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陶炼”这一科，原来的名字是“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在讲明有志服务乡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者——应行具有的精神。乡村建设是什么？要在乡村建设理论里去讲。大家将来知道了乡村建设是什么，则服务乡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当更易知道；同时对于精神陶炼的意义亦更易明白。我们服务乡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底下先简略的加以说明，话虽然很简单，可是很重要，大家要留意一点!
我们“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一科目，就是要启发同学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很大很远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负荷此任。大家如果为俗见俗肠所扰，则没有力量担负此远大的工程。明末王船山先生顶痛心“俗”。他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深切动人。他说：“恶莫大于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一句话。俗见俗肠是非洗刷干净不可；而要洗刷俗见俗肠，必在深心大愿出来的时候。深心大愿出来，俗见俗肠自然脱落。深心大愿是什么呢？现在不往深处讲，我可以用极浅的话来告诉大家：深心大愿就是要你有真问题，不要有假问题；要有大问题，不要有小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真问题、大问题，此即深心大愿出来的时候。什么是小问题？就是俗见俗肠。昨天陈主任(亚三)曾说：“关于起居享用方面不要注意；在这些地方不要有问题，那些都是小问题。”我们也可以说：有小问题者为小人，有大问题者为大人。真问题是活泼有力，稳然藏于中而莫能去；如时有时无，忽起忽落，那就是假问题。有真问题时，就接近深心大愿了。
什么是深心？深心即悲悯。普通说“悲天悯人”。当社会上多数人都在痛苦灾难之时，容易发生怜悯之心，这当然也是悲悯；不过悲悯亦还有更深的意思。换句话说，更深的悲悯，并非对灾难而发。这种悲悯，不一定看见灾难才有，而是无时不可以没有的。这一种悲悯，自己亦在其中，斯乃一根本的悲悯，斯乃一对于人生的悲悯。这种根本的悲悯，包含刚才所说的对灾难而发的悲悯。如果我们有更深更根本的悲悯，则更易有对灾难而发的悲悯。这一个深心，是从对人生的反省而发出的。如果我们只是一天一天的活着，笔直机械的活着，不会发出人生之感，——人生之感是从反回头看人生时，所发生的一个更深的慨叹，一个更深的悲悯。此必须从对人生的反省而来，平常不容易有。什么是大愿？大愿即深心；有深心始有一种大的志愿力。这一种大的志愿力是从深心而来。这一种大愿，是无所不包的大愿。照我所了解，大概佛是一个有大愿心的人。中国的古人(儒家)，多半勉人立志，勉人立志就是勉人发大愿心。如张子：“民胞物与”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很能够代表儒家教人发愿的精神。如果我们不发愿、不立志，我们的乡村建设亦即无从讲起。这一种愿力，超越个体生命；仿佛有一个大的生命，能够感觉到个体生命问题以上的问题。能够超过个体生命而有一个大的生命，从这个地方就见出来是“人”，“人”就是这么个样子。如果大家要问我怎样是“人”？我的回答：人就是感觉问题顶敏锐、顶快、顶多、顶大，——无所不感觉。这样就是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即在此。是甜、是苦、是痛、是痒、是合适、是不合适，他感觉得非常之快，并且他的感觉无所不到；所以他的问题特别多、特别大。动物虽然亦苦，然而苦不过人；人如果觉到苦，那才是真苦啊!人要是快乐，那才是真快乐啊!这些都是动物不会有的。其感觉特别多、特别大、特别深刻、特别敏锐者谓为“人”，“人”亦即“仁”也。“人”“仁”这两个字是相联的，其义亦相通。所以古人常说这么一句话：“人者仁也。”人类与物类的不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去找，——必从此处寻找方可发见其不同之点。物类没有这么多、这么大、这么深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感觉它都没有。物类与人类之不同在此，俗人与超俗人之分别亦在此。俗人(前之所谓有俗见俗肠者)问题少、问题小、问题浅；他的感觉迟钝、感觉不够，亦即其“仁”之不够也。我们并不是想做一个超过常人的人，并不想与众不同；可是不愿意做一个不够的人，而愿意努力圆足人类所具之可能性。圆足人类之可能，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亦为人不可少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深心大愿是从人类之可能中自然要有的。我在前边曾这样讲：人之所以能发挥深心大愿，是要有真问题，不是有假问题；是要有大问题，不是有小问题。从真问题、大问题中乃能引发深心大愿。人是有活泼的力量可以感觉若许问题的；人类与物类的不同，俗人与超俗人的不同均在此处。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们一定要做个超俗人，我们并不敢存此心。原来真问题、大问题，以及深心大愿，都是从人类的可能性来的，我们只是要圆足那个可能性而已；不是非要做一个超俗的人不可。如果没有真问题、大问题，那是我们的不够、我们的缺欠、我们的不行。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此意。人类既是感觉顶敏锐，是甜、是苦、是痛、是痒、是合适、是不合适，他感觉得顶快、顶大；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留心，应当让我们的感觉敏锐深刻，快而且大。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是甜、什么是苦、什么是痛、什么是痒。我们要把此感觉深切著明，自然可以发深心大愿，自然可以担负乡村工作，这就是精神陶炼的意义。末了我要大家自己问自己一句，你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都找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每人写一个字条放在书桌前面，常常自省!精神陶炼这一科，固然也可以讲，同时尤应注意个人的生活及个人的精神。关于这个事情，本来是替大家请了几位班主任来帮助大家。聘请班主任的时候，院内同人很细心，很费斟酌来替大家安排。现在担任班主任的几位先生，多半同我相处很久，我很了解他们。在我个人，代大家请班主任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大家既相信我而来此就学，我希望大家对各位班主任，都有实在的信心。昨天在纪念周上我说希望大家以极大的虚心接受本院的规矩及嘱咐大家的话。这个意思很要紧，如果大家有深心大愿，有一个很恳切的意思到此地来，我相信大家有极大的虚心。以我知道各位同学有很多在社会上做过多年事情的。做过多年事情而又来此求学，这意思就不平常，就不俗，有这么一个心愿，当然能够虚心。所以我很相信大家能以极大的虚心来接受本院的规矩以及嘱咐各位的话。如能够这样，于大家必有很大的好处。我们所请到的几位班主任，以他们的学问、经验，也许不特别高、不特别丰富；可是我相信在精神陶炼上一定可以帮助大家。这几位班主任，我对于他们的“志气”有一种承认，对他们很有一种恭敬的心，所以请他们在精神上来帮助大家。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注意，能相信我的话，来接受并且信从这些班主任的指导。以他们的谦虚，一定可以引起各位同学的谦虚；以他们的勤劳周到，一定让同学亦能够那样的勤劳周到；而且让大家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真有一种亲热的意思来帮助大家。
精神陶炼的大意，已经对大家说明，就是要启发我们每个人的志气愿力。于此让我们联想到丹麦的教育。丹麦教育特别的地方，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一文中，我曾经有所论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现在略说为什么由我们的精神的陶炼而联想到“丹麦的教育”。
我们说丹麦教育，是指着距今已七八十年复兴丹麦的那一种有名的民众教育而言。这种民众教育甚特殊；起初未曾注意到它的特色，后来才明白。我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那篇文章中说：我们作乡村运动，听到丹麦是农业国家，所以注意丹麦；我们作乡村运动注意合作，而丹麦以合作著名，所以注意丹麦。丹麦教育，我猜想着它大概是提倡改良农业合作的；后来我仔细考察，才发见我们的猜想是错了。农业改良，合作组织，诚然是复兴丹麦的方法，并且丹麦的复兴是很得力于这种方法；可是事实上丹麦教育在最初不是这祥的。起初的丹麦教育离此尚远，绝不是一个偏乎实际应用的，而倒是一个非实用的。我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一文上曾提出两点申论之。我说很奇怪的，它的教育是非实用的、非职业的训练，非养成技术人才的训练；现在有人好说“生产教育”，那么，最初的“丹麦的教育”恰可名为“非生产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种讲书本子的教育，几乎可以说它不是教人念书；它那种教育，恰在技能训练与书本教育以外。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教育呢？在头脑粗浅的人，实想象不到。它那种教育很难说，仿佛是一种“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这两个名词很不通，但此外更无其他较好的名词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们精神陶炼的意思。
丹麦教育的创始者，是几个富于宗教精神的人；他们本人的人格非常有为气、非常伟大。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教育是“人感人的教育”。它这种教育的长处，就是从有活力的人来感发旁人的活力。它并未教给人许多技能，更非教人念死书，结果让丹麦的民众活起来了。这种教育很靠重办教育的人，教师的本身必须有活力才行。丹麦教育创始人的人格，实在令人佩服；而其教育制度亦的确能帮助丹麦，让丹麦民众活起来。关于丹麦教育制度我觉得有好几点应当提出来说的。其一，它所收的学生多半是青年，不收过小的(它对年龄的限制，大概是十八岁以上)；因为太小的人尚无经验，对于人生尚未尝着什么，他还不会有问题，所以对他不好做功夫。同时年龄过大的，精力渐将衰败不行。最好的是尝到人生滋味的人，功夫就好做很多。大概在青年时代(二十余岁的人)将成熟而未成熟的人，内力都很充足，其身体、智慧、头脑，都正在发育。这个时候正是每一个人的英雄时代，他有的是感情，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志气。若能给以人生的教育，那是很好的。再则，丹麦的民众学校是私立的，办学校的人是志愿的、自动的，非受官府的派遣而来。因其富于自动，所以有活力，所以能引起他人的自动，所以富于一种生命的力量。再则，不唯办学的人是志愿的，求学的人也是志愿的。小孩子的读书常常是被动的；十八岁的人，他不来则已，来就是他自己要来。况且他们的学校中，资格、文凭、学位、职业、手艺全没有；既非被动，又无所希图，所以他的入学完全是志愿的。这种教育，两面富于自动性，所以有一种活的意味。丹麦的民众学校，学生肄业的期限虽短，然在此三五个月当中，即可学会寻常学童三五年所学不完的课程。再则，私立学校，政府补助它而不干涉它(它也拒绝政府的干涉)；因为没有干涉，所以机械性少，所以不被动、不死板。它的一切功课、办法、规矩，亦不必整齐划一；不整齐划一机械性就少，机械性少就最富活力。丹麦教育的创始人物与其制度合起来，完全可以做到让丹麦的民众活起来，所以结果其国内农业合作最发达；虽然丹麦教育并不讲究这些，可是丹麦的农业合作之兴盛全靠这个教育。丹麦教育的创始者，现在已被大家公认为丹麦农业合作的功臣，此即因其复活了丹麦民众，复活了丹麦社会。人活了之后，自然会找路子；如根本的地方没收生机(人不能自动)，给他方法、技术，他也不能用。知识、方法、技术，都是工具，人活起来之后，自然会找工具，会找方法。所以看着丹麦教育是非实用的，可是后来完全变成了实用的。我们中国的教育，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大家就是着重实用；如果找出当初废科举的理论，则可知原来就是讲求实学，讲求致用。中国开头感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即行注重实用，注重职业训练，注重养成专门人才，凡此皆是注重西洋科学技术的缘故。后来又有人提倡“职业教育”，组织“职业教育社”；现在虽没有生产教育社，但已有人倡言“生产教育”。在我想这都用不着。因为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如此做过，用不着现在来说。自兴办学校以来，从来没有人说不是办讲求实用的教育，可是结果与丹麦相反，完全成了非实用的教育，所以我们由丹麦教育不禁联想到我们的教育。这一个对照，非常值得注意。可是讲求“职业教育”“生产教育”的人，都没有对照过；如果来一个对照，则很可以反省反省，很可以有个觉悟。这个问题就在丹麦教育不是从职业入手，不是从生产入手，而结果成了职业的、生产的。其原因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知识技能是工具，工具是靠人运用。丹麦教育不从工具入手而从运用工具的人入手，使人先活起来。在人未活以前(即其精神尚衰颓而未振发的时候)，你把工具摆到他面前，他也不会用。中国教育之失败，我敢说就是失败在讲求实用。关于丹麦教育的话不再多说，最好大家参考讲丹麦教育的书同我写的《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那篇文章。
此时此刻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是精神最颓败的时候，与丹麦同样的非先把中国人活起来，大家没有办法。如果中国人还是死气沉沉、无丝毫活力，则什么也不要讲，不必讲!中国乡村中人，差不多都是受许多迷信与习惯所支配的。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很少，只凭迷信与习惯，此即所谓缺乏活力，此即所谓死板不动。可是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是直接同乡村的迷信、习惯去冲突。许多教育家、维新家、革命家、改良家，都做错了许多事情；其冲突的结果，于事无益，他绝没有复活了乡村的民众。有许多冲突(近几十年来)，其结果虽然动摇了乡下人的迷信与习惯；然而动摇的结果，让他彷徨、苦闷，心里无主，意兴消沉，比从前更死，更无活气!这个时候，我们非先给他解决精神上的问题不可。我们要替他从苦闷中找到出路，从彷徨中找到方针，从意兴消沉中仿佛叫他有了兴趣，从他不知将往哪里去的时候能够让他看见一点前途、生出一点希望。总之，第一要想法子让乡下人活起来，不但使他脱离了迷信与习惯，并且使他脱离了彷徨及苦闷；必如此，农业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组织。否则，一个没有精神的人干什么也干不好!一个颓败死板的民族，想让他农业改良、组织合作，实万不可能!至于如何让乡下人活起来，将来自有许多讲究，而根本的一点是做乡村工作的人自己先要活起来。如果做乡村工作的人本身无勇气、无力量、无大志愿、无坚毅精神，则什么事也不必做，不能做!我从丹麦教育联想起来我们精神陶炼的意义，就在要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打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彷徨与苦闷!
关于让乡下人活起来的意思，我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一文中曾经详细论述过。因为在乡农学校里边有精神陶炼的课程；安排此一课程的目的，就在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所谓精神的破产，即指着一切旧的风尚、规矩、观念，都由动摇而摧毁，新的风尚规矩此刻尚未建立，所以就成了精神的破产。此中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文化传之日久，文化愈老，机械性愈大；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照例多保守、多定驻、多死板，不像工商业社会一祥。这样死板机械的社会，卷入了新的世界潮流，遂起了剧烈的变化。几十年前，从沿江沿海输入许多新的生活习惯，使中国社会先从上层政治变动，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几十年来不断的剧烈变化，最后乃影响到乡村。因为上层强迫乡村变化，乡村就不得不变化了。它对于这种激烈的变化，心中虽然感觉不适合；但不能明白其中意义，所以心中无主，同时没有判断力，又不敢去否认这种变化。大概乡间五十岁以上的人，多数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窘闷痛苦，因为传统的好习惯、好风尚都被破坏，他很觉不合适。在三十几岁的人虽不觉得窘闷之苦，但心里也是无主，而成了一种顽皮的样子。我们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价值判断，是非好歹；可是现在的乡村社会就失掉了它的价值判断，所以乡下人整天在苦闷无主之中。再则，近数十年来的天灾人祸太厉害，——本来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总要遇到几件不幸的事情；可是不幸的事情如果连着来，那一个人就受不了。社会亦然，如果接连遇到许多不幸的事情，它的精神也就要消沉下去。乡村中人现在既无乐生之心，进取的念头更谈不到。有此两面——价值判断失掉，天灾人祸频来——所以乡村中人死板沉寂而无气力。这个时候，你若要乡村中人进取，则非先使他活起来不可。如何使他活起来呢？一面须恢复他的安定，使之有自信力。此必乡学教员先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经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让他安定，让他看见前途，从我们的指点让他认识一点进取的方向。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使看见前边的道路，他才能有乐生之心、进取之念。所以我们要先安定他，然后再给他开出路子。有了活人，其他事业才可以说得上。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人，必须对于人生实际问题有一个认识、判断、解决。比如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如何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自己先有一点见地，然后才能给乡村中人开路子，所以我们训练部的功课有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在丹麦教育只收十八岁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年龄稍大才有人生经验，才能彼此讨论人生实际问题。除了人生问题的讨论之外，尚有音乐、历史的讲求，也是让丹麦活起来的一个有力的因子。我们的精神陶炼，含有三方面，即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刚才所讲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即其中之一；前边所谓深心大愿，即修养方法与合理的人生态度的根本。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也很重要，由此我们又想到丹麦教育。兹仍以丹麦教育与我们的精神陶炼相比较：丹麦民族的复兴，靠丹麦民族活起来；中国民族的复兴，也要靠中国民族活起来；丹麦民族复兴靠丹麦教育、丹麦精神陶炼；中国民族复兴也要靠中国教育、中国精神陶炼。话虽是这样讲，可是事情的大小很不相同。中国的民族复兴，问题太太，事情太难，与丹麦的民族复兴简直不能相比。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丹麦民族所未遇到的。丹麦民族复兴，是前八十年的事情。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时代丹麦未遇着；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剧变，是一很特别的时代。此刻，不单中国社会已失其价值判断，即全世界全人类从来所有的价值判断此刻也都在动摇变化；所以这个时代，思想顶纷纭，最富于批评，充满了怀疑。这个特别的时代，丹麦未遇着。人类到现在太能批评，太能怀疑了，一切固有的文化都在动摇之中，欲在此时建立一个新文化，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中国此刻欲谋民族精神的复兴，较丹麦是困难得多，简直不能相比!丹麦民族是因为被德人战败而颓丧灰心，格龙维出而谋丹麦民族的复活，遂创始了丹麦教育。他的问题小得多。且丹麦人的精神原来是宗教的，格龙维等很得力于此；他们是以宗教的精神来苏醒丹麦民族。他们视人生问题的批评讨论虽很重要，可是音乐、诗歌、文学、历史也很重要，这些科目都带有宗教的意味，都含有感情奋发的意味。而感情奋发就大可以复兴了丹麦，中国则完全不能那样!中国此刻讲精神陶炼，诗歌、音乐、文学的帮助固很必要；可是恐怕要多重人生问题的讨论，多用思维，多用脑筋才行，——不是一个精神的奋发即能解决中国人的苦闷。中国人的苦闷，从音乐、诗歌、文学、宗教来解决是不够的，必须从人生问题的讨论始有解决的希望，这完全因为此刻正是一个怀疑批评的时代、意见分歧的时代、理智作用兴起的时代，非用理智不能够对付，单靠感情的兴奋恐怕冲不过去。此时非从彻底的批评怀疑，不能转出一个彻底的非批评怀疑的精神，不能用不批评、不怀疑的精神，而希图挡住批评怀疑的潮流。假定中国民族精神如丹麦民族之靠宗族，则中国民族将永无复活之望，因为那个样子必不能打破我们的难关。丹麦的宗教，是比较浅的生命，若遇到大的困难，它就不能动了。丹麦民族假使遇到像今天中国这样大的难关，它一定就完了!不过中国民族的精神恰不是那样的，中国民族精神是人本的，是现世的；中国虽无科学，而其精神接近科学，远于宗教，而合于思维。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中国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类的理性”。大家慢慢体会参究，可以了然理性之为物。此处所谓理性，虽然不就等于理智，可是包含了理智，或者说最接近于理智，所以中国虽无科学，而其精神却很接近科学，——诚以科学即理智之产物也；所以中国民族精神与科学完全不相冲突。我们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之“合理”二字，亦即“合于思维”之谓。在丹麦则不然，它必须多靠音乐、诗歌以启发人的感情，启发人的志气。如果要让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感情振作起来，那就非讲理不可!中国此刻虽然遭遇这么大的难关——人类剧变时代、怀疑批评时代——精神因而动摇摧毁，可是动摇摧毁不到它的深处，以其植基于理性之上，而理性力量特别深厚，则完全不怕批评与怀疑。除了中国以外，任何民族，——尤其是受宗教的孕育，借宗教的精神以自立的民族，都冲不出这个难关；惟只中国人可以冲得过去，因为他接近理性，不怕批评与怀疑啊!如果大家留心看我的书，就可以看见我常常说：除非中国文化完全没有价值，如果其有价值，则它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点——就是对人类的认识。只有中国人反回头来认识了人类是怎样一回事；将来不敢说，此刻其他洲土对此尚无认识。中国文化的可贵即在此。中国古人最先认识了人类，就从这一点上开出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之与众不同即在此。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其具有理性；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人类的理性，发挥了人类的理性，所以中国民族虽遇今日之难关而无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都是人；能够认识人类的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之所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丹麦民族的复兴，胜过了它的难关，是因它的问题小；而中国问题虽大，因其精神合于思维，亦足以通得过现在的难关而复兴。以上略将中国历史文化加以分析。大家应当注意“分析”这两个字，只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用，而不能用于丹麦。丹麦人固可借其过去的历史而复兴；民众学校只讲它过去历史的光荣、历史人物的伟大，丹麦民众即可活起来。我们中国的复兴则不能全靠这个，恐怕要靠一点分析，用思维的眼光，找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从这一种自觉(对自己的认识)里，方可以看出现在及未来中国社会所应走的路。对历史文化的分析，很要紧的是认识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找出它的特点，而求得今后我们应走之道。这在我们的精神陶炼上是必要的，而在丹麦即非必要矣。
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是如此，丹麦的老根是它的旧宗教精神。它发新芽的“发”，是靠它的教育，它的新芽是指它从民众教育生长出来的新社会。丹麦农业与合作的发达，完全是从这个新萌芽生长出来的。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以为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照普通生物的例，衰老以下跟着就是死亡。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皆不免有此恐惧、有此观念。中国民族的衰老是不容否认的，但其是否有返老还童之可能，或者是一直下去就死亡，这很成问题。此问题甚大，必须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才配讨论这个问题。近些年来，一般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及许多思想不同的讨论文化问题的书籍，都讨论到文化衰老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在那本书中，从头至尾都是说民族文化同生物一样，有其少年时代、壮年时代，以及衰老灭亡时代。他列了一个表，把世界著名的有文化的民族全罗列于内，并指明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少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壮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衰老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灭亡时代。他把每一个民族都拿这种眼光来看，最后又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可逃此例，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其第二度的文化创造、第二度的壮年时代。这样说来，则问题很严重!中国是不是就会灭亡呢？抑尚能返老还童呢？如果中国民族真能返老还童，真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那真是开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纪录了。这个问题很不易说，我想粗略地说几句：我的话虽简单，而意思却有根据。在我想，民族衰老这句话不要顺口说去，我们应当分析何谓衰老？其衰老在何处？一个民族社会，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生命不同。群体生命是由许多个体生命构成，个体生命既有其死生灭亡，则群体生命的构成原很显然的是常常更换、常常新鲜。诚如是，则所谓民族衰老的话怎么讲呢？似乎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自一面说是不能比的；然而自另一面说则也能比。如果让我回答“民族衰老何所指”这个问题，则可说所谓衰老非指其构成员乃指其机构而言。一切文物制度组织结构，自一面说愈用愈熟．，可是愈熟则机械性愈大；愈成为习惯，则愈失其意识适应的力量。个体生命的衰老亦复如是。个体生命有其机构，社会(群体)生命亦有其机构。所谓衰老，乃指其用得日子太久，机械性太大，适应环境的力量太小，至此则这一套家伙非换不可；所谓死亡，就是指这套家伙已不能用了。个体之死亡，民族之灭亡，莫不如是。说到这里都还是说社会生命可看成个体生命。底下要转过来说；个体生命的机构是先天的，社会生命的机构是后天的。一切文化制度是后来想出的方法，非如五脏六腑之与生俱来。文化是后天的安排，故不能比与生俱来的那套家伙，到不能用的时候就一点没有办法，就非换过不可。民族文化社会生命因为是后天的产物，所以能够改，能够创造翻新，不是绝没有办法，而如个体生命之绝不可移易也。我说这些话，好像是大胆地回答了那个问题：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老即至于死亡。——“民族文化能够返老还童。”我们实可如此说。
现在再回头来说老根上发新芽的话。所谓发新芽者是说另外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然其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是新的地方，是从老根复活的东西。这个东西自一面说很细微，很抽象，很不易捉摸；而自另一面说却非常实在，非常明白，绝不虚缈。这个不容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之为“民族复活”。
在我们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这门功课中，要向大家讲的、要指给大家认识的，就是民族精神。所谓历史文化的分析，就是指点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民族精神)；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是讲中国古人的人生态度，也还是民族精神；乃至于讲修养的方法，也是源于古人，资借于民族精神。更明白地说，我们之所谓中国古人，就指着孔子的这个学派，或者说孔子就是代表。在精神陶炼里大概要讲许多古人的道理，要在古人所创造的学问中有所探求，来帮助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对大家说：从我们老根上发新芽的比喻上，我竭力表示只能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法子是一个传统的因袭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多半是机械的、习惯的，都不能用。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必须是一个新生的、复活的、创造的、慢慢找回来的。兹就三方面来说这个道理：
中国近几十年来文化的破坏崩溃，是一步一步的，也可以说中国人唾弃他的旧东西，是一步一步，步步往深处去，差不多到最后要唾弃完它，此乃无可奈何者!而且这是一个事实，不能论其好坏。这一个事实愈来愈到家，愈唾弃得干净愈不客气，必得到唾弃完的时候，他才能再找回来。如果留心体会分析这几十年的事情，则可知中国人是如何的一步一步在唾弃旧的了。唾弃到最后，将慢慢找回来而另开一新局面。它必非传统的，乃为再生的；所谓“找”即重新认识与再生之意。重新认识之后，愈来愈看得清楚，愈清楚愈加发挥，终至发挥成一新的生命。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说非传统的，系再生的、复活的；自一面说，生命仍是旧的生命，不过家伙换了一套，机构为之一新而已。
再举印度的复兴为例以讲明此意。印度之复兴与否现在虽还很难讲，印度以那么多的阶级，那么多的种族，种族之间且有不好的感情，同时又有那么复杂的宗教信仰，但是印度的民族运动实在很光荣、很伟大。印度本来被英国统治得厉害，而甘地所领导的这种民族运动差不多折服了统治它的英国人。我说这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印度的种族阶级宗教虽多，而其运动能统一，在大体上说它各方面的隔阂都能化除。再则说英国虽然统治了印度，而印度赖甘地的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力量，简直让英国人不能不屈服，这个民族运动够多么厉害!虽然印度民族复兴的话现在很难讲，可是印度人已经算是活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一个被宰割的民族能有此伟大壮烈的运动真正了不起!它这种运动，其民族可谓由死而活。此处我们要注意：它也是慢慢重新找回来的，而不是传统的。最清楚的让我明白这一点，是在看《甘地自传》的时候。我们看《甘地自传》的时候，或看其他关于记载甘地的事情的文字，如果我们留意，则可看出他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唾弃过他的宗教，曾经表示反抗脱离他的宗教，后来他对他们古人的精神才慢慢地一步步地去接近。甘地在开头并不带多少印度古人的精神，他是愈来愈往印度古人的精神里走。他起初为表示离开旧的东西，曾经故意买肉吃、买酒喝(印度宗教不准人吃酒肉)。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极力学做英国的绅士(Gentleman)。他做律师的时候，才开始反抗英国。无论从形式上说从精神上说，他开始并不是宗教家，并没有传统的思想，甚且与印度的旧精神全不相近；到后来他才一点点的找回来，一点点的重新认识。逼着他认识印度古人精神的是一个实际问题——印度对英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压在他身上，使他不能躲闪，并不是他事先带有某种色彩，被色彩染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他本来是一个极活泼的极有力量的人，隐隐的不自觉的有印度古人的精神在。我们要知道，只要是一个活泼有力的人，对问题必有其生命的表示；甘地既有实际问题逼迫他，所以让他一步进一步的发挥印度古人的精神来做他应付英国人的压迫与统治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不合作”“无抵抗”(这两个名词都不好，不足以表示印度古人的精神)。这个运动是一新发明，而其精神确是印度古人的，不过经甘地发见之后以新的做法演之而已。他以印度古人的精神，在这么一个问题上发挥，成功为这么一个事实。他那种精神就是所谓印度的宗教精神。他这种民族运动表现其民族精神愈来愈彻底，愈来愈让人钦佩，愈来愈让英国人折服。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大概是不行的；如果甘地一上来就是一个合格的宗教家，这个人大概也就没有多大用处，恐怕绝不会做出这么一个惊人的民族运动。这是前边所说老根发新芽很好的一个例。
中国将来也是要慢慢找回它古人的精神，也许现在还没有开始找，因为现在差不多还是一个唾弃的时代。中国民族精神将来慢慢找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再生的，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而不是因袭的、传统的。我看《甘地自传》之所以特别有领悟，因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较晚，有很多人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上认定我好谈“东方文化”“东方精神”；其实不然，我对东方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当初也是唾弃的，后来才慢慢找回来。现在没有多余时间对大家详细讲，兹粗略地说三层：
第一层，从我自己十四五岁会用心思起，二三十年中思想有很多的变迁。我常把那许多变迁分做三期：第一期是很浅薄的“实用主义”，很接近西洋人的思想。后来从这种思想转变到“出世思想”，这种思想很接近印度佛家，我在这上边曾经用了好几年的工夫，那时候出世之心甚切。这两期与中国人的精神俱相差极远。最末才转到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于中间转变的关节，我无暇详述。总之，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上来就是中国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讲学，开始的时候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讲给同学听，他称赞我家学渊源，我当时即赶紧声明说：“任公先生这个话不对，我老老实实不是这个样子。我先父不是一个怎样大学问的人，我并且一点也没有接受他的学问。”我现在想起来还痛心，先父临死的那几年，我们父子间的思想很有许多隔阂，我的意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了解。我有一篇《思亲记》，很清楚、很详细地说过这件事情。《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323页（又中华书局版第371页）《答张廷健先生书》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因为张先生写信给我，他的意思不大满意我用“民族精神”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太空洞浮泛，大而无当，不着实际，很足以误人。我回答他一封信，正好是刚才所讲的意思。我在那信上说：“幸好我这个人是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非把捉得实际问题争点，便不会用思，不会说话。请先生注意，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句话，在我脑筋里本没有；‘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现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几年前，我就因这样的愚笨不能早悟达，使我先父伤心，弃我而去(我当十五六岁时，很得先父欢心。民初国会开，我还相信国会制度，先父则已觉西洋法治的不对，我当时很不服，是以父子间常起辩论)。我于十四年所作《思亲记》上说：‘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我思想的转变，也是先唾弃中国旧有的东西，后来才慢慢找回。“民族精神”这四个字，在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尚未发见，到后来才有所认识。这种发见，我觉得与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间的问题压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压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治问题。我在政治问题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国民族精神；我要解决很实在的、很具体的政治问题，才慢慢地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这也同甘地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大的问题压着，而慢慢地认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
前面是说明我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认识，是费了很多力气才慢慢找回来的；起初并不认识，经过很多年，经过很多实际问题上的寻求然后才认识。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本东西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面是说中国人所做的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觉悟，——从头数到最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这是渐次的一个转弯。所谓“最后觉悟”，或者现在还没成功为中国民族的最后觉悟；但在我是一个最后的觉悟。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民族的一分子，仿佛我是最先觉悟到此，慢慢地才可以普遍此最后觉悟。在我想，全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方向至此已转变到最后。比如在曾国藩、李鸿章时代，讲富国强兵，讲洋务，也是一种自救运动。我们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此乡村建设是一个含有极充分、极强烈的民族自觉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普通人观念中的那回事。普通人观念中的乡村建设，固然也是乡村建设；然而缺乏民族自觉的成分。所谓“民族自觉”，就是使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精神。现在本院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就充分地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充分地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的乡村运动，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转变到最后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慢慢找回来的，最初的时候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开始的时候是离开它固有的精神来作自救运动，且以为不如是即不能自救，但是这样自救不成功。于是再度的离开而想办法，仍不成功，再离开去找办法：愈离愈远，及至离到最远的时候，乃反逼回去。正是非反逼，回不去；非到那一头，显不出这一头；非白显不出黑来；非彻底的、极端的反中国精神，逼不出真正的中国精神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现在已至最后，已经反逼成中国人开始往回找，开始往回自觉。最先曾、李时代起始离开，现在又起始回去。当初是非离开不行，就是那时候的变法维新错误，亦非错误不行。事实上非转一个大弯、绕一个大圈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变法维新，至两次革命，每一度的寻求办法都没有对，可是这个错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少。因为社会没有先见之明，只有碰了钉子再说。先见之明，在个人容或有，大社会是不会有的。大社会为众人所构成，差不多是一个盲目的，所以错误必不可免；只有一步步的错，从“错”里再找出来“对”。民族社会是如此，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当初没有这个觉悟，也可以说因为我很笨而不能有先见，直到末了才有这个觉悟。现在到了末了，我回想以前走了许多错路，但冤枉不冤枉呢？我自己觉得不冤枉。并且几乎可以说：我们先要走冤枉路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老实一点，不要太聪明!我们笨一点也好，不要很快的就转变，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比如我说“民族精神”，你们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我是费了一回事，你们也要再费一回事，由费事而认识出来的才是真认识。说到这里，我想讲一段意思证明我们无妨费事，不费事的我们还不欢迎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讨究追求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完全要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至于合不合中国民族精神我都不管，就是不合，我也毫无疑虑，因为我就是要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即不合于中国民族精神我也接受。心里务必放空洞，没有成见。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经过是这样。我当初并不认识中国民族精神，完全没有任何成见，刺激我的最初是中国政治问题，后来又变成广义的中国社会问题。我因为要解决中国问题，乃从此毫无成见中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这样的发现就对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中国问题虚心以求解决之道，保你不会走歧路，不会发现一个不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办法。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办法，一点不自欺自满，把不是办法的都淘汰了，以后那么你最后的办法才一定合乎中国民族精神。你追求到最后的时候，一定可以如此。本来很多有学问的西洋人对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民族精神的优点，多少有些鉴赏与认识。英国的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讲数理的，也高兴讨论社会问题。他到中国来过，对中国文化特别称赏。他曾经说：“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唯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如能不被损伤，凡可以维持其文化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俱愿承认而不悔。他唯一的信念即在保持中国文化；为保持文化，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行，可是不要为解决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而牺牲了中国文化。这个意思与我不同。我告诉大家不要有成见，我们就拿眼前的问题来求解决；或者说我们只看见政治、经济两个问题，凡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无论什么制度，即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我只承认而不悔。我起初是如此，后来慢慢地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恰是中国的，绝不曾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我批评罗素不应先怀成见，使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没法子讨论。照我自己的经验，只要不存成见，是自然可以找出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98页我曾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现在极其破烂的中国社会里，虽然几乎找不出中国的固有文化，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此破烂的中国社会中也含了不少的中国文化。它这个破烂法，就与众不同。它这个破烂法，含有很大的巧妙，让西洋人、日本人想有这个破烂法也不可得。这个破烂法只能我们有；而且解决这个破烂的办法，必须与其所以破烂者相关系。换句话说：它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的，所以文化问题不必别作研究。这就是刚才的话：我们不必太聪明，就是这样很笨的去寻求，自然会找回来的。我们多费点事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认真来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则自然得到乡村建设的方向。得到这个方向，跟着再过细去想，则不难发现中国民族精神。这个道理，就是由浅入深，从用显体(体是本身，用是方法)。从找办法自然可以发见其本体——民族精神；一超直入地去找寻本体，怕不容易发见其价值。我常常自己喜欢我自己笨，庆幸我自己笨。如果当初我太聪明了，也许我有先见之明，可以很早的看见屡次政治改革的不对；那么这个我就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相远了。中国社会经过若干变化才到这一步，我如一下子就看到，则我与社会相离者远，离得远就没有办法。社会无先见，是一个笨的；我也笨，所以我与社会很近。凡社会变迁的经过，我都有其经过；我经过几次变迁之后，稍微能比社会早一步，看得出我们的前途，所以转回头来对大家说话，就是因为我统统尝到了，把我尝到的对大家说，大家才会懂；否则你尽管有先见之明，你说的大家不懂，岂不是无用!唯因我笨，所以能启发大家。比如现在中国事实的推演，使大家注意到乡村建设，我们从乡村建设指明民族精神则可，因为大家已寻求到这里了；如果丢开乡村建设一超直入地讲民族精神，则一定没人理会。上边的话都是说早了不行，底下再说不早又不行。老不早岂不是至死不悟!当然要早点才好。因为想法子早，所以为大家讲精神陶炼。不然的话，就要等到大家碰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再讲精神陶炼，那样又未免太晚，我们还是曲突徙薪的好。这两面意思都要明白：前边是说早了不行，早了不切实；后边又说我们不能不早明白一点。在我是想叫大家早觉悟，所以早向大家说；可是大家要笨一点，在大家不明白的时候就作为不明白，不要很快的就承认中国民族精神。很快的承认，就等于不承认；唯能不求早明白，而后可以得到真明白。
我们讲精神陶炼，包括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这三部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也都要讲到，在那时候去讲，大概会更切实一点。我现在要求大家虚心听各位班主任讲精神陶炼，就是要帮助大家早一点明白，早一点认识中国民族精神，早一点锻炼自己的精神，好为中国社会服务。我想我是可以向大家作这个要求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早明白的人而现在要让大家早明白，这个可以。随便早明白的人就不配作这个要求。笨的过程没有经过，就拿中国古人的精神对大家讲，即令大家接受，那是传统的。先生没经过这个转变，就随便地传给学生，这个很近于传统的往下传，这个顶不中用。所以我不愿意落到传统的往下传，而要求大家多费点事，再由我来帮助启发，庶可不至于耽误大家。
所谓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三者皆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别处(长处、短处)，从而领会其民族精神，这是历史文化分析的意义。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是正面的讲明民族精神。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指点如何应用民族精神。中国民族精神，照我的认识，就在“人类的理性”。我常说：除非中国人几千年都白活了，除非中国人没有贡献，否则就是他首先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我的意思：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陛的发挥。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人类，而现代学术界对于人类仍无认识!间或有认识的，亦未能在现代学术界占一地位，加以发挥。现代学术界中的心理学家，对人类都无认识。心理学是什么学问呢？就是讲人的学问，不是单讲感觉、意识、本能、情绪的。虽然心理学是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可是现代心理学界对人类无有认识。世界的心理学，我知其大概，对人类心理都无认识。我觉得有两个人尚有认识，但他没有从科学的心理学上表达出来，在心理学上占一地位。据我所知道的，罗素对人类有点认识。他虽然也讲心理学，可是他在心理学界没有地位。泰戈尔对人类有认识，可是他又不能说，因为他是文学家，不能用科学表达其意见。本来应当心理学界先认识人类，惜乎心理学界至今尚无认识。中国古人对人类已有认识，惜乎尚无人去用科学方法为之表达。此即讲精神陶炼之大困难!人类心理在今犹属疑问，人类活动的法则是如何，心理学家都没有找清楚；而我们的根据又在人类心理——理性——所以比较难讲。虽然如此，可是我在人类心理上用过工夫，可以给大家讲。讲乡村建设理论时有一部分是讲人类心理，因为我是从人类心理来讲明人类社会的。可惜没有多时间，如果让我单讲人类心理，大概讲一年半年也不算多。我告诉大家：我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过，即不能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诉大家，也总要指给大家一条路，让大家承认中国古人对人类有认识。这是在我的研究上可以保证的。关于中国古人所发见的人类理性，我能指给大家看，并不是拿一个纷纭无定的哲学议论来领导大家。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不是这样。
前几个月，我看见一篇文章，叫做《性教育的先决问题》(载4月30日《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栏)。作者是袁敦礼先生。袁先生是国内知名的体育家。他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清楚，很透亮，很明白，简直无疵可指。其大意是说：“性教育，今已至困难时代。你不能把性教育即等于性卫生；单从生理卫生上来讲性教育，是不够的。从前还有许多事实可以从卫生方面去讲明性教育；现在医学方法较前进步了，它无所怕，所以你讲性教育已不能从生理卫生的观点说话，必须找到性教育的社会根据。有社会的标准与理想，方可指点青年，让他谨慎。所以讲性教育的时候，没有理想的、标准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即无从讲起，故必于自然科学之外找社会科学的根据。”其所谓先决条件者指此。可是说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标准，简直没有人敢说。本来不同的社会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就没有一致过，从来没有标准。越观察民族社会，越会虚心，越没法讲性教育。袁先生的意思是要求先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即确定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再来谈性教育。我想告诉他：你的话都对，别的谈性教育的人也许尚未见到；可是你错了!你错在想从社会科学来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从社会科学来确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这个问题诚然是社会科学中之一部，然非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出根据，便无从确定。他曾露出一句话：“家庭婚姻制度，自一面说是反乎自然的办法，而另一面亦即人之异于禽兽而有今日的文化的原因。”袁先生的这种话，是现代一般心理学家的见解。他们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是文化的、人为的、后天的、反自然的。社会上所有的道德标准、制度礼俗，都是反乎自然而强为的。因为人类想要社会有秩序，所以他自己想法子抑制其自然的冲动来牵就社会；及至抑制成习惯，就形成了礼俗制度、道德标准。普通的见解都是如此。袁先生有这么一个见解，对社会制度是这么一个看法，故不想从心理学找根据，从自然科学求解决，而要在社会科学中去寻求。我想告诉他一句话：你要在这里找是找不着的，你还须从自然科学上、生物学上找；社会在“人”，除“人”之外无社会，你不从生物学、心理学上发见人类心理的真相，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够确立社会理想与社会标难。我常常说：我们想认识人类，还得从人类在生物界的地位上去认识，不能抛开生物学的见地来认识人类。虽然人类在生物中是超群出众的，然而究竟还是生物，所以非从生物界中认识了人类，便无从确立社会制度。此问题之核心，在人类心理；而人类心理的表现则在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炼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