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倾向，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这两者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思想溪流和感情源泉汇集而成的。上百年来，哲学家们统治着我们，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不可思议地达成了或似乎达成了共识。我们甚至不能在一支新的曲子下跳舞。然而，一种变化已经悄然降临。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它的脚步声，它一度是在政治上指导过人类的最为清晰响亮的声音。那种拥有各种乐器的乐队和字正腔圆的合唱团正渐渐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17世纪末，君主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天赋自由论和契约论，教会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宽容原则以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教会是“一个人们自愿组成的团体”、是以“绝对的自由和自发”的方式结合起来的。50年后，关于责任的神圣源泉和绝对呼声已让位于功利的计算。洛克和休谟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个人主义。契约论假定权利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这种新的伦理学把个体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一开始它不过是针对合理自爱的后果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美德所要求的唯一麻烦只不过是计算的麻烦以及对更大幸福进行可靠的优先选择的麻烦”。这些思想是与保守主义者以及律师们的日常观念相一致的。对于财产权利以及个人拥有随心所欲地处置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这样一些观念，洛克和休谟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性依据。这是18世纪的贡献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呼吸着这种空气。
这种抬高个体的意图，废黜了君主和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结果是赋予了契约以新的伦理价值，从而使财产权利和事实权利获得了支持。然而时隔不久，社会上再次响起反对个人的呼声。佩利和边沁从休谟及其继承者手中接过了功利享乐主义，但却把它扩展到社会功利范畴。卢梭从洛克那里继承了社会契约论并从中抽出了“公意”。这两种转变都是借助于把平等作为新的重点来强调而完成的。“洛克用他的社会契约论来修正人类的天然平等，考虑到他关于公共安全的论述，那么早在这个阶段就已隐含着财产平等和取消特权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平等不仅是起点，而且成了目的。”
佩利和边沁是殊途同归。佩利通过设计一个上帝的存在，从而避免从其享乐主义中推出利己主义的结论。他说：“美德，就是为人类造福，遵从上帝的意愿，以及追求不朽的福祉。”佩利以这种方式使自我和他人恢复了平等。边沁则通过纯粹的推理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他论证说，把个体福利乃至自我利益置于其他任何人的福利之上的做法，不存在合理的根据。因此，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唯一合理的行动。边沁接受了休谟的功利概念，而摒弃了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推论：“有时候人们宁愿让全世界毁灭也不肯损及自己的一根毫毛，有时候人们则为了消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最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情愿殒身以恤，我的观点与这两者都不矛盾……理智不过是也应该是感情的奴仆，除了听从感情的召唤并为之服务外，理智决不应企图去越俎代庖。”
卢梭是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推出平等概念的，而佩利从上帝的意志、边沁从中性的数学法则，得出了同一结果。平等和利他主义从此开始进入政治哲学，而民主和功利社会主义则同时滥满于卢梭和边沁的哲学。
这就是第二种思潮——它搅起了沉寂已久的争论，并以早已被戳穿的诡辩为自己鸣锣开道——这种思潮至今仍弥漫在我们周围。不过它并没有排挤掉第一种潮流，而是与之搅和在了一起，在19世纪早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联合。这种联合把洛克、休谟、约翰逊和伯克的保守的个人主义同卢梭、佩利、边沁和戈德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平均主义融合起来。
然而，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努力，这两个对立面是难以达成这种和谐的。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崛起，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的。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像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这就是第三种思潮。这种思想在亚当·斯密那里不过是初现端倪，他大体上倾向于赞同把公共福利的增进建立在“每个人为改善其自身状况而进行的自发努力”的基础之上。直到19世纪初，这种思想才得到了全面而自觉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原则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反对休谟的利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屈尊来支持企业家，因为后者能够仅仅是通过追求其私人利润来获得哲学家所谓的“至善”。
然而，要做出这道菜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配料。首先是18世纪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其遗毒有不少流布到了19世纪。政治哲学家的个人主义是指向自由放任主义的；私人利益与公共福利的神圣的或科学的联合（如果可能的话）也指向自由放任主义。不过，首先是公共管理机构的无能使注重实际的人对其怀有强烈的偏见，这是一种从来未曾消除过的情绪。在18世纪，政府越过其最低职责范围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有害的、不成功的。
另一方面，1750年至1850年间的物质进步是来自于个人的积极性，而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的社会，对此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因此，实际的经验进一步印证了先验论的推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根据种种深奥的道理，解放了的私人事业将会促进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还有什么样的环境能比这更让企业家们舒畅呢？而一个注重实际的观察者，在环顾四周之后，对于成为我们时代特征的进步与发展，难道能够否认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追名逐利”的个人活动吗？有一种学说认为，对政府行为应当加以严格的限制，而经济生活则应尽可能听其自然地交付给个体公民，让他们凭借其熟练技巧和良好的辨别力去处理，这些个人是由力求出人头地这样一种令人敬佩的动机来驱动的。现在，这一学说无论是在神学、自然，还是科学方面都获得了充分的根据。
在佩利及其同路人的影响日渐衰落的时候，达尔文的革命正动摇着信仰的基础。再没有比新旧两种学说更为水火不相容的了——一种学说把世界看成是那个神圣的钟表匠的杰作，而另一种学说则似乎认为一切都是源自偶然性、混乱和远古世界。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某些旧思想。经济学家教导我们说，财富、商业和机器都是自由竞争之子，是自由竞争建造了伦敦。而进化论者则更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自由竞争创造了人。人眼不再是某种设计——这种设计据说是出于好意，并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一切事物——的见证，而是在自由竞争和放任主义条件下运作的偶然性登峰造极的成就。“适者生存”的原则，可以看作是李嘉图经济学极其普遍的推广。按照这种崇高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式的干预，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邪恶的。我们人类的进化，就像阿芙罗狄蒂从海洋的远古淤泥中冉冉升起一样，是个壮观的奇迹，而这种干预是企图故意地阻碍这一非凡的进程。
因此，我认为19世纪日常政治哲学的特殊统一性，是来自于成功地兼收并蓄各种相互冲突的流派，并把所有的精英都团结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之下。休谟与佩利，伯克与卢梭，戈德温与马尔萨斯，科贝特和赫斯金森，边沁与科尔里奇，达尔文与牛津主教，实际上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宣扬同一种东西——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这就是英国国教及其传道者的观点，而同时一群经济学家也论证说，哪怕是稍微的离经叛道也定然会导致财政崩溃。
为什么我们对自由放任主义会持有强烈的赞同倾向？为什么政府对币值、投资过程、人口的管理行为，会在许多正直的心胸中激起如此不可遏制的怀疑？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和那种环境即是解释，无论我们对这一点是否清楚——在今天这样一个颓废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知之甚少。我们不曾阅读过这些作家的著作，就算这些书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也注定会把他们的论点看成是荒诞不经的。然而，我相信，如果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佩利、亚当·斯密、边沁和马蒂诺小姐，并非是按照他（她）们的所作所为来思考和写作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来思考。对思想观点进行一次历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保守——是仅仅知道现在而对其他全然不晓，还是只懂得过去，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二
在利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在18世纪的哲学讨论中，在暴露了真实面目的宗教的衰落中，这种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我已经提到过，正是经济学家为注重实践的人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科学依据。不过这只是一种简便的说法，我得赶快加以修正。这些话正是人们期望经济学家们说的。以最高权威形式纂修出来的这样一种学说，实在是绝无仅有。这就是那些普及者和庸俗化者所宣扬的货色。这就是那些同时赞同休谟的利己主义和边沁的平等主义的功利主义者——如果他们能实现某种综合的话——所被迫信仰的东西。经济学家的语言被借用来解释自由放任主义。不过，这种学说的甚嚣尘上，更应归咎于那些恰逢其时的政治哲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
“自由放任主义”的法文原意是俗语“让我们自己干”，传统的说法认为这是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候由商人勒让德在致科尔伯特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不过，首先使用这一习语的作家无疑是马克·D·阿让松，他在1751年明确地把这一习语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说联系起来。马克也是热情鼓吹政府对贸易放任自流有经济好处的鼻祖。他说，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声称，工业衰落的真正根源正是在于政府对它们的保护。“随着世界的文明进步，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数公众的心声。”
在此，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得到了完全的阐明，这是对自由贸易感情色彩最为强烈的表达方式。从那时起，这些词语和思想在巴黎一定极为流行。但这些概念在文献形式上的确立却是缓慢的，那种把它们同重农学派，特别是德·古尔内和魁奈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在这一学派的著作中很少能得到支持，虽然他们都是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基本协调一致的观点的支持者。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自由放任主义”这个词语。甚至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以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表达过这一思想。当然，亚当·斯密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18世纪诸多限制贸易措施的反对者。然而，他对航海法令和高利贷法律的态度又表明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甚至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也更多地反映了佩利的哲学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正如西季威克和克利夫·莱斯列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所宣扬的“天赋自由的简明制度”，更多地是源于他对世界秩序的有神论的和乐观主义的看法——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而不是来自于任何政治经济学的陈词滥调。我认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这个词语在英国的广泛使用，是由富兰克林博士众所周知的段落带来的。事实上，直到边沁——他根本算不上是经济学家——的后期著作中，自由放任主义这一原则才开始出现，这种原则以一种我们的祖父辈所熟悉的形式，被借用来为功利主义者的哲学服务。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中，他写道：“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这是普遍的原则；在这些场合，政府的座右铭或格言应当是——无为而治……农业、工业和商业对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提出的要求一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从这时起，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和边沁功利主义者的影响，第二流的经济学权威的鼓噪以及马蒂诺小姐和马塞特夫人的教育性读物，正是这些使自由放任主义作为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实际结论，深深地扎根于大众头脑中；而同时，调子大相径庭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也被这同一思想流派所接受，所以，18世纪后半期乐观的自由放任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被悲观的自由放任主义所取代。
在马塞特夫人的《政治经济学漫谈》（1817年）一书中，卡罗琳一直坚持认为对富人的消费进行限制是值得赞同的。但到了第418页，她不得不认输：
“卡罗琳：我对这个论题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远远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完全一致的。
“B夫人：只要进行自由开放的思考，总是可以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并教导我们珍惜相互之间普遍的怜恤之情。因此，科学要比单纯的实际知识更为优越。”
惠特利大主教写于1850年的《给青年人使用的简明教程》一书，曾被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广为散发，书中甚至对B夫人曾经允许卡罗琳偶然持有的怀疑态度，也不容许其存在。“政府对任何私人金钱事务的干预，无论是对借贷还是买卖，几乎都是弊多利少。”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时间、精力和技能的自由，前提是不对其他人造成任何损害。”
简而言之，这种教义已经掌握了教育机构，并成为习字帖上的箴言。17世纪和18世纪为了推翻国王与教士而锻造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并且确实已进入了幼儿园。
最后，在巴师夏的著作《经济和谐论》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经济学家的宗教的最极端、最狂热的表述：
“关于上帝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的和谐性，我愿意承担起为之作出证明的责任。使得这些法则和谐一致的，是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动机、所有的行为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而实现一个伟大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是，所有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
像其他教士一样，巴师夏也拟定了他的“信条”：
“我相信，上帝对物质世界的安排并未妨碍他对人类社会安排的考虑。我相信，他把自由动因和无活动力的分子结合起来，并使之和谐地运动……人们在一般的道德、智力和体力水平上不断地接近，同时这种水平又无限地提升进步，我相信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社会趋势。我相信，不干扰这种趋势，不破坏这种运动的自由性，是人性循序渐进的发展所必需的。”
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起，权威的经济学家一直强烈地反对上述思想。“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有名望的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教授写道，“会加入对社会主义的泛泛的正面攻击”，虽然他补充说，“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名望，都喜欢对大多数社会主义方案吹毛求疵”。经济学家已不再与产生社会和谐教条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有任何瓜葛，而从他们的科学分析中，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克恩斯，也许是对自由放任主义进行全面的正面攻击的第一位正统经济学家。他于1870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演讲，在开场白中他宣称，“自由放任主义这一箴言，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便于在实际中运用的原则而已。”这一观点，40年来已成为所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共识。举例来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某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主旨就在于阐明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和谐的最主要情形。不过，这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们谨慎但又并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仍然没有战胜那种关于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的普遍看法，即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教授并且事实上的确在教授着的东西。
三
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出发点并展示给初学者的假设前提，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过并非唯一原因——我承认，由于受这一学科传统偏见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总是以假设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而开始立论，在这种状态中，个人以试错、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实现生产资源的理想配置。在这种试错、摸索中，通过竞争，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个人将击败误入歧途的那些人。这意味着，对那些把资金和劳力投入到错误方向上的人，不应该给予丝毫的怜悯和保护。这种方式，通过无情的生存竞争，淘汰那些低效率者而选择效率最高的，并把这些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这种方式并不计较斗争的代价，而只看到被假设为永恒不变的最终结果所带来的好处。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可能够得着的最高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的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
与在不同用途之间实现对生产工具的理想配置相对应，另一个相似的假设是如何使可获得的消费品实现理想的分配。首先，通过试错法，每个人都可以在可能的消费物品中找到他“在边际上”最需要的那种，以这种方法，不仅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实现其消费品的最有利分配，而且，每个消费者都将设法获得最能满足其独有口味的那种消费品，因为他将为此出最高价。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让长颈鹿自行其是，那么：（1）最大数量的树叶将被吃掉，因为脖子最长的长颈鹿借助于其他脖子较短者的饿死，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树叶；（2）每头长颈鹿都将冲向那些它所能够得着的树叶中最为新鲜的部分；（3）对于某一片最合口味的树叶，长颈鹿以最大的努力，伸颈抬头去够它。以这种方式，更多、更新鲜的树叶将被吃掉，而每一片树叶都将被那张认为它最值得努力啮取的嘴所吃掉。
然而，自由放任主义有两根支柱，这是两个被作为确凿事实的临时性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不断改善的环境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选择产生的；另一个假设是，存在着无限的供私人赚钱牟利的机会，其效验和必要性激励着人们去尽力而为。在自由放任主义下利润的自然增长，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他的生产性资源在合适的时间投入了合适的场所，无论这是靠他的技能还是靠好运气。这种制度允许技巧熟练的或运气好的个人收获在这种情形下的全部果实，它无疑为审时度势的实践艺术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因此，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被利用来完成按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这一任务。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首先认识到的那样，上面所简要提及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达尔文求助于性爱，把性选择行为作为通过竞争进行的自然选择的助手，来规定进化的方向，使进化沿着一条合乎需要的、有效率的路径前进；与此类似，个人主义者则求助于对金钱的爱好，把牟利行为作为自然选择的助手，来实现人们最强烈期望的目标，以及按交换价值来衡量的最大规模的产出。
这样一种理论，是如此的优美和简洁，以致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不是以实际的事实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为了简洁而引入的不完善的假设之上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可以带来财富的最大程度的聚集，这一结论，除了将提及的其他反对理由外，是建立在一种不真实的假设之上的。这种假设大意是说，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对于环境和必需条件有充分的预见，并且存在着获得这种预见的充足的机会。经济学家们在论证其观点时，后半阶段常常涉及到复杂性，此时他们通常就对上述假设有所保留。这些复杂性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1）当高效率的生产单位相对大于消费单位时；（2）当存在企业一般管理费用和合作费用时；（3）当内部经济趋向于使生产发生聚集时；（4）当调整所需的时间较长时；（5）当愚昧盛行、知识匮乏时；（6）当垄断和联合干扰了交易的公平性时。这就是说，经济学家们为了在后半阶段分析实际情况而对起初的假设作了保留。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即使认识到了这种简化的假设不能准确地与事实相符合，仍然推论说，这种简化的确代表着某种“自然的”因而是理想的、完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简化的假设看作是健康的，而把深一层次的复杂性看作是病态的。
然而，除了这个与事实有关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情况值得加以考虑，这些情况恰好涉及到对竞争性斗争本身代价的计算，以及对这一斗争的性质的分析，还有财富被分配到并非是最受珍惜的地方的趋势。如果我们能对长颈鹿的福利心中有数的话，我们就决不会忽略那些被饿死的短脖子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以及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还有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引起的不适，乃至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贪婪、焦灼等种种不愉快表情。
不过，自由放任主义原则除了经济学教科书外，一直还有别的同盟者。必须承认，由于两个主要的对立方案——一个是保护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而使得自由放任主义在有判断力的思想家和通情达理的大众心中已是根深蒂固。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特征，不仅在于它们都违反了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普遍赞同的前提，还在于两者都只不过是逻辑上的谬误。两者都是思想贫乏以及在分析推论上无能的范例。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加强了反对这两种学说的论点，但对这一原则本身，却没有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在这两者之中，保护主义似乎至少还有些道理，而且使之得以盛行的那股力量也没有什么让人迷惑不解之处。然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肯定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为什么一种如此不合逻辑、如此沉闷的学说能够对人们的心灵施加如此有力、如此持久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无论如何，这两个流派在科学上的明显缺陷，极大地抬高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声誉和权威。
关于大规模的集中化社会行动——这是在最近的战争中的举动——的引人注目的意见分歧，并没有使改革者得到鼓舞，也没有消除过去的偏见。事实上，争论的双方都不无道理。在战争期间组织社会化生产的经验，使得一些目光短浅的观察者，急于在和平的环境中也实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战时社会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大规模生产，虽然它所提供的这些物资和服务注定要化为乌有，但也仍然算是财富。不过，精力的浪费也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浪费和不计代价的气氛是令任何一个节俭或有远见的人厌恶的。
最后，尽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不是由于迎合了当时商界的需要和希望，它将很难确保其对公共事务的持久的影响力。我们从前的英雄，伟大的商人们，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西方世界中最精明强干的人，至少有一半热衷于从事商业活动。”在那个时代，很大一部分“较为高明的创造力”被运用在了这方面。我们正是把进步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活动之上。
“（马歇尔写道）为了发现通往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各种道路，为了清除大自然设置在每一条道路上的障碍；为了找到他们所希望的能够从大自然的这种对立中谋求较好结果的方法，这一阶层的人们必须不断地变换眼光、更新头脑。这种创造力几乎没有取得过人们的信任，因为肆无忌惮地滥用它是不允许的，它的力量被一种更为强大的意志所驾驭，它的最高荣耀是以如此简洁的手段实现如此伟大的目标，除了经济学家，没有人清楚这种手段到底是什么样的。但经济学家也只能猜测，为什么众多其他的权宜之计——对于草率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权宜之计也同样是光芒四射的——被弃置一旁，而独独对它加以青睐？这些商人们就像高明的棋手一样，运用他们的想像力，预测那些对他们所深谋远虑的胜利结局可能造成威胁的种种障碍，并且屡屡拒绝那些高明的建议，因为他们总是自己设计粉碎这些障碍的方法。那些在精神上不负责的人，总是幻想草率的乌托邦方案，他们像那些技艺欠佳、总是鲁莽行事的棋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高明的棋手则在人性的另一个极端上。他们具有强健的精神力量，能够跟自己较劲，周详地考虑到对变双方的落子变化，从而迅速地解决最为困难的棋局。”
这是对那些工业界巨子、杰出的个人主义者们的精彩描述，他们像艺术家那样，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服务。不过，这也是一座日渐黯淡失色的偶像。我们现在越来越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经济天堂。
流行的理智上的偏见、精神上的矫揉造作、当代的正统观念，造成这种种情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许多作为最初动因的推动力量已经消失了，不过，照例，这些结论的生命力要比产生它们的动因更为持久。60年前，表示关心伦敦商业区公共利益的社会行动，是同一位主教讨论《物种起源》。最初的反应并不是理智上的，而是道德上的。正统观念是有问题的，其论点越具说服力，引起的反感就越严重。然而，无论如何，我冒险进入这头昏睡的怪物的巢穴，追溯它的主张、起源和历史，为的是最后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更多地是凭借其世袭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功绩来统治我们的。
四
让我们来彻底清理一下那些时常被作为放任自由主义依据的抽象或一般原则。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和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验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因此，我们不能在抽象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其长短利弊来加以处理。伯克在论及这个问题时称之为“立法中最为微妙的难题之一，即决定哪些事务是政府应该在群众智慧的指导下来负责管理的，哪些是政府应当尽可能不加干涉而留给个人自己去努力解决的。”边沁曾经使用了两个已被人遗忘但却很有用的术语来区分这种情况，他称之为“任务”与“非任务”。我们也应对这两者加以区别，但却不必接受边沁原先的假定前提，即认为政府干涉“大体上是不需要的”和“大体上是有害的”。也许目前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将政府的“任务”与“非任务”区分开来；而政治学的共同任务则是设计出在民主政体下能够完成“任务”的政府形式。我将在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阐明我的主张。
（1）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管理单位和组织单位的理想规模是处在个体与现代政府之间的那种规模。因此，我建议应当重视和发展国内的那些半自治团体，它们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这些团体，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其行动准则纯粹是为它们所理解的公共利益服务，而谋求个人利益的动机是排除在其考虑范围之外的，但在人们的利他主义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之前，对于多个特殊的集团、阶级或派系的个别利益，还是有必要留有考虑余地的。这些团体，在其自身限定的限度内，对于一般事务的处理主要是自治性的，但必须服从议会所代表的民主的统治权，以之作为最后的凭藉。
可以说，我提出的是一个回到独立自治团体的中世纪概念。然而，无论如何，在英国，法人团体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并且与我们的制度是协调一致的。这类独立自治组织已经与我所提出的自治方式相吻合或相接近，要从实际情况中举出这类例子是很容易的。例如大学、英格兰银行、伦敦港务局，甚至一些铁路公司。在德国也有不少极其类似的实例。
然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当股份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其在社会地位上更接近于公共法人团体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私人企业。最近几十年中，最有意义而又被人忽视的变化之一，就是大企业使自身社会化的趋势。一些庞大的组织，特别是大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企业，以及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公司资本的所有者，即股东，几乎已彻底地与公司的管理相分离，其结果是股东的谋求巨额利润的直接个人利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当机构发展到这一阶段时，管理部门更看重的是组织的整体稳定和信誉而不是股东利润的最大化。必须给予股东例有的适当股息以使他们满足，而一旦这方面得到了保障，管理部门的直接利益往往就在于避免来自公众和企业顾客方面的批评。当企业由于其巨大规模或半垄断地位而特别引人注目且易招致公众的批评时，就更是如此。关于组织的这种倾向，一个极端的例子也许是英格兰银行。在理论上，它是属于私人所有的不受限制的财产；而实际上，几乎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在考虑国内各阶层的利益以进行决策时，其中考虑得最少的就是其股东的利益。股东的权利，除了享有其例有的股息之外，几乎已减少到接近为零。许多其他大组织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组织是在逐渐地使自身社会化。
这并非是一个纯粹有利无弊的过程。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保守主义的抬头和企业的衰落。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上述情形中发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许多优点和缺陷。不过，我仍然认为在此我们看到了一条演变进化的自然路径。社会主义反对无限制的个人私利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在逐一地取得胜利。这种斗争，虽然在别的地方仍然是尖锐的，但在此所涉及的特定领域内，已不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所谓的重要政治问题中，再没有比铁路的国有化对大不列颠的经济生活的改革更无关紧要的了。
的确，许多大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和其他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企业，仍然需要以半社会化的形式存在，但我们对这些半社会化的形式必须持灵活变通的态度。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自然趋势，在半自治的公司和由部长们直接负责的中央政府机关之间，我们宁取前者，这也许要更明智些。
我批判教条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试图引导人们的利他主义冲动来为社会服务，不是因为它背离了自由放任主义，不是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牟利赚钱的天赋自由，也不是因为它有大胆试验的勇气。所有这些，都是我所欢迎的。我批评它，是因为它没有抓住当前事态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项用来解决50年前问题的计划的陈旧残余，而对某个人在100年前的言论的误解，又是这项计划得以建立的基础。19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发源于边沁和自由竞争等等，而且它是19世纪个人主义哲学基础的变体，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较清楚，而在某些方面则比较模糊。两者都竭力强调自由，不过一个是消极地避免对现存自由的限制，一个是积极地清除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两者是对同一理性气氛的不同反应。
（2）其次我将谈到政府“任务”的判别标准，特别是关于那些紧迫的、值得在不久的将来付诸实施的“任务”。我们必须着眼于把那些“在技术上是社会的”事业同那些“在技术上是个人的”事业区分开来。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在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如果不由政府来作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务有关。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越俎代庖，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也不在于它是否做得更好或更差，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无人去做的事情。
如何去制定实际政策，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我只限于针对我碰巧思考得比较深入的几个问题，举一些例子来阐述我的想法。
我们时代许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弊病，都是起因于冒险、不确定性和无知。这是由于某些居于优越地位、能力较强的个人，能够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和无知来牟利，也是由于在同样的原因下，大企业常常是前途难卜，并造成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同样的因素还造成了失业、合理的企业预期的落空、效率和产出的滑坡。然而，治疗的措施正在这些个人活动之外。对个人利益的孜孜以求，也许甚至加重了病情。我相信，治疗这些病症的良方，在于一方面由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用实行审慎的控制，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有关企业状况的资料，包括在必要时制定法律，规定把企业的一切实际情况，只要是公开后对社会是有利的，统统予以完全的公开。这些举措将使社会能够通过适当的行动机构，运用直接的聪明才智来监督企业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又不会打击个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即使这些措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使我们掌握比现在丰富得多的知识，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的第二个例子与储蓄和投资有关。整个社会的储蓄应该以多大的规模为宜？以对外投资形式流出境外的储蓄规模应该有多大？目前投资市场上的组织，是不是沿着最有利于国内生产的路线来分配储蓄的？我相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明智的判断基础上的协调行动。我认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把这些事情完全置于个人判断和私人利益的偶然性摆布之下。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人口问题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关人口规模的深思熟虑的国家政策，来决定在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是应当有所增加还是加以缩减，或者是保持不变，以及到底多大规模的人口对国家最为有利。现在正是制定这种政策的时候。而当政策被制定出来之后，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将其付诸实施。也许不久之后，整个社会对于其未来的成员，将不仅仅是关注其数量问题，而且会更注重其先天质量问题。
五
以上这些思考都是与利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来改进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可能性有关的。在我看来，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依靠个人赚钱和嗜财本能的强烈吸引，以此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似乎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本篇行将结束，我也不准备再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过，也许我最好还是提醒您，今后最激烈的斗争和最深刻的观点分歧将不是围绕着技术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争论主要都是经济性的——展开，而是围绕着另一些问题，如果这样表达恰当的话，也许可以称之为心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金钱动机进行培养、鼓励和保护的基础上的，它到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地步，以至于在欧洲，至少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不过，我认为在美国不是这样一种态度——对此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反感。希望在对我们事务的安排中，尽可能少而不是尽可能多地借助金钱动机的吸引力，这种选择，不完全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许是以实际经验的对照比较为依据的。不同的人，由于他们选择的职业不同，金钱动机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也不同。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其他发展阶段，金钱动机所起的作用要比今天小得多。多数宗教和多数哲学，对于一种
主要由个人的金钱利益考虑来左右的生活方式，至少可以说，都是持不赞同态度的。另一方面，当代大多数人都抛弃了禁欲主义观念，而对金钱的真正好处毫不怀疑。在他们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是，除金钱动机外，人们不可能根据别的动机来行事，而除了某些公认的流弊外，这一动机也胜任其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普通人不再关注这个问题，而他们也不清楚对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自己到底是怎么想、怎么看的。
混乱的思想和混乱的感觉导致混乱的言论。有许多人，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但在辩论中，他们的反对理由听起来却似乎是认为资本主义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是低效无能的。相反，资本主义的信徒却往往因步自封，拒绝接受技术上的改进，认为这会成为背离资本主义道路的开端。而实际上，这些改进是有助于巩固和保存资本主义的。不过，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能更清楚地区分，什么时候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效率高低的技术问题来讨论的，什么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其自身是否可取的生活方式来谈论的。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得到明智的管理，也许能够提供比其他任何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制度更高的效率，来实现经济目标；不过就其本身来看，有许多方面是极为不可取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种社会组织，它能够尽可能地提高效率，但又不会与我们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相抵触。
促成下一步行动的，不应当是政治鼓动或草率的实验，而应当是思想。我们需要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来澄清自己的感情。目前我们的同情心和判断力往往倾向于分裂，这是一种让人心力交瘁的痛苦心境。在这个行动领域，改革者们除非能够以和谐的理智与感情来矢志不渝地追求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否则是难获成功的。到目前为止，在这个世界上，我尚未见过哪个政党能够以正确的手段去追求正确的目标。物质上的匮乏刺激着人们去寻求变革，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来做实验的余地是极小的。物质上的丰裕提供了一个风险较小的尝试机会，却又同时消除了变革图新的动机。要把这种变革付诸行动，欧洲缺乏的是手段，而美国缺乏的则是意志。我们需要一套新的信心，应当通过对我们与外在事物有关的内心情感进行坦率的自省，自然而然地树立起这种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