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此后，王毅外长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列为2014年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成果之一，称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始探索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笔者认为，构建伙伴关系网、“结伴不结盟”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调整，既坚持了不结盟的原则，又根据形势需要，注重提高伙伴关系的质与量，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
结盟还是不结盟——中国外交政策
大辩论的议题之一
不结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宣示“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强调“真正的不结盟”。这是中国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求发展、维护独立自主所做的选择，也是对同苏联结盟政策进行调整与反思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宣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1997 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重申，中国“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中国一贯反对美国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反对美日、美韩等同盟针对第三方。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时任)在出访美国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从冷战后中国一系列官方表态看出，结盟被视为“冷战思维”、“旧安全观”，增加了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上升，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更高期待。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摩擦碰撞有所增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从变化的实力地位出发、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呼声出现，专家学者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大国责任论”，“不当头”、“不结盟”等中国外交基本方针原则展开大辩论。
主张结盟论者提出，应破除对结盟的认识误区。结盟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之一，不应自动放弃这一选项;结盟并非“冷战思维”，结盟行为古已有之，并非美苏阵营对抗的产物;结盟是实现力量平衡的手段，与是否发生战争并无直接关联;结盟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关系，只要利益一致就可以结盟。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中国实行的不结盟政策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原因如下：一是只有结盟，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崛起，为实现军事崛起，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安全同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防止其倒向美国。二是只有结盟，才有“铁杆朋友”。没有盟友的大国是“孤独的大国”。不结盟意味着不结交最可靠的朋友，没有可靠的朋友，遇到困难我们无人可以依靠。三是结盟是应对美国军事进逼的选择。当前，美国进一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继续追求军事优势，中国单打独斗不可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取胜。
主张不结盟论者则认为，冷战后“敌友”界限相对模糊，结盟的重要性下降;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凸显，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总体来说，结盟对中国弊大于利：一是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采取结盟政策，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为抵御不利影响，很可能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强化同盟关系，引发局势紧张。结盟将招致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二是结盟超出中国能力。目前可供中国选择的结盟对象大多是小国，而且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结盟会让中国背上沉重的包袱，成本大于收益。
结盟与不结盟的论争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涉及如何看待国家间关系的性质问题，国家间关系是单纯的敌友关系，还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如何看待军事因素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军事同盟的作用?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了中国需要结交“铁杆朋友”的问题，这对于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结盟缺少可行性
在政策层面，主张结盟论者不可避免地遇到与谁结盟的问题。结盟需要双方同意，“一个巴掌拍不响”。从增加实力、防止孤立、减轻美国压力出发，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与俄罗斯结盟对中国最有意义，但在现阶段，中俄结盟缺乏条件和基础。而与周边小国结盟对中国的好处有限，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未必能消除其不安全感，这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
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有关中俄结盟的话题再度被热炒，普京总统明确拒绝中俄结盟，他在2014年4月中旬一次与民众连线活动中表示，不会与中国结为军事政治同盟，因为结盟机制已经过时。
中俄难以结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不愿构建“反美”同盟。中俄与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敌友关系，敌友界限相对模糊。中俄开展了高水平政治与安全合作，有化解美国压力的合作需求，但均不愿与美国重新陷入公开的阵营对抗。俄罗斯仍希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打交道，引进技术、资金，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可能引发领导权之争。美国同盟体系遍布全球，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盟主。从中苏同盟的历史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同盟的破裂。目前俄罗斯实力虽然比苏联时期大幅下降，但也不愿做“二把手”，结盟有损双方关系的平等性。三是不愿“自缚手脚”。结盟是把双刃剑，虽可以增强安全，但也限制了行动自由。乌克兰危机后，欧、日、澳等盟国追随美国对俄制裁，俄罗斯进行了反制裁。假设中俄结盟，中国是否要与俄罗斯保持步调一致?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四是无助于应对新威胁。中俄面临的威胁多元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两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不同，结盟未必能解决最紧迫问题，现有的军事政治同盟在应对各种新型挑战面前早已捉襟见肘。五是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尽管存在美国与海湾君主国家这样意识形态差异大的同盟，但有生命力的同盟多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北约自诩“民主国家同盟”，对前苏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设置“民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年的中苏结盟除了面临共同威胁外，双方均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中俄除了共同利益外，意识形态纽带不足。
此外，主张结盟论者也面临与现有中国政策对接的问题。中国外交实践一直沿着不结盟的轨道运行，与各国基于不结盟的原则发展关系，转换轨道缺乏着力点。中国一贯批评美国强化军事同盟是冷战思维，反对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假如中国放弃不结盟政策，不仅未必能化解美国同盟体系的压力，反而丧失了道义制高点。解决中国与外部世界摩擦碰撞增多的问题，仍需要从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做起。20世纪70年代，苏联威胁增大，中美实际上结成了“准同盟”。目前中国面临的威胁复杂化，但远没有像冷战时期那般恶劣。总体上，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改善，结盟的紧迫性下降。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解套结盟争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不是变换轨道、另辟蹊径，而是源于中国外交实践的“路径依赖”，是结交“铁杆朋友”的着力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已具备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构建了名目繁多的伙伴关系。总体来说，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另一类是带有“战略”字样的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建立的最高级双边关系，目前中国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阿富汗等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分类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亲疏有别，并不是像主张结盟论者所批评的那样，要与所有国家构建同等程度的亲密关系。
一般来说，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意味着双方都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合作从政治、经济、人文领域扩大到安全、国际领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战略伙伴关系”层级更高。“全面”表示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超越双边;“战略”表示在重大问题上有共识，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伙伴”关系表示双方合作平等、互利、共赢，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意味着战略互信增多，各自将对方视为本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甚至制定双边关系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3年3月以来，中国在构建伙伴关系方面积极有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与印尼、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新西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希腊、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不同程度地提升或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与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中包含了安全保障内容。如2014年8月发表的中蒙联合宣言规定，双方“不从事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不签署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条约，不加入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同盟、集团，不参与上述同盟、集团任何针对对方的活动。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家、任何组织或团体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在战略伙伴关系中，中方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方在台湾问题，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充实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有的内容更具体。如2014年7月达成的中韩加强战略性安全合作包括：两国元首互访机制化、推动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继续开展两军高层往来与国防战略对话等内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但是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界定不清、一些战略伙伴关系缺乏“战略性”的问题。笔者试图从过去两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中找出有连贯性的表述，有困难。有的虽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包含了安全合作内容;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无安全合作内容，如2014年中国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联合声明中就没有涉及安全合作。此外，战略伙伴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间也不是由低到高、必然要跨越的两个阶段。2014年11月，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由“全面合作关系”直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
来源:《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作者: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