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刷我家的木门时，剩了不多的蓝色和绿色两种油漆，父亲混合起来刷上去，最初那些搅拌不匀的油漆，蓝不蓝绿不绿的颜色很怪异，热天冒起许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肤，冷天北风一吹就龟裂剥落。门上的油漆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努力适应着气候的变化。后来，粘稠的绿色以绝对的比例优势占了上风，几乎将蓝色的油漆挤了出去。剥落后的绿色只剩下斑斑点点，最终门变回了蓝色。
　　我们家庭里语言的演变，就像那扇木门颜色的演变，最初占主导地位的是母亲的回族话，随着她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弱化（除了自言自语，几乎丧失了正常的语言能力），父亲的维吾尔语占了上风。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像蹩脚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墁的墙皮，像两种不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着斑斑驳驳粘贴包裹在我身上，其间有弥合不了的裂纹，它们组成了我在这个“混血”家庭生长出来的、类似鱼鳞或者蛇皮一样的文化斑纹，就像我难以分辨混合后的两种颜色的油漆一样，我已经难以分辨哪一种印痕来自于父亲，哪一种印痕来自于母亲。
　　那些杂糅交错的印痕，像是针刺的刺青，最初刺刻上去时的那种刺痛、灼热感已经消失，红肿也已消退，血渍被擦拭干净后，溃烂的伤口渐渐愈合，结的疤痂也在岁月中脱落，留下的那些若隐若现的瘢痕，已经成了我隐秘的“纹身”，唯有我自己看得见。
　　父亲和母亲不同族别的亲戚，他们观察我的样子，就像我看家里不蓝不绿的油漆木门，他们一半是在观察隐藏在我身体里的母亲，一半是想从我身上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他们各自接受了我的一半，争抢着改造他们所陌生的另一半。
　　喀什来的维吾尔族姑姑为我辫的满头小辫子，在外婆家备受敌视，被小姨撕扯着拆散。父亲为我缝制的连衣裙，被外婆夺过去扔进了灶火，我被逼迫换上小姨的长衣长裤。从那时候起，我告别了裙子几十年，这对于一个以长裙为主要装扮的维吾尔女孩，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长期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里的我，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即使父母的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生活习惯和禁忌也不尽相同。种种习俗交织，互融或者相争，慢慢地我理解了母亲和外婆、父亲和姑姑，双方都希望我在接受另一方文化的同时，竭力维护好他们各自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难免被各种不明的潜流裹挟。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邻居、汉族老师灌输给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习惯。在家里，父母亲念《古兰经》的不同发音，都会演变为没完没了的家庭争端。外婆教我念天水张家川口音回民调子的《古兰经》，父亲一次又一次试图用他标准的阿拉伯语发音和语调来修正，外婆的口音却成为不可更改的模板，被牢牢搁置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作为孩子也不知道该听从谁的。常常是大人各执一词，我照着先讲的一个的做，照着后讲的一个的改。不同的语言对我的名字不断地修改，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叫法称呼我的名字，从回族的法图麦，到哈萨克族的芭迪玛，再到汉族的李英兰，一直到维吾尔族的帕提古丽，给穿梭在各种族群间摇摆不定的我打上了一个个不同的结。我的认知过程里，到处是涂改液和橡皮擦的痕迹。那种渴望包容的诉求，在童年时也许只是一个期望，这样的期望被迫搁置，深深陷入迷茫中不容逃脱的我，唯有盲从。到头来我发现，在模糊的比较中本能地接受下来的，都是些天生基因里就有亲切和认同感的东西。
　　二
　　我家先出生的三个孩子很幸运地掌握了维吾尔语，自从我和弟弟、妹妹上了汉语学校后，从第四个孩子开始，家庭的语言开始出现分岔。连父亲也不得不操着僵硬的舌头吃力地迎合我们流利的普通话。第四个孩子学了维汉翻译，他是家里唯一一个由父亲亲自护送到大学的孩子，可见父亲对于他的专业是多么的在意。自此以后，后面出生的孩子都使用纯汉语。一个家庭出现了两种语言势均力敌的局面。学维汉翻译的弟弟后来娶了讲白话的广东女子，讲维语的妹妹嫁给了说英语的香港男人，偏偏那个一句维语都不会的小弟弟，娶了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妻子。这真是一个倒错的世界，语言对于人的争夺猝不及防，你根本无法预料你的舌头，会遭遇哪种语言的争夺并停留其中，看来为了适应这个变幻的多元世界，人必须多长出几根舌头，以备不时之需。
　　被父亲送进汉语学校的我，对于自己连一封维语的家信都不能写给他，在心底一直抱有缺憾，看得出他对我汉语学得不比汉族差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我代他写给生产队的请假条，是我用汉语为他带来的第一份实惠，他在被我家的马咬伤了手指后，休息了半个月而不被扣罚工分，那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请假条，甚至被他当作我的第一篇汉语“优秀作文”，在邻居面前大肆炫耀。或许，早在那时候他就看到，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融入主体社会的大事情。
　　多年后，父亲在我的意识当中，从当年走出家乡的一个叛逆者的形象，重新回归到一个有着先觉能力的人。在内心我把这份应得的尊重归还给了父亲。身上若隐若现的纹身，让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他早年从维吾尔聚集的南疆来到多民族混居的北疆，或许一路上的经历，已经让他看到，想要走出去融入外面的世界，首先要突破语言的限制和障碍，他自己一生没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点，他想从我们这些孩子身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在离开家乡之前，我就像一只在汉族、维吾尔和哈萨克族各种语言围猎中的兔子，毛皮上印上了各种文化混杂的斑纹。来到了南方后，我也试图在各种方言文化间争夺自己的舌头。也许正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才能够体验到语言文化争夺的极致，这样才好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标本来解剖。我从头溯源，很想把改造了我的那些东西一一检索出来，看看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竟然有如此奇特的魔力。这个想法对于我很有吸引力，我需要明白，我的被改造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发生，我看见了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凿孔、裂痕、纹身，撕裂、疼痛、不完整，无所适从、猜疑、纷纷扰扰的心理纠结，然而真实、自然、清晰。这就是我，混血的文化缔造的独特生命。
　　三
　　文化对人的争夺，不单单发生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即使在同一民族和相同地域间相同的文化，也在相互撕扯中争相给对方打上自己所认同的印记。我所在的余姚，身边的姚剧明星中有人就在沪剧、越剧和电视剧对他们的争夺中徘徊，难以取舍。人最终到底会被哪一种文化磁场吸引了去，恐怕取决于这种文化丰富的内质和磁性的强弱。
　　小时候拆散我满头小辫子的小姨前两年去世了，还健在的大姨、三姨、四姨和众多母亲的亲人，对于我回到新疆生活似乎泯灭了希望，而对于我在老了以后身归故土还是满怀期待。活着的时候，她们和我父亲争抢着用各种方式标记我，当发现已经无法将我从另一种强大的环境中夺过来，最后她们决定争夺和标记我的死亡。在她们来说，这恐怕是对另一种文化抢夺了的迷途羔羊的争夺，我在内心暗自把这个理解为故土对游子的争夺。
　　争夺是一种本能，也是生存的法则。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历史对真相的争夺，权利对话语的争夺，自然对环境的争夺，时间对生命的争夺，不可知的明天对人的命运的争夺……各类文化环绕在我们周围，就像空气中的微粒，试图消灭争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文化争夺不是像从你手里抢一样东西那么简单，它首先从对语言的抢占开始，抢占你的舌头、眼睛、喉咙，深入你的身体，抢占你的味觉、嗅觉，继而抢占你的思维、抢夺你的精神世界，整个过程，被抢占的对象也可能毫无察觉，即使察觉也无以阻止。大多数人在应对一种强势文化冲击的姿态是束手跟从。
　　丈夫永远坐在电视面前，他的眼睛一部接一部地追随电视剧。他对电视剧矢志不渝，几乎构成了他对生活中有趣的新事物的抵抗。他全盘接受各种“神”到无与伦比的电视剧，他迷恋这种剧目，几乎失却了人原本该有的对虚构底线的判断，他采取一种放任的宽容，任由电视剧以它固有的模式在眼前泛滥和延续。在我看来，这种从不抗拒和彻底的容忍，几乎跟遗弃差不多。我吃惊于他对自己热衷的东西，居然顺应到不再产生一丝碰撞的激情。他已经被喜爱的东西融化和吞噬了，这件事物成功地争夺了他，他彻底变成了所关注的事物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体的，不分你我，他对它不再存在差异性的思维，甚至事物不用来捉拿他，他就已俯首听命，干脆变成了这个事物的合谋者，串通这件事物一起绑架了自己，将自己献祭于它，他从在沙发后面露出的脑袋变成了一件电视前的祭品。
　　与儿子争夺一件喜爱的外套，或者与我争夺一样喜欢的食物，丈夫都是锱铢必较的，他只顾着计较那些看得见的争夺，电视剧争夺了他的眼球和大面积的时间，在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争夺面前，他心甘情愿慷慨无度地出让自己。一种文化对于一个人来说竟然有那么强大，让他震撼到消失了自我，这真令人惊异。
　　小时候，我看见父亲用烧红的烙铁给马打上烙印，怕它混杂在马群中被主人辨认不出而丢失。马因为疼痛难忍差点咬断了父亲的食指，父亲举着血淋淋的手指，暴跳着用鞭子抽打那匹可怜的马。父亲的伤口渐渐愈合，可他被咬伤了筋的食指始终蜷曲着，无法伸展。强势的父亲想要标记那匹马，马却反过来标记了他的主人，这个结果是父亲始料未及的。父亲因此一生都咒骂马生性顽劣、不通人性，他钟爱忠实顺从的大黑驴，他把最好的草料都给了驴，马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饲料，挨父亲的鞭子也比黑驴多。
　　只要是生命，最初被打上烙印时，都会有焦灼、疼痛和不适的感觉，有的甚至会因为强烈的过敏和排异反应而致命。任何东西在相互碰撞和相互标记的过程中，在对抗、撕扯、断裂、争夺后，变化的结果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相互侵吞也好，互相融合也好，这个世界上的两样事物总不可能完全割裂，最终各种印痕终会变得界限模糊、难以辨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碰撞是融合的开始，疼痛则是我们为争夺和标记彼此付出的代价。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吸收，或许都是在抗争中去发现、分析、比较后汲取，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被这种事物彻底淹没。
　　四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用她灰绿色的眼珠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回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的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江南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哪一只手在每天修改着我，涂抹掉我过去生活的印记，并不断给我标刻上新的纹身和标记，看不出是谁悄悄切窃取和偷换了我本拥有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我的参照物和模特完全被调换过了。失却了同族的参照和从小滋养我的那种文化环境，连我的语言系统也被环境偷偷置换了。
　　在江南生活了二十年后，我第一次来到喀什，在父亲的老家，在那个全是维吾尔族人的村子里，站在羊圈的矮墙边，我用汉语跟堂哥的女儿搭讪：“你今年上高几了？”抬眼间猛地瞥见她吃惊不已的眼神和大惑不解的表情，我被自己无意识地使用汉语的唐突吓了一跳。这个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女孩，用她那带着责怨和提醒意味的目光，将我不自觉地溜到汉语里的舌头一下子拽过来，让它重新回到维吾尔语中。我愣在那里惊魂未定，赶紧把刚才的问话用母语重复了一遍。
　　她在与我争夺一种话语，喀什这个强大的语言环境帮了她的忙，她成功了。在这里无法舒展汉语的情形，就跟我在南方蜷缩着无法舒展母语舌头的情形如出一辙。我有点犹豫不定，是该为这个身处维吾尔语环境中不懂汉语的女孩子遗憾，还是该为在纯汉语环境里自己渐渐退化的母语自责。
　　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个羊圈的矮墙边与侄女对话的镜头，其实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同样的一句问话，我说了两遍，一遍用汉语，一遍用维吾尔语，准确地说，是我给自己的汉语做了一次翻译。侄女只是用目光制止了我的问话，她责怨和警示意味的目光让我明白，这里虽是父亲的祖籍，我来到这里，毕竟只是个客人，我只能尊重这里的语言习惯。侄女看似柔软却充满怀疑的目光里，有一种很强硬的东西，充满坚持和抗争，不由分说将我拉回到她的语境当中。当时，她看我的样子，像极了看一个在河边，一只脚踩在岸上，一只脚蹚在水里，站立不稳的人。她那份紧张让我莫名地感动，好像她在用目光抢救一个不及时撤回水中的那只脚，就要被脚下湍急的水流卷走的人。我不得不以让步来抢救和保护我与她之间，在语言争夺中莫明地受到挤压而疼痛的那份亲情。
　　当我重新回到维吾尔语时，她很释然，仿佛已经将我从危险的水流中救回了岸上。我从汉语当中抽回的舌头，有一点僵硬和不自在。带着羞愧和歉意站在她面前，我看清楚自己身体上来自另一个地域、另一种文化的标记是那么的不可隐藏，这些对于她来说充满陌生感的烙印，怎能逃得过她纯净的眼睛？
　　喀什的侄女与我之间展开的语言争夺，让我想到生长在北疆沙湾的侄子巴哈迪尔从维汉双语学校转入汉语学校时的那种挣扎。两种语言在争夺着一根舌头，巴哈迪尔在两种语言之间游移不定。说他舍不下母语，倒不如说他是舍不下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环境，转入汉语学校，等于要换掉他原来环境里所有熟稔的一切，老师、同学、伙伴，他所有跟外界的关系，都要随语言的转换而转换。人的整个世界都笼罩覆盖在语言里，他不单单是要调换一所学校，而是要调换一个语言世界，这个变化大得足以让他惊惧不安。
　　亲人之间对他选择上汉语还是维语学校不停地争执，让巴哈迪尔处在父母无法调和的两种意见当中显得很无助。我能体会在经历那种震荡时，一个孩子的无辜、焦虑不安和内心的触痛。
　　巴哈迪尔来过我江南的家，那时候，汉语对他的覆盖是局部的，暂时的。大多数时候，他对我说维吾尔语，然后他从母语里艰难地拐回僵硬的舌头，操着带着浓重新疆口音的不灵活的汉语跟我儿子和女儿对话。在他跟我女儿和儿子交流的间隙里，我忍不住打断他吃力的汉语，不厌其烦地纠正他古怪的汉语发音。
　　女儿和儿子的舌头，已经完全被汉语和英语抢占，他们全然不懂维吾尔语，也许出于我遗传的那份对语言的敏感和天赋，他们的英语学得出奇得好。我满怀善意地想让巴哈迪尔在使用另一种语言时，也能有一种像他的维吾尔语那样纯正的味道。巴哈迪尔常常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仿佛是我的舌头生病了，而不是他的语言有问题。我在内心也接受了他对我母语状况的同情。在与他用母语进行交流时，我不得不时常深怀歉意地停下来，用汉语代替或者弥补我的维语表达，或者向他讨教一些维语单词。由于长期生活在南方，我的母语已经开始退化，本来张口就来的那些维语单词，从舌尖上退回到大脑的记忆库里生锈、蒙尘，变得残缺不全。
　　我以为我可以借助汉语完成更准确的表达，这些我在母语中习以为常的做法，被巴哈迪尔不断地纠正，就像我纠正他不纯正的汉语发音，他对我的“维汉混合表达”不以为然，肆无忌惮地嘲笑我在母语表达时含混的语气、断断续续的句子、难以为继的维语单词。这个时候，他完全占了上风，他用一口毫无瑕疵的母语，将我维汉“混合型”的句子击得溃不成军。在为自己纯粹的母语骄傲和陶醉时，他或许还不能想到，他这一口漂亮的母语，在我所身处的环境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懂。
　　五
　　我从小被各种语言追赶着，似乎哪一种都无以逃脱。父亲的维吾尔语和母亲的甘肃回民话混杂着占领了我最初的听觉。我刚刚开口说话，邻居家的哈萨克语密不透风地包围了我。我用哈萨克语适应了跟邻居家孩子一起骑马、放羊、捣酸奶的畜牧生活，我贪馋的舌头被哈萨克人的酸奶疙瘩、奶油和新鲜的包尔萨克吸引，我付出的唯一的代价就是转动我的舌头，让它适应哈萨克语夸张的卷舌音，像追随奶茶上漂浮的奶皮子一样，任哈萨克语在舌尖上激情地颤动、弹跳、翻卷。后来我甚至能像在搅拌的油茶里用舌头分辨出炒熟的大米、小米的不同香味一样，区分出凯热依、那伊曼、乌瓦克这些不同哈萨克部落发音细微的差别。
　　我上大学的新疆班，四十几个学生由十几个民族组成，同学之间常常是一会儿说哈萨克语，一会儿说维吾尔语，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蒙语或俄罗斯语，语言转换之快，让外人瞠目结舌。我的舌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集体环境里，似乎没有哪一种语言在生活中占绝对的优势，大家用各民族的语言混杂在一起的“特殊语言”聊得热火朝天，舌头在各民族的语言里游来串去。那些汉语单词点缀在各民族的语言里，自己说完都很奇怪，这究竟属于哪一家语言系统。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多呆上几年，恐怕要缔造出一个“民考汉”（少数民族上汉语学校考入汉语类高等院校的）学生自创的语言体系。那时候，班上的女孩子还竭力逃避用方块字炮制的情书的围追堵截，写家信也尽量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现在想来，如果她们生活在南方，也免不了陷入汉字的汪洋大海，若离了它，恐怕寸步难行。
　　在一个地区，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强弱，有时候避免不了地与使用这种语言人数的多寡挂钩。在靠近哈萨克斯坦的西北边陲城市塔城，哈萨克语成了我深入牧区的“通行证”。我发现哈萨克语几乎成了这个地方除了汉语以外的第二种“通用语言”，连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锡伯、蒙古、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都学会使用哈萨克语，不少汉族孩子都进了哈萨克语学校读书。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语言这个词直译为“舌头”，懂不懂一种语言，就叫做“懂不懂这个民族的舌头”。懂多种语言的人，叫做“拥有多根舌头的人”。离开塔城后，我不得不蜷缩起我的另外两根舌头——我的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一起被搁置起来。广东白话、河南话、上海话、宁波话，一路狂轰乱炸，我用普通话穿过了各地方言的洪流后，才发现离开新疆到了内地，我的另外两根引以为豪的“舌头”像两只小船原地搁浅，根本无法行驶到更广阔的海面上。
　　初来江南，我的舌头在姚江一样宽阔悠长的余姚方言水面上就像一条小泥鳅，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有半年的时间，与方言的对峙，使我完全陷入了失语、失聪的状态。我成了一个舌头被捆绑的人，捆住自己的舌头，跟捆住自己的手脚一样会使人停滞不前。方言阻断了我的舌头，也割断了我向外部世界延伸的精神触角，我变得又聋又哑。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
　　多一种语言，一个人的交流范围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扩大，这不是吃亏了，而是占有了一种优势。语言是一条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可以带你走出去，让思想走得更远。在汉语里，这叫出路。出路对于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几乎是存亡攸关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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