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谋划“十三五”蓝图的重要之年，2015年必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凡的一年。
同过去五年相比，国际经济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日本、欧洲经济疲软，全球“货币大战”一触即发，通货紧缩成为多个国家面临的难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正走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些改革“硬骨头”已到了不得不“直面”的时刻。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无论对世界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之路都难以走得轻松。
在此背景下，如何面对国内外经济新形势，如何将挑战化为机遇，如何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后释放出更多新红利，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潜力，都将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发展面前的待解之题。就上述问题，本报近日专访了宏观经济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
对外贸易摩擦或成常态
未来各类贸易与非贸易壁垒以及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事件的频发，对我国而言将是常态
《国际先驱导报》：在您看来，与“十二五”（2011－2015）相比，“十三五”（2016－2020）期间，中国面临的主要国际经济形势有哪些不同？
王军：总体而言，“十三五”期间面临的经济形势，较“十二五”有诸多不同。
在国际方面，首先，“十二五”期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经济形势如何演化并不清晰，国际经济处于从高峰向谷底滑落的时期；而“十三五”期间，预计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世界经济平衡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将艰难地加速转型。
第二，全球一体化与地区一体化速度发展迅猛。美国积极主导和推进的一系列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TTIP、TISA等新自由贸易协定进展将加快，并且不排除其中一些已变为现实。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庞大的国际战略，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韩自贸区、中新及中澳自贸区、亚太自贸区，等等。可见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速度之快。
第三，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将从兴起到兴盛，全球科技创新不断迸发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这也是与五年前完全不同的。
第四，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地位日益巩固，服务业稳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五，国外需求复苏曲折而缓慢，全球性产能过剩既困扰发达经济体，也成为新兴经济体挥之不去的梦魇，全球经济呈现多速复苏的复杂局面，例如美国快速复苏，而欧洲、日本则陷入停滞泥潭，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再次四处飘荡，并将日趋严重。我认为，未来各类贸易与非贸易壁垒以及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事件的频发，对我国而言将是常态。可以看到，今年1月，我国贸易数据并不理想。我们估计，未来我国的贸易环境和国际环境相较五年前更为复杂、更为多变。
中国正处于风险暴露期
与“十二五”期间相比，我国的风险暴露问题将更为尖锐，若处理不好，酿成的风险可能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统性风险
Q：“十三五”期间，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又有哪些不同？
A：在国内方面，我认为，决定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生变化。
从劳动力方面来看，我国劳动人口的比重已经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将一去不复返，未来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尽快调整和放开生育政策，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红利。
从资本层面而言，目前我国房地产投资正在快速回落，由于产能过剩，制造业的投资也在快速回落，导致我国的资本回报率正在快速下降。大量资本并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投资报酬率较低，大家的投资热情有所减弱，而基建投资也不能完全对冲这两个领域——我国基建投资也已存在过剩与超前问题。未来我们只能从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入手，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从技术进步来讲，尽管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已提出多年，但客观上而言，我们在基础科技领域还没有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也未能取得大的突破，科技创新还没有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知识产权保护和有利于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一句话，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比较低，创新驱动尚未成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动力。未来需要抓紧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创新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强音、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除了增速换挡放缓，结构优化升级外，我们还要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中一些滞后的反应，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还需要与国际上的重大政策进行协调。例如，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和日本在“放水”，这些因素都将给我们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加之我国经济下行的趋势尚未止住，也面临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在既要考虑国内政策衔接，又要考虑国际政策协调的情况下，我们政策调整的难度可想而知。
可以说，我国正处于风险暴露期，财政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国际政策变动风险、资本流动风险、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都可能会对我们产生较大冲击。与此同时，一些风险还会相互叠加，例如债务问题，既是财政问题又是金融问题，而且还与房地产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与“十二五”期间相比，我国的风险暴露问题将更为尖锐，若处理不好，酿成的风险可能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统性风险。
体制改革决定红利释放
未来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能否啃下财税、金融、土地、价格、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硬骨头”尤为重要
Q：在您看来，“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原有红利出现哪些变化，有哪些新红利可以挖掘？
A：在原有红利方面，劳动力因素变化显著。从2013年开始，这一情况就发生着明显变化，劳动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即人口红利正在减弱——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此外，还有一些红利出现变化，例如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国际贸易萎靡不振，自本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以来所享受的开放红利也日渐式微，我们频繁遭遇的贸易摩擦显示，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遇到了“天花板”，很难再有大的提升。
在原有红利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十三五”期间可以挖掘的新红利。
李克强总理曾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那么，能否将这一红利释放出来，将成为贯穿“十三五”的主题之一。
可以说，体制改革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全新动力的切换，归根结底要靠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和对内对外更大程度的开放。当前，我国体制改革仍面临很大的困难与很多“硬骨头”。若想保持平稳连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双中高”，除了劳动要素、资本投入、创新推动外，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改革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改革，这些要素的新红利、新活力则难以发挥出来。因此，未来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能否啃下财税、金融、土地、价格、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硬骨头”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阻力和不确定性因素，警惕和关注改革停滞甚至回潮的迹象，适当调整各界对于改革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克服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强化法治理念，尊重市场机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不当干预。
必须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和行业，我们应该展现出足够的诚意和心胸，加快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步伐
Q：结构调整对于释放中国经济红利也十分重要，而调结构须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您认为，“十三五”期间，我们应如何进而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A：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刺激民间资本活力必不可少。以往所做的需要继续坚持，例如继续坚持简政放权，继续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而为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作用，首先，我们需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可能将是推动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年”，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和行业，展现出足够的诚意和心胸，加快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步伐。
第二，在经济下行以及通货紧缩压力的背景下，可采取减税措施刺激民间资本活力。当前，我国宏观税负依然较高，需要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适度降低总体税负水平，减轻企业和居民、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并下决心以推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税制改革减轻民间资本负担。
第三，在金融层面采取降息措施。作为宏观调控的正常手段之一，降息、降准并不意味着全面宽松。降息、降准的刺激应理解为中性的，而非负面、贬义的，因此，降息、降准应更加灵活。降息除了能刺激总需求外，直接的效果还体现在降低企业投资、融资的成本上。当前，民企面临价格下行、利润变薄的局面，难以展现活力。而降息、降准可以在信心层面对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