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普京开始了自己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此后的六年任期注定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他前两个任期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结构性变化是他和整个俄罗斯统治精英集团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期间，俄罗斯国家的政策导向、治理方式与新的社会现实之间出现的一系列冲突不断发酵升级，其对内和对外都重新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形态，曾经试行的非政治化、“后现代”的政治操作手段必须重新直面俄罗斯现代政治的现实。
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与2012选举周期以来的内政局势
1991年以来私有产权、市场体制和宪政民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俄罗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八年里，无论是在经济总体成长和人均收入绝对增长，还是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上，都有不俗表现。但同时，新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在控制资源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精英阶层的代际固化和俄罗斯式的“拼爹”现象日趋明显，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地被拉大。
此一社会分化的进程得到了2000－2008年间普京政府政策的有力推动。除了被媒体经常曝光的大资本的约束和调整以及不断的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总统任期内通过的一系列推动资本主义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年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以及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等。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程度加深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也开始全面塑造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和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稳定器”功能的阶级属性不同，俄罗斯中产阶级在2011年末开始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恰恰表现出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愿。最新的这一轮社会运动开始于2011年底杜马选举前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和现政权的游行示威，其诉求集中于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
这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尚没有系统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可推断，走上街头人群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的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其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其收入上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亦对现有体制阻碍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日益不满。
借助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1998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改革刺激效应，俄罗斯政府在新世纪的前八年，通过日益丰厚的财政资源来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经济复苏乏力，能源依赖型经济的发展后劲不足，加上俄-格战争的负面影响，导致其经济增长放缓，最近的乌克兰事件和西方制裁则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国家控制资源的负面效应。基于此，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的潜在社会契约开始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也在进一步政治化。如何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地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的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地推进产业调整和技术创新，且不过多地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2008年以来俄罗斯国家面对的政策难题，也是俄罗斯社会生活和公共政策重新政治化的社会基础。
2012年后“两个俄罗斯”的进一步分化
2012年3月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和立法，其中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部分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在刚过去的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2012年夏在莫斯科出现的莫斯科文化精英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当年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意识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的群体支持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势也试图将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吸纳进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此过程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
城市中产阶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是他们对局面过于激化以至于失去控制的担忧。而联邦政府在普京重回总统宝座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亦是在提醒中产阶层：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病，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其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的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已然存在差别，“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显清晰。
2012年以来，以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俄罗斯和两个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俄罗斯之间的分歧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的群众运动则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历次主要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选票优势。
苏尔科夫模式的起落:“后现代”政治运作还是重回现代政治?
在上述背景下，从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一位曾经位居高位的俄罗斯官僚的命运起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对自身定位的调整，以及其应对危机过程中所出现的游移摇摆。
现年50岁的俄罗斯副总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曾先后效力于俄罗斯的三位总统，其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和“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早年曾经梦想成为话剧导演的苏尔科夫擅长开发各种创造性的公关攻势：以灵敏的嗅觉捕捉竞争对手的弱点，充分利用媒体打击对手，且可以根据主人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加之其在整合政界和商界资源上能力出众，因此，在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多次洗牌过程中，苏尔科夫始终没有倒台。
苏尔科夫的主要职责是重建和经营俄罗斯的公共政治空间：他通过各种干预方式介入政党制度的立法，微观调控选举过程并对媒体实行软性控制。他还是组建“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以及包括“我们的（纳什）”在内的几个青年政治组织的主要幕后推手。另外，他也是普京时代被提出的最重要理论概念“管理民主”、“主权民主”的主要构建者。苏尔科夫帮助推广的“主权民主”概念强调，所有现存的民主形式都是被“管理”的民主，而政治人物的职责在于影响公众，使公众产生身处自由的幻觉，尽管实际上他们都处于被管理状态中。
苏尔科夫的政治策略和手段成功把俄罗斯政治（尤其是在联邦层面）转变成一个壮观的后现代剧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治秀场上，作为导演的苏尔科夫不断尝试着新旧各种政治模型：既会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团队，又能在下一刻去会见人权组织的代表，从而将反对势力长期置于一种猜疑和困惑状态。这种后现代和威权政治操作的巧妙结合，使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福柯）的文本成为俄罗斯政治操盘师培训课程的新宠，因而，很多杜马议员会在政治集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德里达和拉康。
在苏尔科夫帮助创建的这个后现代秀场里，导演或者公关经理能和任何一个必要的权力中心进行合作：莫斯科的高级画廊可以在指导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影片的同时，展出反政府的艺术作品；某知名导演可以在拍摄了讽刺普京政权的卖座大片之后，又加入普京的政党；苏尔科夫本人也会写讽刺当下腐败的小说和摇滚乐歌词。苏尔科夫导演的秀场里充满了各种面具和各种姿态，尽管色彩斑斓但是除了对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财富积累的追逐之外，其核心价值的空洞无味正在日渐凸显。
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表现不佳，苏尔科夫随后离开克里姆林宫、转任负责创新现代化的副总理。苏尔科夫是否成为统一俄罗斯党竞选失败的替罪羊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总统选举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了重大转变，苏尔科夫曾经擅长的“后现代”的政治操作——公关策略、意识形态训导以及“一切都是政治游戏”的态度——在无情的俄罗斯政治现实面前碰壁了，往日政治秀的天才导演被赋予了新的角色。
普京的个人转向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的工作态度和治理策略也在发生变化。在其第一届任期的前三年里，他更多地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较有代表性的是主动鼓励大资本与联邦政府进行定期制度化的交流。2003年后半年起，他开始更多地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对已有的正式制度进行改造，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在检察院体系之外，普京还建立了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2007年间，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批特殊的“国家公司”，以及此后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其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它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这些机构，曾经有效地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且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其则有可能起到负面作用。
普京个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则发生在2011－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其在价值观上出现的明显的保守转向，对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在2013年的瓦尔代俱乐部上的演讲中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这一保守转向，部分是针对俄罗斯国内社会结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调动俄罗斯国内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保守价值取向，来消解2000年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同时，俄罗斯国家对外也开始试图扮演西方世界中“沉默大多数”的代言人。欧美世界中这个群体秉承的传统价值观在当下欧美的民主体系中无法得到体现，因此，普京和俄罗斯国家在过去两三年时间内的保守主义转向也赢得了欧美世界部分保守势力的支持。
在经济领域，以俄罗斯议会于2013年7月通过的《经济犯罪赦免法案》为代表，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国家对于受危机和制裁冲击企业的财政救助政策为核心，普京和俄罗斯核心政治精英用“胡萝卜和大棒”并用的政策手段试图“重新民族化”本国的大资本，构建新的俄罗斯民族资产阶级，让后者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祖国视为捞取短期利益的取款机。
乌克兰危机与“普京原则”
2013年11月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从最初的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迅速演变成为包括美俄在内多个大国尽逐角力的国际冲突事件。整个事件将俄罗斯国内政治层面的诸多争议和压力迅速转移到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而俄罗斯正式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一标志性事件，将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分水岭。以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为起点；以2014年3月18日普京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高峰，俄罗斯政治精英开始逐渐勾勒出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而且这套原则有可能全面挑战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普京的个人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基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但是以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为高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被重新叙述和总结，而且还囊括了此前没有被提出或者仅在特殊情况下被提出过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的“俄罗斯世界”，以俄罗斯为中心，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其各自的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传统，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的基础上。
（二）西方是俄罗斯世界的“反题”。与“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且“普京原则”中已经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的保守转向，对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自我拯救的文化基因。
（三）俄罗斯是“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普京原则”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而且“普京原则”还主张俄罗斯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俄罗斯对周边国家主权的尊重必须以后者对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作为前提，即俄罗斯对周边国家提出了实质上的“有限主权”。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而是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类似情况使用武力介入别国内政的事例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普京原则”的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有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这些标准是对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国际体系的直接回应。如果这套原则从话语落实为政策，那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基石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将受到重大挑战，在实践上可能只适用于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大国和得到大国保护的盟国。国际政治将重现部分20世纪初期的特征：“势力范围”的概念在事实上回归和强化；结盟政治的重要性上升；民族国家独自决策的空间和能力趋于下降；现有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下降；在世界多个地区出现重新调整国家边界的努力。同时，“普京主义”原则中对建立在包括族群、宗教、语言等标准上的身份认同，比对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赋予更高的重要性，这对传统民族国家内部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民族国家对外的独立性都是重要的修正。此外，对于乌克兰建立在文明原则上的干预主义，也超越了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的干预原则，虽然后者在实践中也经常被西方大国所违背。
在西方国家于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对俄罗斯实施的多轮经济制裁之后，俄罗斯也在积极回应西方的制裁：在国际金融、国际储备和支付体系寻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欧美传统贸易伙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贸易渠道和自由贸易区；在能源领域建立自己主导的交易体系等等。这些尝试预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对于冷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不满，并逐渐开始用政治化的方式主动摆脱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对他们的制约，一组与现有体系平行的替代性体系可能由此出现。
再政治化世界的俄罗斯底色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内“两个俄罗斯”的分割形态也映射到世界局势当中。冷战的结束和此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并没有缩小不同国家和国家内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相反，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却在迅速挤压部分国家和社会群体的生存空间，并增加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割和冲突。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应对国内两个世界的内在差别和分歧时的难题，也同样映射在他们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上：曾经尝试过的苏尔科夫式的后现代政治操作手法在2012年之始就走到了尽头，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资源控制能力不断下降的俄罗斯统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的艰难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自己仅仅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身份。另外，以克里米亚事件为标志，俄罗斯正在成为打破美国主导的冷战后秩序的大国群体中的主导者，由俄罗斯倡导或者参与的诸多建立平行体系的努力也已初见成效。如此形势下，“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虽然被夸大：因为俄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如苏联时期那般强大，其无力单独对峙“西方”这个“反题”，但世界政治的走向却很有可能重回冷战时期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各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可能产生对立的意识形态本质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