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快乐的兴起：性与社会性别多元化
潘绥铭
黃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100872）
总体上来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性革命。这场性革命根源于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性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及实践工作也开始兴起并逐步地显性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少数的研究者开始从事性医学、性教育、性的历史文化、性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打破了文革以来“性”的沉默；近年来，“性”研究渐渐地多样化，性权利、性法律、性认同（主要是同性恋）方面的声音在不断加强。“性”和“社会性别”等概念也正在向生殖健康、性健康及艾滋病防治、性教育等工作领域渗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研究者和活动家的努力、艾滋病时代的到来、国际项目的推动、学术全球化和交流的加强等等，都发挥了综合性的作用。[①]
本文主要回顾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性和社会性别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带来这些变化的政治、社会、项目和个人所组成的情境因素。
一. 性与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推广
（一）性概念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存在形式
在sex被翻译成“性”并在19世纪末被引入到中国之前，我们早就有很多的词汇来一定程度上对应于sex或者sexuality，比如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性（sexuality）的概念，甚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的概念也不能独立存在，而是被淹没在更大更综合的“初级生活圈”这个实体之中；[②]就像“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是一直被包含在“家”里一样。
在性的实践方面，中国在1919年之前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由一整套规矩给框定住的，人们的任何一种性实践都必须符合下述的规范：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夫妻恩爱”贬斥“浪漫情爱”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性的精神禁欲主义）；
以男人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为社会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这种文化传统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被初步打破，但是在1949-1979年的中国，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它曾经死灰复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巅峰状态――“无性文化”。
30年前，中国的性研究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开始的。
（二）性的理念与理解：从sex到sexuality
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直到80年代，一大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盛行“性的科学主义思潮”[③]。它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它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
在中国，性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被一些学者从日本引入的，[④]在1980年代初被重新提及。这个概念来自而且对应于上述的西方“性的科学主义”，而且至今仍然在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
例如，1998年的有关词典是这样解释“性”的：“（3）男女或雌雄的特质：性别。男性。女性。（4）有关生物生殖的：性交，性欲，性爱，性感，性解放。” [⑤]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的“性的科学主义”有5大特征：
（1）生物化：把性仅仅归结为生物属性；
（2）男女化：排斥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
（3）生殖化：把性置于生殖的统治之下；
（4）行为化：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看问题；
（5）阴茎中心化：把阴茎插入阴道作为性的标准表现模式。
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性的国际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建构视角，强调性的社会文化意义。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而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
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⑥]
其实在中国，很多民间的词汇是与sexuality有关的，只是主流社会不予承认而已。[⑦]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性”的社会文化特征，开始引进与发扬“性的建构主义思想”，开始推进“性-社会性别系统”的研究，特别是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概念及其理念。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Sexuality研究的年度会议，把主题确定为“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其中有一个分会专门围绕着sexuality的翻译问题来讨论“性”的概念。会议达成了这样的共识：sexuality比sex的概念更加宽泛，除了性行为和性实践之外，还强调社会和文化、政治因素。关于sexuality这个词怎么翻译，目前学界还有争议。[⑧]
围绕着sexuality的翻译所展开的，实际上是对于“性”这个概念的社会语义学的讨论。其意义在于打破唯科学主义的、局限于生物学和行为学理解的、性的定义（对应于sex），迈向强调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更为多元的理解（对应于sexuality）。也就是说，Sexuality是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涵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但是还包括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等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得以表达；是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和宗教/精神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⑨]
中国最近30年来在性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既不仅仅是参加者与研究成果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是sexuality与社会建构思想的引入、强调、推广以及把它推向主流化的不断努力。
这表明：中国的性研究虽然社会阻碍较多、起点较低，但是却能够从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上迅速地从sex跃升到sexuality，从生物决定论迅速地提升到社会建构论。
这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最大成果，也是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历史使命。
（三）LGBT：被忽略的“社会性别”[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妇女学的信息开始传到中国。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同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引起震动。[11]
从生理性别概念走向社会性别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来源于本质论与社会构建论之间的冲突。[12]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性别的概念的逐渐普及，来源于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而且与中国的妇女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当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的时候，就带有了强烈的女性单一性别的色彩和异性恋的色彩，而gender的另外一些含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中国的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研究和实践。
社会性别与“性”不仅仅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应该是同一个系统。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性的问题（如李银河）以外，中国的女性研究者还是羞于谈性，顶多谈论到性骚扰、性暴力等性社会问题。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往往混同于“妇女研究”，甚至仅仅囿于“女人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性认同的研究，包括男女同性恋、跨性别、易装等等，在中国的主流女性研究领域几乎是完全被忽视了。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若干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开始讨论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的关系。[13]
这不仅是中国的“性-社会性别”研究的瓶颈，也是中国的人权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回顾近30年来的所有成绩与进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二．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14]（1985-2000）
中国的性文化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与现代性文化相关的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是，在本文中，我们仅仅是截取文革以来的几十年时间，着重分析现代中国社会在“性”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促生这种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1949年以后，以“ 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
限于篇幅，本文很难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只能择其要而言之。
1．“革命样板戏”的性解读
当时的许多人就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一个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最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服装、色彩、语言、文字的“革命化”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
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19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19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挡”之类，但到1960年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只剩下《红岩》里写过特务说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但这一是敌人说的，二是似乎没真干，所以文革中没大批判这一段。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
3．“铁姑娘”的盛行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所以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现出来。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4．“无性文化”与人口爆炸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惟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与称霸。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这种“无性文化”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后来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
5．文革对于个体性生活的影响
“无性文化”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更可怕的是，谁真想破坏这个秩序也绝对办不到。毛主席语录：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这个最高指示却一直无人执行。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人穿裙子并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以一国总理之尊，二号人物之威，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就连当今的西方政治领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因为他像是另一个张竞生，居然主张在中小学教室里高悬男女外生殖器的大挂图，还要彩色的!
那么，小人物就能造起反来吗？1968年某地就有性病大流行、1970年北方就出现青少年性乱团伙（俗称“勾子”、“圈子”）、1972年“手抄本”性文学就已经广泛流传、笔者亲自参与过某中等城市一次就抓获数十个小姐与男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是因为文革的秩序实际上是拿95％以上的革命群众开刀，因此它其实也管不住那“一小撮”。不过反过来也一样，那5％再闹得凶，革命群众照样浑然不知，只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无论我怎么描述文革中的性荒谬，可能都是“天书”。那我们就来看看统计数字。
“文化大革命”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推迟。
人人都知道，男人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手淫”都给管住了。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文革中的那一代男人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人却提前到17.2岁。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使得男人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就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后期。
6．为什么？
因为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
当局要革命者“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
革命者必须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
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
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
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
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
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
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就是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双方就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性一旦被作为政治上的敌人，性文化就会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统治阶层把“性”贬低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世间根本没有“性”这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真的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会交往，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锣丝钉，紧紧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疯狂惯性，一往无前地奔向自我毁灭。
至此，笔者应该是说明白了：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的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争夺激情”。
（二）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
判断是否是性革命主要依据两个标识：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
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也不等同于中国社会每个方面、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主要指文革以来）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
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很多人称之为“无性文化”和社会的“非性化”。这场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经20余年，成功于21世纪之初：性革命的对象基本已经不存在，而多元的“性化时代”开始到来。
笔者从5个方面来总结中国社会近20年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性革命：
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
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与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
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
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我们还是以最为直观的性行为和性实践的变化为例，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变化。
表1：到2000年为止“性”之变的描述总结[15]
注：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00年和2006年“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实践”调查数据，详见：《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潘绥铭著，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2008）。
如上所示，随着时代的进展，上面所列举的全部指标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从2000年到2006年这6年之间，“性的变化”也有了新的趋势。
首先，总人口中性行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化。以多性伴为例，在中国20-61岁的总人口中，多性伴[19]的情况从2000年的16.8％；增加到2006年的25.3％；年平均增长率＝7.0％ ；在婚姻（同居）持续期间有另外的性伴侣从2000年的11％上升到2006年的15％
其次，尽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领先人，但是女性的性、低社会阶层的性变化程度在加大。以女性的性革命为例：
结合2000年之前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女性的性革命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女性的性革命之一：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女性的性革命之二：女性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时至1990年代，在城市人口中，性方面的“阴盛阳衰”已经有所表现了。这主要反映在夫妻性生活中：由于妻子不够满意，才认定自己在性方面“出毛病”而且四出求医问药的丈夫越来越多。妻子由于婚内性问题而主动发生外遇的也日渐增多。
女性的性革命之三：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
我们的2000年调查就发现：女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提前了；长期伴侣之间的性别地位差异正在缩小；女性在与长期伴侣的性生活中，感觉的良好程度也在增加；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女性的感觉越好。
不过，女性被迫性交的情况，是越年轻越多。但是，这恰恰说明：年轻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正在提高。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了。而最近几年对于性骚扰和性暴力的关注也增强了社会的社会性别敏感性。
女性的性革命之四：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的革命。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
这些变化在2000年之后更加迅速。以性关系为例：
根据我们2006年的调查数据，从增加的百分比幅度来看，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比2000年增加了8.5％；而男人增加的幅度是2.4％；其中，“先斩后奏”型的婚前性行为：男人增加1.9％；女人则增加7.7％；在未婚的男女中，未婚女性增加17.7％，男性只增加5.3％；可见，“处女贞操“日薄西山。”
再看女性的多性伴现象，从增加的速度来看，男人每年的递增率是4.6％，而女人每年递增13.0％。已婚女性的婚外性发生率达到了6.5％。
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性革命前一个阶段主要发生在男性和高社会阶层中，而从2000年到2006年则普及到了女性和低阶层社会。1985年以来的性革命，到2000年之后进入“性化”的时代。这种“性化”不仅表现在我们这里所列举的行为和关系，也表现在其他的方方面面。
（二）“性”的日益公开化
1、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
此外，隆胸手术、挺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此外，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2．给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义
这种情况已经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3．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4．性的词汇日益增加
在这方面，新的话语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
5．“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
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
（三）性的消费化与符号化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地获得爱情，而现在你要获得爱情，就不可能不花一分钱。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且不谈满大街标上性健康、性福的药品广告，性用品店等，就算是“一夜情”，表面上看来谁也不给对方钱，但是总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吧？这就需要开房间，需要消费。
当然在中国，这些还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里，但是都市年轻人已经很难脱离这样的消费化和商业化潮流了。
性的消费化，在商家、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发展得非常迅猛，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找派”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诉求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不会如此发达的。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结果，在商业力量的“阴谋”之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青年在村口大树下，跟着最初的便携式录音机（俗称：半头砖）在跳迪斯科。那是激情崇拜。可是21世纪，都市青年要花几百元钱去体育馆里手舞足蹈地给歌星捧场，可是1990年代还可以看到的自发的“街舞”却消失了，变成了“的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这种消费化当然与中国传媒对与“性”的放大与聚焦分不开。
中国的传媒是一个怪胎，一切西方的“传媒学”都不适用。一方面，它的最优的社会功能――舆论监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它的最劣功能――“教化人生”――却得到畸形的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少了，另外一个就不得不多起来了。传媒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如果仅仅看表面现象，传媒的“性化”与消费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唯一的区别是：中国的传媒与读者都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能。
现在，我们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以各种形式加以“性化”的广告简直就是铺天盖地、目不暇接，让人没处躲没处藏。回到家里看电视、看报纸也是一样。总之，只要你不闭目塞听，“性化”就会死死地包围住你。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站上去看看，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于中国人对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性化”，至少在城市里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这就像性革命一样，并不是因为直接参加它的人数多，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数少，它才得以成功的。
（四）对“性”的管制：公共权力的“做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但是在打击对象方面，已经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已经放弃了“执法必严”，而是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即使在“四个坚持”里面，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也已经是高度的“做秀化”了，就是一定要大讲特讲、不厌其烦、标语口号满天飞；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做呢？有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变成所谓“做秀高于一切”。因此，虽然中国《刑法》里还有“聚众淫乱罪”；但是真的去抓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这是21世纪中国“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党和政府“恩典”与“赏赐”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应该尚未真正成为现实。
四．性变迁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政策推动力
（一）社会文化背景
性革命的爆发不是凭空而降且一促即成的，而是有一个与政治社会背景紧密结合的准备时期。“文革把性依附于政治，那么政治一变，性也必变。”文革结束之后，1976年到1985年间，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也就是性革命的准备期。
1．单位制度的瓦解 ＋传统信仰的消失＝ 社会控制放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人一直是属于形形色色的单位完全所有。这是保甲制度的延伸，是政府权力的触角，足以管制住个人的任何私事与隐密空间，所以“性越轨者”寡。但是1980年之后，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就不再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除非闹出乱子来。再到后来，大量的私营“单位”出现了，它们不仅没有义务去执行道德管理的戒律，而且生怕这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空前地，在当今中国，性的行政制约弱化了，换一句话说：性居然没有人管了。
文革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除了政治挂帅，自己又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与性道德，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结果，社会上层只好说：性真的只是区区小事；下层人则只好说：性真可无师自通。尤其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之后，他们自己的性观念就处在矛盾之中或者真空之中，结果，各民族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而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性教育。这其实等于是承认：性，也没有信仰了。
在这种局面下，虽然社会控制力量一直试图把个人的性活动也“统一管理起来”，但是它却屡战屡败，逐渐沦为一种“表态文化”：性道德的宣言越来越多，但是实行的手段却越来越少。
2．人口的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流出本村本土本市本国，而且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现在则更是流进“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的互联网。
于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至少已然在中国城市里形成，它不仅开始彻底消解“道德楷模”的作用，而且把以往的几乎一切道德管束手段（诸如“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给消解了。至少在城市里和外出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主自立地独处过。
在客观上，这给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给个人独立自主的性活动提供了客观机会。
3．互联网+手机＝私密与广泛的人际交往模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的用户高速增长，以往被家庭、亲友、组织和社会严密监视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至少在其发起阶段，越来越不再依赖现实时空中的相遇，因而日益走向自主与开放。个人意愿得到了更多更安全的实现机会。
4．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对外开放＝个性再次张扬
1980年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我们居然不用再“汇报思想”了，居然不再被“查户口”了，男女一起住旅店居然不再需要出示结婚证了，甚至居然可以不经领导批准就结婚或者离婚了。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开始以加速度涌进中国，至少在一部分人中越来越成为时髦，甚至有些变成了“香蕉人”（黄种人的皮肤、白种人的内心）。中国香港、台外的文化形态也对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样，中国人的个性在“五四”之后再一次得以极大地发扬，成为性革命的基础之一。
5．年轻化＋“文化反哺”＝青春崇拜
1980年代中期，“文革”中由于放松计划生育而人数剧增的那一代人进入青春期，使得总人口中青少年的比例空前地扩大。再加上这一“青少年爆炸”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他们的自主的文化形态从此充分地表现出来，社会控制者已经无法再压制下去。
不仅如此，青少年们还开始在文化上“反哺”成年人的社会，形成了四种“再教育”：对中老年人的、对社会控制者的、对农村社会的、对男权社会的。
这一切就形成了最近30年来的青春崇拜，而“性是年轻的”，性革命不出现都不行。
6．体制改革＋国际推动＝性的新理念和多元化的出现
中国的性革命基于本土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基础是执政党在“文革”之后开始了缓慢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撤出了民间社会。
中国的性革命也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全球化和国际项目的引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1980年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引入促发了中国的性学热之外，最近几年国际上的性教育、防治艾滋病项目、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在中国大力开展，引入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思潮与一系列新的概念（比如权利、社会性别、生殖健康等等），加大了中国性革命的步伐。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的性研究和性的社会工作实践开始逐渐地走向多元化。
（二）政策推动力
从1980年起，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政策法规首先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也为性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就是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和1980年开始提倡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爱情和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各种婚变的可能性大增。新的婚姻法瓦解了“婚姻”的神圣和不可动摇。
独生子女国策则给中国人的婚姻和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
首先，“性的唯生殖论”被打破了，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而“性的快乐主义”日渐得以“合法化”。
其次，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折戟沉沙。在独生子女国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最现实的产物是：偷情更安全了；非意愿出生的私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出现了。
第三，由于独生子女国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消除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更年期在推迟，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将有可能把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必将被解放，而且可能会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更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具体性行为，例如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过去之所以被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标论”。现在，也将获得足够的合理性。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 性文化和性的社会实践的变化已经如此之大，令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日益感觉到：中国的性革命真的到来了。
（三）“初级生活圈”的变革：最直接的根源
最近几年，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开放是中外研究者的一个热点话题[20]。很多欧美学者把中国的“性革命”跟“西方”来比较。中国的性革命是沿着西方的路子走，还是有自己的本土特色（china
uniqueness）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争论焦点。[21]
我们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当然撇不开西方的影响，但是，近20余年性革命的根源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变化，直接地表现为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发生的变革。即，中国性革命的由来首先也应该从中国社会中婚姻、性、生殖、爱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入手。具体可以被表述为：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地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四）重返“传统”和“洁身自好”：“性化”时代的抵制声音
性革命并不代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革。只是在性革命的阶段，革命和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而我们通常称之为“保守”的声音不容易形成话语权。尤其是在性革命之初，传媒的实际掌管者们都很年轻，思想都比较开放，因而保守的言论基本上不会被发表，而不是不存在。
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那些号召抵制“性自由”与“性解放”，主张重返传统、洁身自好、禁欲、自律、处女崇拜、反对离婚的声音才重新响起。这种声音以“李银河演讲事件”为火山口，在2006年爆发了出来。[22]
这种情况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首先是：性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中国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多元的“性化”时代；互联网同时也给保守的人们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西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入侵，艾滋病给他们的主张套上了最灿烂的道德光环。
总之，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一面倒”，而是自从1985年之来，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控制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
五．中国“性”研究的兴起
（一）中国性学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
虽然中国的“房中术”在两千多年就已经著书立说，虽然20世纪20年代出了性学家张竞生[23]，虽然从50年代到“文革”前中国就出版过《性的知识》、《新婚必读》这样的小册子；[24]但是，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还知道这段历史了。
因此，1980年第一期的《科学画报》上，刊登了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在小范围内人们就欢呼：性的禁区被打破了。1981年开始，一些中国医生陆续开展了变性手术，[25]虽然大众知之甚晚，但是毕竟是走向性别多元化的第一步。
1985年，两本书激活了中国的性学：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等人编译的《性医学》。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这股“热”一直坚持到1994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的性知识展览。同年的5月，中国性学会也注册成立了。
这次“性学热”以性科学、性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辅助以对性文化和现代社会中的性现象的研究，同性恋研究也开始出现。它蕴含着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多种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就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相对空泛和脆弱的人性论。第一个例证就是变性手术。
现代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1985年以后出现了又一场造词运动（第一次造词出现在“五四”前后），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单就“做爱”这一个词来看，就已勾出从“敦伦”跨过“性交”再向前进的历史了。
仅仅到1992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与性知识和性科学相关的书籍（文艺作品除外）已有273种之多。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次“性学热”。这之后，“性”的研究逐渐走向多领域和多元化，成为一种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性的历史文化研究、性的社会学、性的法学、性教育、社会性别研究等等。
我们在本文无法穷尽这些研究，但是可以选择一些主要的主题来勾画近20多年以来中国的性研究发展状况。
（二）性的历史文化研究
有关性的历史文化研究至少可以分为3类：对于古代和近代性文化的总体研究；对于某一种性文化和观念的研究，比如敦煌性文化、阴阳哲学、房中术的研究；某一类性历史现象（比如同性恋、娼妓、缠脚）的分析。
1. 对于性文化的总体研究[26]
不少人对于中国性文化的认识是从高罗佩[27]开始的。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研究首先得提刘达临教授。刘达临在80年代末开始性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作者在大量史料、文学作品和收集文物的基础上编写了若干本描述中国民国之前的性文化的书。纵观了从原始社会的性崇拜、性舞蹈、经历过唐宋各代，一直至清朝的性风气。
1988年，刘达临的《性社会学》，史成礼的《性科学咨询》，潘绥铭的《性社会史》相继出版。
另一位研究者江晓原则提出用“性张力”这个新的分析概念（通常人们更多地用“性压抑”来分析传统的性文化），来审视历史中（延续到现代）中国人的性生活。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问题，长期存在着看起来是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多妻和重人欲的。另一极则是礼教，在宋代以后它成为在理论上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规范，而且越来越带上明显的禁欲色彩。在上述两极的同时作用下，就产生了性张力。
2.房中术的复原与介绍
房中术是中国特有的性文化遗产。自从1972年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有关的帛书之后，失传数百年的房中术才得以基本复原，并在文革后介绍给当代中国人。
李零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的方术的系统研究，涵盖了房中术，并且做出了深刻的解释。[28]其他一些学者则主要是把古代文言文翻译成当代汉语。[29]
可惜，无论是从性学的角度，还是从sexuality的视角，中国人自己对于房中术的研究直到今天也仍然远远不够。尤其是还没有运用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的、主体表述的这些新视角来重新诠释与发展这一本来可以成为“本土性研究”的理论基石。
3.对于同性恋、娼妓和缠脚的历史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性现象，同性恋和娼妓是两个主要的主题，倍受中外研究者的青睐。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2001）通过对大量的历史和文学资料的分析，把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按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顺序加以介绍。展现了同性恋历史面貌和一些专题论述（优伶同性恋、教徒同性恋、福建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作者尤其突出地分析了“中国的情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清晰的、固定的“同性恋”概念和认同，也不存在一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固化的歧视态度。
也有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明清小说中“男风”的盛行，认为明清时候的“男风”其实是牺牲女性，成全男性；中国古代“男风”之所以不受压制，就是因为当时是男权社会。[30]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研究同性恋，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在一些其他文化中那样受到迫害，也没有出现过某种明确的“认同”，这一点学者们是有共识的。
在中国，对于娼妓的历史研究可以分为“娼妓史”[31]和“禁娼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妓女问题也是国外历史学者与女性学者关注的“性”研究对象。[32]
“缠脚”除了被作为身体控制的一个典型例子被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关注之外，通常也被作为“性的身体”（sexual body）被加以研究，也有学者把缠脚与女性的性、屈从地位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33]
除了这3类之外，还有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对于中国近代的性文本、性话语、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进行的综合性研究。这里只是提及，不做回顾。[34]
（三）性的社会调查研究
性的社会调查研究始于1980年代末。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刘达临、潘绥铭和李银河的性社会学研究。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学的定量和定性调查。研究的主题涉及：关于中国人的“性”现状（包括性行为、性观念和性关系）；有关某个人群（比如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性”研究；有关某个涉性和社会性别的主题的调查研究（比如同性恋、性产业、身体研究等等）。
1. 有关中国人的“性”调查
这方面的调查的具体方法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方法有观察、非随机的定量调查、随机抽样的定量调查等。许多调查的内容往往涉及性的方方面面，包括性行为、性关系、性观念、性满意度等等。比如：
1985～1989年，潘绥铭通过观察法分析，在公园里公开亲昵的异性伴侣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
1989年，潘绥铭、潭深等人去上海，对参观“人体油画大展”的19万名上海观众，做了抽样调查，调查他们对画的观感，问题大多是美学的，其中一部分是性学的。
1989～1990年，潘绥铭为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进行了《性生活与夫妻满意程度的关系调查》，共调查了977人，发现影响婚姻美满程度的依次是以下3个方面：体贴、性生活、子女。而相貌、身高、住房大小等外部条件只在择偶时起作用。一旦结婚后，并不影响夫妻感情，当然这一发现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1991年李银河对运用社会学方法，对当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行为与规范，做了充分的调查与分析，并对照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做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这其中，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调查主要有以下4项：
1989～1990年，刘达临主持的2万多例中国人的性调查。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犯罪者，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进行的社会学调查。[35]
徐安琪主持的对于中国人的爱情与婚姻的研究。基于对上海、广州、甘肃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的部分地区的800对夫妻的抽样调查，作者主要研究了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的现实状况和变化趋势。[36]
潘绥铭主持的两次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2000年和2006年对于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的综合性调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两次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电脑辅助调查方法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两次调查的样本分别是3825人和6010人，年龄分别在20～64岁和18～61岁。涵盖性发育、自慰、婚前性行为、婚内性生活、多性伴侣、女性的性地位、性骚扰和性暴力、同性恋、“看黄”、商业性行为、性健康、性病与艾滋病等等方面的主题。2006年的调查初步结果已经以简报的形式发表。2000年的调查成果已经写成《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观念》（2004）。这两次调查在国内外多个领域里均引起很大的反响。
2．有关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等的“性”调查
1990年代以来，有关大学生的性调查相当地多。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潘绥铭自1991年以来每隔4年进行的针对大学生的抽样调查（1991，1995针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1997，2001，2006年针对全国大学生的随机抽样调查）。[37]其成果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性实践和性观念到底是怎么样的？跟10年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说明了什么？作者尤其反对不顾社会的现实和青少年的声音，动辄以道德恐慌的态度来看待和管制中国的青少年。
最近10年以来，对于大学生的“性”调查日益增多，已经出版的成果达数十项之多。[38]
女性之性也开始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从1994年起，作者以采用半结构化深入访谈的方法，访谈了47位中国妇女。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月经初潮、停经与更年期，情窦初开与初恋，性压抑与性无知等等一系列问题。作者以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叙述了女性在这些方面的经历和感受。
还有部分研究者关注女性的身体与性，网络与女性的身体形象、性表达以及性认同等等。[39]这些研究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性与身体。
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针对女性之性的相关调查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于性骚扰和性暴力的关注。[40]这方面的研究多是从社会性别和法律、权利的角度出发。
妇女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也是学术界，尤其是人口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本文不做细述。
针对少数民族和农村的性研究，也零散地见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相关研究之中，比如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纳西族的走婚制的研究[41]，还有对于农村社区中的“性事件”的建构的研究，[42]对于少数民族的吸毒、性和社会性别的研究[43]等等。
针对流动人口的性调查研究在最近几年开始多起来，而且大部分是在艾滋病研究的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对于性病和艾滋病的看法、对于生殖健康等等进行调查。[44]
3．对于性产业、男女性工作者的调查研究
对于性产业的研究是性社会调查的另一个主要领域，而且早在艾滋病防治项目普遍开展之前就已经开始。[45]
潘绥铭较早以社区考察（观察、听、说、聊天等）的方法主要研究了“红灯区”的发展脉络、形成原因、运作机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那些参与或者涉及“性产业”的个人，包括小姐、妈咪、老板、男客、执行“扫黄”的人、社区内的其他人等等，用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来更加生动和深刻地勾画出中国红灯区的面貌。[46]
潘绥铭、黄盈盈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其他成员还先后对不同地区13个红灯区进行过研究，访谈过上千个小姐以及200多个男性嫖客。研究的主题涉及小姐的专业认同和实践、小姐劳动的权利、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状况以及法律政策；[47]红灯区情境中小姐及相关人群的生活个案研究；[48]男性嫖客对于性、性病与艾滋病的社会构建。[49]
还有一类研究是针对劳教所中的女性商业性性服务工作者，比如王金玲、夏国美从性别角度进行的研究[50]以及赵军从社会法律角度进行的调查。[51]
另外，尽管在研究伦理上受到质疑，[52]赵铁林对于海南小姐生活的研究和拍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53]
在艾滋病项目的支持下，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开始多起来，不仅局限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开始多起来。
最近几年，针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开始兴起。比如，童戈和纪安德组织在2007年完成了《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这个报告立足于500个生动的个案和访谈等一手资料，对参与男男性交易活动的主体（性工作者、经营者、消费者、知情者）的生活经历、体会和感受、自我认同、性实践、语言和文化等等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和表达。
方刚通过对深圳某夜总会的田野考察，关注为女顾客提供服务的那部分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质。[54]
与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趋势类似，艾滋病的项目极大地推动了男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尤其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外的研究者在最近的几年把目光投向了对中国的MSM（男男性行为接触者）的研究，其中包括MB（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以及我们下面要回顾的同性恋人群研究。
4．同性恋、跨性别的调查研究
中国的同性恋调查研究主要开始于1990年代初。
李银河通过社会学访谈和定量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同性恋问题。她和王小波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以及后来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1998）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也为李银河后来呼吁同性恋的权利奠定了学术基础。
1993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预防艾滋病委员会的合作项目，潘绥铭进行了《男性同性恋社交中的性关系与性行为调查》，他和吴宗健在北京、天津、南京、重庆等地共调查了165人，其目的是为了预防艾滋病。
其次，张北川首先从医学（但不局限于医学）的角度对男男性接触者开展研究，著作《同性爱》（1994）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文章、组织编辑的杂志《朋友》等等对于社会认识同性恋群体以及艾滋病防治影响颇大。
最近若干年，同性恋的研究在各项项目和活动的推动下（比如艾滋病项目、福特项目的资助以及国外对于中国同性恋问题的关注）迅速的显性化。
高燕宁主编（2006）的《男同性恋健康干预》一书是复旦大学“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系列讲座的产物。收集了中国社会在同性恋和性领域知名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同志人群和家属等等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的阐述和分析。
童戈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2007）通过对于上百个男同志的个人生活史访谈来展现中国大陆“男同志”群体的性实践和性认同。
除了对男同性恋的性实践、性认同、性文化的研究主题之外，针对拉拉（女同）的研究、酷儿研究、跨性别的研究在最近几年也开始崭露头角。[55]
同性恋研究的显性化，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每年举办的全国性研究研讨会所提交的文章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此外，在该研究所2007年编辑的《中国“性”研究》3期书刊中，关于“同性恋”的文章占到了多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以同性恋、跨性别、酷儿、拉拉等等为主题的小说、影视（包括短片和纪录片）在圈内和国际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崔子恩的一系列小说和影视作品）。
此外，由男女同性恋小组自己编辑的杂志开始多起来。除了张北川等主编的《朋友》之外，还有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同心》、Les+ 工作室编辑的 《<Les+> 杂志》等等。这些杂志并不一定是学术研究，但是收集了很多书评、故事、随笔以及相关的信息等等。
5．对某些性现象的研究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的学者对换妻现象、多伴侣现象、一夜情等等话题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过调查研究。[56]
（四）性的法律和人权研究
性与法是1990年代初以来就备受关注的一个主题。[57]其中，有对性相关的法理的研究，也有对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论述。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贞操权、婚姻法、性侵害、淫秽和卖淫、性骚扰和性暴力、婚内强奸等等。参与研究和讨论的有社会学家、女性主义研究者、法律研究者等等。
1993年，李楯的《性与法》从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法律的角度，阐述了性别与法律、性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该书以中国现行的法律为基础，论述了我国古代、外国和国际法中的女性权利；考察了历史上人类的性行为、性观念的发展过程，以及性禁忌的由来和关于性行为的立法。
1998年谈大正的《性文化与法》从人类进化的角度以及文明的历史发展，来论述性文化与性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中国传统性文化的特点及演变，对中国的妻妾、子嗣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剖析；并集中讨论了两个法律上热门的性话题：娼妓和同性恋。
1990年代中末期，因为传出新《婚姻法》有可能限制离婚，加大离婚难度以及干预婚外恋，惩罚第三者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围绕着将要修改的婚姻法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一方学者们认为感情不能靠法律治理，对法律道德主义立法观给予批判，离婚应当基于婚姻破裂原则；反对离婚限制。主张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过错方（是否存在）有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立法不应该惩罚第三者，法律不应干涉私隐领域，不应惩罚婚外恋。而另一方则认为配偶权不容侵犯，立法惩罚“第三者”势在必行，等等。[58]
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是性法律领域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尤其以婚内强奸以及性骚扰的讨论为热门。[59]除了法律学界的讨论之外，从对妇女的保护和男女平等的角度对性暴力（尤其是婚内强奸和约会强奸）和性骚扰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多起来。也有的学者从个人权利和捍卫个人尊严的角度来论述性骚扰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性骚扰不仅是针对女性，不仅损害了女性的权利，它侵犯的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最无形、但又是最无价的东西：一个人的尊严。[60]
除了以上这些内容之外，贞操权也是性法律条文中的一个主要内容。[61]有关淫秽品的讨论、有关禁娼的讨论、有关同性恋婚姻权的问题、有关青少年的性侵害等等也是某些研究的重点。
性法律领域的讨论往往与“权利”联系在一起。尽管“权利”，包括性权利，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则有不少。其中，有对“性权利”和“性人权”这个概念的阐述和分析，[62]有对性自主权的梳理和研究，[63]有从正面的角度论述青少年和少女的性权利[64]的和小姐的工作权利的[65]，也有从不受侵害的角度来伸张女性的性权利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性骚扰、性暴力相关研究）。
在性的法律和人权讨论中，道德也往往会卷入其中，即性与道德、法律、人权的关系往往联系在一起被讨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性道德？谁来决定什么是道德？这方面的社会争议是相当多的。潘绥铭及一些主张性权利的学者提出，中国的性道德需要的是一种人权的道德，即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而不是盲从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开放的），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而不是诱、骗、欺、压），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而不是天马行空），以爱情为主导（而不是“唯情爱主义”更不是利欲熏心）。[66]
（五）性教育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67]中国就掀起过性教育的一股小潮流。[68]20世纪80年代初性学兴起的时候，性教育是其旗帜之一。有关性教育的研究也随之开始兴起。
1980年12月，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同年，王文彬等在文革前编著的《性的知识》也再版，到1981年3月发行总数达500多万册。1985年出版的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都可以说是性教育的读本。1988年、，刘达临等人开始创办《性教育》期刊，史成礼的《性科学咨询》出版问世。之后，各种各样的培训、书籍和文章开始出现。
潘光旦教授编译的《性心理学》于1986年再版时，费孝通教授为此书写了后记。他写道：“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科学与民主已成了群众性的要求，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首都师范大学开始开设性教育的课程，并于1998年出版了一系列的教科书。[69]华中师范大学也在1990年代初开始相继开设《性生物学》、《性科学概论》和《人类性学》课程[70]。从1997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针对传媒的性教育培训班。[71]
最近几年，在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推动下，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开始结合起来，各种性教育相关的研究、教材和文章不断出现。
中国性教育的内容有针对儿童早期的性教育、针对青少年、大学生的性教育，也有针对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性教育。尤其以针对学校内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性教育研究为多。迄今为止，中国的性教育及其研究的主要潮流还是性科学知识教育。研究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教育学、医学。社科领域则相对比较少。也有的研究者开始分析性教育存在的问题，比如学生性生理发展提前与性教育滞后的矛盾；性教育需求的增长与师资、教材短缺、课时难以保证的矛盾；学校教育的目的性与家庭、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的矛盾等等。[72]
性教育的研究通常与性教育工作，本文将此内容放在“性的实践工作部分”再展开来分析。
（六）对于西方性理论和性思潮的引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者除了本土的研究之外，还引介和分析西方的性理论和性思潮。早年主要是介绍西方老一代性学家的著作，[73]1990年代以后，李银河、[74]潘绥铭[75]彭晓晖[76]等人都翻译介绍了许多最新的sexuality研究著作。
六．“性”的工作实践回顾
（一）学校的性教育
中国大陆的性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萌芽，主要是在中学开设生理卫生课程，但很多学校对此课程都流于表面形式。而且，这种萌芽式的性教育仅单纯局限于性的生理知识介绍，而对于性的价值观念、性行为、性权利等议题基本没有涉入。
中国的性教育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具有转折性的发展阶段是从2001年12月开始，中国以立法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学校负有实施性健康教育的责任：“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77]
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相关的开展性教育的规定，但是很少学校真正落实这个规定，而且，基本上也只是从医学和健康的层面来推行。因此尽管有进展，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体系，性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不仅表现在开展的时间短、缺乏适当的教学模式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性教育内容的不完善。
从大学开课的情况来看，目前涉及“性”的课程，尤其是偏重社会科学的角度开设性课程的有十多个。除了本文在研究部分提到的首都师范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外，潘绥铭在1985年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有关性的历史研究课程，90年代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性社会学”，延续至今。高燕宁和孙中欣在福特的资助下开设的同性恋课程也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78]
（二）同志小组的活动和LGBT社会网络的开始[79]
1．“文革”以来中国同性性活动状态
“文革”以来，对于性的政治化和“流氓罪”管制，使得同性性活动者为了取得自我保护，避开暴露风险，不再和熟悉的人发生性关系，而转向到陌生的人中间去寻求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因而同性性活动开始形成了新的隐秘活动“点”——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
80年代，高等教育恢复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弗洛伊德早期学说被引进中国，“同性恋”性取向的概念和解释开始在社会大众中传播。同期，性医学开始复苏，同性性欲求开始作为“性变态”的精神病、心理病，进入了临床矫治范围。一些因为存在同性性活动而受到惩治的人，也被重新认定为是“有病”而不是“有罪”，对他们原先进行的处罚有所纠正。“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通过少数学者的研究初现端倪。到1980年代中期，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同性性活动“点”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为城市中同性性活动的主要场所。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促使传统同性性活动状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性恋”概念的普及、国外人权思想信息的渗透，促使中国的“同志”开始形成了一个以性取向的同一性为标识的集体认同。中国学术界开始吸收和传播国外的“性”学发展、“同性恋解放运动”等理论和观点，这些促使国内“同性恋”人群中的一些前沿分子，在同性性活动问题上开始了人权意识的觉醒。90年代初期，同性性活动的经营性场所（如酒吧、浴池、歌舞厅等）开始出现，并且急剧发展。此后互联网的普及，带动“同志网站”迅速出现。
2．中国的同志社区组织及活动
自90年代初开始，由北京的同志社群中少数有识之士自发行动，一些热线开始启动，比如：
1991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首先开通的“艾滋病咨询热线”；
1993年启动的民间“爱知行动”项目；
1997年开通的“北京同志热线”；
1998年开办的《朋友通信》项目，
自2000年以来，在国内外有关专家和组织机构的动员下，在一些省会城市由同志社区自发组织形成了部分“同志”社群“防艾”志愿者组织。
2002年以来，尤其是在2005年，在国内外一些组织机构的支持下，尤其是以各地各级CDC为主，开始发动和组建MSM人群的“防艾”志愿者工作小组，并逐渐普遍化。目前全国有40多个大中城市存在着不同类型的MSM社群“防艾”志愿者组织。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具有组织名称的MSM社群志愿者组织，在全国已经超过了120个，分布遍及全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目前，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通过工商企业登记，以面向性少数人群开展研究、“防艾”、健康关怀、信息咨询服务为工作方向的法人机构，并在项目执行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些机构的工作具有不同的主导走向，有的是以“同志”人群中的研究者、社会工作者主导，并团结各方人士开展工作；有的是以专家主导，吸引“同志”人群参与。有的偏重于研究，以及理论、政策的倡导工作；有的偏重于支持“社区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有的偏重于资讯传播。
较为著名的机构和项目主要有：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北京爱知行、北京爱白、成都同心健康咨询中心、上海乐宜和青岛“朋友通信”项目。
除了上述与防艾相关的同性恋社群组织之外，“同志网站”通过 “聊天室”、“视频”、“QQ群”等交流方式成为“同志”之间寻找性伙伴的主要方式。目前全国各地有影响力的 “同志网站”约140余家。保持常规开通状态的有300余家。
此外，在一些比较开放的大学中，开始出现自发形成的“校园同志社团”组织形式。
相比于男性同性恋组织，女性同性恋、跨性别群体的活动相对比较隐蔽。
90年代中期起，一些在北京的有同性性取向的女性自发集结，由开始不定期的私人家庭聚会，到每周在公共场所集会讨论。这些活动为女性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和创建女同性恋者的同志身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身份认同则是开展同志运动的基础。
1995年，定期和不定期的集会发展成为第一个“女同志”组织。而且，“女同”开始参与一些有关的学术和社会活动。1997年，来自“女同志”中的积极分子参与了中国第一条男女同性恋热线的工作。1998年，“女同志”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女同”大会，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成立了“北京姐妹”小组，小组承办和出版了第一期女同刊物《天空》和开通了第一条女同热线。
目前的女同小组有：北京的拉拉沙龙、北京的同语、北京的LES+、云南的红河女同联盟、昆明的彩云天空活动中心、成都爱心工作小组、上海女同沙龙、珠海彩虹社、丽江的同话社女性工作坊和上海女爱工作组等等。各地还开通了女同热线数十条。
此外，第一个由女同志为主组建的正式组织“粉色空间”已在北京登记注册。此组织致力于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国内外同志组织合作，研究与“性”有关的社会问题，并运用研究成果进行政策倡导。
中国的跨性别（GT）群体主要以男性的易装者为主体，另外也有变性者和少数的女性易装者参与。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是：以演员身份进行文艺表演，在“GAY吧”或“拉拉吧”进行，也会在社会的主流娱乐服务场所进行营业性演出活动；有的只是以易装的方式在“同志”活动场所展现自己，并不参与文艺表演；有的以易装的方式参与性交易活动。
总体而言，中国的同性恋小组在各种项目的推动下正在逐步显性化。男同志、拉拉、跨性别、易装等等小组之间的联系已经开始出现，但是，目前尚未形成一种LGBT的网络组织状态。
（三）增强“性”的法律与权利意识
反对暴力、性骚扰的呼声在最近几年开始叫响。比如，艾晓明组织的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制作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和教学参考手册，牵头发起白丝带运动，呼吁高校共同参与反对约会暴力、推动校园性别平等。[80]
该项目组还组织学生在学校演出《阴道独白》，并制作了《阴道独白·幕后故事》、《性、性别与权利：亚洲首届酷儿研究大会》等等，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推进性和社会性别平等起到了示范作用。
此外，由香港紫藤组织派生的“妇女网络与培训中心”也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一些针对性工作者的健康宣传以及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方面的活动。
张北川的“朋友”杂志项目旨在争取同性恋人群的权益和社会对于同性恋人群的理解。
（四）促进性研究，加强国内外交流
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促进中国性研究和加强性研究和性实践工作网络建设的活动。
1996年，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性学信息中心”，收录了中英文与性相关的图书和资料并免费对全社会开放。
自1996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到目前为止一共举行过11次。其中有针对媒体的性教育培训，有婚姻与性研讨会、性产业研讨会、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研讨会等等。2007年的研讨会扩大到国际范围，5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等国家的学者集中在北京探讨中国的“性文化”，吸引了国内一大批的学者和学生，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定的反响。[81]
2005年，“中国性资源中心”开始成立。不仅继续进行相关的网络建设和交流，还开始资助学生进行性研究、资助教师开设性课程、出版《中国“性”研究》通讯，等等。通过这种种活动来促进中国大陆的性研究和实践工作。[82]
除了性与社会性别领域之类的交流与能力建设之外，把“性”和“社会性别”贯穿到生殖健康、艾滋病防治之中也是近几年的一个重点工作。比如，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计生部门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通过项目和研讨会把性引入到生殖健康领域。各种艾滋病的防治项目也开始加强与性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并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是贯穿艾滋病防治的一个重要议题。
七．机遇与挑战
（一）有利的社会、学术与项目环境
中国的性研究和性实践工作是在中国的社会变迁、性革命、艾滋病时代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和发展的。除了本土的研究者和活动家的兴趣和努力之外，国际社会的推动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相比于90年代之前，中国的性研究和性实践工作都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国内外学术与项目环境之中。
性革命的背景、“性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性和社会性别的多元化，为性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性文化和性现象。
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在不断加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00年针对中国人的“性”的调查是与美国大学合作的。这不仅使得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性文化，也加强了国内研究者的能力建设。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研究和实践工作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笔者2006年针对中国人的“性”的调查、童戈对于男男性行为接触者和男性性工作者的调查、复旦大学的“社会科学与同性恋健康”课程、哈尔滨和四川的性教育项目、计生部门的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性资源中心的建立、四川省性社会学与性教育中心的建立等等。这些资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性研究领域，同时也加强了相关网络的建设。
2000年以来，艾滋病项目的广泛开展给社会谈论“性”以及开展一定的实践工作，尤其是针对性产业和MSM的工作开了绿灯。中国政府第一次开始面对中国的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群体等等。国际社会对于社会性别的强调、对于人的权利的强调、赋权等概念逐步引入到项目之中。“艾滋病时代”也促发了越来越多的针对性产业的研究以及大量的同性小组的建立。
（二）已经取得的成果
总体而言，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中国的性研究之中，研究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元。尽管，总体而言，性医学和性科学的研究依然占据主流，但是，以社会建构为视角的性的社会学、性的文化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正在开始兴起。尽管，针对性的讨论依然是道德评判多于分析，“性”的学术研究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是至少“性”作为一个研究的话题逐渐被学术界承认。在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性”和“社会性别”越来越关注的背景下，性和社会性别的研究开始显性化。
中国的性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不乏有很多好的研究。诸如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童戈等等研究者，他们不仅是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性文化、性现状、社会性别方面做出过深刻的本土剖析，而且在理论上有一定的贡献。比如，本文在回顾中已经提到的，潘绥铭提出用“初级生活圈”来解释中国的性文化和性革命；李银河把个案研究首先应用到性研究中来，并把国外的性思潮介绍到中国；潘绥铭和黄盈盈提出用“主体构建”的视角、立足于对本土社会的分析和理解来研究“性”等等。这些学术上的贡献不仅让中国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性”和“社会性别”，也让世界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交流。
与性研究类似，性与社会性别的实践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内社会，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首都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性教育方面所进行的尝试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复旦大学的“同性恋课程”不仅引起了学生的很大兴趣，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响。孙中欣（复旦社政学院）2005年秋开的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则更是报名一位难求、旁听几乎场场人满为患，引起包括New York Times、BBC在内的国内外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83]
除了上述的课程之外，在福特项目的资助下，潘绥铭和李银河教授2005和2006年针对各地大学与社会公众的“性研究巡回讲座”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的欢迎，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
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研究中国资源中心”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国内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加大了中国与国际性研究的交流。中国人的声音开始在国际的会议上出现并逐步加强。
世界华人性学协会的成立及其会刊《华人性研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中国的性研究。
艾滋病背景下针对性行为、性产业和MSM与MB的研究以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普及化，极大地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和实践者参与到性与社会性别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对于性工作者和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在降低。
（三）反思与前景
反思中国的性研究，可以说整体上性的社会文化研究依然处在起步的阶段。
首先，从正面的角度谈论性的、以sexuality和包含LGBT在内的gender的概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能够很好地基于本土又能对话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还相当少。
其次，以医学为主的中国国内的“性学学派”除了极少数学者以外，大多数基本上尚未意识到sexuality理念对于它们的冲击与启示。他们与sexuality研究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也尚未展开。
第三，在大多数性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基层的与中学的性教育中，sexuality研究的理念与成果尚未得到介绍与普及，性学学派甚至以性的传统主义仍然占据上风。
总之，多元的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尚未成形。这，也应该是中国性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
同样需要反思性与社会性别相关的实践工作。
就社会环境而言，尽管国内外的环境相比于以前，非常有利于实践工作的开展，环境的局限性依然存在。
在开设性教育课程方面，很多教师还是感觉到开设的难度以及当局的不支持态度；而且性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有关性的社会建构视角、权利视角尚且缺乏，师资能力的建设应该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女性主义领域以及生殖健康领域等等虽然开始涉及性与LGBT的主题，但是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艾滋病项目为性研究和工作开了绿灯，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强调和宣传了性的负面效应（比如性病、艾滋病）。而且，虽然政府在艾滋病的背景下支持了一大批的同性恋和小姐的工作小组的成立，但是这些小组、尤其是小姐小组的自主性和“赋权”（empower）还远没有形成。在这些小组中，只有极少数是由资助者直接给予社区志愿者组织资金支持，大多数是通过政府的技术部门（CDC）、政府背景的NGO组织，在需要社区志愿者配合完成有关项目的过程中，间接的给予一些“防艾”材料、活动经费的支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艾滋病带来的资金非常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同性恋草根组织出现了浮躁的现象。
此外，性与社会性别这些概念大部分还是局限在学术圈子和某些项目之中，离对社会大众的普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存在很多观念、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困难和局限。
因此，尽管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性与LGBT社会性别研究和实践工作已经起步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发展空间还很大，需要在反思中进一步成长。
不管怎样，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的性研究前途无量。这主要是出于几个理由：
首先，中国不存在禁欲主义的宗教传统，也没有这样的强大组织。
其次，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84]阻碍性研究发展的诸多困难正在日益削弱。
第三，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性的研究虽然缺乏西方那样的深厚基础，但是在后现代思潮的指引下，却拥有更多的机会从本土出发为世界学术界做出贡献。
第四，新一代的中国性研究者正在与国际学术界加强交流的过程中茁壮成长。
所以，笔者乐观地希望中国学者们在对于“性”与包括LGBT在内的社会学性别的研究中，早日在国际上占据应有的位置。
主要参考文献(除注释中列出的之外)
1. 高燕宁：《男同性恋健康干预》，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 李楯：《性与法》，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3.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情感与性》，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
4. 李银河，王小波: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5. 潘光旦：《性心理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1986).
6. 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8. 谈大正：《性文化与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9. 童戈：《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北京：纪安德健康咨询中心报告，２００７
10. 童戈：《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
北京：纪安德健康咨询中心报告，2007
11. 张北川：《同性爱》，
山东：山东科技出版社，1994
12.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术语表
性 sex/sexuality
社会性别 gender
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跨性别（TG）transgender
拉拉 lesbian
同志 tongzhi
同性恋 homosexuality
性的科学主义 sexology
性的建构主义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性-社会性别系统” sex-gender system
初级生活圈 primary life system
[①]本文对于中国“性与社会性别”研究部分的回顾主要局限于以中文发表的文章、报告、书籍、论文等等，对于在国外以英文发表的相关研究不做细述。本文阐述的研究概况仅限于中国大陆，未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②] “初级生活圈”概念由潘绥铭提出，主要指由爱情、婚姻、子女养育、性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情境，详见：潘绥铭：《中国人初级生活圈的变革及其作用》，《浙江学刊》2003年第1期。英文版：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imary life cycle: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Routledge Studies on China in Transition,
pp21－42, Routledge 2006
[③]潘绥铭、黄盈盈：《主体构建：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以及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5月，总第127刊。
[④]阮芳赋：《试论Sexuality及其汉译》；彭晓辉：《对“Sex”和“Sexuality”的讨论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载于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
[⑤] 蓝德康：《国际标准汉字大词典》，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8。
[⑥] Vance，C .S., “Anthropology Rediscovers Sexuality：A Theoretical Comment”, in Richard Parker and Peter Aggleton，Culture，Society and Sexuality：A Reader (1999). London：UCL press，1991. Weeks，J.，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Meanings，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Gagnon，J.H & Parker，G.，“Introduction：Conceiving Sexuality.” in G. Parker & J. H. Gagnon (eds.) Conceiving Sexuality：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 N.Y and London：Routledge，1995.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构建：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以及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5月，总第127刊。
[⑦] Huang Yingying，Key Words on Sexuality in China(R)，Phillipine：University of Phillipine，2006
[⑧]彭晓辉：《对“Sex”和“Sexuality”的讨论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载于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彭晓辉译：《性健康促进行动方案：区域磋商会议纪要》，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性学会等，吴敏伦审校，见：http://www2.hu-berlin.de/sexology/CH/PSHC/PSH-CH/02cf.html
[⑨] 同脚注①
[⑩]社会性别研究所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宽的。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关注与“性”（sexuality）密切相关的中国LGBT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而不是完整的“社会性别”范畴。
[11] 王政：《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应用》，http：//www.bdstar.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65，更新2006年9月10日
[12]李银河：《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和社会构成论》，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jtyxbyj/
t20040831_2574.htm
[13] 荣维毅：《同性恋歧视根源及对策——人权框架和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载于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赵捷等：《女权主义学者与同性恋人群的交流：性与社会性别的再认识》，黄盈盈、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2007年第2辑
[14] 本节有关性变迁，尤其是性革命的论述、我们研究所的2000和2006年针对中国人的性的调查方法和数据，除非特殊说明，均引自：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个别2006年的数据尚未发表。
[15]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性活动都与人的年龄显著相关，如果我们仅仅考察人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那么年轻人的性活动肯定比老年人更多，结果也就无法论证是否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因此，笔者下面所列出的各种百分比，基本上是“个人生活史中的累计发生率”。也就是说，在迄今为止的一辈子里，只要有过一次就算“有”。这是因为，按理说人越老，从事某种性活动的机会就会越累计越多；如果年轻人在短短的生命中也达到或者超过老人，那么变化就肯定存在，而且变化的幅度也就反映出来了。
[16] 接吻，抚摸乳头，抚摸外阴。
[17] 口交对方，被对方口交，女上位，后入位。
[18] 五种性爱抚分别是：接吻，抚摸乳头（包括抚摸对方和被对方抚摸两种），抚摸外阴（包括抚摸对方和被对方抚摸两种）；四种体位：口交对方，被对方口交，女上位，后入位。
[19]到现在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阴道性交或者肛门性交（累计发生）
[20] Farrer，J.，Opening Up：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21]潘绥铭、黄盈盈：《主体构建：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以及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5月，总第127刊；Jefferys，E.，“Talking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in Elaine Jeffreys (ed.)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6
[22]2006年7月21日，李银河在社会上进行了一场“关于爱情”的讲座，被南京某报以《李银河南京惹众怒》为题进行报道，并指其憧憬多边恋、虐恋等。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巨大的争议。李银河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个权利和尊重的问题，但是网友们的抵制声音则认为这损害了大部分人在性问题上的道德准则，认为其鼓吹性解放。因此开始呼唤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于性的约束。具体可参考《中国新闻周刊》一文“性学专家李银河：别人有权利做我们不喜欢的事”，http：//news.163.com/06/0818/15/2OQNERI00001124J.html#。
[23] 杨群：《张竞生传》，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24]主要作者是王文彬，原书已经很难找到，主要参考当年的读者的回忆。
[25] 吴兴人：《纠正上帝的错误：“中国变性手术之父”的非常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6]例如，石方：《中国性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史成礼：《敦煌性文化》，广州出版社，1999；郑思礼，《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中国对外翻译，1994；潘绥铭：《性文化，怎样走到今天》，《东方》，1995年第4期；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7]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中文版
[28]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9]例如，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1988， 2004；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1995；《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 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30]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1] 例如，李润山 刘朝江等编：《北京封闭妓院纪实》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32]贺萧：《危险的愉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安克强：《上海妓女：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3] Fang Hong，Footbinding，Feminism and Freedom，Frank cass London，Portland，1997.
[34] Finnane，A. & Mclanren，A.，Dress，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Monash Aisa Institute，Monash University，Clayton 3168 Australia，1999；Harriet，E.，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New York：Continuum，1997; Dikotter， F.，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5.
[35]成果见：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
[36]成果见：徐安琪：《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7]潘绥铭、曾静：《当代大学生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潘绥铭、杨蕊：《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8]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39] 任珏：《Cybersex，作为一个全新的性学研究课题》，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裴谕新：《虚拟自我与性资本：上海年轻女性的网络性经验研究》，黄盈盈、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第2辑，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
[40]唐灿：《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169名女性的个例研究》，《妇女研究论丛》，1995；唐灿：《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控制措施》，《妇女研究论丛》，2001；柯倩婷：《她们有权利知道：中国高校约会强奸问题探索》，黄盈盈、潘绥铭主编：《中国“性”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年第2辑；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1] 主要研究者比如詹承绪、周华山、蔡华等人。
[42]刘忠一：《乡村事件中的性、文化与权力：对一例通奸案的社会人类学阐释》，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
[43]翁乃群：《蠱、性和社会性别》，《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秋季卷，总第16期，第42－54页；《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p.40－49。
[44]张开宁：《应对艾滋病危机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严征等：《城市农民工艾滋病性病认知情况的流行病学研究》，《卫生研究》，2006第1期；黄盈盈：《建筑工人对于性、性病和艾滋病的认识和建构》，调查报告，2007。
[45]王雅林、张汝立：《农村小舞厅热社会学扫描》（论文），1995；张北川：《中国妓女问题研究》，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内部资料），1997。
[47] 黄盈盈：《A市与Ｂ市发廊小姐专业化情况的比较与分析》，孙立平、刘世定、郑也夫等主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山东出版社，2004年3月；潘绥铭、黄盈盈等：《小姐：劳动的权力》，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年1月；黄盈盈、潘绥铭：《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2003.5.20；
[48] 潘绥铭、黄盈盈等：《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探索》，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
[49] 潘绥铭、黄盈盈等：《“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
[50]王金玲等：《商业性性交易者的性别分析比较》，《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P49－53；夏国美：《关于艾滋病与买卖淫参与人员研究（上海）的报告》，1998（论文）。
[51]赵军：《关于我国目前娼妓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1期，P10－17
[52]黄盈盈：《边缘社会的研究伦理》，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3343，2007.4.3
[53]赵铁林：《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3；赵铁林：《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
[54]方刚：《男公关和女客人关系中的男性气概》（博士论文），2007
[55] 杨洁：《“酷儿”理论在中国》，《中国“性”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年第2辑；陈亚亚：《从跨性别人群看生理与社会性别的多元化》，《中国“性”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年第2辑
[56] 方刚：《“不是“换妻”：两个特殊家庭的交叉性行为》，潘绥铭主编，《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毛燕凌：《“一夜情”调查研究》，潘绥铭主编，《性的沟通》，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方刚：《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57] 王竹：《我国性自主权理论的发展历程综述》，《判解研究》，2005年第3辑。
[58]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李楯：《是“治法”，还是法治──我看婚姻家庭法修订讨论》，《性存在与婚姻》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编），2001。
[59]李楯：《婚内强奸在中国》，《性存在与婚姻》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编），2001
[60]潘绥铭：《捍卫个人尊严－－反对性骚扰的本质意义》，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91，2005.2.3
[61]李楯：《几部法律著作中关于“贞操权”的论述》，《性存在与婚姻》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编），2001；王竹：《深入“贞操权”的背后：从财产到人格》，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569，2005.2.22
[62]赵合俊：《性人权理论 ——作为人权的性权利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
[63]王竹：《我国性自主权理论的发展历程综述》，《判解研究》，2005年第3辑
[64] 潘绥铭：《少女的性权利》，《知音》，1988。
[65]潘绥铭、黄盈盈等：《小姐：劳动的权力》，香港大道出版社，2005。
[66]潘绥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道德？》，《南方周末》，2002/11/26。
[67]张超：《中国第一本性教育杂志》，黃盈盈，潘绥铭主编： 《中国“性”研究》2007年第2辑，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
[68] 王雪峰：《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9]出版物有：田书义主编：《性教育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吴群英等主编：《性生理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张玫玫等主编：《性伦理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史红、杨生平编著：《性审美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0] 出版物有：彭晓辉主编：《性科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阮芳赋、彭晓辉著：《人的性与性的人——性学高级教程》，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
[71] 潘绥铭、马晓年、王行娟、刘伯红等编撰了《传媒工作中的性教育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印发。
[72]王雪峰、高畅、王立国：《我国学校性教育的三重矛盾》，《青年探索》，2005年01期。
[73] 1985年2月，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被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潘光旦教授于1948年编译的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也于1986年再版。
[74]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李银河编译：《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时事出版社，2002；李银河等主编：《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三联书店，1997。
[75] 潘绥铭编译与翻译：《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女性性行为－－金西报告续篇》，团结出版社， 1990；《美国人的性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76]德国黑伯乐教授主持、彭晓晖翻译的“赫西菲尔德性学资料库” http://www2.hu-berlin.de/sexology/
[77]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
[78] Huang Yingying，Pan Suiming，Pengtao & Gao Yanning，Research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Sexualities in the Academic Curricula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South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the Case of China (R)，2007.9
[79] 本部分摘选自：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中国同性性活动的历史沿革和现状》(R)，2007
[80]艾晓明（导演）：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制作，《白丝带》（纪录片），2005。
[81] Chinese Sexual Culture， Devin Stewart interviews sociologist James Farrer about a recent conference in Beijing on sexual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ccessed through http：//www.policyinnovations.org/ideas/commentary/data/chinese_sexual_culture on 14th，Nov，2007
[82] 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以及中国性资源中心的详细介绍，请参考www.sex-study.org.
[83] Yanning Gao & Steven Gu. 2006，The Course on Homosexuality at Fudan University：Make a ‘Hole’ to ‘Borrow’ Light fr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Issues in Education，Volume 4（3）
[84]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刚刚开始，笔者对于性革命成功的论述详见：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