质量效益的提高，三是看改革是不是取得了稳步进展。但是所有的事情要想有条不紊地完成必须有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具体到当前来说，就是失速不能太快，太快什么事都做不了。因此面对一些情况，急需有战略应对，三个方面比较重要。一是宏观调控政策要灵活安排；二是保持定力，只要不冲破底线就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三是做好托底，因为结构调整是很残酷的，一定会有很多不良资产，还有很多失业，不能让结构调整变成社会动荡。
问与答
问：我不理解的是关于环境治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财政补贴形式。但是您说，环境治理等也可以进入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怎么样形成的，这是不是一种市场化行为？
李扬：现在变统计框架，所以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框架不能随便变，GDP必须进入交易才能够进入GDP。所以就是说，像研发，必须有可交易的对象，可以识别产品并且这个产品可以交易才能进入GDP。2013年，英国、澳大利亚把贩毒、妓女、慰安服务都计为GDP。而且这也是一种市场化行为。GDP统计范围的扩大就是市场化不断加深的过程。我们虽然极力主张把“研究与开发”（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统计为GDP，把环境治理统计为GDP，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没有可识别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交易。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所以对我们的智慧提出很多的挑战。
问：您刚才讲到我们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主要是科技原因。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我们可能还处于上一轮的工业革命，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新常态下行的时间会超过美国10年以上呢？
李扬：你的判断有些问题。美国在这个阶段上行或者下行，我们是在上个阶段的上行、下行，看着我们好像落后了，其实这正是我们优势所在。我们在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也有它已经做过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稳定地比它增长高出一些，是因为有它已经做了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同样在一个平台上做一个事情追不上它，但是它已有成熟经验，我再拿过来做，就会更快。我自己觉得，我们所以稳定比发达国家高出3%、4%的增长，就是在于我们是很低的成本获得成果。有补课性质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学习，通过学习创造出GDP，创造出增长。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差距确实有很多方面，但是过去周期的差距现在是我们的优势，学来就行，拿来就是我们的成长。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的哲学思维非常好，差距就是增长的机会。那我们跟美国相比的时候也应当用这样一种智慧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