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四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放缓——从2010年危机后峰值12.8%下降到今天的7%左右，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显著更低的平台。尽管中国应能避免硬着陆，但可以预期未来十年年增长率保持在6%至7%。但这未必是坏消息。
　　你也许会问，为何人均收入最近才越过7000美元的中国，其GDP即将比1956年至1970年的日本慢许多。1956年至1970年，日本人均收入也在7000美元左右，但其年增长率平均为9.7%。答案就在于潜在增长率。
　　据日本银行的数据，1960年至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而中国生产力增长在近几年中稳步下降，从2001年至2008年的11.8%下降至2008年至2012年的8.8%，2011年至2012年又下降到7.4%。日本劳动供给（以劳动时长衡量）也在1960年至1973年期间有所增长，每年增长幅度超过3%。相反，自2012年以来，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开始下降，每年下降规模超过三百万，这一趋势将以四年至六年的时滞，导致劳动供给增长下降甚至由正转负。
　　扭转这些趋势很困难，因此很难想象中国如何能够在未来十年继续维持接近10%的增长率，尽管其人均收入仍然较低，但还有其他原因。
　　日本经济学家馆龙一郎（Ryuichiro Tachi）指出，日本还从高储蓄率和小于1的低资本系数（资本与产出的比率）中获益。尽管精确比较十分困难，但毫无疑问中国资本系数要远高于日本，这意味着更大的资本密集度（每一美元收入所需要的资本总量）和劳动生产力增长缺口。
　　有时，高储蓄率可以抵消高资本系数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过高，几乎占了GDP的一半。由于中国资本密集度增长远高于劳动生产力，投资的低效率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投资只会恶化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公司债务已是世界最高，不管以绝对值衡量还是以相对GDP衡量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不但会进一步抑制资本效率，还会增加公司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
　　所有主要主表都表明中国增长潜力将显著下降，中国领导人必须接受增长放缓的现实，并据此调整重点。接受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的诱惑，如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那样，不但不能刺激可持续增长；实际上还会破坏中长期增长和稳定。更好的方针是将重点放在让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教益。20世纪70年代，日本意识到放缓已不可避免，提出了“改造”日本列岛的宏大计划。决策者关闭了重化工业的能源密集型工厂，刺激创新，并采取措施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结果，日本经济增长质量大幅改善，虽然其增长率在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的十年中下降了近一半。
　　好消息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倾向于采取类似地方方针，包括直到增长要崩溃才考虑货币和财政扩张。事实上，在最近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确认今年当局的GDP增长目标为7%，并重申了深化改革、实施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对中国来说，接受更低的增长为支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机会。如果中国领导人坚持改革和再平衡，全球经济都能从中获益。
　　作者是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4年至2006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China's Slow-Growth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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