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代中国发生性革命以来，到21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性的快乐主义”的兴起。

　　2013年5月，中国与外国的20位研究者齐聚一堂，专门讨论“性快乐”的问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我却觉得意犹未尽。如果我们仅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仅仅呈现个人感受，仅仅发表自己的体会，那么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做得很好，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者做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从理论的层次上，从普适性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第一，是性快乐，而不是所谓的“性愉悦”

　　性愉悦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说法。性，本来就是人类最激情、最深刻、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是如颠似狂、物我两忘、浴火重生。如果用一个轻飘飘、软绵绵的“愉悦”来表达，那么离“精神禁欲”也就不远了。

　　第二，性快乐与性高潮是什么关系？

　　性快乐，包括不包括性高潮？

　　如果不包括，那么它与中国传统中的“为后（为了生儿育女），非为色（性高潮）也”还有什么区别？

　　如果包括，那么性高潮是基础？还是中心？还是目标？

　　我倾向于是基础。性快乐至少应该是朝向性高潮的，否则“性”与其他活动就无法区分了。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建构论不可以走向“生物因素取消论”。

　　第三，“性快乐”跟什么对话？

　　在历史传统的主流中，中国没有肉体禁欲主义（不许结婚，不许性交），只有精神禁欲主义（不可寻欢作乐）。

　　在现实中，中国没有“Sex=Sin（性即罪恶）”的文化，没有通奸罪，也没有“性技巧罪”（口交、肛交）；只有“脏”和“乐极生悲”的“因果报应”式的压抑。

　　中国没有“性成瘾”的概念，只有“劳色伤身”；其实就是把对于性的控制落实在“身体健康”上。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性的各种信仰在冲突，而是根本就缺乏“性哲学”。就连人们一直批评的“封建道德”，其实也没有任何成型的理论与论述。例如在最近的一次恳谈会上，有一位信奉国学的参会者是准备来吵架的，但是却吵不起来，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国学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性哲学，就连儒家的性哲学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楚。那还怎么跟别人吵架呢？

　　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逐步建设自己的性哲学，而且应该与儒家和中医进行对话，而不是仅仅针对犹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那是西方性革命的批评目标，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严重问题。

　　第四，在什么层面上对话？

性快乐究竟是公领域的，还是私领域的？

我认为，不能把性加以“政治化”，更不能变成“非个体化”。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有过惨痛的教训：在文革中，就是因为把“性”与“（政治）革命”给对立起来，才招致万千的个人，仅仅因为性方面的一点点越轨，就被批斗，甚至被杀害。

　　在公领域中，反对性快乐的思想与措施，从来都来自国家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宗教或者其他NGO，更不是Gender之间。例如扫黄，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群体足以把扫黄搞得如此严厉和持久。我们现在尤其不能鼓吹“性别战争”，因为在中国普通男人中，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过任何一个专门歧视妇女的组织或者团体。

　　在私领域，性快乐被反对者们批评为：不计后果、自私自利、为所欲为。可是我们这些主张性快乐的人，却很少针对这样的批评来仔细说明自己的主张究竟是什么；甚至有人盲目地鼓吹不受任何限制的、可能会损害其他个人的那种“性自由”。这就不仅给别人送上把柄，而且基本上就是性快乐的自杀。

　　如果我们不能在公领域与私领域批判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性快乐就会成为无根之木，别说绿遍群山，就连破土萌发都没有可能性。

　　我们应该首先从私领域开始，依靠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和草根组织的结合，逐步杀入公共领域，争取在今后的10年之内，实现“性快乐的主流化”。

结论

　　在现今中国，性快乐就是以性高潮为基础，选择与发展人类激情的总和。

推动性快乐的主流化，应该从私领域开始，促进公民去学习个体选择；而不是去搞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