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代中国发生性革命以来，到21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性的快乐主义”的兴起。
2013年5月，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与外国的20位研究者齐聚一堂，专门讨论“性快乐”的问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我却觉得意犹未尽。如果我们仅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仅仅呈现个人感受，仅仅发表自己的体会，那么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做得很好，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者做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从理论的层次上，从普适性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第一，是性快乐，而不是所谓的“性愉悦”
性愉悦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说法。性，本来就是人类最激情、最深刻、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是如颠似狂、物我两忘、浴火重生。如果用一个轻飘飘、软绵绵的“愉悦”来表达，那么离“精神禁欲”也就不远了。
第二，性快乐与性高潮是什么关系？
性快乐，包括不包括性高潮？
如果不包括，那么它与中国传统中的“为后（为了生儿育女），非为色（性高潮）也”还有什么区别？
如果包括，那么性高潮是基础？还是中心？还是目标？
我倾向于是基础。性快乐至少应该是朝向性高潮的，否则“性”与其他活动就无法区分了。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建构论不可以走向“生物因素取消论”。
第三，“性快乐”跟什么对话？
传统上，中国没有肉体禁欲主义，只有精神禁欲主义。
现实中，中国没有“Sex=Sin（性即罪恶）”的文化，没有通奸罪，也没有“性技巧罪”（口交、肛交）；只有“脏”和“乐极生悲”的“因果报应”式的压抑。
中国没有“性成瘾”的概念，只有“劳色伤身”；把对于性的控制落实在“身体健康”上。
因此目前，不是性的信仰在冲突，而是没有性的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与儒家和中医对话，而不是针对犹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
第四，在什么层面上对话？
性快乐究竟是公领域的，还是私领域的？我认为，不能把“政治化”变成“非个体化”。
在公领域，反对性快乐的思想与措施，从来都来自国家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宗教或者其他NGO，更不是Gender之间。
在私领域，性快乐被批评为：不计后果、自私自利、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不能在公领域与私领域批判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性快乐就会成为无根之木，别说绿遍群山，就连破土萌发都没有可能性。
我们应该首先从私领域开始，依靠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和草根组织的结合，逐步杀入公共领域，争取在今后的10年之内，实现“性快乐的主流化”。
结论
在现今中国，性快乐就是以性高潮为基础，选择与发展人类激情的总和。
推动性快乐的主流化，应该从私领域开始，促进公民去学习个体选择；而不是去搞社会运动。
（荷兰电台中文网，201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