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基于2000，2006，2010年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1]

黄盈盈侯荣亭　潘绥铭

摘要：本文通过2000、2006、2010年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展现了最为基本的若干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最新情况及历史变化：月经初潮、（害怕）怀孕、人流、妇科病，并分析了与其相关的诸多社会阶层、性、情感、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因素。总体而言，女性的身体发育略有提前；怀孕顾虑、人流与妇科病的顾虑与女性的身心健康及性福密切相关。调查结果提醒目前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应更加积极考虑纳入避孕知识与妇科病知识，并促进性配偶间的平等权力关系及性与生殖问题的协商技巧。

关键词：生殖健康，性，女性，妇科病，人流

作者单位：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侯荣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100872

1. 问题的提出

自94年生殖健康的概念被提出来之后，青少年与女性的生殖健康日益受到重视（联合国，1994）。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女性的生殖健康权利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郑真真，2009）。有关中国的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未婚女性、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女性。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避孕、孕产、流产、妇科病、性病、安全性行为（主要是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健康、女性赋权。[2]从方法学上看，绝大多数的调查是集中在某个人群、某个地区的非随机抽样调查[3]。换言之，且不论调查的质量，大多数此类定量调查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本文要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问题，具体为：女性初潮、（害怕）怀孕、人工流产、（害怕）妇科病；并进一步分析这些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独特性体现在：

1）在方法上，本文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而且，调查在问卷设计、数据质量的把控上非常严格（方法详见：潘绥铭等，2011）。

2）本文不仅仅描述某个时间点的女性生殖健康与性问题，而且，从纵向上比较了2000， 2006， 2010年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十年的时间段里女性生殖健康的变化。此外，2010年，数据还涵盖了14-17岁青少年的生殖健康与性方面的情况。

3）在内容上，除了考察这几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把与“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到相关分析的模型中来，考察生殖健康与“性”之间的关系。

4）在理论视角与框架上，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别框架下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也不局限在健康与医学的领域，而是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与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理解女性的生殖的身体与性的身体（黄盈盈，2008）。这种身体不仅仅体现着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群体的阶层差异，也刻画着时代的变化。（希林，2010）（而且，本文不仅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实性的身体事件（比如月经初潮年龄、流产情况、妇科病的情况），还关注女性对于重要身体事件的体会与感受（比如对于怀孕的顾虑、对于妇科病的顾虑等等）。在主体建构的视角下，在关注女性的身体感受的理论关怀之下（Lock

& Farquhar, 2007；潘绥铭，黄盈盈， 2007；黄盈盈，2008），害怕疾病较之疾病本身可能会给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2.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4]、2006年[5]和2010年4月－9月[6]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在国际上尚属首例。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7]、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2000年的PSU是60个；2006年是120个；2010年的103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三次依次为50个、150个、123个）与农村的行政村（依次为10个、45个、37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总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

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和3769人，总计8367人。加权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况。[8]

此外，笔者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在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女性763人），应答率为66.8％。[9]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20％）。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3.主要发现

3.1 月经初潮

表1比较了2000、2006、2010年三个调查时点上成年女性月经初潮的年龄，除了2000年的平均年龄在15岁半左右，其他两个时点的平均年龄接近15岁。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调查的14-17岁青少年人群里面，月经初潮年龄则明显提前了一岁半多。

表1：历年月经初潮的年龄（复杂样本加权计算）

分类

平均年龄

标准误差

95% 置信区间

未加权计数

2000年20-61岁

15.42

.207

15.01

15.83

1910

2006年18-61岁

14.85

.075

14.70

15.00

2680

2010年18-61岁

14.97

.092

14.79

15.15

3763

14-17岁2010年

13.29

.119

13.06

13.52

575

如果再结合时代背景，把女性分为：解放前、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则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90后的女性比生于解放前的女性初潮年龄提早了近3岁（解放前，16.3岁，90后13.5岁）。而50后与60后的女性初潮年龄在15岁以上（15.8岁，15.3岁），70后与80后则是在14岁半左右（14.5岁，14.4岁）。

3.2 对怀孕的顾虑

在问卷中，我们的问题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12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

比较2010年与2006年的数据，这个比例在增加。回答在上一年，经常会因为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比例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8.8%，偶尔有这种情况的比例从11.3%上升到14.9%。如果把两种情况相加，在最近一年，曾经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比例，从2006年的14.2%上升到2010年的23.7%。所有差异在统计学上显著相关。可见，在讨论女性之性的时候，怀孕、避孕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原因过性生活是有理由的。人工流产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把2006与2010两年的数据相加，在控制了调查时间因素之后，上次人流的时间越近，害怕怀孕的比例就越高。如果上次人流发生在一年之内，则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过性生活的比例超过一半(52.3%)。发生在两年之内的，比例为45.2%。发生在两年到十年之间的比例为25%左右。超过10年以上的影响急速降低，为10.3%。

表2进一步细化了不同情况下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比例；并且分析了与害怕怀孕显著有关的诸多社会、身体与“性”方面的因素（在p=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这里不再进行文字赘述。

表2：增加害怕怀孕可能性的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发生率

Sig.

Exp(B)

95%

Lower

Upper

心情

生活不愉快（对照）

20.3%

生活愉快

6.7%

.000

.286

.163

.502

情绪良好程度（连续）

－

.000

.287

.151

.546

性

假装性高潮（对照）

10.0%

不假装

7.1%

.005

.487

.298

.796

无童年性接触（对照）

6.7%

有

29.8%

.000

5.370

2.406

11.982

无固定性伴侣（对照）

5.0%

有

10.1%

.008

3.034

1.340

6.868

无人流（对照）

5.4%

有

13.2%

.019

2.272

1.149

4.491

阶层

居住农村（对照）

6.2%

1.079

3.148

居住城市

9.9%

.026

1.843

1.079

3.148

控制

年龄（连续）

－

.519

1.012

.976

1.050

上学年头（连续）

－

.620

1.028

.920

1.150

(Intercept)

.294

.215

.012

3.861

(Corrected

Model)

.000

*复杂加权，N＝2430有性生活的女性；分层＝2，单位＝99；因变量: 上年有妇科病（对照类别

= 没有)

3.4.3 得妇科病的顾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在我们的调查中，除了实际上得过妇科病的女性（自报比例），还有相当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得过，但是顾虑比较大。42.4%女性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

表6列出了在控制了教育和年龄之后，与妇科病顾虑（包括得过妇科病与担心自己得妇科病）显著相关的居住地、身心健康状况与性方面的因素。

居住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女性得妇科病方面的顾虑相对要小一些。

总体而言，身心健康与妇科病顾虑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情绪越好的女性，妇科病的顾虑越低，反之亦然。那些自认为比较怕老的女性，妇科病的顾虑也比较大（OR=1.812）；或者说妇科病顾虑比较大的女性更加怕老一些。从不喝酒的女性，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要小（OR=0.618）。总体上认为自己健康状态较好的女性，妇科病的顾虑也比较小，反之解释亦然。

在性方面，有固定性伴侣的女性，妇科病顾虑更大一些（53.5%，OR=3.348）。有过勉强过性生活经历的女性，得妇科病与担心得妇科病的可能性都要增加（OR=1.841）；有过童年性经历的女性，得妇科病与担心得妇科病的可能性也都要增加（OR=1.952）。认为男方性技巧比较好的女性，有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要低（OR=0.575）。认为性生活次数少的女性，有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增加一倍左右（OR=1.989）。

表6：妇科病顾虑（包括上年得过妇科病与担心得妇科病）的Logistic回归分析，2010

分类

影响因素

95%

发生率

sig

EXP(b)

下限

上

居住地

省会以下（对照）

51.4%

住在直辖市

45.7%

.000

.637

.508

.800

住在省会

41.9%

.012

.675

.498

.915

身心健康

情绪良好程度

连续变量

.042

.590

.355

.981

不怕老（对照）

42.9%

怕老

58.2%

.006

1.812

1.195

2.747

喝酒（对照）

57.9%

从不喝酒

47.6%

.002

.618

.461

.830

健康不太好（对照）

57.7%

较好与很好

45.4%

.014

.610

.412

.903

性生活

无固定性伴侣（对照）

40.1%

有

53.6%

.000

3.348

1.870

5.992

无勉强过性生活（对照）

44.0%

有

63.2%

.001

1.841

1.295

2.619

男方性技巧不够（对照）

52.1%

较好与很好

48.9%

.011

.575

.377

.879

性生活次数不少（对照）

47.2%

次数少了

68.0%

.021

1.989

1.112

3.558

无童年性接触（对照）

49.5%

有

70.2%

.039

1.952

1.035

3.681

控制变量

上学年头

.811

.992

.928

1.060

年龄

连续变量

.000

.956

.937

.975

（截距）

.000

9.983

3.335

29.879

（已校正的模型）

复杂加权，N＝3191有性生活的女性；分层＝2，单位＝97；因变量: 上年担心妇科病，（对照类别：不担心)

4. 讨论

本文通过2000、2006、2010年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展现了最为基本的若干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情况：月经初潮、（害怕）怀孕、人流、妇科病，并分析了与其相关的诸多社会阶层、性、情感、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因素。

总体而言，与人们的认识一致，女性的身体发育略有提前，现在女孩的初潮平均年龄在１３岁多一点；怀孕、人流与妇科病是女性身体非常重要的内容。

调查结果提醒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愿意过性生活。在最近一年，曾经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比例，从2006年的14.2%上升到2010年的23.7%。可见，在讨论女性之性的时候，怀孕、避孕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如何减少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情况，则是社会和性教育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反思的。在性教育中增加避孕知识，不仅仅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体健康问题，也会促进性生活的和谐与性福。

人工流产是中国女性面临的一个重要身体问题，这在大多数文献中都有所论及（比如岳慧等，2004；王敏，2009）。我们的数据与常识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流，以及与之相关的害怕怀孕将进一步影响女性的性生活以及身心的健康。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到2010年，中国女性中将近一半的人经历过人流。人流在高阶层女性（城市、高收入、高教育）中更有可能发生。在情感方面越是深爱对方，在性方面越是活跃（比如多性伴）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也越大。

以往有关女性人流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到性行为的内容，结论通常是把婚前性行为、性行为年龄与人流做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影响因素）（岳慧等，2004；王敏，2009）。本文不赞同这样的直观性解释。我们的数据显示，性、情感与人流之间是一种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不能据此直接得出结论说：性（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外，是否多性伴）与情感是导致人流的原因，更需要讨论的依然是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横在性与意外怀孕之间的关键因素：避孕的知识、措施与意识。尤其是在长期性关系中（包括婚内与婚外），避孕的意识以及具体措施，这里包括在配偶间安全套（及其他措施）的使用意识与使用可能性，及这里面所蕴含的情感与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避孕知识。如果避孕的意识、措施、女性的协商能力与女性身体自主的权力意识跟不上，那么，越来越活跃的性生活与人流之间的显著性相关将会有增无减。虽然已有的不少研究强调了避孕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流动人口中（比如武俊青等，2011；邓睿等，2008），也有研究意识到女性赋权的重要性（郑真真，2009），但是更为细致的讨论，包括了配偶就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内容进行交流的意识、能力以及配偶间权力关系、女性身体自主方面的具体讨论与有效干预仍然非常缺乏。

妇科病也是女性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身体体验与感受。9%的女性自报自己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妇科病，妇科病的发生可能性与人流、多性伴以及其他一些性经历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自报得过妇科病的女性比例与某些调查研究中所检测出来的女性实际上得妇科病的比例有比较大的出入（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比例）（徐亚珍，2010；于春梅等，2006），这与女性的身体检查意识与实践是直接相关的，也与女性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直接相关，日常生活中女性对于妇科病的定义与医学上的定义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我们相信，这个比例是要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率的。这里，更有价值的信息恐怕是：为什么自我认知的妇科病与医学检测出来的妇科病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这恰恰说明妇科病知识的知识普及存在较大的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超过４０％，远远高于自我认知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不管是是否得过妇科病，还是自己担心得妇科病，妇科病的顾虑与女性的身体与心理健康都显著相关。从其他的研究文献来看（徐亚珍，2010；于春梅等，2006），从妇科病方面的顾虑情况来看，妇科病常见的预防与治疗方面的知识普及非常重要，这也应该是广义性教育应该涵盖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体而言，女性身体，包括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健康与性教育相关领域的关注。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不不仅仅涵盖女性，也要涵盖男性。在一个性革命与性化的背景之下（潘绥铭，2008），女性的性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潘绥铭，2008；Huang, 2010），如果不及时普及女性身体的常识性知识，不去正面地普及避孕的知识与妇科病相关的知识，不去涉及与促进配偶间就性及生殖健康等亲密话题的讨论与协商能力，那么人流、害怕怀孕、担心得妇科病将进一步控制女性的身体，严重影响女性的性福与身心健康。对于女性自己来讲，“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y, ourselves），这句口号不仅仅适合美国女性，也鼓励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国女性，以更为积极与自主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性，消除担忧与顾虑，消除医学化（尤其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医学的神秘化与权力扩大化）对于身体的负面控制，促进亲密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促进身心健康与性福快乐。

参考文献

邓睿等：昆明市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008 年9 月第24 卷第9 期：1116-1117。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联合国.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 R]. 纽约: 联合国,

1994

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与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 (3)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台湾万有出版社，2008

王敏，武汉市大学生生殖健康现状及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硕士论文），2009

武俊青等：流动人口避孕节育干预对计划生育服务与需求的影响，国际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杂志2011 年1 月第30 卷第1 期：４５－４９

希林著，李康译：《身体与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徐亚珍: 3 218 名已婚妇女妇科病普查结果分析,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0 年2 月第30 卷第2 期:149-150

于春梅等：2001～2005年女工健康普查情况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6，21（5）。

岳慧等：江苏省未婚育龄妇女性行为、妊娠及人工流产状况调查，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4年第3 期总第101 期: 150-153

郑真真，《生殖健康领域中的妇女赋权》，张开宁主编，《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35-59.

Huang Y.Y, Smith.

K., Pan S.M, Changes and Correlates in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hips among

Chinese Adult Women——Population Based Surveys in 2000 and 2006, AIDS

Care(SSCI), June, 2011.vol 23; 96-104

Lock,M and Farquhar,J.(eds).,,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 本文中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2] 这方面医学、流行病学以及人口学方面文献已经非常多，不在此一一列举。综述性介绍可参考张开宁主编，《中国性与生殖健康３０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3] 北京大学人口学开展过针对青少年的全国性调查，但是相关论文就其具体的抽样方法病没有明确的说明，参考：郑晓瑛, 陈功等：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数据报告，人口与发展􀀁，2010　（16）第3期：２－８；杨蓉蓉、庞丽华、郑晓瑛：未婚青少年实现安全流产需求的障碍，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1 年8 月第19 卷第8 期：４６６－４７２

[4] 与芝加哥大学合作，NIH的课题RO1HD34157。

[5]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资助，1040-1216。

[6] “十一五”规划中的科技重大专项课题（2008ZX10001-003）《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的子课题（三）《艾滋病毒经性传播扩散决定因素的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研究》

[7] 2000年的调查对象下限是20岁，但是经过统计检验，18－20岁的人口的差别并不显著，因此三次调查的数据可以合并使用。

[8]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10月。

[9]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资助，项目号1105-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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