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发表于《中国性科学》2011年5月 如需引用，请注明
中国男人的多伴侣与性交易之间马太效应的实证[①]
黄盈盈 潘绥铭（北京100872）
摘要：针对社会上与预防艾滋病领域中存在的“其他性活动太少才去嫖娼”的普遍错觉，在两次全国成年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笔者以实证方法首先确立了性交易与多伴侣性活动这两的核心概念；然后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检验了自己提出的4类假设之后；最终从总体上得出相反的结论：男人的多伴侣性活动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他们的性交易数量。是为“马太效应”之谓也。
关键词：嫖娼 买性 性活动 性行为 性关系种类 男性之性
问题的提出
早在1948年，美国金赛教授就在其世界名著中坚持把男人的足以达到性高潮的任何一种性活动都网罗进来，加以整体考察。他说：“无论研究个体还是群体，必须考虑对象的多种性释放途径，尤其必须考虑它们各自对总体释放状况的贡献到底有多少。”[②]。
金赛提出的这个“性总量”研究框架，无疑是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的潘多拉盒子；因为它很容易诱使后人得出“此消彼涨论”，也就是某种或某些性释放途径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其他种类的性释放途径的增减而造成的。
在中国，这种认识虽然尚缺乏专用术语和明晰的表述，但是实际上不但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且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到几乎一切相关的领域，尤其是针对男性时，针对各种各样的性活动时，更是甚上加甚。
例如在解释男人的性欲衰退或者性活动减少的原因时，民间普遍相信“少时欠债老来还”，就是年轻时性活动太多了，中老年时当然就少了。[③]这是时间轴上的“此消彼涨论”。
更常见的则是横断面上的“此消彼涨论”。例如，在解释婚外性行为产生原因的时候，中国人（甚至许多研究者）普遍相信：主要是因为婚内性生活不满足，人们才会到婚外去寻求其他的性活动。[④] 反之，在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的领域中，一直有些人鼓吹“洁身自好”，其推理前提其实也是“婚内多，婚外就少”。[⑤]
尤其是对于男人“嫖娼”的种种评论，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预防艾滋病的研究，其实都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男人是因为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行为太少（通常被表述为“性压抑”），才去找小姐的。[⑥]
这尤其表现在“关注农民工，预防艾滋病” [⑦]的假设之中：农民工离家在外，在城市里又不大可能发生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行为，因此就更容易去“嫖娼”。[⑧]同样，对于大学生与青少年，也是因为假设他们不大可能出现婚外恋之类的其他种类的性活动，才更加担心他们会去找小姐。[⑨]
总而言之，性活动的“此消彼涨论”这个错误前提，不但很容易影响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政策与具体工作；而且已经近乎于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了。这，非得用严谨的实证才能冲破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我国社会科学界对于性关系（而不仅仅是婚姻或择偶）的研究尚如凤毛麟角，研究性关系的主要发起者与主宰者的男人之性活动的，就更是暂付阙如。[⑩]
相对而言，我国公共卫生界在预防艾滋病的研究中涉猎男人“找小姐”的论文日益增加。但是囿于其专业的限定，这些成果仍然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单独存在的行为。[⑪]
可是，艾滋病通过男人的性传播不仅仅来源于“找小姐”，也来源于男人的其他种类的、多种多样的性关系与性活动，而且后一种渠道的传播会越来越严重。[⑫]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就是笔者的研究问题。
假设与检验手段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00年与2006年两次进行的中国18－64岁总人口的性关系与性行为的全国多阶段抽样的问卷调查[⑬]，采用封闭空间内同性别一对一的笔记本电脑辅助的调查方法（computer assistant survey）[⑭]。第一次调查是60个初级抽样单位（PSU），3815个样本，抽样误差0.05，应答率为76%。第二次调查是100 个PSU，5403个样本，抽样误差0.04，应答率为79%。
本文假设：中国男人的所有种类的多伴侣性活动，与性交易的人次之间，存在着一种倾向于“马太效应”[⑮]的显著相关关系。在社会实践中，这种相关更可能是：多伴侣性活动种类的增长，显著地促进了性交易数量的加大。
本文的检验手段采用SPSS17.0版本，对2000年与2006年的合并数据[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分析，所有模型均已进行了F检验并且排除了共线性结果。为了节省篇幅，统计细节不再列出。
数据已经分别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与2005年的1％人口普查资料进行了加权。本文所分析的是其中4685个男性加权样本。
本文以下所称的“上年”指的是：调查之时的过去12个月之内，而不是日历年。本文所说的“人次”则是以被调查者为本的频数概念：A与B有3次，与C有2次，则A一共有过5人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把被调查者当时的年龄、受教育年头数、每月收入总计、调查地点的城乡分别这4个足以基本反映中国男人最基本社会分层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每一个模型。因此本文的一切回归分析结果，都是在排除了这4个社会分层因素的作用之后，也就是处于同等的社会分层水平之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纯粹关系”。控制变量的设计与使用在我国学术界重视得还不够，因此特地指出。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就不再列出，仅仅在最后的总检验模型（表9）中作为示例而呈现。
核心概念的实证确立
性交易[⑰]
本文所分析的男人的“性交易”包括两种活动，按照调查问卷中的表述就是：
“找小姐”[⑱]：现在有一些“小姐”收了您的钱，就会给您提供“性服务”，不但包括性生活，还包括打飞机（手淫）、吹箫（口交、口活儿）。
“买性”：现在有些人，给对方一些钱财或者其他好处，换取跟对方性交。也就是“买性”。
在日常生活中用通俗语言来说，第一种行为就是“嫖娼”，第二种则是“给钱”（包括包养）。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行为上有什么性质的差异，而在于对方是不同的人。嫖娼通常被认为是找专职的“性工作者”，而“买性”则相反。
笔者之所以要把这两种情况合并在一起，是因为从性活动的性质来看，两者是相同的，都是以钱财或者实际利益来交换性生活，而且这是连接双方的唯一纽带。这就足以区别于男人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活动。[⑲]
中国公安部的法规性文件，其实也是以这一原则来定义的：“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⑳]也就是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是行为的性质，而嫖娼与买性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发生在“不特定的异性之间”。
但是笔者对于性交易的定义实际上还是一种假设，因此使用了3种视角下的4种统计方法来实证：因子分析、卡方检验、F检验（ANOVA）、线性回归；得到结果见表1。
表1．找小姐与买性之关系的3种视角的4种分析结果
视角
解释的总方差（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卡方
检验
F
检验
线性
回归
成份
定义
提取平方和
载入累积%
成份
矩阵
历史发展
1
找小姐有无
77.957
.883
.000
.000
.000
2
买性有无
.883
上年之内
1
找小姐有无
71.377
.845
.000
.000
.000
2
买性有无
.845
上年人次
1
买性人次
68.683
.829
.000
.000
.000
2
找小姐人次
.829
表1说明，虽然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找小姐”与“买性”是可以区别的，但是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人们实际上并没有把两者分开。[21]这就是本文使用“性交易”这一核心概念的学术依据。
多伴侣性活动[22]
性活动的定义比性行为更加宽泛一些，包括那些身体并不直接接触但是仍然以达到性的刺激与满足的人类活动。
多伴侣性活动则是指：在专一对偶之外的任何一种性活动，无论同时发生还是先后发生，也无论对方是什么人与结果如何，也无论是否结婚。
这个分类法与概念是随着“艾滋病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它以性行为对象的人数为标准。强调的是：无论婚姻状况如何，只要性行为的对象超过一人，就是多伴侣性活动。这是因为，从艾滋病的性传播的可能性来看，任何一种多伴侣与专一对偶都具有本质的区别。[23]但是鉴于目前中国的配偶间的艾滋病传播尚未浮出水面，因此本文在分析一切多伴侣情况时，均已排除了再婚、多次结婚、离婚、丧偶的人的前夫妻。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与民间舆论中，只有非婚性关系、婚外性关系、婚前性关系这些术语。它们都是以是否结婚（领结婚证）为判断标准的。
可是从学理上来看，结婚其实只是一种社会的强迫设置，而专一对偶的同居才是“婚姻”的自然的生活实体。[24]
从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目前的婚姻状况已经非常复杂，未婚而有性、不婚而同居、处于再婚或多次结婚之间、处于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性活动与日俱增。
按照传统定义，这些人目前的生活实体已经被判定为非婚性关系了。如果他们再有多伴侣，莫非称之为非非婚性活动？因此，传统定义其实只是原教旨主义的价值观与闭目塞听不求甚解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而已。
笔者采用多伴侣性活动这一概念的证据见于表2；其中所有成对的分类变量的卡方检验与连续变量的F检验的显著度都是.0000。
表2. 非单一法定婚姻状态中的男人的多伴侣情况
性关系状况
占男人
总体的
其中曾经
有多伴侣
曾有者
的伴侣数
其中上年
有多伴侣
上年有者
的伴侣数
从未结婚却有性伴侣
4.6%
45.1%
3.23
47.7%
2.30
试婚或同居,未领结婚证
3.8％
59.0%
3.06
34.8%
1.68
领取了离婚证/对方去世
1.5％
16.8%
2.22
8.1%
3.44
再婚或多次结婚
3.4％
61.1%
4.36
29.2%
2.59
以上四者总计
13.4％
43.8%
3.47
25.6%
2.19
表2说明：中国男人中有大约八分之一的人，已经处于并非单一法定婚姻的状态之中，而其中高比例的人却另外还有多伴侣性行为。[25]他们无法以传统的术语来指称，只能被称作是拥有多伴侣性活动。[26]
4个视角分别检验的结果
视角1. 历史发展的比较：男人以往的多伴侣性活动的经历与上年中的性交易的人次呈现为显著相关。
下列的7种性关系，时间定义都是“在到目前为止的一生中”，也就是包括了上年之前的情况。其中有些男人中止了某些性关系而另外一些男人则没有，还有一些男人则是从上年开始才结成某些性关系的。因此这些历史变量与性交易即时变量之间的显著相关（见表3），足以说明笔者上述的论断。
表3. 一生的多伴侣性关系与因变量上年性交易人次
自变量
上年性交易
平均人次
模型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一生曾经买性
6.62
4.487
.185
.358
24.194
.000
一生曾经找过小姐
4.79
2.384
.154
.236
15.493
.000
一生曾有婚外超一月的性伴侣人数
F检验＝.000
.220
.027
.110
8.284
.000
一生曾经有过二奶小蜜
1.44
.989
.257
.048
3.852
.000
再婚、多次结婚
2.39
.938
.249
.046
3.763
.000
未婚/离婚/丧偶者却有性伴侣
1.06
.457
.190
.030
2.402
.016
曾有婚外不足一月的性伴侣人数
F检验＝.000
.041
.020
.027
2.031
.042
从表3中可以看出，男人的多伴侣行为不但倾向于是一种连续的发展，而且倾向于涨潮式越过雷池。[27]
视角2．涉性程度的比较：在上年中，接受“涉性服务”与性交易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涉性服务”主要是指消费式跳舞、观看性生活图像[28]、异性全身按摩、三陪[29]。它们的涉性程度递增，而性交易则无疑程度最高，这就是链式考察的视角。
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是（见表4），后三者都与性交易的上年次数的增加构成显著的因果关系；[30]再加上不显著相关的消费式跳舞，[31]恰好检验了涉性程度的链式发展的存在。
表4.
上年中，接受“涉性服务”与因变量上年性交易人次
自变量
上年
性交易
平均人次
模型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接受三陪次数
6.62
.155
.008
.267
18.865
.000
接受异性全身按摩
4.79
1.734
.128
.208
13.594
.000
观看性生活图像
2.25
.246
.083
.047
2.971
.003
消费式跳舞
0.97
.063
.101
.010
.628
.530
视角3. 违法程度的比较：“网媒性活动”与上年性交易的人次显著相关。
首先不得不解释“网媒性活动”。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年轻人中，下列的各种性活动唯有依托着互联网铺天盖地般的迅猛发展，才能够从沧海一粟扩大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无以名之，笔者只好生造这样一个词汇，就是以互联网为媒介才能够更广泛更频繁地得以实现的那些性活动。
在当今中国，性交易是违法，而“网媒性活动”则基本不是。[32]因此从违法程度大小的视角来考察多伴侣性活动与性交易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个好的分类。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是（基于2006年的数据，见表6）：除了网上裸聊之外，[33]笔者所考察的所有“网媒性活动”都对性交易的增加发挥了显著作用。反过来说则是：如果连可能被严惩的性交易都能做更多，那么这些基本处于道德管束层面的“网媒性活动”也就更不在话下了。
表6. 上年中，“网媒性活动”与因变量上年性交易人次
自变量
上年
性交易
平均人次
模型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有过多人聚集性交
4.65
3.660
.265
.208
13.830
.000
打过声讯台
2.77
1.820
.277
.100
6.560
.000
有过一夜情
2.72
1.174
.263
.070
4.466
.000
与网友性交过
3.98
1.775
.542
.051
3.274
.001
有过交换性伴侣
2.63
1.087
.393
.040
2.765
.006
有过网上裸聊
2.45
-.920
.577
-.026
-1.594
.111
表6所显示的显著相关关系，来源于网媒性活动与性交易的一个共同特点：双方素不相识，仅仅通过极其短暂与简单的交往就结成一种即时的性活动。因此，结成这两种性活动所需要的人际交往的条件与技巧都如出一辙，很容易触类旁通。
视角4．共时态多类型的比较（见表7）：在上年之中，有过多伴侣性活动对于性交易人次的增加发挥着显著作用。也就是说，某些男人虽然在上年中拥有情人、二奶、小蜜或者任何一种普通人的性伴侣，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反而促进了他们更多地投入性交易。
反过来说则是，性交易人次的增加也会显著地作用于另外三种多伴侣性活动的发生。
表7. 上年中，多伴侣性关系与因变量上年性交易人次
自变量
上年
性交易
平均人次
模型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有婚外性行为
2.47
2.138
.126
.285
16.972
.000
有二奶小蜜
3.56
1.317
.391
.049
3.371
.001
有任何一种多伴侣
1.45
.323
.108
.050
2.986
.003
总检验：马太效应的实证
在以上4个视角的多元线性回归中，男人一共有不同时态下的18种多伴侣性活动与上年的性交易人次呈现为显著相关。从表8的均值频数表中可以看到，这种显著相关倾向于呈现为正向的发展趋势。[34]
表8. 男人性活动的构成与上年性交易人次的均值
性活动
累计种类数
上年性交易
平均人次
标准差
0（专一对偶）
.00
.000
1
.01
.416
2
.04
.974
3
.07
.451
4
.17
.779
5
.42
1.078
6
1.06
1.690
7
2.85
5.842
8
5.34
6.383
9
9.43
12.623
10
8.40
11.287
11
11.93
12.802
12
26.11
14.826
14
6.11
7.553
笔者对表8的情况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9。
表9. 多伴侣性活动与因变量上年性交易人次
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性活动累计种类数
.630
.019
.464
32.917
.000
以下是控制变量（作为例证，仅显示这一次）
(常量)
-1.464
.275
-5.319
.000
被调查时的年龄
.016
.004
.057
4.010
.000
调查地点的城乡分别
.179
.113
.023
1.581
.114
受教育年头数
.019
.016
.018
1.148
.251
每月收入总计
-.022
.044
-.007
-.497
.619
表9说明，如果可以单向地进行拟因果的解释，那么男人的性活动种类的增加，对于他们的性交易人次的增加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依据表9的多元回归方程计算出来的调整后预测值（Adjusted Predicted
Value）为0.48；在95％置信区间内的均值预测（95% U
CI for mean）则为0.68。这就是说，在年龄、受教育、收入、城乡差别都相同的条件下，中国男人的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活动每增加一种，在上年之中从事过性交易的人次就会增加0.68人次。
这就是马太效应及其运行机制的检验结果。
结论
1．具象地来说，男人的多伴侣与性交易之间不但有紧密的联系，而且不是“此消彼涨”，反而是马太效应。
男人一旦在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婚姻制度，就会促进他们去更多地从事性交易，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活动。也就是说，如果多伴侣性活动一如既往地风生水起，那么尽管目前中国的禁娼法律已经空前地严酷[35]，但是性交易的增长仍然会我行我素，而且马太效应很可能日甚一日。
这种马太效应的社会建构机制是：中国目前的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法律，实际上只不过是维护专一配偶的婚姻制度的一种极端运用。可是这种双管齐下的社会设置所带来的结果恰恰是：试图消灭的一荣俱荣，而全力保护的却一损俱损；而且都是马太效应。
2．对策性地来看，艾滋病的性传播的主要途径早已被确定为 “卖淫嫖娼”，[36]可是，目前把农民工、青少年与大学生视为高危人群的假设与前提却很值得商榷。根据本文数据的另外分析，这些人群发生多伴侣性活动的可能性，远远低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年已婚的、城市上层的男人们。[37]反之亦然，如果说禁娼之路其修远兮，那么艾滋病在男人的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活动中的扩大传播也就兵临城下了，而且会首先肆虐于社会中坚层。
3．抽象地来看，对于男人的性活动的构成，生物因素仅仅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必要条件），男人们在社会中的客观存在状态却提供了世俗的现实性（充分条件）。但是这还远远不足以解释现实生活，因为男人的能动选择及其结果（多伴侣与性交易的互增）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马太效应）；而这就构成了研究的第三维度――发展条件。
4．这一认知结果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所能调查到的一切社会现象，不仅仅是在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之下必然出现的客观存在物，更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主动创造出来的可变的价值结果。舍此视角，任何研究势必错将人与生活加以客体化与静态化。因此，本文其实就是笔者运用自己所提倡的“主体建构视角”[38]的学术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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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属于《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2008ZX10001-003）”（三）艾滋病毒经性传播扩散决定因素的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研究》；也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卡大学的合作项目《促进艾滋病性病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的合作：研究与培训》的支持。
[②]金赛：《金赛性学报告》，海南出版社，2007年4月，第44页。
[③]例如：《过早接触性爱易导致阳痿》http://sex.xywy.com/xb/yw/yf/20090701/501765.html；《年轻人尤其要避免性生活过度》，http://www.feizen.com/liangxing/baojian/fuqi/1126.html
[④]例如：《调查显示：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成为第三者插足主因》，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5/07/content_1455723.htm
[⑤] 《洁身自好，遵守性道德，是预防艾滋病的根本途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gxzf.gov.cn，2007年4月20日。
[⑥] 《性百科全书》http://xbk.39.net/xbk/9b0e2.html。
[⑦]《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11个国家级部门发布，2005年11月21日。
[⑧]苏东华：《农民工性压抑惹孽端》，《生活服务导报》2007年4月30日。
[⑨]《卫生部称农民工大学生成为艾滋新高风险人群》新华网北京2005年7月23日电。《卫生部称青少年学生性传播成艾滋病防控重点》，中新社北京2009年11月28日电。《卫生部称农民工大学生成为艾滋新高风险人群》新华网北京2005年7月23日电。
[⑩]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其派生的《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学术论文》中没有检索到任何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⑪] 可参见本文的参考文献。
[⑫]《中国卫生部：艾滋病传播向普通人群发展》，《人民网》2009年11月30日。
[⑬]2000年的调查成果见于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006年的成果见于潘绥铭：《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2008年1月。
[⑭]“笔记本电脑辅助问卷调查法”是目前国际上调查敏感问题时的最佳方法。1998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把这种方法与“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参见Turner，C. F，etc.: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Drug Use，and Violence：Increased Reporting with Computer
Survey Technology; Science，Volume 280 (5365). May 8，1998，pp.867-873。
[⑮]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多的愈多，少的愈少这类现象。来源于1968年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默顿的《科学界的马太效应》。
[⑯] 两次调查的数据由于总体、抽样、代表性与调查方法都相同，因此可以合并，以便反映2000年到2006年这一时间段之内的情况。
[⑰] 国内有学者使用过这一指称，例如王金玲：《商业性性服务／消费者：一种新的命名》，《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笔者自己以前也使用过这个词汇，见潘绥铭：《对于性交易的分析与预警》，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117－ 122 页。但是本文中此词的内涵与外延均已改变。
[⑱] “小姐”是民间对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普遍的中性的称呼。虽然性工作者也包括男性，但是本文讨论的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性交易。
[⑲] 关于男人的所有可能的性关系的种类，本文不展开论述，可以参见潘绥铭等：《“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2008年1月，ISBN-978- 986-83350-5-6
[⑳]公安部2001年1月28日的《 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
[21] 中国成年男性总人口中一生曾经找小姐与买性的比例是7.7%；上年的比例是5.6％。
[22]此概念潘绥铭首次使用于《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以“多伴侣性行为”的调查分析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140－150页。国内研究艾滋病领域中也有人使用“多性伴”之称。
[23]［美］Edward O. Laumann，etc: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4。
[24] 婚姻的社会的强迫设置与自然的生活实体之间的性质区别，是我国研究界的跛足。本文不展开论述，可以参见潘绥铭《质疑“不登记就是无效婚姻”》，《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2期，22－23页。
[25] 中国成年男性总人口中一生曾经有过多伴侣的比例是31.5％；上年有过的是18.3％。
[26] 但是表2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这些处于非法定婚姻状况的人就一定是多伴侣或性交易最多的人群。
[27] 虽然相关关系是双向可解释的，但是此处检验的是历史存在与上年情况，因此必然是因果关系。
[28] 笔者的问卷中的定义是：录像带、VCD（影碟）、图片、照片、书刊、画报等等，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
[29] 笔者在问卷中的“三陪”定义是：不触摸生殖器，更不过性生活，只是陪伴客人唱歌、跳舞、吃饭、旅游、游泳、看电影等等，以此来赚钱。中国法律虽然禁止“有偿侍陪服务”，但是又与“卖淫嫖娼”相区别。相应地，本文所说的性交易中不包括三陪。
[30] 这里，相互作用的解释并不符合生活经验，因为大多数性交易是发生在“涉性服务”之中或者之后而不是之前；从而形成实践中的因果关系。
[31]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所谓跳舞已经主要是年轻人的互不接触的“蹦迪”而不再是旧式的身体接触的交谊舞。是否跳舞与年龄的F检验结果（.0000）可以佐证。
[32] 其中的多人聚集性交，在中国法律中属于“聚众淫乱罪”。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笔者2006年的数据表明：64.7％的男人并不认同该法条，仍然按照道德问题来对待之。
[33]裸聊，估计是由于其中的大多数是互不收费，与性交易的性质相差太远，才不显著相关的。
[34] 表8中的“性关系种类数”并不涉及各种性关系的性质差异，也不可能是连续均匀分布。
[35] 目前在我国，处罚初次嫖娼可以是：罚款五千元以下、行政拘留十五日之内、通知家属。如果是再犯或屡犯，可以处以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第97条。笔者在中国历史资料中检索不到如此严酷的惩罚标准。
[36]《卫生部负责人就我国艾滋病流行与控制情况答问》，新华网北京2003年11月8日电。
[37] Logist回归分析2000年数据发现：各种男性企业家嫖娼的可能性是城市男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同时，他们的女性性伴侣人数也最多，是男工人的1.95－2.60倍，是男农民的2.87－3.37倍。见于潘绥铭：《谁是最危险的传播者》，《南方周末》2002年7月4日。
[38] 可参见：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174－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