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书籍的功能：“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阅读使文字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比图像更空灵，比记忆更清晰，比冥想更深邃。阅读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建立起我们精神生活的世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人生、社会，很多都源于阅读。
一个人的阅读史，即是他的心灵发育史。记叙自己的阅读史，记叙我们这一代如何在特殊的年代挣扎着阅读，也是一段民间历史。
（一）
我很小就开始识字，虽然没有白居易：“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与元九书）的本事，但是从牙牙学语开始，家里的大人就开始教我识字。我两岁时，外公为我写的两百个识字卡片就基本全部认得。别的小孩还在缠着要父母讲故事时，我已经能够自己阅读儿童读物。现在记得的儿童读物有：《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五灵脂》、《农夫和金鱼》等等.
1956年我三岁时，父亲买回一本《卓雅与舒拉的故事》，每天晚饭后都为我和姐姐念一段。虽然年纪还很小，还是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到，父亲想我和姐姐成为卓娅和舒拉一样的人。把祖国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大约父母一代都是苏联文化的拥趸,看了《卓雅与舒拉的故事》中妈妈给卓雅和舒拉念《牛氓》的情节进行的模仿,许多同代人都有相同的经历。
按照所谓“书香门第”的家传习惯，对家族唯一的男孩子要求极为严格，我的“发蒙”从三岁就开始。先是《百家姓》，然后次第如《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待都能熟读成诵，接下来就是《唐诗100首》和《论语》。
五岁时，认识的字多了，逐渐喜欢诗词，尤其是杜诗。四川财经学院离草堂寺很近，父母经常带我到草堂游玩。草堂里有一个杜甫诗意画的展览，悬挂了许多杜甫诗意画。每一次去，我都一个人在展室里逗留很长时间，尽力将一副画上边题的诗记下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再找爸爸妈妈解说这个字。不久就能背诵《三吏》《三别》《北征》，在这些名篇外，记忆最深的是《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近乎大白话的诗文，爸妈一讲解就懂，对诗文的记忆很深刻。之后的人生经历中，只要看见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看见有人生活上陷入困顿，这首诗就马上出现在脑海里。心里的同情、难过阵阵涌来，总是想尽可能的施以援手。
六岁时开始，在父亲的强制要求下背诵《阿房宫赋》《岳阳楼记》《滕王阁序》等名篇。《滕王阁序》的几个名句：“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一辈子都时常在耳边回响。
著名作家、历史学家金庸说：“适宜少年儿童诵读的古诗文应在情与理之间。不是要让他们学习很多知识，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民族性格的熏陶。”这也许就是在发蒙时，强制孩子背诵经典的作用吧！
除了这些阅读资料之外，当然还有连环画。我的连环画很多，有成套的《三国演义》《水浒》，印象深刻的是128幅本的白描连环画《西厢记》。崔莺莺清丽文秀、脉脉情深；红娘机敏善良、情趣盎然；张生痴心一片、如醉如迷，都通过流畅、细密的线条，活现于画中。
1958年五岁时，有幸见识了大跃进高潮中出现“新民歌”运动。郭沫若和周扬共同署名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从全国农民诗歌中选了260首。读过后记得的有：
《龙王爷走了》：龙王爷走了，水也有了！土地爷没了，地也肥了！灶王爷滚蛋了，人也吃饱饭了！
《社员更比张飞猛》：长坂坡前张飞吼，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江水上山
还有就是那首在全国传诵，具有很大的震撼力的诗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说不上对这些梦呓般诗歌有什么见解，只是读过了那些国学经典后，这些夸张的口号诗词，很难在脑海里占据地位。为此，我得感谢一贯对我严厉得近乎苟刻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要求，我首先接触的是这一类新民歌，还能分美丑，辨是非吗？
（二）
五岁时我认识的字已经基本能阅读《人民日报》，只有少量的生僻字需要大人解释。从这个时候开始，家里的大量藏书就成了我发掘不尽的宝藏。每天在完成绘画，练书法等必须功课外，大量的时间就是阅读。阅读的书籍分为几类：
中国小说：《林海雪原》
苏联小说：《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
童话: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
科普读物: 《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
我们这一代人在学龄前的阅读经历都很相似。首先是在阅读中得到了热爱祖国，祖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熏陶。对祖国的热爱从小就深入骨髓，伴随我们的终身。
其次是每个人童年的阅读记忆都与童话相关，美妙、神奇、幻想的虚构故事，用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神奇而又浪漫的故事。帮助我们学习智慧，给了我们许多的美好憧憬。
此外，科普图书带给我们的是科学精神和对事物的好奇心，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对科学的向往。
我们都通过阅读沐浴到了阳光和雨露，在书中找到了愉悦和满足。
（三）
1960年7岁时我上了小学，小学的语文课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有用的是学会了汉语拼音，可以查阅字典，知道生字的读音。教语文的叶老师认为我没有必要和同学们一起认识生字、听写，所以特地要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个单独的座位，准许我上课时可以看其他书籍，只是要求不得影响他人听课。
有了老师特许，我可以把想看的书带到学校在上课的时间看，放学了更是抓紧时间阅读。小学五年（就读于教改班，学制五年），读了不少的书。
中国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等。
苏联小说：《盖达尔选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叶尔绍夫兄弟》《恐惧与无畏》（描写潘菲洛夫师保卫莫斯科的28位英雄）、《日日夜夜》《女阻击手》《铁流》《毁灭》等
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
涉及当时政治要求的书籍：《高玉宝》《雷锋日记》等
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
小学期间我的阅读经历大致如此，总结起来质量不高，其原因如下。
苏联小说读得最多，源于父母是苏俄文学的爱好者，此类书籍在家庭藏书中很多。而这些“文革”前的苏联小说（除《叶尔绍夫兄弟》之外），其实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其实质还是以虚假替代真实，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对没有鉴赏能力的小学生很有吸引力是因为和中国“文革”前的小说比起来，人物描写得有血有肉一些，不像中国小说里的人物有人为拔高形象的种种败笔，不回避爱情描写，对人性善恶也能揭示。
小学的阅读材料中已经有了不少鼓吹“政治”、“斗争”的东西，号召将族群划分成敌对双方，并且进行无情打击，意欲在孩子心灵中锻造一柄嗜血的心灵之剑。
涉世不深的我们就像一张白纸，阅读的随意性很大，加之有意被灌输一些错误的观念，这张白纸被任意涂抹，以致色彩斑斓。色彩中既有彩虹的七彩霓虹，也有灰暗的阴霾。我们不能辨识，只能统统的“兼收并蓄”。
（四）
经过学龄前和小学的阅读，解放后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我已经基本上都读完，也就是那么寥寥数本。中国有那么多作家，中国革命史又如此的波澜壮阔，人们的生活如此的丰富，未必就没有可以写的？只要对历史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中国文艺在解放后就走上了并不漫长然而激进的不归路。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直接干预文艺，并且把它引向严厉的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除了毛泽东本人对文艺的特殊偏好外，更重要在于他的政治目的。正是在这种干预下，中国文艺逐渐走进一条十分狭窄的胡同里,稍有新意而不拘格套,就有碰壁、挨批的危险，最后异化成一片荒漠。
可以清楚地从建国后连续对文艺作品的批判看到这个过程。
1950年对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严厉的批判。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由此开始了建国后没完没了的“文艺战线”上的批判运动。
《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经毛泽东手笔大量修改，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
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
紧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6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但是却如昙花一现，极尽绚丽，却迅速凋零。毛泽东本来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不久就变成了引蛇出洞，变成揪出隐藏的反党分子的“反右”运动。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变成了打右派的残酷阶级斗争。
1962年更是发生了反党小说《刘志丹》案， 小说《刘志丹》被诬指为反党小说。大量干部因而牵涉在内，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成为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
……
在这种动辄得咎的氛围中，中国作家除了选择沉默之外，岂有其他道路可以走。解放前成名的著名作家矛盾、巴金、沙汀、艾芜等人解放之后再没有扛鼎巨著，其他作家撰写的小说也在战战兢兢之中走钢丝，作品的数量很少，中国文艺的田地已经近乎戈壁。
（五）
与数量很少的中国文学作品相比，同时期的翻译外国文艺作品的数量却很多，成为文化戈壁上难得的绿洲。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究竟翻译出版了多少外国文学作品，现在已经不可确切考证，但数量巨大却是事实。
据国家出版事业局不完全统计：1949年到1958年，出版了前苏联（含旧俄）的文学艺术作品3526种，占全部翻译外国文学的65.8%，印数8200万册，占74.4%。
1958年由中宣部领导提出、社科院负责具体工作编撰了“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今天，我们这一辈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些绿底浅网格封面的名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精选出版约200种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我们宝贵的阅读资料。
加上文革前出版的杂志《世界文学》上刊登的中短篇小说、诗歌，《中国电影》杂志上刊登的外国电影剧本，我们当时能够接触到的阅读资料更多。
很庆幸，在中国文学逐渐异化，走向荒漠的期间，翻译家和出版社还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可以阅读的优秀文化资料，还有大片的绿洲可供我们的精神世界栖息。
（六）
从1961年小说《红岩》出版后，中国几乎没有其他小说出版，一直到1964年才有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1965才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
《欧阳海之歌》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全国上下的轰动，不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文学艺术界的专家大腕，或者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农民干部学生，都热烈推崇。
毛泽东赞扬说，金敬迈是个大作家。刘少奇说，这本小说要印1500万册。全国各大小报刊和广播电台，纷纷连载连播《欧阳海之歌》，各大出版社纷纷出版《欧阳海之歌》，各地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等待购买《欧阳海之歌》的长龙。
和同学们一样，我也有这两本书，而且仔细阅读。当时也被一次次地激动着，感动着，思考着，并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被影响着。可是到了今天，我居然记不起书中的任何情节和语言。只是还能回忆起《艳阳天》是描写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欧阳海之歌》是描写解放军某部班长欧阳海为救列车推出受惊的军马而牺牲。这两部作品是统治者为强制和规范人们的阅读所炮制的“应制”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在一段时间可能被蛊惑，但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流传下来。
“应制”作品之所以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后，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与此同时，文艺政策也进行相应调整，文艺工作有了一线生机。不少外国名著都重新进行翻译出版；也有了不少散文集出版。可是毛泽东却认为中宣部存在一条“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所以在1963年底和1964年做出了关于“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导致了本来才刚出现的一线生机被彻底断送，文艺界就此秋风凛冽，除了这两部小说之外，再无其他作品出版。
虽然文艺出版领域已经成为了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戈壁，但是摧毁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抓出头目和同伙的目的尚未达到，所以对文化的践踏还得继续进行。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一系列极左文艺思想，是“文革文学”的“纲领”。《纪要》定稿前经毛泽东修改。
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 吴晗、邓拓、廖沫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殃及全国。由批《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学术问题的政治化走到了极端。
“文革”终于由文艺界打开缺口，文艺出版领域终于成为一片没有生机的沙漠，我们的阅读经历也戛然而止。
（七）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和智慧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灾难。1966年9月10日，我家被查抄，是成都市第一批被抄家的家庭。抄家的经过，我已经在《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中描述，这里不再赘述。抄家后，大量的藏书虽然一本未被抄走，但谁都不知道“运动”下一步还会如何发展。保留这些明显宣扬“封资修”的罪证，说不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我和外公在被“红卫兵”扒拉在地下的成堆图书中，翻出一部分工具书籍整理装柜。这些书籍有《二十四史》《词源》《辞海》《大英百科全书》《大英儿童百科全书》，线装的《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也冒险留了下来。其余的图书，全部当成废纸卖给了废品站。看着这些书籍一车车的被拉走，家人没有觉得惋惜，只有“罪证”被迅速毁灭的庆幸。
财大的我家里，也被“赤卫队”光临，勒令父母尽快把除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之外的图书马上当成废纸处理。在财大的家里，我-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二十余本我选出来准备阅读的书籍，《红与黑》《静静的顿河》《对马》《朵连格雷的画像》《歌德对话录》等。除了这些书外，所有的书籍当成废纸全部处理。从此之后，家里再没有书籍可供我阅读。
社会上的情况也是同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与“文革”意识形态相悖的文艺作品都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封杀。即使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也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最后就剩下了一个作家浩然，一部小说《艳阳天》，还有以后的续集《金光大道》。新华书店中，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及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样板戏”图书、个别政治文学作品、政治读物（“两报一刊”社论等）和部分通俗科技书籍出售外，再没有其他的书籍出售。“文革”前出版的大量图书被列为禁书，不能流通。据统计，当时全国新华书店共封存图书约5.76亿册。所有的图书馆停止借阅，书籍全部被装箱封存。中国人的读书链条首先从源头断裂，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疯狂的“红色风暴”中，我和同辈人一样迷失了方向，基本摒弃了阅读。文革初期，我先作为“狗崽子”陷入了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深渊，之后又感谢毛主席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救我们于水火的恩情，积极投身“革命”之中。在这个期间，阅读材料除了认真学习“毛选”背诵“老三篇”“语录”之外，唯恐不能全部理解领袖的思想，跟不上“革命”的步伐，还搜集毛泽东未发表过的著作（由各革命组织编印，取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细细阅读，如果不能得到印刷品保存，还仔细抄录在白纸上装订成册。
（八）
1967年7月，江青表态支持“文攻武卫”，从此成都市区的几个地方成了武斗热点。我此时仍然沉浸在革命热情之中，虽然很少直接参与武斗，但是也几次涉险参加在交火区域的中间地带张贴辱骂对方的大幅标语，还为革命组织的小报绘制插图，刻印木刻印板等等。直到有一天我到东门街找儿时的伙伴李开元（著名秦汉史专家）玩耍时发现他在阅读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普读物，另外还在学习前苏联的高中数学竞赛习题集。
求知的欲望依然存在，发现基本相同家庭背景、基本相同年龄的伙伴在看书，我也翻出残留的书籍重新开始阅读。虽然运动初期被冲击迫害的悲惨，导致我对有可能因为继续接触这些“违禁品”，遭到进一步迫害的前景心有余悸，但是求知的欲望只是被压抑。书是知识的载体，是心灵的养料，一旦看见有可读的好书，被压制的欲望马上得以复苏。
我文革前曾经读过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卷首语“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一直牢记在心。曾经幼稚地认为，也许文革初期遭受的磨难就是这个过程，是“革命”的必须。家庭和个人遭受不幸之后，也许就是世界大同，前途一片美好。可是运动开始已经一年多了，我没有看见任何光明的前景。不但家庭的处境依旧，社会上各派力量的争斗越来越血腥。这是一个最缺乏人道的时代，冷酷和无情充满整个社会，哪怕仅仅在书中感受到一丝人性的温暖都弥足珍贵。一旦重新接触优秀书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阳光照进心中，阅读的渴求就再也无法遏制。
重新开始阅读后读的第一本书是《静静的顿河》。家里的这部书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出版的第一种版本，印刷的纸张很差，是黄色的手工抄制的手工纸，具有抗战时四川出版书籍的特徵。因为纸张不平整和缺损，不少地方文字不全。这本书阅读了多次，才基本搞清楚了苏联内战时期顿河哥萨克地区各派军事力量拉锯般更迭的历史，对书里的两位女性娜塔莉亚和婀克西尼娅的印象尤其深刻。
也许是年龄大了两岁，求知的欲望增加了；或者是在干旱的沙漠中跋涉久了，急切希望获得一滴甘霖，阅读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文革期间，除了“钦定”的图书之外，保存、传阅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是秘密的。一旦被发现轻者会被没收书籍，重者还会因为传播“黄色读物”被打击，但是阅读的欲望使我们根本就顾及不了这些危险。
为了求得书籍，只能靠交换和借。文革残留下来的二十余本图书，是我和别人交换阅读的筹码。这个期间，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和我相似，红卫兵的革命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大家都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知识的贫乏，都在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阅读禁书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从 1968年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这种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用手中的“筹码”好好经营，可以换得很多想读的书。我的“筹码”中有几本不常见的好书，《红与黑》《对马》《朵连格雷的画像》《歌德对话录》等等，成为了交换中最有价值的“筹码”。不用你四处宣传，只要有人知道你有这几本书，他就会在他的圈子里到处宣传。如果有人想看这几本书，就会通过他提出交换阅读的条件，达成交换行为。介绍人也可以得到好处，在代为传递图书时，可以利用传递的过程一饱眼福。别人这样做，我也经常这样充当“掮客”。最终，这种交换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的图书交换网络。
此外就是借，这就得取决于你人圈子大小和人圈子是什么人了。‘老三届’中学生、‘老五届’大学生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人很多，在文革初期的“革命”中我认识的许多“战友”都在其中，有川大的大学生，有12中、15中的中学生……。通过这些关系我借到了许多的书籍，认识了许多新朋友。那时候，能够得到一本自己心仪已久的书籍，就像过节日一样的高兴。在荒芜的年代里，这些书无异于荒漠之泉，使我享受到一种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桃花源和青春的梦乡。
（九）
从开始1967年下半年重新阅读开始到1969年底下乡插队的两年时间里，我读了许多的书，是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的古典文学。在写我的阅读历史的时候，读过的书名就像泉水一样涌现于头脑之中。不需要拉书单，只是通过对人物的理解来说明阅读对我或我们的影响巨大。
阅读的过程中，记住了不少书里的人物，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 》中的主角；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雷马克《凯旋门》里的法国医生雷维克；《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牛虻》的蒙泰尼里神父和牛虻；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将军…。每一个形象都写得生动可信，都可以读出作者推崇的人道主义、人性美的光辉。
宋永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一文中记叙：“1968年秋，在上海市重点中学上海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读书圈中爆发过数次关于雨果的《九三年》和齐瓦尼约利《斯巴达克思》的争论。其焦点之一是：身为革命军将领的郭文是否应当私自放掉贵族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后者是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焦点之二是：身为奴隶军统帅的优秀书籍是否应当和奴隶主的遗孀范莱里雅有那种卿卿我我的爱情关系？”绝大多数学生，都把他们的全部同情都倾注向这两位革命将领 -- 郭文和斯巴达克思那一边。说明“老三届”中的不少人已经抛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的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
我的地下阅读圈子，大部分成员是成都各大专院校教师的子女，家庭背景、年龄相差不大，共同语言比较多。大家碰面的时候，主要的话题就是书，交流对书中情节、人物描写的观后感。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对郭文和斯巴达克思的行为一样持同情和肯定态度，都认为这是《九三年》和《斯巴达克思》两本书中最精彩的情节。郭文和斯巴达克思在书中都是作为正面人物加以讴歌，很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共鸣。其实，我们当时阅读得到的人性启示，已经达到了更深层次。不但对正面人物充满崇敬，对一些争议极大的人物也可以读出蕴含其中人性的真实。例如：
《太阳城》里的季阿诺拉。年轻的季阿诺拉护士爱上了康帕内拉，为关在牢房里的老人提供纸笔和墨水，每天晚上从牢房的上层塔楼上用一根绳子悬向牢房的窗口，让康帕内拉可以把写好的文稿传递出去。顺便也给康帕内拉送来一束青草，让他闻到春天的气息；或者是一块馅饼或一块干酪；甚至是一个咬了一小口的苹果和一束秀发，表示深深的爱意......。 读书圈内的人对季阿诺拉都喜爱有加，读到这些情节都会唏嘘不已。
《欧根.奥涅金》中达吉雅娜。读过这本诗集后，每一个人都觉得很美，对美好的爱情和情爱抱有朦胧的期颐。至今还有不少人能背诵，达吉雅娜等待奥涅金回信的那一段美丽的诗句：
……
达吉雅娜独自站在窗前，
对着冰冷的玻璃，哈着气
不断吹嘘，有意无意间
她就在这雾湿的玻璃上，
用纤柔的手指轻轻画出
欧和奥，两个神圣的字母。
在地下读书活动的网络中，《红与黑》这本书很受欢迎。我作为“筹码”的《红与黑》交换的频率最高，换来阅读的书籍也最多。于连这个形象按照当时的主流道德概念，应该是一个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的家伙,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野心家、流氓。可是读书圈内的人都不会用这种简单的概念来判定这本书的优劣，而是通过阅读得到自己的判断。书中描写的于连，痛苦地徘徊在自由与禁锢、禁欲与放纵、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反抗与妥协、雄心与野心等相互纠葛、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转化、难辨真伪的道德情感的怪圈之中，真实的反映了人性中善恶并存，得到了我们的认同和喜爱。
和于连类似的人物，《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皮却林，这个"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我们也不会简单的认为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必须“揭露他行为的卑鄙,玩弄女性的骗术,自我分析的虚伪性”。能够理解皮却林的精神空虚、冷漠无情、我行我素、玩世不恭的思想性格，来源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血腥镇压，一批贵族青年有所觉醒，但看不到前途，渴望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出路，因而苦闷绝望的心路。莱蒙托夫高超的心理刻画技巧把皮却林孤傲冷淡、忧伤憔悴的精神状态、心理气质写得恰如其分，非常深刻又合情合理，所以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反面人物，一样得到我们的喜爱。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对于连和皮却林也许略有不同解读，但是名著的魅力就在于能够把人描写得如此真实。不完美，但可爱。
……
通过阅读，我们似乎在与作者交谈，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书中人物的性格、思想、行为中的闪光点逐渐汇聚在我们身上，形成了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在阅读中开始复苏，特有的禀赋气质也就在阅读中逐渐成熟。
（十）
一些书籍则像是一缕阳光，帮助我摆脱专制在心中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
《太阳城》
意大利思想家、作家康帕内拉的名著，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人必须劳动，而且一切生产和分配活动都由社会来组织。“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美丽的地方。在这里，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财富属于每一个人；这里没有暴力，没有罪恶，人们过着和平安详的生活——这就是太阳城。”。《太阳城》中提出的空想共产主义的体系，是嗣后很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雏形。
《太阳城》给我最大的启示在于，知道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最初始的来源，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也许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形式的社会没有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暴力，没有罪恶，人们过着和平安详的生活，故而对文革中报纸、广播、讲话中鼓噪的“共产主义”充满怀疑。
《艺术哲学》
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丹纳的名著。本书最初是丹纳在巴黎美术学习讲述美术史的讲义，丹纳在这本书中详细讲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希腊雕塑的历史。阅读之后，第一次把原来我从《大英儿童百科全书》看来的绘画、雕塑等材料，理出了一个头绪。丹纳在书中举出了文艺复兴前的一幅画，“于斯提尼安皇帝出巡图”上皇帝和随从近乎神像一般排列和呆滞的表情，和文艺复兴的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的“西克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中神的人间化对照，说明两个时代艺术的优劣，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阻碍艺术发展的迷雾是中世纪的教会、教廷的文化专制。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文革中四处常见的领袖画像、工农兵画像，不就和“于斯提尼安皇帝出巡图”一样,是一种毫无艺术可言的“圣像”。故而对有一天我们也能经历一场“文艺复兴”，解除思想上的禁锢，欣赏到优美的绘画和文艺作品抱有热烈地期待。
《第三帝国的兴亡》
威廉.夏伊勒精彩绝伦地记述了一个极端独裁政权的全部秘密和罪恶活动。有一些对纳粹政权暴行的揭露，使人很容易把这些暴行和文革发生的种种恶行相对照，因而对文革发生怀疑。
为纳粹冲锋陷阵的纳粹冲锋队，其残害同胞的凶恶，乃至军歌、服装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何其相似！
纳粹冲锋队当街燃起巨大火堆，将海涅、席勒诗集和其他纳粹不认可的所有图书尽数焚为灰烬，仅仅留下《我的奋斗》和少数认可的作家的著作，强制德国人民统一阅读的暴行，和文革初期大规模的抄家中对书籍进行损毁，只留下《毛选》《语录》、御用作家的小说强制中国人民统一阅读何其相似！
文革初期，对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的进行分类，肆意打骂侮辱的恶行，和纳粹发动迫害虐待犹太人的暴行何其相似！而且我们还亲身经历迫害，切肤之痛时时难忘。
尤其是揭露前苏联政权和德国法西斯政权狼狈为奸，对波兰实行肢解，制造卡廷森林惨案的历史事实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从过去关于苏联政权无比伟大正确的固有观念并不正确，苏联政权一样存在不可告人的丑恶秘密。隐隐约约的联想到我们现在经历的所谓人类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许一样有不少丑恶的内幕不能告人。
发现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原来是人类最反动、最令人唾弃的势力曾经实施过。“文化大革命”正在把国家引向“纳粹化”的道路，最终走向毁灭。原来的“革命热情”立即“烟消云散”，从此对领袖崇拜、大批判、“革命”等等慨念和行动持反感和怀疑。
（十一）
1968年5月，成都武斗的枪声停息。不久，工宣队进驻各个学校，原来刀兵相见的两派学生重新坐在一起。这个时候大家都发现，原来为了虚幻的“革命”目标拼死搏杀是多么的荒唐和无意义，也发现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很有限，甚至是几乎没有。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个缺憾，以老三届学生为主的地下读书风气达到高潮，同学之间交换”禁书“阅读成为公开的秘密。
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我们自然也将读书风气带到乡村，读书风气在知青中十分盛行。1969年底，我满了16岁后，也“被志愿”下乡插队落户。行前整理行装时也带了几本书，分为三类，几本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等;三本《中华活页文选》；一套四本《战争与和平》和一本《中国电影》1957年11、12期的合订本。
我是借口“投亲靠友”单独插队在一个生产队的，和集体下乡的同学不同，最难熬的一件事情就是孤寂。每到夜晚，独立的草屋内，只能听到远处此起彼伏的狗吠，田野中昆虫和青蛙的鸣叫，一列列火车在离住处不远的铁路上隆隆驶过，这些声音伴着孤独的我，忧伤、苦闷、迷惘、彷徨时时涌上心头。
这个时候，书籍成了我最好的陪伴。每天晚上，把擦得铮亮的桅灯摆在枕头边上的一叠书上，睡在床上开始阅读。一卷在手，立即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和前途的渺茫。可惜书就只有那么几本，只能反复阅读来消磨时间，这辈子读过次数最多的书就是《战争与和平》，是我精读的第一本书。
托尔斯泰以其深刻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宏大壮阔而又生动逼真的历史画卷。我从中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探索。安德烈公爵的形象印象最为深刻，一些情节和人物对话，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战场战场上受伤，倒在山坡上，望着辽阔的天空，灰色的云彩在天际慢慢移动。他想到了人世间的争斗是如此的没有意义，“除开这广阔无垠的天空而外，什么都是虚幻，什么都是欺骗。除开它，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一起到安德烈公爵的童山庄园，夕阳西下的渡口，两人谈论上帝和来生。“假如有上帝，有来生，那么就会有真理和美德，人的至高无上的幸福乃在于竭力追求真理和美德。要活下去，要爱，要有信仰，”
安德烈公爵到罗斯托夫家做客，晚上听见娜塔莎在蹲在上一层的窗口，看着月亮对索尼娅说：“你最好这样蹲下来，你最好这样托住自己的膝盖，托紧一点儿，尽量托紧一点儿，要鼓足力气，才会飞起来。”
安德烈公爵到罗斯托夫家做客途中，两次在白桦林中看见了一棵老橡树。和老橡树虚拟对话，表现了安德烈心情的变化。从“一生已经完结了”的颓唐，变成“心灵中忽然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万象更新的感觉。他一下子回忆起他一生中的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奥斯特利茨战场和那高悬的天空、已故妻子含有责备神情的面孔，渡船上的皮埃尔，因为夜色美丽而深有感触的少女，还有这个夜晚和月色……”
……
安德烈一生都在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在起起落落中，他苦苦思索，寻求着一种超脱世俗生活的价值所在。我一样在思索：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那种反反复复、时而兴奋、时而落寞的痛苦的内心挣扎过程，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痛苦的心灵历程。奥斯特洛茨战场上高远的天空依然飘浮着宁静、镇定的白云，老榕树依然岁岁枯荣，安德烈的心灵历程不会停止，我们的心灵历程同样不会停止。
除了阅读带下乡的书籍之外，原来读过的书籍也在我思索中发挥作用。下乡前我对农村的认识限于宣传的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政社合一”的“金桥”。待到自己也成为一名公社社员时，才知道不是那么美妙。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种什么不由自己决定，没有迁徙的自由，除了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外没有生产工具，就连饲养的生猪都没有自己宰杀的权力。生产的粮食和其他产品全部不属于农民所有，只能在完成高征购任务后，按比例给农民留下一点粮食和食用油。至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甚至连肚皮都填不饱。“政社合一”的公社甚至有司法权，行使政府职能。
联想起《简明俄国史》中读到的：15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以劳役制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法律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处于社会最低层，实际上是农奴。当时农民分为地主农民、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3种。国有农民不直接依附封建主，但要受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担负着繁重的贡税和各种无偿的劳役。恍然大悟，原来所谓人民公社制度就是沙皇的国有土地管理制度，公社社员和农奴制的国有农民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前些年和成都一中杨启宇学长（笔名：安知）茶叙，谈到了他也读过《简明俄国史》，同样在下乡的苦难中得出当时的中国农民和旧俄的农奴没有任何差别的结论。可以肯定，凡是阅读过俄国历史，了解俄国农奴制度的知青，都会得出这个结论。
广泛阅读使我们质疑批判所谓“三面红旗” 的施政口号，其中“大跃进”的恶果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加上亲身体验了“人民公社”恶果。所以不仅对文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开始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
文革之中，每一个“老三届”都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绝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我们都会通过阅读来纠正头脑中的迷信和偏见，审视自己的结论和思想方法，力图真正客观地分析一切事物。一旦沐浴人类的优秀思想文化的甘露，十七年的“左”的教育形成的思想牢笼就会被打开，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就会千疮百孔。人们对各种问题持什么观点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可能强求大家一致。“老三届”中至今还有坚持“文革”思维的人，但如果相当部分的“老三届”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已经通过阅读，开始将质疑的矛头指向导致悲剧的源头时，“文革”代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谬论土崩瓦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十二）
1972年初，在几经磨难后我被招工回了成都。下乡时的忧伤、苦闷、迷惘、彷徨都成了过去，从事的劳作强度和下乡时的辛苦比较不值一提。在乡下时时刻盼望 “盖章拿钱，敲钟吃饭” 的生活方式成为现实，可以用来阅读的时间很多。同学和伙伴先后回到了城里，相互之间恢复了联系。互通有无，交换书籍，恢复了1967年到下乡时地下读书活动的网络，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我的圈子里，知识份子的子弟比较多，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还不像我家一样书籍荡然无存，交换、借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书籍的来源还比较多。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发觉“滥读”的方式收益不大。文革中期，书虽然读得不少，但是完全没有选择余地。借到什么书就如饥似渴的阅读，顾不上阅读的系统性。所得到的知识和感悟，全部 “碎片化”，而且严重偏废。例如，找不到《中国通史》，只能获得《简明俄国史》，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我对俄国的历史了解，远远超过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绝大部分的书籍都是交换或借来的，书的主人常常有严苛的附加条件，归还的时间都有限制。长者一周，短者三天。尤其是充当“掮客”得到的书籍，更是只有利用代为交换的时间缝隙，在一天甚至一晚上匆匆浏览。用这种方式阅读，许多需要细细精读、仔细品味的好书虽然读了，对内容的理解却非常肤浅。
遇见了好书，自然获益不浅；遇见了诸如《金星英雄》《焦尔金游地府》之类的“颂圣”或“应制”作品，也只能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顾不得判别和评价内容的优劣。用现在的话说，这种读书的方式叫做“滥读”。这种不科学的阅读方式是受当时恶劣的条件限制，不得已而为之，今天回想起来不免扼腕长叹。
回城之后在选择书籍时就尽量注意系列化，按照作家来选择阅读。例如，读了梅里美的《卡尔曼.高隆巴》后就找寻《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读契科夫短篇小说时，就千方百计的找全所有的小说。这样阅读了一段时候，发觉对作家的写作风格，思想的演进历程，确实理解比“滥读”好了许多。可惜的是，有不少作家的作品一直找不齐，例如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回忆录》，费了好大劲都未能如愿以偿。
70年代中，外国文学作品仍然是“违禁品”，不能公开阅读。闹不好被人举报，不但书籍会被没收，人也会被单位严肃处理。看这些书籍时，我一般都是先包上一个封皮，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阅读。殊不知就是这样，还是“出事”了。一天，我正捧着一本《呼啸山庄》在汽车库里正维修的卡车后阅读，读得很投入，完全不知道支部书记悄悄走到我身后。杨书记一把夺去我手中的书，翻看了一下扉页，说：“看不出你还会伪装呢！三天之后到办公室来找我。”说完拿着书就走。我很惊恐，不是怕发现读这种书之后会有什么后果，而是怕万一图书被收缴，无法给主人交代。忐忑之中等了三天，想好了如何陈恳“认错”的说辞，只求把书拿回来。走进书记办公室，未等我开口，杨书记拿出重新包好封皮的书递给我，说：“以后不要在工作场合看这种书。凡是你有书，能不能借给我看看？”原来书记也是一位外国文学的爱好者。
知道书记不会为难我，从此可以放心的在单位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不但自己读，还给工友讲其中的故事。知道南门的邮电部电缆厂有一位工人有一套《基督山恩仇记》，但是密不示人。通过朋友辗转介绍，并帮他购买了紧俏的球蛋白注射药之后，终于得到他的信任，答应把书借出一阅。每次借出一本，每周六晚上给我，下周六晚上换第二册。借到了书，每天晚上都熬到深夜，保证在七天晚上能够读完。中午休息时间，马上给一起调回城市工作的工友讲述昨晚阅读到的故事情节。在没有足够阅读资料时，口口相传，也是常见的一种阅读方式。
（十三）
七十年代初期，我们也有一段阅读的春天，精神上感受到了外界的和煦春风。1970年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开始出版《摘译》杂志，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1972年，一批苏联小说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久违的苏联小说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让我们这些苏联文学的拥趸者喜出望外。
那些被称为“黄皮书”、“灰皮书”的“内部读物”，最有影响力的有四十多本。“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主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黄皮书”则以文学著作为主。1961年到1966年出版的“皮书”，都是供给高级干部阅读的书籍，我们平民子弟很难接触。圈子里的干部子弟也轻易不借给我们这些读物。
记得“灰皮书”中有一本南共联盟领导人的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据说对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因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而对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极度反感的青年学生来说，观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很想借来一读，找了几个干部子弟同学都没有借到。也许是担心这样的“皮书”一旦被我们这些出身可疑的人读了，会加速我们成为“异端”，对政权巩固不利吧。不借就不借，家里马列著作有的是，通读加思考一样能闹明白其中奥妙，索性就再不打读“灰皮书”的主意。读过的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只有《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带星星的火车票》。
到了1972年再次发行“黄皮书”时，发行条件放得很松，规定持县团级单位的介绍信就可以购买，故而流传的范围很大，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我读过伊凡•沙米亚金著《多雪的冬天》、弗•阿•柯切托夫著《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人世间》、日本电影剧本五部合集《故乡——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望乡，沙器等）。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年代，忽然可以看到最新的苏联小说，就像打开了一扇可以观看外界的窗户，大家都喜出望外。阅读这几本书，成了我们当时最时髦的事情。
看过这些书，你会发现苏联文学正挣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条条框框的束缚，提倡人道主义，肯定个人的自身价值；塑造具有丰厚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对社会弊病与道德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批所谓“厚古薄今”和“崇洋媚外”；大批“人性论”、“人情论”；大判“中间人物论”；大唱“文化大革命”的赞歌。两者对比，优劣自显。
（十四）
1972年到1977年这五年时间里，我读的外国名著还不及1967年到1968年时间里多。除了每天晚上自学中学数理化课程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马列经典上。
父亲要求我通读《列宁全集》第25卷到第33卷，还要做好笔记。父亲的意图我很清楚，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全部著作，尤其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退一步”的原因和做法都记载其中，他想我通读理解后，自己和现实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照，说明即使按列宁的理论，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也属荒唐。任务如期完成，笔记也做得很全，比较却无从着手。中国当时的经济哪里有什么成套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垮就是万幸。找不到试玉的火，也没有辩才的期，这几百万字的阅读竟如沉塘之石，咕咚一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另外父亲又指定了若干马恩原著，要我细细精读。这真是苦了我也！所幸不久就上了大学，不然接到的就是阅读《资本论》。不过在阅读中记住了一些概念，并认真的思考过。例如：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由此想到经过第三次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正在增强，并没有出现我们在课堂上、报纸上灌输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早不虑夕”的危像，这种推断依据何来？
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后，又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尔福特纲领》找出来阅读。这个在恩格斯指导之下制定纲领，其中不少和当时我的想法有契合点。诸如普选权，废除一切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法律，废除等级、财产、出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等等。再想到瑞典社会民主党一字不变地采用了《爱尔福特纲领》，还是瑞典长期的执政党。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
……
朋友们有类似想法的人还不少，为此还发生过争论。当然，这些想法现在看来不免幼稚，或者有失偏颇。但说明我们通过阅读的熏陶，已经开始独立思考。不但从书本上阅读，还从另一本书---社会和悲惨的中国现实中阅读、观察。坚持独立思考，也许就是“老三届”在阅读中所得到的最大收益。
（十五）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只是迟早问题，但是出版事业真正的解禁却又拖延了两年。1978年为缓解持续10年的书荒，满足读者强烈的阅读需求，原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新中国成立以来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这批重见天日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一时间一书难求，洛阳纸贵，甚至出现半夜在新华书店外排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出售的情况。得益于在新华书店有熟人“开后门”，我不至于去排队，但购书也耗尽了微薄工资收入中的全部零花钱，还不时向父母请求支援。
偏远的地方要获得阅读资料也没有困难。记1979年下半年，我在重庆南岸西南制药二厂实习，和同班同学何晓树（成都四中初66级学姐）一起在弹子石最偏僻的小巷的租书店里租到过《红与黑》和《当代英雄》；197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杰拉·菲利浦主演的电影《红与黑》，在西南合成制药厂所在的洛碛镇，我用一包香烟“贿赂”了镇政府的守门人，让全班同学在政府里观看《红与黑》。
随着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发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自由读书的大门终于开启。各种书籍就像井喷一样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让人目不暇接。我终于配齐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家里不断添置文革中消失了的书柜，不久就也放满了书籍。可是我悲哀的发现，那种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状态，那种和一块干海绵一样吸取所有阅读甘霖的渴求不再存在。这也难怪，我已经错过了通过阅读理解智者对于人性和自然的最高感悟，让自己摆脱平庸和狭隘，发现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可能的最佳时期。
（十六）
我们这一代都经历了在阅读历程上的坎坷跋涉，许多人的阅读历程非常相似，都亲身体验过霸道的“革命文艺”带来的文化荒漠。
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 “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的文艺界”方针指导下，中国的文艺出版事业一直在封建、专制、霸道的“革命文艺”和开放、人性、人道的人类优秀文艺争斗的过程之中。
一个阅读材料可以被统治集团操控和选择性供应的社会，统治集团可以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强制和规范人们的阅读。
这种逆世界潮流的倒行逆施，最终结果就是文学艺术的彻底荒漠化。这个历程在中国曾经演绎了全部过程，这是无论如何粉饰和强词夺理都无法否认的。
感谢那些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勤奋工作的翻译工作者和出版者，用自己的知识和胆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代表人类最优秀文化的书籍，成为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惟一思想资源。我们在这些书中寻找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享受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由此构建人生观和价值观。书籍和阅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心中理想世界的坚持，更是对我们思想和心灵的升华与净化，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
今天回顾我或我们的阅读史，我想说：文化专制一定会控制每一个人的阅读。然而，剥夺人们的实物资产容易，剥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对价值的思考，摧毁人们的思想，从来就是痴人说梦，甚至可以这样说：阅读是摧毁专制的最好武器。我们这一代的阅读，一直就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进行。从某种角度上讲，“文革”的寿终正寝，原因之一就来源于我们这一代人通过阅读，思想已经对种种倒行逆施从感性抵制走向理性反抗。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全民阅读，完成自由、民主、法制、公正的启蒙，才能筑起对于专制的防火墙。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在民主、自由的阳光下阅读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