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研究性社会学

（仅包括1993年为止的情况）

性社会学这个词在中国还不太通用，有时候为了让人明白，只好用“性学”或“性科学”。可是通俗挡不住人傻。迟到1990年，有一份材料中提到“性科学研究”几个字，某位文教界高层人士看后问道：“这里印反了吧？应该是科学性才对。”

究竟有多少人从来没有想过，或者干脆拒绝承认，性还需要科学，我没统计过。但是我讲性学课已经10年了，碰到的眼白肯定比眼仁多得多。

这不能叫“愚昧”，而是因为性学总是赤裸裸地揭示人类最敏感的活动，因此几乎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树起一道“隐私屏障”，来掩盖自己那些其实既不新奇又不值得害羞的性实践。

我也是如此。所以多谈学术，少讲个人。

性有什么可研究的？

如果仅仅把性理解为男女床上事，那么确实没有多大研究头。英国曾有一位性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性交的1053种姿势》，顿时抢购如潮。但是抱回家一看，读者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作者在故意开玩笑。例如男在上女在下的姿势（体位）中，角度稍有差异可以分为许多种。以此类推何止千种。作者是故意的，就是为了纠正在西方也很普遍的对性交方式变换的盲目崇拜。

十几年研究下来，我觉得广义性学的核心并不是“性”，而是“性存在”。[1]通常所说的“性”，其实只是性存在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性的生物存在形态。

在这个层面上，性是指以特定身心反应为基础的、以高潮为中心和标志的一种生命现象的表现过程。

还有一个子系统是性的心理存在。它是指性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形式中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人所感知到的性的生物存在。小到对某一性动作的心理体验，大到对性的期望与评价，都是性的心理存在，而且可以跟生物存在不同步甚至不同质。例如女性的性高潮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但是有的女性因此如痴如狂，有的却反感厌恶，还有的在内心里无动于衷。

第三个子系统是性的社会存在，即前两种存在的社会表现形态，或者说是由社会的人所标定的具有性的性质的那些活动与过程。它也可以跟前两种存在不同步或不同质。例如对于异性交谊舞，有的社会认为那就是性活动，有的却不这样看待。再如亲吻异性的脸颊，有的文化认为是表达着友好或亲情，有的则认为是性的接触。

上述3个子系统加在一起，产生一个更大的系统，就是性存在。概括地讲，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中，以人的活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性”，就是性存在。它至少由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3种因素共同形成，绝不是单面体。

提出性存在的概念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学术经历。1986年我写的第一本书《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被划入“内部发行”），首次提出性存在概念的雏形。1993年3月在《社会学研究》上我写了《当前中国的性存在》一文，基本上确定了这一概念。此文经《新华文摘》转载，扩大了获知面。一些同事则早在1988年就引用这一概念在高等院校授课了。1994年3月，《社会学概论新修》一书中收入了我写的《家庭婚姻与性》一章，其中《性社会学》一节则较细地阐述了性存在的概念。这本书是几十所院校所用的教材，现在又在全国首次列入性社会学一节，希望能至少给今后的大学生们一些新知识和启迪。

性存在的概念能否成立，并不是一个纯学术之争。它直接指向“性有什么可研究的”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此处只举几例。

如果认定性只是生物的，那么男人的阳萎、早泄、性欲减退和女人的性冷淡等常见难题，就只能吃药或动手术。但实际上现在中国人已经知道了，其中很多很多障碍和烦恼是由于缺乏情爱、精神紧张或观念错误而造成的。心病不能靠吃药。社会的因素也很重要，否则为什么既有“家花不如野花香”又有一旦外遇就阳萎？为什么有的妻子宁肯看着丈夫去嫖娼，也不愿做出某些特殊的性行为？

如果认定性只是生物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离青春期发育还很远的幼儿园孩子，为什么会互相接吻和探查生殖器，结果就有人在报章上大呼：“救救孩子！”同样，我们也无法理解更年期之后很久的男女，为什么“老不正经”地仍有性要求，实际上又要求些什么。

如果认定性只是生物的，那么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明白，为什么生理构造和功能基本相同的人类个体，竟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性实践。如果不运用性存在的概念，就不会有任何性方面的文学艺术，不会有爱情这个永恒主题。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先验的观念，或者个人的狭窄经验，去评断别人的性实践，最终走向性的专制主义，去徒劳无功地改造别人的性。

从性存在的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几千年来人类所争论的几乎一切重大哲学问题，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在性的方面。这里也只举几例。

精神和肉体的关系，在性高潮中最让人千古迷惑。性高潮有3大特征：一是肌肉不由自主地收缩和律动；二是某些生理功能的改变，如出血减少、体能和协调性的超限度发挥等等；三是意识和自控能力的短暂丧失，会做出种种自己都不可想像的疯颠举动。人的意志哪儿去了？人的动机还有用吗？此时你还是你自己吗？说句玩笑话，何必去迷信崇拜什么“特异功能”或“超生命现象”？床上是常有这事的！

在性高潮中、人类由于机体潜能的超水平发挥而体验到新生或再生，因此，古今一切性崇拜其实都是在崇拜生命的伟大。但与此同时，人又体验到灵魂（自我）飘然离去或喷吐而出，甚至脑中一片空白，连听觉、视觉和触觉都丧失了。这像是死亡，是对死的切身体验。尤其是男人还有“不应期”，对新的刺激不再做出应有的反应，这就更像死。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可曾有过这样同时体验到生与死的事？所以一切唯精神论者（包括纯情文学爱好者）碰到性高潮就除了骂，就不知说什么好。相反，所有唯肉体主义者也不能不至少在私下里承认，最诱惑的恰恰是精神上的感受。

自私与无私的关系，是性生活美满与否的关键所在。性是最最自私的，因为性只存在于你自己身上，只有你才能感受它，而不大考虑对方的感受。唯一最符合这种自私要求的，只有手淫，因此它屡遭咒骂而永远不绝。但是人是社会化过的，社会强制人不得不跟另一个人一起过性生活，不得不适应、照顾或迁就对方那些同样极端自私的性要求。否则要么干不成，要么无缘享受对方性高潮对自己的额外刺激。结果每个人又都不得不无私一些。即使是暴力强奸犯，他可以丝毫不考虑女方，却不得不顾及时机与场合，还是无法彻底自私。双方总得协调，或牺牲一方，或寻找中间点。古往今来，无论是禁还是纵，男人为什么总要嫖娼？三妻六妾或者老婆千依百顺为什么也挡不住？妓女用放弃自私来换钱，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是在性生活中最让人头疼。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带着一大堆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框框投入性生活的。什么脏，什么丑，什么不像话，其实都是在我们成熟的过程中，由社会悄悄地强加给我们的。许多人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花”过，而是从来也没有尽情尽兴地、毫无顾忌地、甚至昏天黑地地过上哪怕一次性生活。若听他们讲，真是如诉如泣。

人们常常以为，至少在夫妻性生活中，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男人或女人，可是实际上，他（她）同时也是某一性别集团的成员，是某一家庭或家族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身后矗立着某个巨大的社会阶层。贵族在床上是装不出来的，就像林妹妹即使爱上焦大，也无法使他在性方面满意。所以我们尽可以把“性自由”批上一万遍，却无法否认，人们至少在做爱时，都希望双方还是不戴面具的好。牛郎织女的千古佳话，不正是表达着中国的老祖宗们，也渴望着冲决社会的罗网，以自由的性爱来缔结性爱的自由中不可避免的情感义务与责任吗？社会强制的婚姻已经散掉了多少？只见牛郎和织女还在隔河相守。西方有些人，把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叫做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怎么不见国产文章从这个角度去批批他们呢？

总之，以性高潮为中心的性活动是人类独有的、无法替代的、性质与意义极为特殊的生命现象过程，因此正是在这里，蕴育着多学科渗透与交叉的最优结合点和人类认知自身的最佳突破口。

1981年我最初接触性学资料时，是对“性”感兴趣，尤其对性的历史感兴趣。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开设和讲授性的课程时，是对“人”感兴趣，所以1986年开始就全力投入社会调查。但是大约在1988年夏天，几个不眠之夜后，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能把性说清楚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说清楚？到1991年调查大学生的性行为时，我已经能够在自我介绍时自觉地说出：我只对性学的后一个字感兴趣，只对人类和人类之谜有好奇心。

多么“害人”的好奇心！就像圣奥古斯丁说的：这是永恒的诱惑，把人变成奴隶的诱惑。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像他那样自豪地宣称：

“没有人像我这样，把深藏于人类胸膛里的半驯化的魔鬼的大部分罪恶都召唤出来，并寻求与之奋力搏斗；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指望着经过这场搏斗而不损毫发。”

我的一些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9岁时父亲就倒霉被发配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3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当过红卫兵、狗患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私下里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1975年以后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包括卖自己眼球的人，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解放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暗娼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

这种经历在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8个月时，以同等学历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

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颇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第一本看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书是德国人弗林格尔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作用，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直到写此文之时，我也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横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其社会地位感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惊讶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不能不想像南美母亲在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次增删一个字母再查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疼。）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抄录下来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见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儿，以为是钱，连试4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又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除了神奇的印度经典（例如《卡马经》，又译做《爱经》，我就是在这套书中第一次读到），我发现居然还有中国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但当时既不了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还有房中术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难返译成准确的中文原文，因此当时并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表兄留学牛津，寄回来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说来有趣，当时海关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讨论一下进口邮检中如何掌握尺度。刚谈两次，表兄的邮件便被检查出来了。科长哈哈一笑，子以放行。但此后再不为例，还打电话来解释：即使寄给你，也不行。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毕业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1985年，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我就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领导专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于是就开讲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课，骂我“脸皮厚”（首届学生语），也得听。此后，副业和隐业变成了正业和显业，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学期外，一直讲到今天，不过已经扩展为研究生课程《对于性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了。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已经超过孔夫子的弟子了。

既是切身经验，又是授课法总结，在讲一个学期（68个课时）的课时，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这叫强制脱敏。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是一次讲座，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

还有什么故事？基本没了。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洋的）关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难。但其实没那么多，更没那么严重。原先的顶头上司劝过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调查，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但是，一来我解释清楚后就再没有什么，二来都是他们的职务使然，三来这些对我并没有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嘛？倒是近年来“性学热”后，有位记者问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为新学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说：现在这么想还差不多，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

最大的苦恼是学术进展上的。是不是这块料的疑问会跟人一直走到退休那一天。

不但我苦恼，当今的性学也正在苦恼着。

性，还能研究些什么？

1980年代以来，国际性学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外行人难以理解的危机。

第一，艾滋病的出现，把公众的视线和富人的资助一下子全都拉向这个过眼烟云。由于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三条途径中的一条，因此全社会都在逼迫性学界放弃原来的目标、对象、范畴和方法，投入到在学术上意义不大的预防艾滋病工作中去。性学家们产生了双重的愤怒：一，过去你们对性学百般歧视，现在才想起来向我们要成果，早干什么去啦？！二，性学都快变成艾滋病预防学了，难道人类就没有其他性问题吗？为什么总要跟疾病扯在一起，性才具有社会价值？

我不是西方人，但我觉得，在正常和正确的艾滋病预防背后，潜伏着“反性主义”的巨大阴影。有些人总是耸人听闻地夸大性行为的传播作用，然后推导出“只有洁身自好才能救自己”的道德口号，就差说“当和尚最安全”了。

其实，艾滋病只是病毒类疾病，比癌症要容易攻克得多。以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艾滋病的治愈肯定早于癌症。再则，性传播的可能性至少在中国并不比血液传播的可能性更大。现在中国的感染者大多数是由于共用同一针管吸毒，引起了血液的交叉感染。现在中国还有一亿多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其中80％左右是在医院中交叉感染的。人人都知道基层卫生机构的消毒有多么差。乙肝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差不多，所以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医源式传播”而不是性传播。还有，有些人故意不提避孕套就是预防艾滋病的安全套，还极力反对推广使用避孕套，大概是太痛恨现在的人类了，恨不得让艾滋病消灭一切性的不规矩分子。

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以预防性病为旗帜，掀起过大规模关闭妓院运动和道德整肃运动。但是百年过去，娼妓的减少其实是由于性解放压缩了她们的市场，性病的减少则是因为发明了青霉素，而当年那些动人的口号却早已被全新的历史所遗忘。每当一些自己在性方面并不健康的冒牌医生大声疾呼性健康教育时，人们最好先打开他的葫芦，看看卖的是什么药。

性学面临的第二个危机是：自从1966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人类性反应周期并于1970年创立性的行为治疗学以来，还没有再出现国际公认的巨大学术成果。

性存在既然是生物、心理、社会三大类因素共成的系统，就要求有新的、多学科可以共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惜，目前还没有人创立这样的方法。

性既然是一种生命现象，就应该在人体内有相应的构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七大系统，但是最普遍的误解就是把生殖系统错当成性系统。其实，大部份内生殖器官（如卵巢、下丘脑）并不参予性的生命现象，只参予受孕和生殖的过程。种种证据都表明，在已知的生殖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性的系统。可惜，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一新理论。

性学面临的第三个危机是：196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科学”的定义和意义已经出现了新的看法，而性学还没有跟上这一步伐。

科学的传统定义是：在受控条件下，经过可重复的实验和中立立场的观测，所得出来的结论。因此性学的最重大成果就是在实验室中，经过观测数百人的真实性生活，发现了人类性反应周期。

但是现在科学家们发现，真正的中立立场是做不到的。所以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人的科学只能证伪，无法证实，即只能证明哪些结论是假的或错的，却无法证明哪些是真的或对的。性学也是如此。人类性反应周期实际上只能证明过去对人类性活动的总结是错误的，却无法证明现在的发现就一定对。

性学比一般自然科学更复杂。因为性一般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两种物质之同，因此人际交往的因素就非常重要。在实验室中，某人可能有很典型的性高潮，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她）遇到另一个具体人的时候，可能就连性欲都没有了。我们怎么能说，他（她）在实验室中的表现能够代表他（她）的性呢？

性学的危机也是我个人研究中的危机。

1986年我就开始做性方面的社会调查，因为我觉得，研究性的历史最终还是为了解释性的现在，还不如直接去了解现状。另外，我那时已经看了许许多多关于性的抽象思辩和议论，不免产生疑问：这些议论的依据何在？与其我们互相瞎吵一顿，还不如首先调查一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在干些什么。

第一次调查603人，都是听过我讲性学课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成人学员和干部专修班的学员。那时我对计算机和统计学一窍不通，全靠我的朋友史希来，后来他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在1991年时最终能够独立处理和分析调查数据。

第二次是1989年初，谭深带领我和史希来、周孝正去上海，调查了参观《人体油画大展》的19万多位上海观众。

以后的速度就加快了，共有：对27城市1279人的调查，对北京市区977人的调查、对全北京所有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对165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运用《金西报告》中的问卷对中国读者的调查、对南方3城市非婚性行为的调查。

观察也是一种调查。从1985年到1989年，每个夏天我都在日落之前去城市的公园里，测定当众公开亲呢的异性伴侣的亲密程度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最后总结为一个数量化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这个报告在国外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直到今天，我的调查报告都是在国外用英文发表的。

但是调查来调查去，我逐渐发现，目前中国的性学研究虽然也很缺乏调查，但更缺乏的是理论，尤其是提不出较好的假设，甚至根本说不清自己想调查什么。例如我的第一次调查，现在看来幼稚之极，把性知识水平、性观念取向，性行为实况全都混在一起来调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结果只能算出来一些简单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过色情录像，有多少人用过后面进入的性交姿势。但要命的是，这些百分比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且根本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后来好多了，调查越设计越合理与精细，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被发现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测出来了。但是在基本理论上还是进展甚微，还是无法提出好的假设。逼来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转回去，重新思考那些当年非常诱惑我的大问题。所以才有了性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模式。

文章该结束了。我希望读者们对性学这门学科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但是这是《传记文学》，我也该有一些起码的交待。不过，可都是自我感觉啊。

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这对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是越老越受人欢迎，一是医生二是教师。我不是医生，但是总有些朋友来找我，帮他们解决一些隐私问题，所以也算跟“医心者”沾边。我常做调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轻的觉得可信赖，年老的觉得有共同语言，女同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宁可独处，不喜欢聚，因此得罪过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调查专家。除了调查任务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呆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和想。过去一直住在父母家，只有10.5平方米的一间屋，1993年春节才分到两居室的住房。

我和妻子是毛主席做的大媒，即“文革”中因下乡而相识相爱。她是乡镇的店员之女，我从她和她家获得了许多乡镇生活的知识。她现在是会计，自从我上研究生开始，她挣的钱就一直比我多。她并不想搞学问，但她始终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经事和好事。直到今天她也没有逼我下海捞钱，而我的两位很有前途的小师弟，恐伯都要因后院起火而事业夭折了。

我们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女儿一出生就拿了100元独生子女奖金。现在她到青春期了，也让我懂得了不少现在青少年的心理与风气。她长大后会有自己的事业选择，八成是反叛我，我早下定决心，绝不干涉。

现在，即使按最宽松的标准，我也是人到中年了，自己鲜明地觉察到心态的老化。有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曾对我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气，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从否定传统开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这就是研究者的“命”。

《传记文学》1994年5月

[1]我在1993年提出这个概念而且一直使用，但是到2009年，我接受中国的性研究同仁们的共识，决定不再创造新词，而是仍然沿用“性”来对应英文中的sexuality。至于其内涵与外延的改变，只能等待中国人的逐渐理解和传播。由于本书是我历年来的学术论文汇集，所以无法处处修改，敬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