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人在性方面[②]出现的巨大变化已是不争事实，有目共睹。但是学术界对于其发生原因却很缺乏研究[③]，对于其发展运行的机制则更是暂付阙如。本文希望就此抛砖引玉。
既有的解释均已失效
在社会舆论中，对于中国性文化的既有各派观点都是建立在它们自己的基本假设之上的。
首先来看各种主张坚持传统的观点。它们都是从“堕落”的假设出发来反对“性混乱”。那么为什么会堕落呢？最流行的三种假设是：其一是经济发展假设，也就是“饱暖思淫欲”；其二是对外开放假设：也就是说西方生活方式侵入了中国；其三则是代际差异假设，也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和“救救孩子”。
这些主张坚持传统的观点貌似足以自圆其说，却有违逻辑。如果说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代际差异这三个被假设的原因都是历史的必然并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那么岂不是恰恰证明了随之而来的性的变化也是必然的和带来福祉的？如何能够推论出是“堕落”呢？正是由于这些观点的这种逻辑缺陷，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本文不再多加讨论。
再来看各式各样的主张自由的观点。它们的基本判断都是：此前的中国存在着“性压迫”（性禁锢、性压抑），因此它们都主张“性权利”（性人权）。那么究竟有哪些性压迫呢？最主要的假设也有三种：其一是“封建传统”假设，就是“谈性色变”，认为传统对于性与性取向进行禁锢；其二是公权力假设，就是认为政府在控制和干涉私人的性活动；其三是“男权”假设，认为男性中心主义就是对于女性之性的压制。
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出现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开始，这些主张自由的观点就已经形成并得到传播，促成了当时的“性革命”，成为目前中国性文化的新的基础。
但是从逻辑上来看，这种“性革命思维”遵循的仍然是二元对立的斗争路线，主张的仍然是推翻与打倒的“改天换地”。这当然有其历史依据，因为在“文革”中，“性的精神禁欲主义”[④]被发展到了极致，基本覆盖了当时的所有中国人。作为一种反动，八十年代出现这样的思潮不足为奇。但是这也反映出，“文革”并没有真的结束，它那“惟革命”的灵魂其实仍然保存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因此，八十年代的这种思潮表现出强烈的宏大叙事的倾向，动辄就是中国人民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而个体与身体则被湮灭于其中。
可是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一新的传统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首先，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文革”的那种精神禁欲主义已经土崩瓦解，性革命已经完成了其任务而且失去了它的敌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性领域中的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百花齐放。它们之间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互相敌对的关系，也没有出现任何协调一致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下，谁来“革”谁的“命”呢？“革”得动吗？
其次，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的最大影响既不是来自社会设置，也不是来自任何一种具体的、完整的思潮，而是来自“性方面的时尚”，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却又潜移默化的那些对于性方面的各种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它的作用力随着互联网、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发达而倍增，足以制约个人选择，常人很难抵御；已经在性领域中造成了弗洛姆所说的那种普遍的“逃避自由”的社会倾向。
第三，现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在主动地推动或者阻击性文化的发展。任何关于性的争论与冲突，正在日益非组织化和非意识形态化，日益变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活的而非政治的、肉欲的而非道德的争执。
因此说，既有的任何一种观点或思想流派，都无法解释当前中国性文化的现状，更无法分析其来源与演变机制。从思维方式来看，既有的各种观点都囿于归因法，缺乏建构主义的视角。由此，本文展开以下的分析，试图论述性文化现状的运行及其机制。本文的各项统计数字及其分析均出自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的各个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以下就不再一一注明。
源于弥散，走向炫彩
上面所描述的一切，都是当今中国人的主体建构、自由选择和文化创造。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性革命的持续发展，但是在其运行机制上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笔者在1994年曾经提出“初级生活圈”理论来解释人类之性的历史发展机制。[⑤]
图1：初级生活圈示意图
它的主要含义就是：在人类社会中，由于供养后代（而不仅仅是生殖）成为整个社会制度的最初级的核心任务，因此人类之性才会被安排为连接男人与女人的最重要纽带，并且由此产生了人类的一切性关系、性道德和性制度。
这一理论更多地表述的是人类之性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更多地表述了相关因素对于性本身的建构作用与机制，更多地具有起源论的意义。可是中国大约从21世纪开始，性之变却更多地表现出相反的作用趋势，使得初级生活圈主要呈现为消解与弥散。
这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中国厉行30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在很大比例的人口中[⑥]，把性与生殖这条轴线给极大地削弱了。结果，一直在维系着传统形式的性的那种初级生活圈就开始日益走向瓦解。这不仅直接带来了性、爱情与婚姻这个“铁三角”的日益相对分离，而且使得相关的各个因素都不得自我解体，例如多元性别的出现、性的肉身与精神之关系的拓展、虚拟之性的扩散等以及前文所述的一切。
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旧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解释力也在日益衰微。我们无法再把当前的性之变看作是在某个大目标指引之下的遵循某种统一规律的线性发展；也无法再视之为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的革命；还无法再笼而统之地、拒绝分化地把它当作一个幻象整体；更不应该食洋不化、脱离生活、口号至上。总之，任何一种必然论、决定论或中心论都越来越苍白无力。其理由有二。
首先，当前的性之变并不是原有的sex的简单解体，而是扩散为新形态的“全性”（sexuality）；前文已述，不再赘言。
其次，近年来中国的性文化即使是被解构了，也并没有形成新的结构，没有与原来的结构形成对立，甚至就连与原结构的关系也在日渐弱化。这一结果应该被更加确切地描述为“雾状的弥散”。例如据笔者2010年调查，在人们通常认为应该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里，实际上有40.9%是发生在原来就认识的两个人之间。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脱离了原有的“性、爱、婚”结构却又并不与之对立，变成了“熟人之性”这样一种崭新而又模糊的性关系形态。再例如，在2010年18-61岁的总人口中，14岁之前遭到过性接触的女性占4.9%，可是有过同样遭遇的男人却多于女人，占到6.3%，而且性接触主要是来自于同性。这就是说，以往那种“只有女童才会被欺辱”的社会形态崩溃了，可是又没有构成“女人欺辱男童”的相反模式，反而是凸显出男男性接触之存在。因此，这就不是简单的解构，而是性的弥散。
弥散的结果就是“全性的炫彩呈现”，在历史分期上则可以视为“后性革命时代”。炫彩，就是五彩缤纷汇聚而成的炫丽。它没有确切的完形（gestalt）与边界，也没有确定的分布与构成，呈现为非结构化与非系统化；无法被类别化，也无法被定量地拆解分析。它就像是雾，既是整体的又是弥散的；虽然可以从外部和内部来观察、确认与定性，却无法再用经典的认知方法来加以描绘。
当今“全性的炫彩”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它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整体化的人民，也不仅仅是阶层或群体，而是个体，是主体化的个体。这是因为，“全性”的至少10个考察维度[⑦]可以出现天文数字的排列组合形态，而任何一种形态的载体已经不再可能是规模较大的人群，只能是个体化。
其次，即使是10个维度的任何排列组合，其构成已经不再是清晰明确的各个“因素”，也不再是轮廓分明的各个“域”，而是斑斓的“色彩”。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维度下，性的形态都是一种光谱式的呈现，维度的排列组合则更是必然如此。
其三，在色彩与色彩之间，以往那种直接的、明确的、线性的相互关系已经极大地弱化；而是呈现为或重叠，或融合，或游离，或辉映的千姿百态的整合，就像一幅无边界的印象派图画。
总之，上述“全性的炫彩”的生活实例，如果按照至少10个考察维度来看就是：一位中国人，正当壮年但“性趣”不那么强，很重视性生活但又心虚，异性之性多于同性之性，魅力十足社交频繁却又谨小慎微，已分居未离婚而其他性伴侣和非主流性行为较多，性技巧贫乏却自得其乐；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人定义为什么样的人呢？应该归类到什么阶层或群体呢？这个人的任何一种具体状况还具有确定性吗？还可以进行经典式的因素分析或者还原归因吗？
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性文化的运行机制的认识，也就不应该继续纠缠于先天论（本质主义）和后天论（建构主义）的争斗，不应该再局限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更不应该保留任何“惟道德主义”的残余。我们进行研究的理论假设也应该从事物的同一性，发展到“光谱式存在”，再走向“雾状弥散”。研究的视角则应该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互动，走向系统作用，再走向混沌（Chaos）运动。这既不是理论的逃匿，也不是不可知论，而是试图给出一种描绘社会现实的新途径，只不过笔者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可用概念体系与操作方法而已。
当然，性文化的这种弥散，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密不可分。多位学者已经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论证了它正在从金字塔结构到“倒T型”到“原子化”到溃败，就不再引述。本文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更加乐观：全性是具有生物基础的，无论社会如何风云变幻，全性还是会存在与发展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性文化的推动者们应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从阶级斗争/救国救民式的性革命，尽快地转向争取个人“性福”的公民日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